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个快饿死的乞丐，而你手里恰好有一块面包，你会不会把这块面包拿给这个乞丐？
　　你也许会毫不犹豫地说：会的，我会拿给他。那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可能会回答说：因为我看他可怜，他快饿死了，给他面包吃可以救他。那么为什么你必须这么做？你肯定会回答：因为我内心有一种声音要求我必须这么做。如果我不这么做，我会觉得我这人很失败，不管我在生活中取得了多大成功，都不能弥补我的这个失败。
　　这种内心的声音，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义务。“义务”的意思是：必须这么做，否则你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正如所有的要求一样，说一个人有某种道德义务，叫他应该怎样怎样做，也是需要理由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谴责见死不救了，我们虽然会愤怒那种见死不救，但却说不出理由。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和我们一样有道德，另一个人也可以这么振振有词地说：“我并不欠乞丐一块面包，对吧？那么，我凭什么要拿面包给他吃呢？他成为一个乞丐，快饿死了，这一切都不是我造成的，我为什么要对他承担义务呢？”
　　这个人的话是违反我们的道德直觉的。但他错在哪儿？我们来看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知道，人不是畜生，他是有人性的，有这么一种自然天性，当看到一个人痛苦的时候，他也会难过，所谓“物伤其类”(其实动物也这样的)。这就是说，人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心，正是这种同情心为我们拿面包给乞丐吃提供了人性的基础。同时，人又是非常脆弱的，无法一个人独自生存，因此大家才组成了社会。一个必须依赖于社会而生存发展的人，从出生开始，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他人，在某种意义上大家都是“彼此相欠”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在组成社会时，就有一个无形的道德约定，就是说大家在道德上应该怎么干，不应该怎么干。
　　从“应该怎么干”上说，当一个人有难的时候，另一个人应该去帮忙，人应该讲诚信，应该有同情心，应该公正，等等。而从“不应该怎么干”上讲，一个人不应该去欺骗他人，不应该去伤害他人，等等。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的道德约定，到处都是欺骗、伤害和谋杀，那社会是不可能组成的，就是组成也早就瓦解了，这对谁都没有好处。而讲道德，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
　　所以，只要一个人生活在社会里，而不是跑到原始丛林里去一个人居住，他就等于接受了这样的道德约定——要解除这个约定，除非他自己退出这个社会。当一个乞丐快饿死时，他有把手里的面包拿给乞丐吃的道德义务。这时候，他不想拿面包给乞丐吃就要受到道德的谴责，如果他还要辩解说这没他的事，就是耍无赖了。当然，如果他是一个乞丐，他也有希望别人把手里的面包拿给他吃的道德权利。
　　哲学家们把这种道德义务称作“自然义务”，就是人作为一个人应该承担的道德义务。康德说，他敬畏两种东西，就是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它是一种“绝对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无论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必须履行它。
　　假设我拿面包给乞丐吃了，这无疑是道德的行为。但这是不是一种美德呢？我这么做了，是不是就很崇高就很伟大？
　　可以肯定地说，不是。因为第一，这是我必须做的。履行义务只是符合了道德，而不就是美德，要超出义务才是美德。第二，这么做没有超出我的能力，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我拿一块面包给乞丐，只是举手之劳的事情，根本无须损失我很多东西，更不会让我冒着生命危险。当一件事并不是我的道德义务，而我还要去做的时候，才是美德。比如，给贫困山区的孩子捐款让他们读书，这并不是我的道德义务，而是政府的政治义务，但我捐款了，我的行为就是美德。又比如，我本来有救助一个人的义务，但这么做要冒着生命危险，我的义务就可以解除了，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理解。但解除了我还要去救他，这就是美德了。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明了什么叫作美德。有一个人，办了一个小银行，有一些客户在他的银行里存了一些钱。然而，正在他的事业发展的时候，一次金融危机让这些钱全都损失了，银行不得不宣布破产。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有把钱还给储户们的道德义务的，因为无论怎样，既然储户的钱不在了，他就要赔。但储户们都原谅了他，因为这次钱的损失完全是意外，并不是他的过错；而且，分摊在每个储户身上，损失并不是太大，还可以承受，但如果让他一个人承受，负担是相当沉重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人还钱的道德义务是可以解除的，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他仍然节衣缩食，通过艰苦的工作，一年年下来，把一笔笔款还给了储户，这就是美德了。
　　一个社会，要求所有的人都履行道德义务，但对超出义务的行为，则不能强行要求，而只能提倡，因为类似于故事中的这个人，以及舍己救人的人的确在道德上让人景仰，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做不到的，就不能强行要求，而只能倡导。
　　真正有道德的社会，不是以道德的高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而恰恰是要求一个人履行道德义务，不触犯道德底线，然后在此基础上召唤美德。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