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玲在《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题性——对王安忆<长恨歌>叙事立场的反思》一文中认为作者在塑造王琦瑶这一人物形象时，以美丑观念划分女性的生命价值，认同王琦瑶式的缺乏主体意识的女奴意识，对中心人物王琦瑶过度同情而没有精神反思。对于论者这些观点，笔者不甚赞同，以为论者的很多观点只停留在对《长恨歌》的表面解读。
关键词：王安忆；《长恨歌》；女性；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2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以细腻而哀婉的笔调叙说了上海女人王琦瑶历尽沧桑的一生。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玲发表在《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题性——对王安忆<长恨歌>叙事立场的反思》一文中充分肯定作者把握地域文化特征、洞悉世态人情的能力之后，认为作者在塑造王琦瑶这一人物形象时，以美丑观念划分女性的生命价值，认同王琦瑶式的缺乏主体意识的女奴意识，对中心人物王琦瑶过度同情而没有精神反思。对于论者这些观点，笔者不甚赞同，以为论者的很多观点只停留在对《长恨歌》的表面解读。
一
《长恨歌》中女主人公王琦瑶的故事多设置在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交往中，论者认为作者在设置王琦瑶与众多女性的关系时认定以丑美观念、世俗精明来划分女性的生命价值，笔者以为不然。
首先，作者在故事开篇以大量绵绵絮语式的笔调介绍了上海的弄堂、弄堂中的流言、弄堂中的闺阁和鸽子，为人物生长环境做了铺垫。而王琦瑶本身就生活在上海、弄堂、流言之中，耳濡目染，必定是世俗的，作者描绘的王琦瑶的性格和生长环境是相吻合的。作者要书写的王琦瑶就是世俗生活中的，跟着留声机唱《四季歌》、结伴而行看《乱世佳人》、到照相馆拍小照的王琦瑶，在这样一群王琦瑶们身上可以看见日子的情态，可以看见小儿女们的情趣意志，作者要塑造的正是这么一位不够大方、不够高尚的王琦瑶。世俗的王 琦瑶含有女儿心独有的玲珑别致，因而她精明，细致，有心机，懂矜持，会耍手腕，这些和人物的性格设定是相吻合的，并不等同于作者对世俗价值观的认同。
其次，论者认为作者在设置王琦瑶与吴佩珍、蒋丽莉之间的人物关系时，认同以丑美观念、世俗精明来划分女性的生命价值，笔者仍不以为然。作者在设定这样一组人物关系时，是站在对等的距离看待王琦瑶与她的伙伴们，是以微笑的赞许的心态欣赏她们之间的小儿女情长，这儿女情长之间有世俗心，有心机，有小手腕，然正是十六七岁小儿女们之间友谊的真实写照，作者只是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之间这种简单而又复杂的友谊。吴佩珍家境较王琦瑶要宽裕许多，然正是王琦瑶的细致与吴佩珍的粗疏、王琦瑶的美与吴佩珍的丑、王琦瑶的慷慨与吴佩珍的感恩之心对前者作了弥补，才使这二人之间的友谊得以平衡，若是两个美丽相当、心思缜密相当的女性在一起，必定是处处暗地里较劲，是万不能够成为真正贴心的朋友的，这二人之间的互补，才使得对彼此不心存嫉妒，才有彼此成为贴心朋友的机缘。作者并没有偏袒于一方，而把王琦瑶设置为人物关系中的主体，并不是认同以美丑观念、世俗精明划分女性的生命价值，只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小女生的心思作了一次细致而真实地把握。
二
论者认为作者在设定王琦瑶与男性之间的关系时，认定男女之间的情色交易和女性女奴身份的文化立场。王琦瑶一生先后经历了四位男性，最终只有程先生陪伴了王琦瑶一生，这样的命运安排并非是王琦瑶的个人选作所致，动荡的时代在左右着她的命运，在那个年代选择一人终老的机会被大大地限制了。
