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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书、画、印最早是以独立形式存在的艺术，宋徽宗用其独特的审美规范与艺术实践将“诗书画印”完美的融合为一体并成为后来文人画特点的代名词，为画家们在绘画创作上提供了新的艺术融合。通过徽宗花鸟画作品，分析诗与画、书与画、印与画相结合的艺术形式趣味并阐释“诗书画印”中的一体化韵味。
关键词：宋徽宗；花鸟画；诗书画印
在中国绘画中由四种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的璀璨艺术实属“诗书画印”，宋朝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就将诗、书、画、印四大艺术文化在其绘画作品中完美呈现，影响力较深远。赵佶自幼喜爱绘画艺术，极具艺术天赋，他贵为北宋时期的“九五之尊”，开创“瘦金体”、创立画院、撰写书谱并将诗的情感融入到院体画风格之中以增添文人情感色彩。另在位期间，加强其自身艺术修养，网罗聚集天下艺术人才并从中吸收其众长，带动上下百姓艺术之所好，促使经济文化艺术发展欣欣向荣。现今，宋徽宗名下六十五件作品被收藏在《画目大典》中，其鉴定为亲笔的却为一件，其它作品是否亲笔尚还存有很多争议。我们姑且暂将宋徽宗绘画中符合其内心审美要求的作品作为真迹，方便我们从中探析其“诗书画印”一体画的结合趣味。
一、宋徽宗诗与画的结合
诗与画属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前者是存于时间上的形式，后者则依赖于空间，但两者结合是一种再现与表现的美。①欣赏着宋徽宗的绘画，感受画中诗与画的情景交融，别是一番滋味。徽宗一直注重诗与画的结合，以诗寓画，提倡通过画面题诗形式来寓意画面表达内心情感，宣扬政治教化，歌功颂德，其实这并不是因画面留白需填补空缺而刻意为之，最终目的是帮助观者更好更直接的解读画中之意。徽宗在宣和年间建制了“画学”且常“以诗考画”的形式来选拔德才兼备的画生，因此画生的自身诗画素养较高且创造力丰富。早期的画面提款是从北宋开始的，五代、唐朝时期都未曾出现，最终宋徽宗完美实现了“诗画本一律”的意境阐释。著名诗人王维曾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画同框境界，包括被称为“三绝”的郑虔，他们并未真正的将书法和诗句融入到绘画中，诗与画相结合的形式仍不完整。在赵佶的作品中诗书画结合成一体，画中用独创的“瘦金体”题诗以丰富画面的内容，和谐画面的风格。米芾、苏轼、黄庭坚等大批文人受徽宗影响做画题诗越来越多，诗画同框的作品也随之增多，诗和画得到广泛宣传。
宋徽宗的诗具有宋代特有的高雅清新之韵味。邓白曾在《赵佶》中对他予以高度的评价，将其诗书画称为“三绝”，绝非附庸风雅者可比。在其绘画中，诗不受空间与时间的约束衬托出画的情感，绘画同样准确、直观的抒发出诗的描绘之境。诗画结合情景交融，更完美的表达出文人志士情怀，徽宗一生创作了无数诗词，主要分为四大类，题画诗为最明显，有画中题诗与画外题诗，诗与画相应成辉。如绘画作品《芙蓉锦鸡图》，赵佶用标志性的“瘦金体”题到：“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画面布局整体较为合理，从左向右伸展了两三枝芙蓉花枝条并且锦鸡栖息在上面反向观望着两只蝴蝶，犹似在打招呼。题诗之处则巧妙地位于蝴蝶下方恰与所绘的锦鸡相呼应，画面深动，形象栩栩如生。《芙蓉锦鸡图》成为徽宗一系列画中最早达成诗画一体的画作之一。