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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于1949年10月2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不久，苏联派来了首任大使（特命全权大使）。到了1968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驻华特命全权大使下降为临时代办，至1978年又恢复为特命全权大使。从1953年至1959年，尤金任苏联驻华大使，时间长达6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任时间最长的苏联大使。早在1953年之前，他就曾多次到过中国，并完成过特殊的使命。他与毛泽东多次会见和谈话，见证了中苏关系发展中的复杂和曲折。
受命来中国主持编辑俄文版《毛泽东选集》
1949年，继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华之后，12月16日，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此次出访的主要目的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不过，这次出访给毛泽东留下的并不都是好印象。后来，他曾告诉尤金，说他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所谓“进攻”，是在签订新的条约问题上遇到了对方的消极对待。此外，毛泽东感到苏方对中共有不信任之感，还感到斯大林把他看作“半个铁托”，等等。不过，这次出访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即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在招待宴会上对毛泽东说：“你回国之后，你本人对苏联有什么需要的地方，请尽管提出来。”毛泽东马上说：“我们对苏联的帮助是衷心感谢的，我的需要嘛，今天不谈，再说。”回国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拜会斯大林，谈话时，斯大林提出：中国革命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论文、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为选集，同时出版俄文版。斯大林还特意说：“毛泽东的思想，对苏联同志也是有启发指导意义的嘛。”斯大林感到毛泽东此行之中是有怨气的，对此他采取了补救的措施。出版《毛泽东选集》，并希望得到毛泽东著作的清单，就是其中的补救措施之一。
中共七大已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斯大林提出选编《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马上表示赞成，认为毛泽东的著作应该好好编辑出版。当然，对于斯大林的说法，当时毛泽东的内心是十分复杂的。他明白斯大林曾对中国革命抱有偏见，并曾说过中共是“黄油马克思主义”之类的话，而现在斯大林主动提出这一建议，是默认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用一种含蓄的方式承认错误。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毛泽东心里虽有一些看法，但还是要维护苏联“老大哥”地位的。于是在听了斯大林的建议后，他客气地提出：“苏联共产党在理论总结上有丰富的经验，一直是指导我们实践的指针，整理我的著述，恐怕要以此为指导啊。我们自己总结恐怕总结不好，希望斯大林派一位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水平高的苏联同志来帮助编辑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斯大林欣然同意了毛泽东的要求。他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可以让尤金院士来做这项工作。这个人你们可能还不熟悉，他很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是苏联科学院研究马列主义的院士。你们看合适不合适？”毛泽东当下点头表示接受，他笑着对斯大林说：“这样的人最好。”
1950年，尤金来到中国。由于尤金不懂中文，需先由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和苏方的中文翻译费德林共同将毛泽东的文章翻译成俄文，再送交他审阅，以编辑成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与此同时，中方也提出了翻译出版《斯大林全集》的要求。
在主持编辑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尤金经常将编好的文章打印寄给斯大林。斯大林阅读之后，感到毛泽东的文章中有很深的哲学含义，就嘱咐尤金先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在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
师哲曾回忆说：尤金也有另外一面，即他自视是苏联的理论权威，于是下车伊始，往往摆出教师爷的派头，对师哲和费德林译出的俄文内容说三道四；认为毛泽东的一些文字难登大雅之堂，如“一屁股蹲下来，坐在炕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等。对此，尤金往往大笔一挥，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或删除。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观念，这个外国人是不太懂的。如毛泽东在文章中有“生生死死”的说法，尤金认为不合逻辑，他对师哲说：“这个也要改一改，在俄文中绝对要表达得高雅一些嘛，合乎革命者的文化教养！什么生生死死、鬼鬼神神的东西一律要删除掉！”
于是，师哲向毛泽东汇报：“尤金对主席的文句改动较大。”毛泽东问：“是吗？他怎么改的？”师哲回答：“就好像是中国的文言文，他给完全口语化了，本来富有韵味的意思，被他搞成了白开水，而且他几乎把所有生动的语言都按照他的俄文死板办法处理了，几乎进行了全部的重新刻板叙述！”
对此，毛泽东不置可否。不久，为了翻译上的问题，尤金来找毛泽东。他是来求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语意的，因为在俄文中是没有类似表达的，如果直译，苏联人会疑问：“为什么刚好一百家，不多也不少？”毛泽东则对他说：“就是一百家，多一家不允许，少一家也不行。”当然，这是气话，尤金也能听得出来。他这才体会到毛泽东的文字是不能随便改动的，他的任务只是忠实地传达而已。此后，尤金就尊重中方的意见，以直译的方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这一过程，尤金开始逐渐认识和了解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不过，对斯大林建议编辑《毛泽东选集》，以及中方提出的翻译出版《斯大林全集》，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却不无波澜。后来，当与尤金熟悉了之后，他敞开心扉，对这件事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愤懑情绪。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位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一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出任苏联驻华大使
在主持编辑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尤金曾就《毛泽东选集》前三卷提出了300多条修订意见，以及许多文字上的修改意见。对于他的工作，毛泽东是满意的。最初在审阅《毛泽东选集》的头两卷时，毛泽东还曾详细地研究了尤金的建议，并完全采纳了尤金的建议。后来对于第三卷的修改意见，毛泽东也进行了审订。此外，毛泽东还选出了一批新的文章，交由翻译译成俄文，让尤金校审。
由于工作量较大，毛泽东又拍电报给斯大林，要求延长尤金在华工作的时间。在电报中，毛泽东说：“尤金同志来华两个月期间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但他所参加的《毛泽东选集》出版筹备工作目前尚未结束，尚需一个多月时间才能完成。此外，我们还拟请尤金同志访问山东省及南京、上海、杭州、南昌、汉口、长沙、广州、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城市，使他在了解这些城市的同时，给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作报告，介绍介绍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介绍介绍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这需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他在华还需再待四个月左右。请允许尤金同志留华工作到1951年2月底或1月底。”
