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索性构建了包括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养四个方面的农民数字素养评估指标体系,以体制内精英、体制外精英和双重身份精英表征农民的乡村精英身份,依据自主治理理论,架构了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影响乡村数字治理参与行为的逻辑框架,并采用四川省和重庆市654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对乡村数字治理单一领域参与行为和总体参与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农民数字素养水平及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参与程度整体偏低;数字素养对农民参与乡村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具有乡村精英身份的农民群体作用更大。研究还表明,相较于普通村民身份,以经济能人表征的体制外精英身份并未显著增加农民对乡村数字治理单一领域的参与概率及总体参与度,但体制内精英身份、双重精英身份均显著增加农民对乡村数字治理单一领域的参与概率及总体参与度,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精英治村模式。据此提出全方位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水平、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策略体系、优化乡村数字治理的配套支撑机制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