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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变革，通识教育成为热点问题。2015年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成立“大学通识教育联盟”，推动我国通识教育迈向新阶段。四校通识课程模块分别有六大领域、八大课组、七大模块和四大板块，各校所设的传统文化课程数量占其通识课程总数的1/4左右，集中在人文学科。在政策层面，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提升大学创新人才培养能力：“实行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分类、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强化实践教学，着力培养学生创意创新创业能力”；“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这些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要目标和发展理念，对于推进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尽管学术界对通识教育的内涵见解不一，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通识教育既然是“教育”，必然与人的培养密不可分；况且，古今中外大量事实一再昭示，人的成长离不开通识教育。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应用技术类高校，除了培养大学生的不同专业才能外，还需要培育某些共同的基本素养。与精英高等教育相比，大众高等教育分层分类增多，办学目标各有侧重，但也面对诸多共性问题，如人生的意义、文化与国家的认同、家庭和社会之中人与人的相处之道等，这些都是大学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从人的培养来看，实施通识教育，关键在于培养什么样的“通识”以及如何培养“通识”。
适合本国需要的教育
通识教育是东西方文化演化的产物，反映了人类文明传承的普遍要求。其源头，在中国可溯至先秦时期的“六艺”教育，后演化为经学教育和书院教育；在西方则溯至古希腊罗马的教育和中世纪的“七艺”教育。好的通识教育，在文化选择上，必然认同和赓续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与英文“generM education”（或“liberalarts education”）相对应，中文语境的“通识教育”一词，虽属后起的概念，却与中华民族优良教育传统相契合，富有深厚的人文底蕴。通识教育既反映特定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也折射人类共同的理性精神。从文化传承和文明演进来看，通识教育之于中华文化，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渊源有自、交互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不辍，至今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其中以汉字为载体的通识教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在百年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郭秉文就提出，判断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优劣，不依赖于预设的条件，而依赖于其制度适应各自国情的程度。因为问题不在于哪一种教育制度更好，而在于教育制度更适应其社会和政治的环境。若以公正、适当的眼光考察，中国在世界教育史上享有盛誉。要回答“何种教育制度能培养最善良之公民”，必须厘清不同国家“最善良之公民”的含义。就中国而言，保持自己的优良教育传统更为合适。因为任何一国教育制度的成功，必须适合本国的需要。他还指出，热衷学习西方，应避免過于强调西方教育的重要性而忽视我国人民生活的动机。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对于西方人是最好的教育，未必能保证对中国人也是最好的。以西方教育之长，与我国数千年教育历史所证明适宜者相结合，才能建立良好的教育制度。郭秉文认为，经学教育“养成中国人某些优良和稳定的品质”，其合理内核值得发扬光大。
近代中国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大学教育整体上呈现明显的“西化”取向，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在学习西方科学和文化过程中，坚持中学与西学并重，极力弘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和教育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文化自觉精神，在融合中西文化方面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这些学人重视学习国文和西文。具有深厚的国学和西学根底；尊崇优秀传统文化，维护民族文化根本；重视国际文化教育交流，促进中西文化互补。
注重“学习”的教育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贯穿于“教”“学”双向活动和师生相互影响之中。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只有内化为学习主体的意识和自觉行为，才能真正产生作用。因此，好的通识教育，在教育方式上，应是注重“学习”的教育。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明，从来就是一种“学习”的文明，对于教育有独特而深邃的理解。在“教”与“学”的关系上，先秦儒家认为，“学”是第一位的，“教”是第二位的，“教”是为了更好地“学”。《论语》开篇即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通篇都在讨论“学”，而不谈“教”。远方的朋友前来求教，共同探讨问题，不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吗？你所说的道理，虽然他人没有理解，你却并不怨恨，这不是君子应有的学习态度吗？《学记》则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强调讨论式学习的重要性。孟子认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资之深，左右逢源。此外，透过《礼记·学记》、苟子的《劝学》等教育名篇的命名，我们亦可见儒家重“学”之特质。
即使在全面移植西方学制的近代，中国人仍然保持了“好学”的传统。郭秉文指出：“今日中国教育变革的精神与数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教育精神并无不同，就是说，仍保持对学习的高度尊敬。其变化不在好学的本质，而在学习的特征。过去崇尚古代经典的文学及伦理，而今则扩展到西方科学的实验与致用，因为它清楚地意识到，借此可实现新国民和爱国的理念。”
通识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它需要通过身教，以人格的力量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为师者首先要有“通识”，并努力营造民主的教学气氛。梅贻琦、潘光旦提出师生“从游”论。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作为教师，意志须锻炼，情绪须裁节，而于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
从先贤倡导的“言教”“身教”，到当今兴起的“慕课”“微课”和“翻转课堂”，教的形式千变万化，而“学”的本质则一以贯之，这就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即“做人”）和学会发展。这也是当今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应有的基本要求。 突破学科藩篱的教育