诗在文字语言上衬托出画的意境，画在绘图符号中表达出诗的情感，诗画同一。另在徽宗的作品中，《瑞鹤图》与《祥龙石图》属在画以外地方题诗的作品，简称画外题诗。如《瑞鹤图》一改往常花鸟画形式构图，将诗题在画外与画构成一幅完整作品，画面中位置经营左右对半，诗字体细致隽永，一如从前的“瘦金体”，画工整细腻，画面营造了一种以仙鹤为主题的祥瑞神秘气氛，成群仙鹤环绕在宫墙的殿宇之上，形成一片宏伟壮观景象。站在欣赏着的角度，这种画面做到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并打开了诗与画结合的艺术空间，最终形成时间与空间上诗画一体的唯美意境，使欣赏着们在诗意的情境下更好地解读了画面语言。
二、宋徽宗书与画的结合
宋徽宗在其他方面无大建树，但对于艺术一生秉持着热爱之心，书与画的结合在其手上日臻完善，将书画款识融于作品之中，这是前人所故不及的。赵佶十五、六岁时就常与书法大家进行交流、学习并汲取艺术营养，在二十岁左右开创了独一无二的字体，命其为“瘦金体”，又名“瘦筋书”，《楷书千字文》为其二十三岁时创作的作品并赐予童贯，其字体挺健有力，笔势劲逸。南宋时期的楼钥对其作品赞叹绝口，还有人曾称赞他的字：“笔势飘逸，如冲霄鹤影，高迈不凡；掠水燕翎，轻盈无迹，痩劲而不纤，端整而不板”。②这些评价都不是泛泛溢美之词，而是他们真心出于对徽宗书法艺术造诣高超的认同与叹服。徽宗学习书法上承书法家褚遂良，下学黄庭坚、薛稷、薛曜，在面对这些书法家时徽宗并未一脉的学习模仿，而是勇于创新，自辟蹊径，创立独树一帜的字体，成为真正的书法大家。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书与画形式的融合指画面中的题款通过书法与绘画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组合并构成画面中的一部分。而画面中常见的“题款”则主要由“题”与“款”相结合，“题”一般指绘画者根据画面的内容提出的文辞，另画面上写的年月日及签署姓名、铃印为“款”。“题款”代表了“书”，书与画，书画同一，同法不同体。不难发现，在宋徽宗的书画作品中，一是将欲表达的诗文用“瘦金体”来表现与画相结合，融汇诗书画一体；二是把绘画中的画法融入到书法之中，达到“书画同源”。徽宗对艺术追求神似与形似，绘画与书法同为一体，书法的笔墨变奏、气势、韵律、起伏等与画都是互通的，在他众多书法作品中，撇与捺都会运用竹叶画法去处理，同样，赵佶的花鸟工笔画每一笔都是书法化线条的体现。
三、宋徽宗印与画的结合
宋代時期，人们对印章艺术的认识成功的由实用转向了审美阶段，初期的书画鉴藏印和款印逐渐独立一体，打开了书画与印章结合的新局面。其中，在印章与书画的审美方面，宋徽宗对其结合起到巨大推广作用。由于民间经济发展繁荣，农业及手工业发达、商业活动频繁，人们便增加了对印章的使用并将其表示征信和防伪的验证标识，使得印章使用范围变广，不仅在书信和艺术作品中出现，还有被作为商品商标使用等。在徽宗、文人士大夫的影响下，印章逐渐成为了民间人们标志性代表并对其大小、样式、字体、材质进行了规范。一般帝王的宝玺制作首先需经少府监请示三司，得到批准后方可由专业铸造司去铸造，严格之至，有时请大书法家蔡京篆文，过程极为严谨。徽宗为君王，内府印章已没有实物，只能通过其作品一览风采。其印章独具创造性，九叠文印为其中代表之作，通过徽宗的作品得出，用于印章镌刻的为九叠篆，属宋代时期的“国朝官印”，篆书以字体笔画的繁简折叠数量为断定，加之古代把九寓意为“终”、“多”的意义，因此被称为“九叠”。 徽宗注重印章与绘画内在联系的统一性，为了遵循与工笔画细致秀丽的画面相匹配，两者形式与风格上的统一，选用细朱文印（九叠文）为搭配，另徽宗喜印于天下一人的题字，但在对用印位置的选择上不会去做过多的揣摩。在绘画中，一般印章的形状大小多少会影响到画幅的比例，因此印章在画幅中占据的位置需合理分配。影响画面的美观另一因素还有题字，过大过小都不合理。古人还对印章中的篆文内容比较注重，考虑较细密，在创作上也会讲究虚实分布等，这些因素对书画一体化都产生深远影响，完美阐释了“印从书出，书从印出”。
