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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日，吉林省国家安全厅正式对外开通了首条面向全国的间谍举报热线。正当人们还沉浸在影视剧中谍报工作的波云诡谲时，这条“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隐蔽战线却已在不知不觉中距离现实生活那么近。
四人相继被捕
2015年9月底，日本一些媒体最先曝出两名日本间谍嫌疑人在中国被捕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有关部门依法逮捕两名在华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籍嫌疑人，有关情况已向日方进行了通报。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这两名日本男子可能是受日本公安调查厅委托在华收集情报，于2015年5月先后在辽宁省的中朝边境和浙江省的军事设施附近被捕。
精通情报活动的日本专家称，公安调查厅“日常性地会通过民间人士在海外收集情报”。军事评论员黑井文太郎对共同社表示：“公安调查厅以前就采取与往来外国的商务人士等走得很近并听取情报的手法。”
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前局长孙崎享则分析道：“这应该是日常性地由民间人士进行的情报收集活动。”
在这一消息引发广泛关注之时，日本《朝日新闻》于2015年10月11日再次爆料称，一名50多岁的日本女性同年6月在上海被警方逮捕，存在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
此外，还有一名60多岁的北海道男性也于2015年6月在北京被逮捕，据称受日本公安调查厅委托收集关于中国政治形势的情报。
共同社报道，这4名间谍嫌疑人已被拘捕较长时间，日本政府正在加紧收集情报以寻求他们获释。
虽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开否认向中国派遣间谍，日本媒体也声称，类似情况“实属罕见”，但实际上，中国一直是日本情报收集的重点对象。
谁派来的这些日本间谍？
实际上，作为全球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价值最高的热点之一，中国已然成为外国情报机关的首批目标。日本什么机构会想着派人刺探情报？比较常见的有两个，一个是使馆里的某些武官，一个是外务省。
拿武官来说，二战后，日本被逐回国的武官至少已有三名。而日本外务省为了培养中国问题专家 ，每年有两三个人在中国工作或者学习一两年中文后，辗转几个国家，再派往北京、香港、台湾等城市和地区工作，从事研究和搜集中国情报。
2006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裁定，两名日本外交官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间谍，他们为“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工作，北京高院认定该组织是间谍机构。
除了政府部门，还有一些以企业、社团为名头的机构，也是干这行的。比如，日本最大的民间情报组织——日本贸易振兴会，在本世纪初的时候，中国室共8人，其中室长曾在北京常住三年半，两人在北京常住，还有几人都学过中文。
据了解，在中国境内，日本的商社和金融机构已发展到近千家，遍布大中城市，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比如日本伊藤忠商社有150多名负责中国事务的人員，分布在驻中国的各办事机构，以及汽车、化学、纤维等营业部门，通过日常的商业活动，搜集中国情报。还有一家商社曾在中国开设12家常驻机构，远远超出商社本身业务需要。
根据公开报道，一些日本企业驻华人员每天上班后，先要阅读日本总部发来的各项指示和资料，接着便详细阅读调查中国当地的报纸、杂志、书籍，收听收看广播电视，从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和情报。
而在日本本土，有一幢大楼专门为广播监听而建，内有8名监听人员全天24小时监听和收录中国中央及地方电台广播节目，并整理、制成卡片，分类存档。日本亚细亚综合开发研究所开设了一种新的服务项目，即向日本商社、金融机关输送各国经济情报信息。
日本有两大畅销书每年更新，一是三菱综合研究所编的《中国情报》，二是《现代中国名人辞典》。前者包括中国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各种信息数据，后者更详细完备，中国党政要员，区县以上人大、政协、司法、教育、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国企等人名、简历、能力尽在其中。
他们到底要刺探什么？