学科既是学术的分类，也是教学的科目，它构成现代高等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的基础。另一方面，学科的划分又具有相对性和人为性，创新人才的培养，并不是单一的专业教育所能实现的。金耀基认为，“通识教育”这个称谓的提出，在学术越来越专门化，教育设计越来越狭窄之后才有意义。它的目的与其说是取代专业教育，不如说是平衡专业教育。好的通识教育，应是开放、包容的教育，在教育内容上，通贯古今中外，涵盖人文、社会和自然众多学科领域的知识。
一般说来，创新人才是指具有宽广的知识基础与文化视野，“通”“专”结合，富有独立人格和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人才。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提供适宜的教育环境。20世纪30年代，梅贻琦校长提出清华大学的课程主张：“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我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任鸿隽认为，科学在教育上的价值，“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以此心能求学，而学术乃有进步之望。以此心能处世，而社会乃立稳固之基”。这种教育理念的实践，推动了近代创新人才的培养。
近代学术大师的成长之路，印证了通才教育的成功。钱伟长曾说：“我早年有幸接受了开放式的、适应性较强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中获得的能力使我受用终身。”他认为，“大学阶段的教育应是一种针对专业教育而言的通识教育，是在为终身学习作准备、打基础的。有创新精神的人一定是善于学习、有较强社会适应性、能遨游各个知识领域并为我所用的人”。由此可见，创新精神的培养离不开通识教育的拓展。
当今社会发展对于人的知识、能力和文化素质要求日益提升，个体要成功参与社会生活，须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和多项才能。面对信息化时代的挑战，新知识、新理念层出不穷，各学科既高度分化又日趋综合，大学教育更需注重通识基础，融合不同学科文化，才能培养出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以经典、核心课程为载体的发展心智的教育
通识教育涵盖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及教育教学实践三个层面，以课堂教学为主要途径，辅以校园文化熏陶等隐性课程。好的通识教育，在课程实施上，大多通过经典传授和核心课程教学，培养全面发展和完整的人。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从守成到创新，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把握新旧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创新不是彻底断裂，而是具有延续性的变革；创新不是昙花一现，而是生生不息。经典阅读之所以能够促进创新人才培养，就在于经典常读常新，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之间，架起了人类智慧沟通的桥梁。美国核心文本与课程协会执行董事约瑟夫·斯科特·李指出，像柏拉图的《对话录》与《论语》这类的世界经典，“它教导学生处处思考和感受人类关心的那些具有深刻意涵和基础性的事物，跨越众多的学科、文明和时代——不是簡单地重现过去，而且也想象未来”。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普遍采用经典阅读、小班教学和讨论课的形式，并非偶然，而是与其传承文化精华、发展心智的教育理念相契合的。如耶鲁大学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经典阅读核心课程，班级人数不超过17人。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也是如此。
推进大学通识教育，需融会中西教育之长。东方教育制度之于学生的长处在于它的标准性、严格性和整齐性，不足在于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西方教育制度之于学生的长处在于它的多样化、灵活性和实用性，不足在于它的过度功利与放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进步，一些顶尖大学在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领域已经能为学生提供世界领先的课程。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高校还存在差距，高等教育课程质量亟待提升。改善大学现有课程，迫切需要增加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核心课程，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课程选择；推动中外经典阅读，发挥其育人功能；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改善课程的考试评价和教学管理方式。
凝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广泛的、非专业、非功利的教育，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人文关怀、人格养成与价值观陶冶，是提升个体素养，凝聚社会共识的主要途径，具有基础性、综合性和长期性的教育特征。通识教育内容广泛，而以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内容。好的通识教育，乃是在社会制度、政治理念、价值观念等方面凝聚共识的教育，为社会和谐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通识教育的目标、内容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和民族文化特征。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定位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人的文化自觉；塑造共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的全面发展是各级学校素质教育的共同目标，成为其他教育目标的基础。人的文化自觉作为受教育者的人文感悟和价值追求，是较高层次的教育目标。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则是在前两个教育目标的基础上形成的群体价值取向，反映了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代表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些基本内容成为当代大学通识教育的价值导向。
增强社会凝聚力，首先，需注重国情教育。知不足才能谋发展，凝聚共识才能形成合力。其次，加强民族和谐教育。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富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感悟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和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和谐团结，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再次，加强民主与法治教育。民主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它受文化传统、教育发展水平、社会环境等因素制约，在实现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实现民主需要法治保障。最后，重视诚信教育，建立和完善诚信社会保障体系，营造守信和睦的社会环境。
