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谁 依靠谁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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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真理总有穿越时空的力量。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重温毛泽东同志的光辉思想,认真学习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有关文艺创作、文化工作、文化建设的重要指示,我们深切感受到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责任和担当。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结合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本刊记者就“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一话题访谈12位文化工作者。
  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必须始终牢记自己的神圣使命——为了谁
  文化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三贴近”,坚持“走转改”,坚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主演 王昆——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霹雳一声震乾坤哪,打倒土豪和劣绅哪!往日穷人矮三寸哪,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哪!”这是1964年10月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演时我的开场白。这段话唱出了我的心声:是人民培育了我,我要坚持“二为”方向,倾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台由周恩来总理负责编排的作品,动用了3000人的宏大阵容,聚集了当年一大批著名的艺术家。演出前,我专门向湖南的文艺工作者学语言、学风俗、学技巧,演唱《农友歌》,在舞台上演绎大革命初期农民运动的面貌。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获得人民群众好评,并成为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红色艺术经典。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只有真正领悟了群众立场的真谛,才会自觉自愿、发自内心地服务群众。1944年寒冬,在飞舞的雪花中我们开始了歌剧《白毛女》排练。当时,文艺作品大都是在剧本创作完成之后再开始排练和演出,但《白毛女》却是创作、作曲、排练同时进行的。我们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1945年4月,《白毛女》首演获得好评。随后,我们又去东北、华北等地演出。广大农民看过演出后,更加坚定地支持解放战争;很多城市的知识分子看过演出后,更加奋勇地投身革命。我们在战地也演出了很多场次,让战士们提高了觉悟,有的战士在观看演出中,当场就拿出枪来要打“黄世仁”。
  我本身也是农民出身,抗战8年我一直在前方演出,当地的人民群众也想方设法保护我们的安全。可以说,我们为群众服务,就是为自己的亲人服务。
  
  中宣部原副部长 贺敬之——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1956年创作的这首《回延安》,表达了我对延安人民的深厚感情,也透出了我创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心路历程。
  延安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文艺生涯的成长之源。“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几十年来,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是对那个火热时代的热爱我一直未曾改变。这种爱,是一生对延安人民的感恩之情。
  回首多年的文学生涯,我一直认为是人民给了我创作的灵感。我是一个苦孩子,1941年到延安,考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我感受到热烈而欢活的气氛,看到觉醒的人民诉说自己的悲惨命运,体验到创造财富的社会最底层人民最为真实、最为朴质的情怀。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号召下,我随鲁艺文工团走遍了陕北的基层乡村,在参与文艺演出时搜集了大量的民间素材。白毛女的故事,让我想起了自身的经历。我一边流泪,一边写剧本,忘记了自己是在延安窑洞还是在大年三十杨白劳的家中,忘记了窗外雪花飞舞的沙沙之声。在歌剧《白毛女》专场演出中,当唱到“太阳底下把冤伸”时,我注意到毛主席在擦眼泪。歌剧《白毛女》后来成为中国第一部革命现实主义大型新歌剧,并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
  新中国成立后,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我惊喜。优秀士兵雷锋的出现,感动了我,也感动了中国。他个子虽小,但在我印象中却是“无比高大的长兄”。我创作的《雷锋之歌》就是翻身解放的人民有无穷创造力的精神写照:“在你生命的线路上/闪出/永不熄灭的火花/发出/亿万千卡热能。”《雷锋之歌》对于学习雷锋,对于弘扬革命的骨气与正气,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实践表明,只有在人民群众朝气蓬勃、富于创造的伟大实践中,才能产生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可以说,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感恩人民。
  