王琦瑶最初选择李主任，存有从李主任那里取得终身受益的私心，但是不能排除王琦瑶后来对李主任的爱慕之心，虽有同李主任为“结发夫妻”的愿望，但是没有这个命。在得知李主任的死讯后，她表现出了撕心裂肺的痛苦，王琦瑶的种种表现，并非表示她与李主任之间只存有金钱关系。作者在写王琦瑶的“乖觉”、“依赖”、“孩子似的不争气”的性格时都是以李主任的视角来写，这些感受是李主任的个人感受，包含着李主任对王琦瑶的恋爱，并不等同于作者的感受。
经历李主任的事情之后，王琦瑶开始回归于平凡的生活，但是她变得比以前坚定起来，开始自食其力地谋生活。王琦瑶与康明逊恋爱，并非为追求浮华生活。而是二人都能在对方身上找到旧时代里自己的影子，两个人都是犄角里求生活的人，彼此心中都心生怜惜。然而面对康明逊的“心有余而力不足”，被迫去香港，王琦瑶并没有抱怨，而是给与了体恤与理解，若没有足够无奈的人生体验，这样的大度是做不到的，而这一点被论者视为懦弱。与康明逊之间的恋爱也只是为了眼前现世欢愉，并不想去追求什么夫妻名分，王琦瑶自认为像她那样的女人，太平就是福，作者认为这是王琦瑶对自己主体性地位的再一次丧失，王琦瑶的这些诸多感叹，何尝不是她历尽沧桑之后对人生的淡漠？后来又独自抚养二人的私生子，在上海的弄堂中，可想王琦瑶的此番举措要受到多少非议与舆论，一个女子要有怎样的勇气才能独自一人去承受这份责任，而在论者眼里，这似乎是王琦瑶应有的报应，缺少对波澜人生中一个不幸女子的同情。
王琦瑶在垂暮之年与老克腊相恋，更是要克服周遭的世俗观念，这场年龄悬殊很大的爱恋在他人眼里只是彼此寻求对“性”的满足，在世俗人的眼中，王琦瑶这样不正经的女子，垂暮之年，是再也不应该享受爱情的，但正是王琦瑶对世俗观念的无视，才使得她的这场恋爱又一次脱俗，在这样一个年纪还有去追寻爱情的勇气是值得我们敬佩的。王琦瑶与程先生之间终生保持着纯洁的友谊，王琦瑶并没有在危难时刻把友情与爱情混淆，并没有为了一己之私，利用女色，与程先生之间产生暧昧不清的男女关系。
所以，我认为从王琦瑶选择李主任开始到与康明逊、老克腊相恋，一直以来都是对世俗的对抗。
三
最后，论者始终在批判作者是以同情的心情对待王琦瑶，是对世俗的物质与美貌的认同，以色情诱因他人而获取物质上的生活，我认为论者只是读到了《长恨歌》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深入到“芯子”里，没有领悟到作者在王琦瑶身上体现的人文情怀。
《长恨歌》中作者选取的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有俯瞰终生的意味，怀有慈悲之心。作者对小说里的人物也倾注了悲悯的情怀，“智慧的冷静的内面是一副大慈大悲的心肠。与慈悲心态为表里，产生深广的同情”。这种深广的同情心作者并不是仅仅给与了王琦瑶，而是受时代、命运左右的每一个人。
作者处处在写上海的物质生活，物质是生活的根源，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也曾多处对服饰、家具进行精描细写，在《红楼梦》中，作者更是以大量的笔墨来宣泄贾府的奢靡生活，然而这并不能说是作者对物质生活的向往。王安忆看似在写物质生活，实质则有更深的精神维度包含于其中，她“把自己的智慧深深地藏在具象的物质的叙述中，其智性的安排中更多的是韬晦而不是外砾，是有力的清晰而不是心理的纠缠”；对于《长恨歌》中的物质生活描写，表面上看是在写表象的物质，实则是蕴涵更深刻的精神底蕴，在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儿女情长中注入上海的意趣。
参考文献：
[1]徐德明.《王安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文学评论》，2001（1）.
[2]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文学评论》，2002（3）.
[3]郑文辉.《王琦瑶身后的文化说明了什么？》，《文艺争鸣》，2004（6）.
