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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属偶然，应邀来到牛津从事二个专题的合作研究：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凭借破旧的自行车，我在这举世闻名的大学城里四处奔波；搭乘舒适的公共汽车，我在牛津和伦敦之间来往穿行；仰仗详细的英国地图，我去各地游览观光。在我的邀请人哈雷的办公室里，我们热烈认真地讨论各种问题。在圣约翰学院听哈克解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同解说者和被解说者进行着心灵对话。在林纳克学院听各位报告人介绍科学哲学新动向，我力图参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激烈论战。在圣克洛斯学院听乔姆斯基阐释语言哲学，体味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在赖尔室听菲力普评论罗蒂哲学，把玩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法诗化哲学的不同风格。在图书馆查阅文献，追踪哲人们的思绪，试图把握那流动的生命。在阅览室写论文，尝试用英语表达所思。在寓所看电视，欣赏英国人的侃侃而谈。在幽静的小河边散步，不时凝视着河里游动的鱼儿，吟诵着哥德的诗句：生命的脉博清新活泼地跃动。在林荫道上闲逛，聆听小鸟鸣唱，观赏松鼠跳舞，我构想着中国先哲们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图景。在牛津街道上行走，林立的教堂式建筑映入眼帘，悠悠的钟声闯入耳际，我猜想着宗教与文明的神秘关系。在教堂里观察教徒们做礼拜，我沉吟着维特根斯坦的警句：“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逻辑哲学论》：6.44)在英国朋友家里喝午茶，我用结巴巴的英语参与他们的谈天说地。在露天市场采购食物，我向摊贩询问价格，盘算着怎样做到价廉物美。在电影院看电影，我全神贯注于那流动的画面和有趣的对话。参加中国留学生聚会，我们尽情倾诉思乡的愁绪和报国的志趣。参观大英博物馆，我试图解读那凝固的雕像，依稀照见那第一束文明的曙光。游览莎士比亚故居，耳畔回荡着哈姆雷特的追问：是生存还是死亡？瞻仰马克思墓，分明感到那颗伟大的心脏仍在跳动，沉思着那激动人心的宣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如上丰富多彩而又残缺不全的画面勾勒出我之所思和我之所行，显现出我的“此在”。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如是说。无独有偶，我正日夜与之对话的维特根斯坦也奉献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格言：“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逻辑哲学论》：5.6)“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哲学研究》：19)语言破碎处，万物不复存。与其说人是两脚动物，人是理性动物，人是政治动物，勿宁说人是语言动物。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是存在的本根。也许这就是由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诗化哲学共同掀动的“语言转向”带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哲学，不再仅仅是一个名词，“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逻辑哲学论》：4、0031)哲学家终于摆脱了无家可归的痛苦，回到了自己的家园，真正成了“爱智慧”的游戏者。
当然可以把维特根斯坦同洛克作比较；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把他同康德作比较。我愿这样说：通过《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把康德的理性批判转变为语言批判；通过《哲学研究》，他又把语言批判显示为文化批判和生活批判。当他在前一著作中把语言规定为表象世界的图象时，他不能充分揭示语言批判的文化意蕴；而当他在后一著作中把语言解说为融入生活形式的语言游戏时，他的语言批判同时就成了文化批判和生活批判。不少治维特根斯坦哲学者喜欢强调他前后期哲学的对立性，我却更多地关注他前后期哲学在本体论追求上的连续性。借助语言图象论，他划定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同时，强调不可说的却能显示。通过语言游戏说，他尽情地显示了那些不可说的东西，同时又划定出能显示与不能显示的限界。这一演变的文化内涵是：哲学从远离生活的逻辑天堂回归到充满生机的生活大地，从身心分裂的“笛卡儿神话”(赖尔语)回归到和谐的现实。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依靠语言的逻辑结构得以划定，而能显示与不能显示的界限，就存在于生活之中。