  雷锋、张思德的扮演者 吴军——坚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70年了,世情、国情、党情也发生很大变化,但文化工作者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方向不能变,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服务的努力不能变。
  我深知,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服务,其实就是为中心工作服务,具体说也就是宣传引导群众、反映群众心声、满足群众精神需求。
  我曾有机会扮演过雷锋和张思德,这对我来说是一生的荣誉。他们既是先进人物的优秀代表,又都是有血有肉的身边典型。在扮演张思德的时候,我知道张思德本人是又黑又瘦的,但生活中的我又白又胖。为此,我提早就开始了体验生活。在陕北采景时,我每天在太阳下晒,让皮肤变得黝黑。我还通过疯狂减食,一个月瘦了27斤。
  为了追求神似,我还在心理上“减肥”。张思德和雷锋都生活在革命年代,他们对物质的追求非常浅淡,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追求。随着角色的进入,我把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刻入灵魂的深处。当时,因为要赶在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前把影片呈现给观众,所以拍摄很紧张。有一天,我在山上跑了12个来回,被草鞋磨破的脚后跟渗着血,火辣辣地疼,但我还是坚持下来。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动,重在联系实际、贵在取得实效。对此,我会坚持下去的。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坚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的文化发展战略中,为谁立命、为谁谋利始终是一个根本性、方向性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当前,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文学的生机活力来自生活、来自人民。近年来,中国作协组织开展“走进红色岁月”、“定点深入生活”等调研活动,广大作家分赴井冈山、瑞金、延安、西柏坡等革命老区,以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一线,在人民的生活生产实践中,焕发出新的创作激情。他们取得的丰硕创作成果昭示着我们: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是我们文学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文学创作向往达到的至高境界。
  人民的命运和幸福,是文学出发和前往的地方。面对一个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伟大时代,我们要真正走进生活,下得去、蹲得住、沉下心,与人民群众广泛接触交流,从生活的沃土中汲取创作营养。要在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中接受启迪,使自己的作品离实际近些再近些,离生活近些再近些,离群众近些再近些,用手中的笔,为人民画像,为时代立言。
  人民的期盼永远是文学发展的强劲动力。我们身处一个中华民族创造力灿烂迸发的时代,要坚守我们的文化立场,以礼敬、自豪的态度从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中汲取一切有益的东西,为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滋养。要敢于超越前人、超越自我,不断增强原创能力,大力推进文学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创新,让中国文学为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更加辉煌的贡献。
  
  
  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必须始终牢记推动文化建设的力量源泉——依靠谁
  人民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创作的动力依靠人民,创作的源泉依靠人民,创作的方向依靠人民,事业的发展依靠人民。
  
  大型纪录片《复兴之路》主创者 任学安——创作的动力依靠人民
  
  成就伟大事业须有伟大力量。如果搞不清楚“依靠谁”,就找不到成就文化事业的力量。我一直认为,好作品的创作动力都来自人民,来自人民群众火热的社会生活和生动的实践。
  我们拍摄电视纪录片《复兴之路》时,有一次凌晨3点来到天安门广场,发现已经有群众在往广场汇集,凌晨5点就已经站满了人。那一天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有的是来自东南沿海,有的是来自边远山区,很多人都是首次来看升国旗。这说明国旗在每一个群众心中都是有特殊位置的。那一刻,我感到一种震撼的力量。这种力量又给了我创作的信心和动力。
  拍《大国崛起》也是缘自这种动力。2003年11月的一天,我听到了不少老百姓议论这样一条新闻:中央政治局领导学习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以及美国等9个主要国家发展历史,了解大国的发展历程和兴衰经验。
  那时在国内外有两种声音,一种是中国威胁论,一种是中国崩溃论。普通老百姓也很困惑:中国到底是在崛起还是在衰落?“大国崛起”这个标题就是在听完老百姓议论之后,灵光乍现一般闯进了我的脑海,我为这部片子拟定了这样的创作初衷:“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
  在各种利益诉求都存在的错综复杂的情形下,人民艺术家不是为极少数煤老板、房产商和公众明星服务的,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服务。这是艺术家的良知和责任。
  正是广大群众的期盼给了我们力量。为了节目顺利播出,剧中每个成员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吃住在剧组,不仅春节、五一、十一几个黄金周都在加班,平常工作多少小时也根本没有概念,每个人都面临脑力和体力的极大考验。
  作为主旋律作品,《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都及时回应了广大群众的关注,也赢得了群众认可。这也让我深切感受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根基在群众、智慧在群众、力量在群众。
  