这些“中国通”在华究竟刺探什么情报？据悉，他们想知道的东西包罗万象，只要觉得有价值，就想办法搜罗。简单举几个例子吧。
2006年，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逮捕了《中日经济新闻》杂志的创办人、日本籍男子原博文。他从1995年开始，为日本外务省搜集中国情报，提供了大量中国的机密文件复印件，内容从“领导人的健康状态”、“中国的对外政策”，到“中国领导人对解放军的内部讲话”等，不一而足。
1987年和1996年，日本武官因窃取军事机密分别被苏联和中国驱逐出境。当时，一名美国武官和一名日本武官到中国海南省，企图搜集中国海军新型潜艇的情报，结果被中国安全机构逮到，从两人身上搜出了有关军事机密的照片和录像带。
时隔6年，日本又有一名驻华武官因私闯中国军事禁区而遭拘捕。据报道，此人为日本海上自卫队上校武官天野宽雅。2002年10月26日，天野宽雅在宁波军事禁区内被担任警戒的海军官兵逮了个正着。此后，他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被迫离开中国。
此外，还有一些间谍利用更为隐蔽的身份进行情报搜集工作。最有名的就是渗透中国达37年之久的日本间谍、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阿尾博政。他以经济学学者的身份潜入中国。一次，在中国政府官员的介绍下，他被安排到部队去交流，在这里看到很多军事设施和武器。他不动声色，要求和部队人员合影留念，借机拍下了当时中国最尖端的军车，并且还刺探到中国南方某机场最新战斗机型号的情况。据报道，从1982年开始，他为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呈报了150篇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
日本各驻华机构搜集的各种情报，大到政府、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情报，小到各地风土人情、消费观念、市场动态、居民喜好，甚至一个产品的价格，供日本商品打入中国时使用。
除了自己出面，这些日本间谍还通过雇佣秘书、司机、厨师、保姆等中国办事人员，通过他们了解中国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等。其次，广交朋友，与中国政府官员、企业高管、新闻人员等进行广泛接触，一旦需要，这些中国朋友就会成为重要情报来源。 然后，策反一些核心部门的关键岗位人员。据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助理陈辉，2006年6月被宣判泄露国家机密罪名成立。而在他被捕之前一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遭国家安全机关逮捕。社科院负责纪检的领导曾在讲话中公开指出，社科院存在受境外势力渗透问题。
谋求情报大国
虽然日本高官公开否认向中国派遣间谍，但事实上，中国一直是日本情报工作的重点对象，相关情报收集工作从未停止。
二战后，日本在情报工作上开始逐渐脱离对美国的依赖，建立起一套相对独立的情报体系和机构。许多日本政客和学者提出，如果日本要变成所谓“正常国家”，作为国家耳目、尖兵和参谋的情报系统至关重要。
经过多年发展，如今日本已经拥有一个庞大的情报机构群，最近媒体报道中频繁提到的公安调查厅，其实只是日本整个情报系统的一支，隶属于法务省。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内阁情报调查室）、外务省（外务省国际情报局）、防卫省（情报本部）和通商产业省均设有各自的情报机构，民间也有一定规模的商社情报网。
在日本情报系统中，各个机构既各司其职，又互有合作，其中内阁情报调查室直属内阁官房长官领导，通过官房长官定期向首相提供情报;公安调查厅具有对外情报和反间谍的职能;防卫省情报本部主要负责军事情报;通商产业省则是日本经济情报网的核心，重点搜集经济科技情报。
虽然情报机构庞杂，但日本《东京新闻》2013年报道，日本情报工作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防止本国情报泄露的反间谍工作，这在日本是由“公安警察”承担的;另一种则是主动获得外国情报的“对外谍报”工作，这主要是由外交人员承担的。
安倍自2012年底第二次上台后，不断寻求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扩大自卫队活动领域。为配合这一策略，安倍非常重视情报工作，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创建了日本版“国安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为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司令塔”。