上文描绘的那番“由语言和活动交织而成的整体”(《哲学研究》：7)，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游戏。讨论，听讲座，读文献，写论文，吟诗句，诵名言，诉思绪，看电影，问价格，侃大山，每一种游戏都由语言和活动交织而成。记得一位诗人说过：“游戏是人类活动的本原。噢，我之所思，我之所言，我之所行，我之所在，说到底全显示为我在做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这一术语在此意在突出这一事实：“说语言是一种活动或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哲学研究》：23)语言游戏之所以具有本原性，原来在于它不是实在的表象。而是人类的实践。如果说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本位论是语言结构论，那么可以说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本位论是语言实践论。生活实践丰富多采，语言游戏千差万别。据说维特根斯坦曾考虑引用《李尔王》中“我要教你以差异”作为《哲学研究》的题词。依据语言游戏，我可以描述事实，参与讨论，思考问题，撰写文章，吟诵诗句，表达情感，问候友人，询问价格，谈古论今，象教徒们那样祈祷，象哈姆雷特那样提问，象莎士比亚那样编写剧本，象马克思那样发表宣言。这些语言游戏之间没有一成不变的共同本质，只有流动不息的家族相似；没有千古不易的规则。在语言游戏中，合作、交流、批评、变革和社会承认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些是生活形式所必需的。正是游戏昭示了生活的基础性和丰富性，显现出语言的本原性和多样性。展现出生活和语言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由此，我开始理解分析哲学发展中从构造人工语言向关注日常语言转变的基本缘由了，我更加明白维特根斯坦哲学从前期向后期演变的内在动力了，我也开始了解当今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中出现自然主义趋势的文化背景了。
“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哲学研究》：43)这是维特根斯坦依据语言游戏说为解决恼人的意义问题所提供的一把钥匙。在不同的场合，为了不同的目的，伴随着不同的行动，我们做着不同的语言游戏。当我们考察语言的意义时，维特根斯坦告诫我们：“问问自己：在什么场合，为什么目的，我们说这句话？”“有什么样的行动伴随着这些词？”(《哲学研究》：489)因此，我们不必象意义指谓论者那样去为每一个语词寻找一个表达意义的实体。这样，我们就抛掉了“金山”、“飞马”、“当今法国国王”诸如此类加在我们身上的包袱。“每个符号似乎都是没有生命的。什么赋予它生命呢？——只有在用法中它才具有生命。”(《哲学研究》：432)这样的生命是流动不息的，探寻意义就是试图捕捉那流动的生命。于是，哈姆雷特的质问开始面对每一个探寻意义的哲学家。
不过依我看，说意义存在于用法中极有见地，但说意义就是用法尚欠合理。且让我说说我做的语言游戏：在教堂做礼拜，我能向教徒们那样正确地使用“阿门”一词，可我对它的意义却不甚了然；我在读《哲学研究》德英对照版本时，知道德语Sprach－spiel nennen是语言游戏的意思，可我根本不会使用它，因为我压根儿不懂德语语法。看来维特根斯坦提出意义即用法的见解不是要给意义下定义，而是要说明意义只能在使用中显示出来。与其寻找语言的意义，不如研究语言的用法。以其他意义论为参照，这简直可以说是取消了意义问题。
但在维特根斯坦眼中，离开语言游戏就无所谓意义问题。“游戏人生”本来是显示意义的积极方式，而不是逃避现实的消极沉沦。只有在语言这个存在之家里，我们才能做游戏，参与实践，拥抱生活，解释世界，改变世界。在这里，语言和生活水乳交融，心灵和肉体和谐统一，理智和情感和平共处，自然和社会共同发展。谁不思念这样的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多么诱人的图画呀！望着他那神秘的微笑，我学着他做了一个得意的语言游戏：
神秘的不是维特根斯坦是怎样的，而是——他是这样的。
一九九二年冬于牛津
凭借破旧的自行车，我在这举世闻名的大学城里四处奔波；搭乘舒适的公共汽车，我在牛津和伦敦之间来往穿行；仰仗详细的英国地图，我去各地游览观光。在我的邀请人哈雷的办公室里，我们热烈认真地讨论各种问题。在圣约翰学院听哈克解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同解说者和被解说者进行着心灵对话。在林纳克学院听各位报告人介绍科学哲学新动向，我力图参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激烈论战。在圣克洛斯学院听乔姆斯基阐释语言哲学，体味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在赖尔室听菲力普评论罗蒂哲学，把玩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法诗化哲学的不同风格。在图书馆查阅文献，追踪哲人们的思绪，试图把握那流动的生命。在阅览室写论文，尝试用英语表达所思。在寓所看电视，欣赏英国人的侃侃而谈。在幽静的小河边散步，不时凝视着河里游动的鱼儿，吟诵着哥德的诗句：生命的脉博清新活泼地跃动。在林荫道上闲逛，聆听小鸟鸣唱，观赏松鼠跳舞，我构想着中国先哲们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图景。在牛津街道上行走，林立的教堂式建筑映入眼帘，悠悠的钟声闯入耳际，我猜想着宗教与文明的神秘关系。在教堂里观察教徒们做礼拜，我沉吟着维特根斯坦的警句：“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逻辑哲学论》：6.44)在英国朋友家里喝午茶，我用结巴巴的英语参与他们的谈天说地。在露天市场采购食物，我向摊贩询问价格，盘算着怎样做到价廉物美。在电影院看电影，我全神贯注于那流动的画面和有趣的对话。参加中国留学生聚会，我们尽情倾诉思乡的愁绪和报国的志趣。参观大英博物馆，我试图解读那凝固的雕像，依稀照见那第一束文明的曙光。游览莎士比亚故居，耳畔回荡着哈姆雷特的追问：是生存还是死亡？瞻仰马克思墓，分明感到那颗伟大的心脏仍在跳动，沉思着那激动人心的宣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如上丰富多彩而又残缺不全的画面勾勒出我之所思和我之所行，显现出我的“此在”。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如是说。无独有偶，我正日夜与之对话的维特根斯坦也奉献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格言：“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逻辑哲学论》：5.6)“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哲学研究》：19)语言破碎处，万物不复存。与其说人是两脚动物，人是理性动物，人是政治动物，勿宁说人是语言动物。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是存在的本根。也许这就是由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诗化哲学共同掀动的“语言转向”带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哲学，不再仅仅是一个名词，“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逻辑哲学论》：4、0031)哲学家终于摆脱了无家可归的痛苦，回到了自己的家园，真正成了“爱智慧”的游戏者。