总之。良好的通识教育，立足于民族文化之根，适应本国发展的需要，是学习者通向成功之路。完善大学通识教育，迫切需要变革教育教学方式，开发和优化课程资源，拓展学习的深度与广度。这样的通识教育，对于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修养和知识结构，培养创新人才，凝聚社会共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至为重要。
（作者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尽管学术界对通识教育的内涵见解不一，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通识教育既然是“教育”，必然与人的培养密不可分；况且，古今中外大量事实一再昭示，人的成长离不开通识教育。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应用技术类高校，除了培养大学生的不同专业才能外，还需要培育某些共同的基本素养。与精英高等教育相比，大众高等教育分层分类增多，办学目标各有侧重，但也面对诸多共性问题，如人生的意义、文化与国家的认同、家庭和社会之中人与人的相处之道等，这些都是大学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从人的培养来看，实施通识教育，关键在于培养什么样的“通识”以及如何培养“通识”。
适合本国需要的教育
通识教育是东西方文化演化的产物，反映了人类文明传承的普遍要求。其源头，在中国可溯至先秦时期的“六艺”教育，后演化为经学教育和书院教育；在西方则溯至古希腊罗马的教育和中世纪的“七艺”教育。好的通识教育，在文化选择上，必然认同和赓续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与英文“generM education”（或“liberalarts education”）相对应，中文语境的“通识教育”一词，虽属后起的概念，却与中华民族优良教育传统相契合，富有深厚的人文底蕴。通识教育既反映特定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也折射人类共同的理性精神。从文化传承和文明演进来看，通识教育之于中华文化，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渊源有自、交互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不辍，至今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其中以汉字为载体的通识教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在百年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郭秉文就提出，判断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优劣，不依赖于预设的条件，而依赖于其制度适应各自国情的程度。因为问题不在于哪一种教育制度更好，而在于教育制度更适应其社会和政治的环境。若以公正、适当的眼光考察，中国在世界教育史上享有盛誉。要回答“何种教育制度能培养最善良之公民”，必须厘清不同国家“最善良之公民”的含义。就中国而言，保持自己的优良教育传统更为合适。因为任何一国教育制度的成功，必须适合本国的需要。他还指出，热衷学习西方，应避免過于强调西方教育的重要性而忽视我国人民生活的动机。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对于西方人是最好的教育，未必能保证对中国人也是最好的。以西方教育之长，与我国数千年教育历史所证明适宜者相结合，才能建立良好的教育制度。郭秉文认为，经学教育“养成中国人某些优良和稳定的品质”，其合理内核值得发扬光大。
近代中国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大学教育整体上呈现明显的“西化”取向，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在学习西方科学和文化过程中，坚持中学与西学并重，极力弘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和教育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文化自觉精神，在融合中西文化方面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这些学人重视学习国文和西文。具有深厚的国学和西学根底；尊崇优秀传统文化，维护民族文化根本；重视国际文化教育交流，促进中西文化互补。
注重“学习”的教育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贯穿于“教”“学”双向活动和师生相互影响之中。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只有内化为学习主体的意识和自觉行为，才能真正产生作用。因此，好的通识教育，在教育方式上，应是注重“学习”的教育。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明，从来就是一种“学习”的文明，对于教育有独特而深邃的理解。在“教”与“学”的关系上，先秦儒家认为，“学”是第一位的，“教”是第二位的，“教”是为了更好地“学”。《论语》开篇即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通篇都在讨论“学”，而不谈“教”。远方的朋友前来求教，共同探讨问题，不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吗？你所说的道理，虽然他人没有理解，你却并不怨恨，这不是君子应有的学习态度吗？《学记》则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强调讨论式学习的重要性。孟子认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资之深，左右逢源。此外，透过《礼记·学记》、苟子的《劝学》等教育名篇的命名，我们亦可见儒家重“学”之特质。
即使在全面移植西方学制的近代，中国人仍然保持了“好学”的传统。郭秉文指出：“今日中国教育变革的精神与数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教育精神并无不同，就是说，仍保持对学习的高度尊敬。其变化不在好学的本质，而在学习的特征。过去崇尚古代经典的文学及伦理，而今则扩展到西方科学的实验与致用，因为它清楚地意识到，借此可实现新国民和爱国的理念。”
通识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它需要通过身教，以人格的力量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为师者首先要有“通识”，并努力营造民主的教学气氛。梅贻琦、潘光旦提出师生“从游”论。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作为教师，意志须锻炼，情绪须裁节，而于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
从先贤倡导的“言教”“身教”，到当今兴起的“慕课”“微课”和“翻转课堂”，教的形式千变万化，而“学”的本质则一以贯之，这就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即“做人”）和学会发展。这也是当今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应有的基本要求。 突破学科藩篱的教育
学科既是学术的分类，也是教学的科目，它构成现代高等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的基础。另一方面，学科的划分又具有相对性和人为性，创新人才的培养，并不是单一的专业教育所能实现的。金耀基认为，“通识教育”这个称谓的提出，在学术越来越专门化，教育设计越来越狭窄之后才有意义。它的目的与其说是取代专业教育，不如说是平衡专业教育。好的通识教育，应是开放、包容的教育，在教育内容上，通贯古今中外，涵盖人文、社会和自然众多学科领域的知识。