[4]甘晓燕.《历史沧桑中的海上繁华梦——张爱玲与王安忆的上海都市民间书写比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7（7）.
[5]宋晓平.《女性书写和欲望的场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6]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新星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
[7]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关键词：王安忆；《长恨歌》；女性；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2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以细腻而哀婉的笔调叙说了上海女人王琦瑶历尽沧桑的一生。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玲发表在《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题性——对王安忆<长恨歌>叙事立场的反思》一文中充分肯定作者把握地域文化特征、洞悉世态人情的能力之后，认为作者在塑造王琦瑶这一人物形象时，以美丑观念划分女性的生命价值，认同王琦瑶式的缺乏主体意识的女奴意识，对中心人物王琦瑶过度同情而没有精神反思。对于论者这些观点，笔者不甚赞同，以为论者的很多观点只停留在对《长恨歌》的表面解读。
一
《长恨歌》中女主人公王琦瑶的故事多设置在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交往中，论者认为作者在设置王琦瑶与众多女性的关系时认定以丑美观念、世俗精明来划分女性的生命价值，笔者以为不然。
首先，作者在故事开篇以大量绵绵絮语式的笔调介绍了上海的弄堂、弄堂中的流言、弄堂中的闺阁和鸽子，为人物生长环境做了铺垫。而王琦瑶本身就生活在上海、弄堂、流言之中，耳濡目染，必定是世俗的，作者描绘的王琦瑶的性格和生长环境是相吻合的。作者要书写的王琦瑶就是世俗生活中的，跟着留声机唱《四季歌》、结伴而行看《乱世佳人》、到照相馆拍小照的王琦瑶，在这样一群王琦瑶们身上可以看见日子的情态，可以看见小儿女们的情趣意志，作者要塑造的正是这么一位不够大方、不够高尚的王琦瑶。世俗的王 琦瑶含有女儿心独有的玲珑别致，因而她精明，细致，有心机，懂矜持，会耍手腕，这些和人物的性格设定是相吻合的，并不等同于作者对世俗价值观的认同。
其次，论者认为作者在设置王琦瑶与吴佩珍、蒋丽莉之间的人物关系时，认同以丑美观念、世俗精明来划分女性的生命价值，笔者仍不以为然。作者在设定这样一组人物关系时，是站在对等的距离看待王琦瑶与她的伙伴们，是以微笑的赞许的心态欣赏她们之间的小儿女情长，这儿女情长之间有世俗心，有心机，有小手腕，然正是十六七岁小儿女们之间友谊的真实写照，作者只是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之间这种简单而又复杂的友谊。吴佩珍家境较王琦瑶要宽裕许多，然正是王琦瑶的细致与吴佩珍的粗疏、王琦瑶的美与吴佩珍的丑、王琦瑶的慷慨与吴佩珍的感恩之心对前者作了弥补，才使这二人之间的友谊得以平衡，若是两个美丽相当、心思缜密相当的女性在一起，必定是处处暗地里较劲，是万不能够成为真正贴心的朋友的，这二人之间的互补，才使得对彼此不心存嫉妒，才有彼此成为贴心朋友的机缘。作者并没有偏袒于一方，而把王琦瑶设置为人物关系中的主体，并不是认同以美丑观念、世俗精明划分女性的生命价值，只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小女生的心思作了一次细致而真实地把握。
二
论者认为作者在设定王琦瑶与男性之间的关系时，认定男女之间的情色交易和女性女奴身份的文化立场。王琦瑶一生先后经历了四位男性，最终只有程先生陪伴了王琦瑶一生，这样的命运安排并非是王琦瑶的个人选作所致，动荡的时代在左右着她的命运，在那个年代选择一人终老的机会被大大地限制了。
王琦瑶最初选择李主任，存有从李主任那里取得终身受益的私心，但是不能排除王琦瑶后来对李主任的爱慕之心，虽有同李主任为“结发夫妻”的愿望，但是没有这个命。在得知李主任的死讯后，她表现出了撕心裂肺的痛苦，王琦瑶的种种表现，并非表示她与李主任之间只存有金钱关系。作者在写王琦瑶的“乖觉”、“依赖”、“孩子似的不争气”的性格时都是以李主任的视角来写，这些感受是李主任的个人感受，包含着李主任对王琦瑶的恋爱，并不等同于作者的感受。
