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我们党和政府廉洁的典范。解放初期，他把亲属召集起来开会，说：“旧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我是人民政府的总理，共产党的总理，是干革命的，不能有私心，不能徇私情。如果我介绍亲朋好友到各部门任职。就可能上行下效，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风气，危害极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周恩来在20多年的总理生涯中。周家逐渐形成了10条家规：1、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望；2、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3、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4、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5、不许请客送礼：6、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7、几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8、生活要艰苦朴素；9、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10、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10条家规是周恩来高尚人格的写照，展示了共产党人处理家国关系的崇高境界。周恩来多次表示：“我的任何亲属来北京都不派车。”就连淮安老家惟一的长者——他的八婶母，解放初期两次到京，周恩来也没有派车接过。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上世纪20年代参加大革命。解放后在工业部工作，后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反对这样安排，多次找当时的内务部长提意见，并在一次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就要考虑了。”会后，他要求内务部按有关规定给弟弟办理病退手续。周恩寿病退后，从1950年到1968年在哥哥那里领取生活费，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后来增加到200元，直到周恩寿的6个孩子全部工作为止。
　　周恩来对待晚辈，既严格要求，又谆谆教导，去除他们依赖父辈的观念。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亲情观、身份观，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周恩来经常向他们强调：“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好的影响。上几代，周家是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要自觉改造自己。不能学八旗子弟。”
　　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条件相当好。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学校就读，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之间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后来，周尔辉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1961年结婚，学院领导帮助解决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他还说：“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在他的说服教育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家乡工作。
　　1968年，周恩来的侄儿周秉和与侄女周秉建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由于表现好，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二人按照正常手续，分别应征参军。当周秉建穿着军装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时，周恩来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经过耐心动员，周秉建回部队后写了离队报告，但部队领导仍想挽留。周恩来向总政和有关军区负责人提出：“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周秉建脱下了军装，返回内蒙古草原。在延安插队的周秉和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也办了离队手续，从新疆回到延安劳动。
　　秘书叫司机送两个来京探望周恩来的晚辈去看戏。周恩来知道后批评两个晚辈和秘书：“这是搞特殊化，破坏了家规。”并交代秘书：“记上账，今晚交双倍车费，扣我工资。”
　　周恩来解放初期视察北京101中学，以清朝八旗子弟为例，告诫干部子女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他说：“你们如果搞特殊化，脱离了群众。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1963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提到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其中专门提到要过好“亲属关”，他说：“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做出表率，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他引用秦始皇溺爱秦二世，结果秦朝亡于秦二世的教训，要求大家以史为鉴，“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周恩来“治家”，不仅是对亲属严格要求，更是一种树立社会主义新道德观的教育方式。我们的领导干部不妨认真反思一下自己是如何处理家事与政事的关系的，是如何要求亲属子女的，又是如何教育他们为人处世的，给他们树立了什么样的亲情观、身份观、权力观。领导干部就这些问题应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