四、诗书画印的一体
中华民族艺术中的诗、书、画、印是作为类别独立存在的，但又可相互融为一体。在唐代时期，画家作品中“诗书画印”的一体化慢慢在发展，画面上出现名款多与画上题诗。五代时期流传下来作品较多，但难以确认是否为真迹，其在用印落款方面不同于唐代，印章与题字也较多一点。相较于唐与五代，北宋在“诗书画印”方面丰富多彩，但在徽宗之前还是不够成熟，如：催白、李唐等画家的作品，落款水平较低且提款相对随意，主要以画为主，用印方面除了郭熙等人再无他人，“诗书画印”的一体化结合在画面上并未完全发展成熟，只是一个新萌芽。而宋徽宗，誉为名符其实的“天下一人”，他早已将四大艺术高度融合在一起，提高了整体画面的视觉美感，如：题诗、款识、签押、印章在徽宗的花鸟画作品中都显得饶有趣味。另徽宗许多书法作品也都是通过绘画作品的题赞方式传颂下来，将书法、诗词、绘画、印章汇聚一起组合成一幅幅形式多样的作品，开一代“诗书画印”风气之先河。
诗、书、画、印并举的完美写照有很多，除前面所叙述的《芙蓉锦鸡图》与《瑞鹤图》外，还有典型的《腊梅双禽图》。在《腊梅双禽图》中描绘的是一枝腊梅穿插于青葱的柏枝之间，两只小鸟恰好一正一反的立在树梢上依偎在一起，几朵星星点点的梅花点缀着坚韧的枝干，在画的左下角赵佶用独创的“瘦金体”题道：“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百头”。画诗相呼应，诗句中还运用动词“弄”字将梅花的柔嫩描述的淋漓尽致，活灵活现，为画面增添了一番趣味。画面的右下赋有徽宗“天下一人”的落款，由此可见徽宗对于“诗书画印”的审美规范是不容忽视的。徽宗虽不是“诗书画印”的开创人，但却是四大艺术完美的集成者，无论是从他单独的艺术作品还是“诗书画印”一体作品，都能体会到他散发出浑然天成的精工丽致、细腻不拙之美。
五、结语
宋徽宗“诗书画印”的相互融合在逐渐影响着人们的艺术审美观，创作者们经过历史的沉淀不断反思与创新为我们新时代的花鸟画增添溢彩，促使着花鸟画艺术快速发展。“诗书画印”无论以何种艺术形式存在，单独或者一体化，最终是徽宗用独到的审美与丰富的艺术实践向我们阐释了其浑然一体化的趣味，使中國花鸟画艺术发展更具韵味。
参考文献：
[1]彭修银.中国绘画艺术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
[2]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3]朱学勤.中国皇帝皇后百传[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
[4]金晓爽.从宋徽宗工笔画浅析“诗书画印”的一体化审美倾向[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
[5]砺之.宋徽宗在书画结合中的贡献[J].中国书法，2012，（06）：52-53.
[6]孙倩.宋代书画融合倾向及其成因探析——以赵佶花鸟画为例[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05）：25-27.
[7]李艺华.浅谈皇帝文人赵佶的字、画与艺术贡献[J].江苏社会科学，2006，（01）：160-162.