2013年12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式成立，翌年1月，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事务机构——国家安全保障局成立，其成员来自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部门。国安会下设“宏观”、“战略”、“情报”、“同盟国·友好国”、“中国·朝鲜”以及“中东等其他”6大部门。
2015年4月，日本政府又提交了一份成立日本版“军情六处”的建议书，提出新设一个情报机构，主管海外情报收集。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2013年5月强调了培养谍报活动人才的重要性，表示“将加强对专门的、有组织的情报收集手段和体制的研究。”
安倍首次执政时设立的“情报机能强化检讨会议”曾于2008年提交过一份汇总报告，其中也谈到了“人力情报”的重要性。报告认为，“情报收集的对象国和对象组织是封闭性的，因此很难获得其内部情报”，“为了获得高质量情报，应当加强培训，通过积累知识和经验，培养对外人力情报的专门人才”。
当前，安倍政府已采取措施，向海外使领馆增派防卫驻在官，为今后打造谍报机构锻炼和储备人员。
美国为何此时紧急召回特工？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中国逮捕日本间谍消息传出的同时，美国中情局下令从驻华使馆紧急撤回多名特工。这又意味着什么？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已撤回许多驻华大使馆的特工，原因是此前大量联邦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被黑客窃取。
2015年7月，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办公室，即OPM电脑遭黑客入侵，而从2014年到2015年，OPM至少有两次遭到网络黑客攻击，导致成千上万联邦工作人员个人信息被泄露。而黑客从OPM盗走的资料里，有些可被利用來勒索或者招募美国的情报人员。
有安全专家认为，此前联邦工作人员个人信息被盗事件影响将会是巨大的，黑客在联邦计算机系统中潜伏长达一年之久，这个时间足以从数据库中获取大量情报和军事人员的信息。有报道妄称，制造这起事件的黑客可能“来自中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说，中情局的这个举动是出于对特工的保护，以防止他们的身份被黑客泄露。
言外之义，中情局的这个举动是出于对在华进行间谍活动的美国特工的保护，以防止他们的身份被黑客泄露而遭到像日本间谍一样的下场。但是，这也泄露了美国中情局在华进行间谍活动的“天机”。
（冯强荐自《读报参考》）
四人相继被捕
2015年9月底，日本一些媒体最先曝出两名日本间谍嫌疑人在中国被捕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有关部门依法逮捕两名在华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籍嫌疑人，有关情况已向日方进行了通报。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这两名日本男子可能是受日本公安调查厅委托在华收集情报，于2015年5月先后在辽宁省的中朝边境和浙江省的军事设施附近被捕。
精通情报活动的日本专家称，公安调查厅“日常性地会通过民间人士在海外收集情报”。军事评论员黑井文太郎对共同社表示：“公安调查厅以前就采取与往来外国的商务人士等走得很近并听取情报的手法。”
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前局长孙崎享则分析道：“这应该是日常性地由民间人士进行的情报收集活动。”
在这一消息引发广泛关注之时，日本《朝日新闻》于2015年10月11日再次爆料称，一名50多岁的日本女性同年6月在上海被警方逮捕，存在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
此外，还有一名60多岁的北海道男性也于2015年6月在北京被逮捕，据称受日本公安调查厅委托收集关于中国政治形势的情报。
共同社报道，这4名间谍嫌疑人已被拘捕较长时间，日本政府正在加紧收集情报以寻求他们获释。
虽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开否认向中国派遣间谍，日本媒体也声称，类似情况“实属罕见”，但实际上，中国一直是日本情报收集的重点对象。
谁派来的这些日本间谍？
实际上，作为全球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价值最高的热点之一，中国已然成为外国情报机关的首批目标。日本什么机构会想着派人刺探情报？比较常见的有两个，一个是使馆里的某些武官，一个是外务省。
拿武官来说，二战后，日本被逐回国的武官至少已有三名。而日本外务省为了培养中国问题专家 ，每年有两三个人在中国工作或者学习一两年中文后，辗转几个国家，再派往北京、香港、台湾等城市和地区工作，从事研究和搜集中国情报。