受命来中国主持编辑俄文版《毛泽东选集》
1949年，继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华之后，12月16日，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此次出访的主要目的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不过，这次出访给毛泽东留下的并不都是好印象。后来，他曾告诉尤金，说他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所谓“进攻”，是在签订新的条约问题上遇到了对方的消极对待。此外，毛泽东感到苏方对中共有不信任之感，还感到斯大林把他看作“半个铁托”，等等。不过，这次出访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即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在招待宴会上对毛泽东说：“你回国之后，你本人对苏联有什么需要的地方，请尽管提出来。”毛泽东马上说：“我们对苏联的帮助是衷心感谢的，我的需要嘛，今天不谈，再说。”回国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拜会斯大林，谈话时，斯大林提出：中国革命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论文、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为选集，同时出版俄文版。斯大林还特意说：“毛泽东的思想，对苏联同志也是有启发指导意义的嘛。”斯大林感到毛泽东此行之中是有怨气的，对此他采取了补救的措施。出版《毛泽东选集》，并希望得到毛泽东著作的清单，就是其中的补救措施之一。
中共七大已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斯大林提出选编《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马上表示赞成，认为毛泽东的著作应该好好编辑出版。当然，对于斯大林的说法，当时毛泽东的内心是十分复杂的。他明白斯大林曾对中国革命抱有偏见，并曾说过中共是“黄油马克思主义”之类的话，而现在斯大林主动提出这一建议，是默认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用一种含蓄的方式承认错误。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毛泽东心里虽有一些看法，但还是要维护苏联“老大哥”地位的。于是在听了斯大林的建议后，他客气地提出：“苏联共产党在理论总结上有丰富的经验，一直是指导我们实践的指针，整理我的著述，恐怕要以此为指导啊。我们自己总结恐怕总结不好，希望斯大林派一位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水平高的苏联同志来帮助编辑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斯大林欣然同意了毛泽东的要求。他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可以让尤金院士来做这项工作。这个人你们可能还不熟悉，他很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是苏联科学院研究马列主义的院士。你们看合适不合适？”毛泽东当下点头表示接受，他笑着对斯大林说：“这样的人最好。”
1950年，尤金来到中国。由于尤金不懂中文，需先由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和苏方的中文翻译费德林共同将毛泽东的文章翻译成俄文，再送交他审阅，以编辑成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与此同时，中方也提出了翻译出版《斯大林全集》的要求。
在主持编辑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尤金经常将编好的文章打印寄给斯大林。斯大林阅读之后，感到毛泽东的文章中有很深的哲学含义，就嘱咐尤金先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在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
师哲曾回忆说：尤金也有另外一面，即他自视是苏联的理论权威，于是下车伊始，往往摆出教师爷的派头，对师哲和费德林译出的俄文内容说三道四；认为毛泽东的一些文字难登大雅之堂，如“一屁股蹲下来，坐在炕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等。对此，尤金往往大笔一挥，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或删除。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观念，这个外国人是不太懂的。如毛泽东在文章中有“生生死死”的说法，尤金认为不合逻辑，他对师哲说：“这个也要改一改，在俄文中绝对要表达得高雅一些嘛，合乎革命者的文化教养！什么生生死死、鬼鬼神神的东西一律要删除掉！”
于是，师哲向毛泽东汇报：“尤金对主席的文句改动较大。”毛泽东问：“是吗？他怎么改的？”师哲回答：“就好像是中国的文言文，他给完全口语化了，本来富有韵味的意思，被他搞成了白开水，而且他几乎把所有生动的语言都按照他的俄文死板办法处理了，几乎进行了全部的重新刻板叙述！”
对此，毛泽东不置可否。不久，为了翻译上的问题，尤金来找毛泽东。他是来求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语意的，因为在俄文中是没有类似表达的，如果直译，苏联人会疑问：“为什么刚好一百家，不多也不少？”毛泽东则对他说：“就是一百家，多一家不允许，少一家也不行。”当然，这是气话，尤金也能听得出来。他这才体会到毛泽东的文字是不能随便改动的，他的任务只是忠实地传达而已。此后，尤金就尊重中方的意见，以直译的方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这一过程，尤金开始逐渐认识和了解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不过，对斯大林建议编辑《毛泽东选集》，以及中方提出的翻译出版《斯大林全集》，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却不无波澜。后来，当与尤金熟悉了之后，他敞开心扉，对这件事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愤懑情绪。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位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一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出任苏联驻华大使
在主持编辑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尤金曾就《毛泽东选集》前三卷提出了300多条修订意见，以及许多文字上的修改意见。对于他的工作，毛泽东是满意的。最初在审阅《毛泽东选集》的头两卷时，毛泽东还曾详细地研究了尤金的建议，并完全采纳了尤金的建议。后来对于第三卷的修改意见，毛泽东也进行了审订。此外，毛泽东还选出了一批新的文章，交由翻译译成俄文，让尤金校审。
由于工作量较大，毛泽东又拍电报给斯大林，要求延长尤金在华工作的时间。在电报中，毛泽东说：“尤金同志来华两个月期间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但他所参加的《毛泽东选集》出版筹备工作目前尚未结束，尚需一个多月时间才能完成。此外，我们还拟请尤金同志访问山东省及南京、上海、杭州、南昌、汉口、长沙、广州、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城市，使他在了解这些城市的同时，给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作报告，介绍介绍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介绍介绍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这需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他在华还需再待四个月左右。请允许尤金同志留华工作到1951年2月底或1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