[8]王圣舟.北宋院体花鸟画“诗画交融”的审美意趣[J].淮海工学院学报，2016，（03）：62-66.
注释：
①彭修银.中国绘画艺术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
②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关键词：宋徽宗；花鸟画；诗书画印
在中国绘画中由四种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的璀璨艺术实属“诗书画印”，宋朝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就将诗、书、画、印四大艺术文化在其绘画作品中完美呈现，影响力较深远。赵佶自幼喜爱绘画艺术，极具艺术天赋，他贵为北宋时期的“九五之尊”，开创“瘦金体”、创立画院、撰写书谱并将诗的情感融入到院体画风格之中以增添文人情感色彩。另在位期间，加强其自身艺术修养，网罗聚集天下艺术人才并从中吸收其众长，带动上下百姓艺术之所好，促使经济文化艺术发展欣欣向荣。现今，宋徽宗名下六十五件作品被收藏在《画目大典》中，其鉴定为亲笔的却为一件，其它作品是否亲笔尚还存有很多争议。我们姑且暂将宋徽宗绘画中符合其内心审美要求的作品作为真迹，方便我们从中探析其“诗书画印”一体画的结合趣味。
一、宋徽宗诗与画的结合
诗与画属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前者是存于时间上的形式，后者则依赖于空间，但两者结合是一种再现与表现的美。①欣赏着宋徽宗的绘画，感受画中诗与画的情景交融，别是一番滋味。徽宗一直注重诗与画的结合，以诗寓画，提倡通过画面题诗形式来寓意画面表达内心情感，宣扬政治教化，歌功颂德，其实这并不是因画面留白需填补空缺而刻意为之，最终目的是帮助观者更好更直接的解读画中之意。徽宗在宣和年间建制了“画学”且常“以诗考画”的形式来选拔德才兼备的画生，因此画生的自身诗画素养较高且创造力丰富。早期的画面提款是从北宋开始的，五代、唐朝时期都未曾出现，最终宋徽宗完美实现了“诗画本一律”的意境阐释。著名诗人王维曾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画同框境界，包括被称为“三绝”的郑虔，他们并未真正的将书法和诗句融入到绘画中，诗与画相结合的形式仍不完整。在赵佶的作品中诗书画结合成一体，画中用独创的“瘦金体”题诗以丰富画面的内容，和谐画面的风格。米芾、苏轼、黄庭坚等大批文人受徽宗影响做画题诗越来越多，诗画同框的作品也随之增多，诗和画得到广泛宣传。
宋徽宗的诗具有宋代特有的高雅清新之韵味。邓白曾在《赵佶》中对他予以高度的评价，将其诗书画称为“三绝”，绝非附庸风雅者可比。在其绘画中，诗不受空间与时间的约束衬托出画的情感，绘画同样准确、直观的抒发出诗的描绘之境。诗画结合情景交融，更完美的表达出文人志士情怀，徽宗一生创作了无数诗词，主要分为四大类，题画诗为最明显，有画中题诗与画外题诗，诗与画相应成辉。如绘画作品《芙蓉锦鸡图》，赵佶用标志性的“瘦金体”题到：“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画面布局整体较为合理，从左向右伸展了两三枝芙蓉花枝条并且锦鸡栖息在上面反向观望着两只蝴蝶，犹似在打招呼。题诗之处则巧妙地位于蝴蝶下方恰与所绘的锦鸡相呼应，画面深动，形象栩栩如生。《芙蓉锦鸡图》成为徽宗一系列画中最早达成诗画一体的画作之一。诗在文字语言上衬托出画的意境，画在绘图符号中表达出诗的情感，诗画同一。另在徽宗的作品中，《瑞鹤图》与《祥龙石图》属在画以外地方题诗的作品，简称画外题诗。如《瑞鹤图》一改往常花鸟画形式构图，将诗题在画外与画构成一幅完整作品，画面中位置经营左右对半，诗字体细致隽永，一如从前的“瘦金体”，画工整细腻，画面营造了一种以仙鹤为主题的祥瑞神秘气氛，成群仙鹤环绕在宫墙的殿宇之上，形成一片宏伟壮观景象。站在欣赏着的角度，这种画面做到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并打开了诗与画结合的艺术空间，最终形成时间与空间上诗画一体的唯美意境，使欣赏着们在诗意的情境下更好地解读了画面语言。