  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何建明——创作的源泉依靠人民
  
  在文学创作这条漫长的道路上,我保持着30年如一日的奔跑状态,目的就是为了心向人民,与人民同步。
  我深知,服务人民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担当,为人民写作是我们作家的根本使命。正因为如此,为人民立言,一直是我写报告文学的态度。如果问文学应拿什么奉献给人民,我觉得写出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是最有力的回答。
  人民总能给作家提供创作的激情和创作的源泉。1997年9月,当我看到中国高校有那么多的贫困生时,便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连续走访了几十所高校,倾听一批又一批大学生的疾苦。我感觉,中国的未来就在他们身上,贫困大学生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注。《落泪是金》发表后,使贫困大学生获得了至少3000万元的社会资助,政府也为此陆续推出了诸如“绿色通道”、“救助政策”、“西部行动计划”等政策。
  此刻,我发现了文学的力量所在:与人民相通,为人民所想,就能够影响一个阶层乃至整个社会。因而,服务人民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担当,为人民写作是作家的根本使命。《根本利益》就是在中央关注农民问题以及腐败问题背景下写作的,我呼唤社会对农民给予关注。我写的《为了弱者的尊严》,就是站在执政为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以一位人民公务员的赤诚之心,为身处弱势地位的百姓倾力解难。
  如今,我的很多作品都被人称为是一种国家叙述——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充满了忧患意识和深厚情感。我深知,投入感情未必产生好作品,但是如果内心没有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热爱,一定不会有好作品的诞生。只有倾听百姓心声,把党和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联系起来,站在百姓立场上写作,作品才会焕发出生命力。
  纵观文学发展史,精品力作的力度在哪里?就在于作家的创作立场和服务对象。反映人民的意志、愿望,诉说人民的需求,这是作家写作的正确立场。
  
  大型民族歌舞诗画《丽水金沙》总导演 周培武——创作的方向依靠人民
  
  今年是大型舞蹈诗画《丽水金沙》上演10周年,目前该剧已演出6000多场,接待观众300多万人次,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这台文化旅游晚会的总导演,我最大体会是创作的方向要依靠人民。
  创作要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这是文艺工作者的基本责任。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盲目跟风都是行不通的。只有扎根基层,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才能找对创作方向。作为一名舞蹈编导,我给自己定下规矩:只要能摸清人民的生活状态,不管山多高路多远都要去。
  1983年,我在思茅、西双版纳地区生活了整整半年,步行700多公里,走访了6个县的28个村。每到一处,我都和当地人一起生活劳动。这些普通劳动者,虽然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他们纯朴、善良、真诚。和他们在一起,我学到别人想不到的东西。
  现在有个不好的现象,有的人把创作的方向确定为获奖或是追求制作所谓的“高端”和“经典”艺术。其实,人民群众才是评定作品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的总裁判。文艺作品能受到群众的欢迎,就是成功了。《丽水金沙》演出数千场,成为到丽江旅游的绝大多数游客必选的一个文化消费项目。许多游客评价它是“精彩的艺术,民族的瑰宝”,这是人民的肯定,比拿什么奖都有价值。
  把握创作方向要注意善于听取批评。文艺批评是文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编导的《阿诗玛》是获奖最高、最多的戏,可它小众化,上演次数较少,看过的人也不多,经济效益基本为零,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但,这也让我受到一次教育,那就是创作的方向要始终指向人民。通过这件事,也让我明白,我们倡导文艺批评,就是要让人民和社会来检验和推动文艺工作向前发展。
  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栏目总导演 蒋愈红——事业的发展依靠人民
  
  以展示河南地方戏曲为主的电视栏目《梨园春》开播18年了。这些年,《梨园春》现场直播近700次,戏迷参与10万人次,探究其长盛不衰的秘诀,就在于《梨园春》把握了事业的发展依靠人民的规律,坚持“还戏于民”和“取戏于民”。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新媒体出现,曾深受群众喜爱的传统戏曲在戏院式微。《梨园春》充分利用电视对传统戏曲进行重新包装,从经典的传统剧目到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品佳作,从享誉全国的名家大腕到老百姓身边的平民偶像,让寻常百姓足不出户,就能够欣赏到精彩的民族艺术。
  让民间力量参与到文化工作中,是《梨园春》发展的一个亮点。《梨园春》有两种最受观众喜爱的节目样式,那就是戏曲小品和戏迷擂台赛,而这两种节目样式恰恰是最直接地取材于民间剧场和“草根”的创作。戏曲小品的故事素材、人物形象,甚至一些具体的戏剧冲突的细节和语言,都来自向群众征集的剧本。戏迷擂台赛更是打破了电视节目以往“我唱你听,我播你看”的固有模式,充分调动起戏迷观众参与节目的积极性。“到《梨园春》去打擂”已成为河南人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热点。
  文化事业由人民群众共推,文化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梨园春》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坚持为人民放歌,把舞台搭建在观众家门口,每年都会坚持深入农家、田园、厂矿、部队演出。这样,《梨园春》不但接了地气,还满足了基层广大群众文化需求,收获了好口碑。
  无论事业如何发展,环境如何变化,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要始终牢记——我是谁
  
  我来自群众,是群众的亲人,也是群众的学生。要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者,做社会责任的担当者,做文化建设的推动者,做文化建设的学习者、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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