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亡”一词首次出现应追溯至晋代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并且由此开始，后人多将悼亡诗限定为丈夫悼念亡妻之作。然而，悼亡诗作为一种诗歌题材，在《诗经》中就已有萌芽。本文为充分展示悼亡诗中的心灵意识，对其含义作了广义上的理解，认为凡悼念故者之作都应被划入悼亡诗的范畴。在此基础上，《诗经》中的《唐风·葛生》、《邶风·绿衣》和《小雅·蓼莪》被视为悼亡诗的典型代表，它们分别是女子悼念亡夫、男子悼念亡妇、子女悼念父母之作。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曹风·蜉蝣》）个体生命就如茫茫宇宙之中的蜉蝣，短暂而渺小，而个人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则迸发着强烈的生命质感和心灵意识。《诗经》中的悼亡诗就是对此的生动体现。
　　深沉的情感
　　读《诗经》中的悼亡诗，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其中蕴含着的深沉情感。钟嵘在《诗品序》中就曾提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乃感物而起，自然含情万分。生死两隔，永无会期，悼亡诗是无法言说的思念之凄凄诉说，是无法排遣的孤寂之哀哀怨恨。且看《葛生》中女子在丈夫墓前的声声叹息：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
　　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
　　“葛、蔹是无情之物，而她是有情之人，无情之物尚须攀附他物以为生，而有情之人却孤独无依，茕茕孑立，两相比照，情何以堪！”读罢《葛生》，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悲恸的女子，在蔹蔓丛生的小径独自徘徊怅惘。死者已矣，但是她对丈夫的情谊却日益加深，她的整个生命、整个心灵都融进了那份至死不渝的相思。后人沈约有《悼亡诗》云，“悲哉人道异，一谢永销亡”，“万事无不尽，徒令存者伤。”可不就是女子此时的心境！
　　同样，在《绿衣》中，诗人反复念叨着“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反复诉说着“心之忧矣，曷维其已”，“心之忧矣，曷维其亡”。即使相隔千年，那份心灵深处的忧愁也依然能令读者掩面为之叹息。在《蓼莪》中，诗人字里行间流露出深沉的哀思：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父母含辛茹苦却溘然早逝，诗人声声血泪，诉说着“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永恒遗憾。
　　“情”对于人的生命，有着终极的支撑意义。个体生命的凋零伴随着情谊在人间的完结，自会令人生出无限凄楚，无怪乎蒲松龄会在妻亡之后写下“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的诗句。然而，正如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所说，“爱总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终有一死，当一位朋友或一个家庭成员死后，我们总是深深地感到生命的短暂和不可挽回。……有些人(也许大多数人)直到通过某人的死，体验到友谊、奉献和忠诚的可贵后，才懂得什么是深挚的爱……不免一死的意识，不仅丰富了爱，而且建构了爱。”个体生命的死亡是不可变更的自然法则，它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提醒我们珍惜生命中的珍贵情感。悼亡诗虽是悼念死者之作，却能令我们感受到活生生的深厚情谊，而且我们通过那份深沉的情感，领悟到情感能最终跨越生死，成为永恒。
　　转换的时空
　　生者和死者的距离，是时间和空间的永恒距离。而古人面对死别，往往将时空作一转换，以排谴阴阳两隔的无尽哀愁。
　　《葛生》中的末两段，女子发出了如下的誓言：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
　　后人郑玄读此注曰：“思者于昼夜之长时尤甚，故极之以尽情。”“夏之日，冬之夜”，“冬之夜，夏之日”，此为女子在时间上所作的转换。丈夫已经逝去，而曾经的生活场景却犹然在目，独立于世的女子定然彻夜难眠，春秋冬夏，深锁愁眉，在时间的漫长流逝中追忆着不复存在的过往，在追忆中诉说着对丈夫的相思。时光的流转被凝固在了慢慢无尽的思念之中，此后的日日夜夜，哪一天不是煎熬呢？“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百岁之后，归于其室”，此为女子在空间上所作的转换。生已不能同室，死定当同穴。这是女子对亡夫作出的郑重承诺，是她发出的爱的誓言，“生前已茫然，相见在黄泉，这是诗人思念到极点的感情的延伸，也是哀痛到极点的心理的情态”不可不谓感人至深！
　　同样，《绿衣》之中，男子看到以前妻子为自己缝制的衣裳，相思一触即发：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那一件绿衣，凝聚了亡妻对自己所有的爱意，透过它，诗人回忆起了和妻子相处的温馨岁月，而今物是人非，阴阳两殊途，怎能不令人怅然若失，潸然泪下！