二、宋徽宗书与画的结合
宋徽宗在其他方面无大建树，但对于艺术一生秉持着热爱之心，书与画的结合在其手上日臻完善，将书画款识融于作品之中，这是前人所故不及的。赵佶十五、六岁时就常与书法大家进行交流、学习并汲取艺术营养，在二十岁左右开创了独一无二的字体，命其为“瘦金体”，又名“瘦筋书”，《楷书千字文》为其二十三岁时创作的作品并赐予童贯，其字体挺健有力，笔势劲逸。南宋时期的楼钥对其作品赞叹绝口，还有人曾称赞他的字：“笔势飘逸，如冲霄鹤影，高迈不凡；掠水燕翎，轻盈无迹，痩劲而不纤，端整而不板”。②这些评价都不是泛泛溢美之词，而是他们真心出于对徽宗书法艺术造诣高超的认同与叹服。徽宗学习书法上承书法家褚遂良，下学黄庭坚、薛稷、薛曜，在面对这些书法家时徽宗并未一脉的学习模仿，而是勇于创新，自辟蹊径，创立独树一帜的字体，成为真正的书法大家。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书与画形式的融合指画面中的题款通过书法与绘画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组合并构成画面中的一部分。而画面中常见的“题款”则主要由“题”与“款”相结合，“题”一般指绘画者根据画面的内容提出的文辞，另画面上写的年月日及签署姓名、铃印为“款”。“题款”代表了“书”，书与画，书画同一，同法不同体。不难发现，在宋徽宗的书画作品中，一是将欲表达的诗文用“瘦金体”来表现与画相结合，融汇诗书画一体；二是把绘画中的画法融入到书法之中，达到“书画同源”。徽宗对艺术追求神似与形似，绘画与书法同为一体，书法的笔墨变奏、气势、韵律、起伏等与画都是互通的，在他众多书法作品中，撇与捺都会运用竹叶画法去处理，同样，赵佶的花鸟工笔画每一笔都是书法化线条的体现。
三、宋徽宗印与画的结合
宋代時期，人们对印章艺术的认识成功的由实用转向了审美阶段，初期的书画鉴藏印和款印逐渐独立一体，打开了书画与印章结合的新局面。其中，在印章与书画的审美方面，宋徽宗对其结合起到巨大推广作用。由于民间经济发展繁荣，农业及手工业发达、商业活动频繁，人们便增加了对印章的使用并将其表示征信和防伪的验证标识，使得印章使用范围变广，不仅在书信和艺术作品中出现，还有被作为商品商标使用等。在徽宗、文人士大夫的影响下，印章逐渐成为了民间人们标志性代表并对其大小、样式、字体、材质进行了规范。一般帝王的宝玺制作首先需经少府监请示三司，得到批准后方可由专业铸造司去铸造，严格之至，有时请大书法家蔡京篆文，过程极为严谨。徽宗为君王，内府印章已没有实物，只能通过其作品一览风采。其印章独具创造性，九叠文印为其中代表之作，通过徽宗的作品得出，用于印章镌刻的为九叠篆，属宋代时期的“国朝官印”，篆书以字体笔画的繁简折叠数量为断定，加之古代把九寓意为“终”、“多”的意义，因此被称为“九叠”。 徽宗注重印章与绘画内在联系的统一性，为了遵循与工笔画细致秀丽的画面相匹配，两者形式与风格上的统一，选用细朱文印（九叠文）为搭配，另徽宗喜印于天下一人的题字，但在对用印位置的选择上不会去做过多的揣摩。在绘画中，一般印章的形状大小多少会影响到画幅的比例，因此印章在画幅中占据的位置需合理分配。影响画面的美观另一因素还有题字，过大过小都不合理。古人还对印章中的篆文内容比较注重，考虑较细密，在创作上也会讲究虚实分布等，这些因素对书画一体化都产生深远影响，完美阐释了“印从书出，书从印出”。