2006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裁定，两名日本外交官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间谍，他们为“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工作，北京高院认定该组织是间谍机构。
除了政府部门，还有一些以企业、社团为名头的机构，也是干这行的。比如，日本最大的民间情报组织——日本贸易振兴会，在本世纪初的时候，中国室共8人，其中室长曾在北京常住三年半，两人在北京常住，还有几人都学过中文。
据了解，在中国境内，日本的商社和金融机构已发展到近千家，遍布大中城市，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比如日本伊藤忠商社有150多名负责中国事务的人員，分布在驻中国的各办事机构，以及汽车、化学、纤维等营业部门，通过日常的商业活动，搜集中国情报。还有一家商社曾在中国开设12家常驻机构，远远超出商社本身业务需要。
根据公开报道，一些日本企业驻华人员每天上班后，先要阅读日本总部发来的各项指示和资料，接着便详细阅读调查中国当地的报纸、杂志、书籍，收听收看广播电视，从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和情报。
而在日本本土，有一幢大楼专门为广播监听而建，内有8名监听人员全天24小时监听和收录中国中央及地方电台广播节目，并整理、制成卡片，分类存档。日本亚细亚综合开发研究所开设了一种新的服务项目，即向日本商社、金融机关输送各国经济情报信息。
日本有两大畅销书每年更新，一是三菱综合研究所编的《中国情报》，二是《现代中国名人辞典》。前者包括中国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各种信息数据，后者更详细完备，中国党政要员，区县以上人大、政协、司法、教育、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国企等人名、简历、能力尽在其中。
他们到底要刺探什么？
这些“中国通”在华究竟刺探什么情报？据悉，他们想知道的东西包罗万象，只要觉得有价值，就想办法搜罗。简单举几个例子吧。
2006年，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逮捕了《中日经济新闻》杂志的创办人、日本籍男子原博文。他从1995年开始，为日本外务省搜集中国情报，提供了大量中国的机密文件复印件，内容从“领导人的健康状态”、“中国的对外政策”，到“中国领导人对解放军的内部讲话”等，不一而足。
1987年和1996年，日本武官因窃取军事机密分别被苏联和中国驱逐出境。当时，一名美国武官和一名日本武官到中国海南省，企图搜集中国海军新型潜艇的情报，结果被中国安全机构逮到，从两人身上搜出了有关军事机密的照片和录像带。
时隔6年，日本又有一名驻华武官因私闯中国军事禁区而遭拘捕。据报道，此人为日本海上自卫队上校武官天野宽雅。2002年10月26日，天野宽雅在宁波军事禁区内被担任警戒的海军官兵逮了个正着。此后，他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被迫离开中国。
此外，还有一些间谍利用更为隐蔽的身份进行情报搜集工作。最有名的就是渗透中国达37年之久的日本间谍、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阿尾博政。他以经济学学者的身份潜入中国。一次，在中国政府官员的介绍下，他被安排到部队去交流，在这里看到很多军事设施和武器。他不动声色，要求和部队人员合影留念，借机拍下了当时中国最尖端的军车，并且还刺探到中国南方某机场最新战斗机型号的情况。据报道，从1982年开始，他为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呈报了150篇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
日本各驻华机构搜集的各种情报，大到政府、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情报，小到各地风土人情、消费观念、市场动态、居民喜好，甚至一个产品的价格，供日本商品打入中国时使用。
除了自己出面，这些日本间谍还通过雇佣秘书、司机、厨师、保姆等中国办事人员，通过他们了解中国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等。其次，广交朋友，与中国政府官员、企业高管、新闻人员等进行广泛接触，一旦需要，这些中国朋友就会成为重要情报来源。 然后，策反一些核心部门的关键岗位人员。据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助理陈辉，2006年6月被宣判泄露国家机密罪名成立。而在他被捕之前一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遭国家安全机关逮捕。社科院负责纪检的领导曾在讲话中公开指出，社科院存在受境外势力渗透问题。