当然可以把维特根斯坦同洛克作比较；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把他同康德作比较。我愿这样说：通过《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把康德的理性批判转变为语言批判；通过《哲学研究》，他又把语言批判显示为文化批判和生活批判。当他在前一著作中把语言规定为表象世界的图象时，他不能充分揭示语言批判的文化意蕴；而当他在后一著作中把语言解说为融入生活形式的语言游戏时，他的语言批判同时就成了文化批判和生活批判。不少治维特根斯坦哲学者喜欢强调他前后期哲学的对立性，我却更多地关注他前后期哲学在本体论追求上的连续性。借助语言图象论，他划定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同时，强调不可说的却能显示。通过语言游戏说，他尽情地显示了那些不可说的东西，同时又划定出能显示与不能显示的限界。这一演变的文化内涵是：哲学从远离生活的逻辑天堂回归到充满生机的生活大地，从身心分裂的“笛卡儿神话”(赖尔语)回归到和谐的现实。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依靠语言的逻辑结构得以划定，而能显示与不能显示的界限，就存在于生活之中。
上文描绘的那番“由语言和活动交织而成的整体”(《哲学研究》：7)，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游戏。讨论，听讲座，读文献，写论文，吟诗句，诵名言，诉思绪，看电影，问价格，侃大山，每一种游戏都由语言和活动交织而成。记得一位诗人说过：“游戏是人类活动的本原。噢，我之所思，我之所言，我之所行，我之所在，说到底全显示为我在做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这一术语在此意在突出这一事实：“说语言是一种活动或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哲学研究》：23)语言游戏之所以具有本原性，原来在于它不是实在的表象。而是人类的实践。如果说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本位论是语言结构论，那么可以说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本位论是语言实践论。生活实践丰富多采，语言游戏千差万别。据说维特根斯坦曾考虑引用《李尔王》中“我要教你以差异”作为《哲学研究》的题词。依据语言游戏，我可以描述事实，参与讨论，思考问题，撰写文章，吟诵诗句，表达情感，问候友人，询问价格，谈古论今，象教徒们那样祈祷，象哈姆雷特那样提问，象莎士比亚那样编写剧本，象马克思那样发表宣言。这些语言游戏之间没有一成不变的共同本质，只有流动不息的家族相似；没有千古不易的规则。在语言游戏中，合作、交流、批评、变革和社会承认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些是生活形式所必需的。正是游戏昭示了生活的基础性和丰富性，显现出语言的本原性和多样性。展现出生活和语言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由此，我开始理解分析哲学发展中从构造人工语言向关注日常语言转变的基本缘由了，我更加明白维特根斯坦哲学从前期向后期演变的内在动力了，我也开始了解当今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中出现自然主义趋势的文化背景了。
“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哲学研究》：43)这是维特根斯坦依据语言游戏说为解决恼人的意义问题所提供的一把钥匙。在不同的场合，为了不同的目的，伴随着不同的行动，我们做着不同的语言游戏。当我们考察语言的意义时，维特根斯坦告诫我们：“问问自己：在什么场合，为什么目的，我们说这句话？”“有什么样的行动伴随着这些词？”(《哲学研究》：489)因此，我们不必象意义指谓论者那样去为每一个语词寻找一个表达意义的实体。这样，我们就抛掉了“金山”、“飞马”、“当今法国国王”诸如此类加在我们身上的包袱。“每个符号似乎都是没有生命的。什么赋予它生命呢？——只有在用法中它才具有生命。”(《哲学研究》：432)这样的生命是流动不息的，探寻意义就是试图捕捉那流动的生命。于是，哈姆雷特的质问开始面对每一个探寻意义的哲学家。
不过依我看，说意义存在于用法中极有见地，但说意义就是用法尚欠合理。且让我说说我做的语言游戏：在教堂做礼拜，我能向教徒们那样正确地使用“阿门”一词，可我对它的意义却不甚了然；我在读《哲学研究》德英对照版本时，知道德语Sprach－spiel nennen是语言游戏的意思，可我根本不会使用它，因为我压根儿不懂德语语法。看来维特根斯坦提出意义即用法的见解不是要给意义下定义，而是要说明意义只能在使用中显示出来。与其寻找语言的意义，不如研究语言的用法。以其他意义论为参照，这简直可以说是取消了意义问题。
但在维特根斯坦眼中，离开语言游戏就无所谓意义问题。“游戏人生”本来是显示意义的积极方式，而不是逃避现实的消极沉沦。只有在语言这个存在之家里，我们才能做游戏，参与实践，拥抱生活，解释世界，改变世界。在这里，语言和生活水乳交融，心灵和肉体和谐统一，理智和情感和平共处，自然和社会共同发展。谁不思念这样的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多么诱人的图画呀！望着他那神秘的微笑，我学着他做了一个得意的语言游戏：
神秘的不是维特根斯坦是怎样的，而是——他是这样的。
一九九二年冬于牛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