四、诗书画印的一体
中华民族艺术中的诗、书、画、印是作为类别独立存在的，但又可相互融为一体。在唐代时期，画家作品中“诗书画印”的一体化慢慢在发展，画面上出现名款多与画上题诗。五代时期流传下来作品较多，但难以确认是否为真迹，其在用印落款方面不同于唐代，印章与题字也较多一点。相较于唐与五代，北宋在“诗书画印”方面丰富多彩，但在徽宗之前还是不够成熟，如：催白、李唐等画家的作品，落款水平较低且提款相对随意，主要以画为主，用印方面除了郭熙等人再无他人，“诗书画印”的一体化结合在画面上并未完全发展成熟，只是一个新萌芽。而宋徽宗，誉为名符其实的“天下一人”，他早已将四大艺术高度融合在一起，提高了整体画面的视觉美感，如：题诗、款识、签押、印章在徽宗的花鸟画作品中都显得饶有趣味。另徽宗许多书法作品也都是通过绘画作品的题赞方式传颂下来，将书法、诗词、绘画、印章汇聚一起组合成一幅幅形式多样的作品，开一代“诗书画印”风气之先河。
诗、书、画、印并举的完美写照有很多，除前面所叙述的《芙蓉锦鸡图》与《瑞鹤图》外，还有典型的《腊梅双禽图》。在《腊梅双禽图》中描绘的是一枝腊梅穿插于青葱的柏枝之间，两只小鸟恰好一正一反的立在树梢上依偎在一起，几朵星星点点的梅花点缀着坚韧的枝干，在画的左下角赵佶用独创的“瘦金体”题道：“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百头”。画诗相呼应，诗句中还运用动词“弄”字将梅花的柔嫩描述的淋漓尽致，活灵活现，为画面增添了一番趣味。画面的右下赋有徽宗“天下一人”的落款，由此可见徽宗对于“诗书画印”的审美规范是不容忽视的。徽宗虽不是“诗书画印”的开创人，但却是四大艺术完美的集成者，无论是从他单独的艺术作品还是“诗书画印”一体作品，都能体会到他散发出浑然天成的精工丽致、细腻不拙之美。
五、结语
宋徽宗“诗书画印”的相互融合在逐渐影响着人们的艺术审美观，创作者们经过历史的沉淀不断反思与创新为我们新时代的花鸟画增添溢彩，促使着花鸟画艺术快速发展。“诗书画印”无论以何种艺术形式存在，单独或者一体化，最终是徽宗用独到的审美与丰富的艺术实践向我们阐释了其浑然一体化的趣味，使中國花鸟画艺术发展更具韵味。
参考文献：
[1]彭修银.中国绘画艺术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
[2]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3]朱学勤.中国皇帝皇后百传[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
[4]金晓爽.从宋徽宗工笔画浅析“诗书画印”的一体化审美倾向[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
[5]砺之.宋徽宗在书画结合中的贡献[J].中国书法，2012，（06）：52-53.
[6]孙倩.宋代书画融合倾向及其成因探析——以赵佶花鸟画为例[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05）：25-27.
[7]李艺华.浅谈皇帝文人赵佶的字、画与艺术贡献[J].江苏社会科学，2006，（01）：160-162.
[8]王圣舟.北宋院体花鸟画“诗画交融”的审美意趣[J].淮海工学院学报，2016，（03）：62-66.
注释：
①彭修银.中国绘画艺术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
②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