经历李主任的事情之后，王琦瑶开始回归于平凡的生活，但是她变得比以前坚定起来，开始自食其力地谋生活。王琦瑶与康明逊恋爱，并非为追求浮华生活。而是二人都能在对方身上找到旧时代里自己的影子，两个人都是犄角里求生活的人，彼此心中都心生怜惜。然而面对康明逊的“心有余而力不足”，被迫去香港，王琦瑶并没有抱怨，而是给与了体恤与理解，若没有足够无奈的人生体验，这样的大度是做不到的，而这一点被论者视为懦弱。与康明逊之间的恋爱也只是为了眼前现世欢愉，并不想去追求什么夫妻名分，王琦瑶自认为像她那样的女人，太平就是福，作者认为这是王琦瑶对自己主体性地位的再一次丧失，王琦瑶的这些诸多感叹，何尝不是她历尽沧桑之后对人生的淡漠？后来又独自抚养二人的私生子，在上海的弄堂中，可想王琦瑶的此番举措要受到多少非议与舆论，一个女子要有怎样的勇气才能独自一人去承受这份责任，而在论者眼里，这似乎是王琦瑶应有的报应，缺少对波澜人生中一个不幸女子的同情。
王琦瑶在垂暮之年与老克腊相恋，更是要克服周遭的世俗观念，这场年龄悬殊很大的爱恋在他人眼里只是彼此寻求对“性”的满足，在世俗人的眼中，王琦瑶这样不正经的女子，垂暮之年，是再也不应该享受爱情的，但正是王琦瑶对世俗观念的无视，才使得她的这场恋爱又一次脱俗，在这样一个年纪还有去追寻爱情的勇气是值得我们敬佩的。王琦瑶与程先生之间终生保持着纯洁的友谊，王琦瑶并没有在危难时刻把友情与爱情混淆，并没有为了一己之私，利用女色，与程先生之间产生暧昧不清的男女关系。
所以，我认为从王琦瑶选择李主任开始到与康明逊、老克腊相恋，一直以来都是对世俗的对抗。
三
最后，论者始终在批判作者是以同情的心情对待王琦瑶，是对世俗的物质与美貌的认同，以色情诱因他人而获取物质上的生活，我认为论者只是读到了《长恨歌》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深入到“芯子”里，没有领悟到作者在王琦瑶身上体现的人文情怀。
《长恨歌》中作者选取的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有俯瞰终生的意味，怀有慈悲之心。作者对小说里的人物也倾注了悲悯的情怀，“智慧的冷静的内面是一副大慈大悲的心肠。与慈悲心态为表里，产生深广的同情”。这种深广的同情心作者并不是仅仅给与了王琦瑶，而是受时代、命运左右的每一个人。
作者处处在写上海的物质生活，物质是生活的根源，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也曾多处对服饰、家具进行精描细写，在《红楼梦》中，作者更是以大量的笔墨来宣泄贾府的奢靡生活，然而这并不能说是作者对物质生活的向往。王安忆看似在写物质生活，实质则有更深的精神维度包含于其中，她“把自己的智慧深深地藏在具象的物质的叙述中，其智性的安排中更多的是韬晦而不是外砾，是有力的清晰而不是心理的纠缠”；对于《长恨歌》中的物质生活描写，表面上看是在写表象的物质，实则是蕴涵更深刻的精神底蕴，在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儿女情长中注入上海的意趣。
参考文献：
[1]徐德明.《王安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文学评论》，2001（1）.
[2]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文学评论》，2002（3）.
[3]郑文辉.《王琦瑶身后的文化说明了什么？》，《文艺争鸣》，2004（6）.
[4]甘晓燕.《历史沧桑中的海上繁华梦——张爱玲与王安忆的上海都市民间书写比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7（7）.
[5]宋晓平.《女性书写和欲望的场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6]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新星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
[7]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