一般说来，创新人才是指具有宽广的知识基础与文化视野，“通”“专”结合，富有独立人格和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人才。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提供适宜的教育环境。20世纪30年代，梅贻琦校长提出清华大学的课程主张：“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我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任鸿隽认为，科学在教育上的价值，“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以此心能求学，而学术乃有进步之望。以此心能处世，而社会乃立稳固之基”。这种教育理念的实践，推动了近代创新人才的培养。
近代学术大师的成长之路，印证了通才教育的成功。钱伟长曾说：“我早年有幸接受了开放式的、适应性较强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中获得的能力使我受用终身。”他认为，“大学阶段的教育应是一种针对专业教育而言的通识教育，是在为终身学习作准备、打基础的。有创新精神的人一定是善于学习、有较强社会适应性、能遨游各个知识领域并为我所用的人”。由此可见，创新精神的培养离不开通识教育的拓展。
当今社会发展对于人的知识、能力和文化素质要求日益提升，个体要成功参与社会生活，须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和多项才能。面对信息化时代的挑战，新知识、新理念层出不穷，各学科既高度分化又日趋综合，大学教育更需注重通识基础，融合不同学科文化，才能培养出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以经典、核心课程为载体的发展心智的教育
通识教育涵盖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及教育教学实践三个层面，以课堂教学为主要途径，辅以校园文化熏陶等隐性课程。好的通识教育，在课程实施上，大多通过经典传授和核心课程教学，培养全面发展和完整的人。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从守成到创新，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把握新旧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创新不是彻底断裂，而是具有延续性的变革；创新不是昙花一现，而是生生不息。经典阅读之所以能够促进创新人才培养，就在于经典常读常新，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之间，架起了人类智慧沟通的桥梁。美国核心文本与课程协会执行董事约瑟夫·斯科特·李指出，像柏拉图的《对话录》与《论语》这类的世界经典，“它教导学生处处思考和感受人类关心的那些具有深刻意涵和基础性的事物，跨越众多的学科、文明和时代——不是簡单地重现过去，而且也想象未来”。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普遍采用经典阅读、小班教学和讨论课的形式，并非偶然，而是与其传承文化精华、发展心智的教育理念相契合的。如耶鲁大学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经典阅读核心课程，班级人数不超过17人。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也是如此。
推进大学通识教育，需融会中西教育之长。东方教育制度之于学生的长处在于它的标准性、严格性和整齐性，不足在于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西方教育制度之于学生的长处在于它的多样化、灵活性和实用性，不足在于它的过度功利与放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进步，一些顶尖大学在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领域已经能为学生提供世界领先的课程。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高校还存在差距，高等教育课程质量亟待提升。改善大学现有课程，迫切需要增加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核心课程，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课程选择；推动中外经典阅读，发挥其育人功能；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改善课程的考试评价和教学管理方式。
凝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广泛的、非专业、非功利的教育，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人文关怀、人格养成与价值观陶冶，是提升个体素养，凝聚社会共识的主要途径，具有基础性、综合性和长期性的教育特征。通识教育内容广泛，而以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内容。好的通识教育，乃是在社会制度、政治理念、价值观念等方面凝聚共识的教育，为社会和谐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通识教育的目标、内容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和民族文化特征。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定位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人的文化自觉；塑造共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的全面发展是各级学校素质教育的共同目标，成为其他教育目标的基础。人的文化自觉作为受教育者的人文感悟和价值追求，是较高层次的教育目标。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则是在前两个教育目标的基础上形成的群体价值取向，反映了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代表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些基本内容成为当代大学通识教育的价值导向。
增强社会凝聚力，首先，需注重国情教育。知不足才能谋发展，凝聚共识才能形成合力。其次，加强民族和谐教育。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富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感悟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和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和谐团结，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再次，加强民主与法治教育。民主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它受文化传统、教育发展水平、社会环境等因素制约，在实现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实现民主需要法治保障。最后，重视诚信教育，建立和完善诚信社会保障体系，营造守信和睦的社会环境。
总之。良好的通识教育，立足于民族文化之根，适应本国发展的需要，是学习者通向成功之路。完善大学通识教育，迫切需要变革教育教学方式，开发和优化课程资源，拓展学习的深度与广度。这样的通识教育，对于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修养和知识结构，培养创新人才，凝聚社会共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至为重要。
（作者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