　　古人的思维尚处于最原始的阶段，而面对人世间不可避免的死别，他们的心灵在承受着巨大悲怆的同时，选择将时空凝聚，一方面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排遣哀思，一方面幻想着百年之后能与死者同穴，重聚地下。他们夜不能寐，辗转反侧；他们日里行至坟头，诉说相思。从《诗经》时代开始，人们就一代代重复着这种情感的表达：从潘岳的“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徘徊墟墓间，欲去不复忍”到纳兰性德的“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栏曲处，同倚斜阳”、“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莫不如是。《诗经》是所有悼亡诗时空转换的原始表达，是所有在漫长岁月中悼念亡者之心灵的共同倾诉，是所有期冀着在地下与亡者相见之心灵的不变愿望。
　　从对时空的转换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是相信灵魂不死的，他们想象着死者的灵魂一定还寄于天地间的某一角落，“魂若有灵当入梦”（蒲松龄《悼内》）。灵魂既不死，死者一定还能感知到自己的思念，且百年之后，一定能与之团聚。这或者只是一种自我的欺骗，但是，在生死两隔的深深哀愁之中，还有什么别的信念能给人以希望，给人以念想呢？与个体生命逝去相联系的是人类整体生命的延续，我们的先民，不正是靠着对灵魂不死的信念孕育了生生不息的追求，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吗？
　　悲剧的意识
　　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人的永恒悲剧，生死两重天，这本身就蕴含了生命的悲剧本质。悼亡诗直面生死问题，必然会会反映出人之心灵的悲剧意识。
　　《蓼莪》中，诗人在经历失怙之痛后，禁不住向苍天发问：
　　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榖，我独何害？
　　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榖，我独不卒！
　　这向着苍天的质问有多么强烈的悲剧意识！《诗经》的时代，是我们民族的童年时代，先民的心灵意识刚刚萌芽，却已敏锐地把握到了人之生命悲剧的本质。《蓼莪》的诗人在反复求问上天为何“我独不卒”之时，不仅表达了深深的哀思，也传达出了对命运的不可捉摸、生命之短暂的无可奈何。伴随着这无可奈何之感的，是生命不可掌握的恐惧，是“众里单身”的凄凉，是对人的自由的嘲弄和不信任。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自由的意志，但是正如帕斯卡尔所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有着无限可能的人终究还是避不开对于必然法则的服从。死亡是永恒的自然法则，也是人命定的悲剧。古人在死亡的悲剧面前，往往将最后的责难归之于上天和命运。仔细揣摩，《葛生》之中女子的反复叹息不是有着一丝责怪命运过于残酷之意吗？《绿衣》中男子睹物思人，情思切切，不是透漏着一丝无可奈何之感吗？他们所表达的，都是人类整体在面对生死问题之时的无奈、怅惘。可以说，《诗经》悼亡诗的声声叹息和追问，透露出的都是人对于自身存在本质的反思，内化着人生来就有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人类的类本质，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的萌芽时期，普遍地出现了对于悲剧意识的表现，同时出现了不同的淡化生命悲剧的文化心理。尼采早已洞悉，在古希腊灿烂明朗的文化背后，其实隐藏着深深的悲剧意识，正因为悲剧之无法避免，古希腊人才选择用一种阿波罗式的明媚艺术来制造生的假象，以使自己拥有生的勇气。而在中国，《诗经》悼亡诗展示了我们的文化对于生命悲剧的处理：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融入到时空的无限性里面去，将个体悲剧融入到生生不息的宇宙中去，将个体命运交给上天，借助于灵魂的不朽超越生死的界限。这重悲剧意识已然具有了一种崇高的美，以一种否定的方式给人以力量：悲剧是人的生命本质，但是在这本质中，人的情感、信仰、信念并没有消除，相反，它们由于生命的终将逝去而具有异常强大的感召力，昭示着个人生命意志的自由和不朽。
　　以上从三个方面阐释了《诗经》悼亡诗中的心灵意识。“诗者天地之心”，这些直面生死问题的诗歌，至今仍令我们掩卷神伤，甚至是潸然泪下。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有言，“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我们对诗经的感受就是如此：我们同样有深沉的情感，同样习惯于转换时空，内心深处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悲剧意识。
　　《诗经》之美，在于其情感，它之所以具有亘古不变的魅力，正是由于，我们和古人在情感上有着共同的契合，在生命本质上有着共同的认识。穿过悠久的历史，那些如泣如诉的哀思依然在我们耳畔低低回想。陆九渊曾有“斯人千古不磨心”之念，这也就是《诗经》永恒魅力的真正所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