谋求情报大国
虽然日本高官公开否认向中国派遣间谍，但事实上，中国一直是日本情报工作的重点对象，相关情报收集工作从未停止。
二战后，日本在情报工作上开始逐渐脱离对美国的依赖，建立起一套相对独立的情报体系和机构。许多日本政客和学者提出，如果日本要变成所谓“正常国家”，作为国家耳目、尖兵和参谋的情报系统至关重要。
经过多年发展，如今日本已经拥有一个庞大的情报机构群，最近媒体报道中频繁提到的公安调查厅，其实只是日本整个情报系统的一支，隶属于法务省。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内阁情报调查室）、外务省（外务省国际情报局）、防卫省（情报本部）和通商产业省均设有各自的情报机构，民间也有一定规模的商社情报网。
在日本情报系统中，各个机构既各司其职，又互有合作，其中内阁情报调查室直属内阁官房长官领导，通过官房长官定期向首相提供情报;公安调查厅具有对外情报和反间谍的职能;防卫省情报本部主要负责军事情报;通商产业省则是日本经济情报网的核心，重点搜集经济科技情报。
虽然情报机构庞杂，但日本《东京新闻》2013年报道，日本情报工作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防止本国情报泄露的反间谍工作，这在日本是由“公安警察”承担的;另一种则是主动获得外国情报的“对外谍报”工作，这主要是由外交人员承担的。
安倍自2012年底第二次上台后，不断寻求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扩大自卫队活动领域。为配合这一策略，安倍非常重视情报工作，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创建了日本版“国安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为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司令塔”。
2013年12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式成立，翌年1月，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事务机构——国家安全保障局成立，其成员来自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部门。国安会下设“宏观”、“战略”、“情报”、“同盟国·友好国”、“中国·朝鲜”以及“中东等其他”6大部门。
2015年4月，日本政府又提交了一份成立日本版“军情六处”的建议书，提出新设一个情报机构，主管海外情报收集。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2013年5月强调了培养谍报活动人才的重要性，表示“将加强对专门的、有组织的情报收集手段和体制的研究。”
安倍首次执政时设立的“情报机能强化检讨会议”曾于2008年提交过一份汇总报告，其中也谈到了“人力情报”的重要性。报告认为，“情报收集的对象国和对象组织是封闭性的，因此很难获得其内部情报”，“为了获得高质量情报，应当加强培训，通过积累知识和经验，培养对外人力情报的专门人才”。
当前，安倍政府已采取措施，向海外使领馆增派防卫驻在官，为今后打造谍报机构锻炼和储备人员。
美国为何此时紧急召回特工？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中国逮捕日本间谍消息传出的同时，美国中情局下令从驻华使馆紧急撤回多名特工。这又意味着什么？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已撤回许多驻华大使馆的特工，原因是此前大量联邦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被黑客窃取。
2015年7月，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办公室，即OPM电脑遭黑客入侵，而从2014年到2015年，OPM至少有两次遭到网络黑客攻击，导致成千上万联邦工作人员个人信息被泄露。而黑客从OPM盗走的资料里，有些可被利用來勒索或者招募美国的情报人员。
有安全专家认为，此前联邦工作人员个人信息被盗事件影响将会是巨大的，黑客在联邦计算机系统中潜伏长达一年之久，这个时间足以从数据库中获取大量情报和军事人员的信息。有报道妄称，制造这起事件的黑客可能“来自中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说，中情局的这个举动是出于对特工的保护，以防止他们的身份被黑客泄露。
言外之义，中情局的这个举动是出于对在华进行间谍活动的美国特工的保护，以防止他们的身份被黑客泄露而遭到像日本间谍一样的下场。但是，这也泄露了美国中情局在华进行间谍活动的“天机”。
（冯强荐自《读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