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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尝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形成的案例探讨新制度经济学在国际制度领域的应用，特别是对影响国际制度形成的阻力因素进行初步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各国意识形态差异、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搭便车效应扩散、较大的新制度机会成本和有效实施机制的缺乏是国际经济制度难以形成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国际制度；阻力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3-0084-05
1.引言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愈加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2005年12月17日至18日，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2005年年会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研讨会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2005年12月19日，由中国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WTO经济导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中心主办，日本社团法人海外事业活动关联协议会（CBCC）事务局协办的“中日企业社会责任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北京会议提出应该尽量避免企业社会责任（CSR）标准过于倾向欧美国情，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应将来自亚洲的信息纳入考虑范围。由此启发了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形成的一些思考。
2.案例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发展历程：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针对成衣业和制鞋业发动“反血汗工厂运动”。因利用“血汗工厂”制度生产产品的美国服装制造商Levi-Strauss被新闻媒体曝光后，为挽救其公众形象，制定了第一份公司生产守则。在劳工和人权组织及消费者的压力下，许多知名品牌公司也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守则，后演变为 “企业生产守则运动”，又称“企业行动规范运动”或“工厂守则运动”，企业生产守则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促使企业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但这种跨国公司自己制定的生产守则有着明显的商业目的，而且其实施状况也无法得到社会的监督。在劳工组织、人权组织等组织的推动下，生产守则运动由跨国公司“自我约束”(self-regulation)的 “内部生产守则”逐步转变为“社会约束”(social regulation) 的“外部生产守则”。
到2000年，全球共有246个生产守则，其中除118个是由跨国公司自己制定的外，其余皆是由商贸协会、多边组织或国际机构制定的所谓“社会约束”的生产守则。这些生产守则主要分布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国。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生产守则制定和监察认证的组织有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简称FLA)、“国际社会责任组织”(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简称SAI)、荷兰的“洁净衣服运动”(Clean Clothes Campaign ，简称CCC)、英国的“道德贸易行动”(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 简称ETI)以及“地毯标志基金会”(Rugmark Foundation)等。其中，美国一家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简称SAI)咨询委员会以国际劳工组织ILO和联合国的13个公约为依据起草的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即SA8000影响较大，并以此为评价依据开展全球范围的认证活动。
3.说明
3.1 案例说明
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国际经济规则的必要性来源于国家之间越来越密切的经济往来。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为最大化国际机制的规模和作用提供契机。为了提高各国间贸易水平和交易效率、减少交易成本，抑制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公平公正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必要方式和重要途径之一。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能够保证一国对其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贸易伙伴）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使用公平的标尺进行衡量，杜绝发达国家以不公平的标准如SA8000作为贸易壁垒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而促进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和发展。因此，我们这里对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尚未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初步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2 方法说明
首先采用新古典方法分析制度变迁的理论，“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将被创新”（戴维斯、诺斯，1976）。制度安排的目标为“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①，应用这一点，分析本文案例中的制度安排是否达到这样的目标。最后，分析国际经济制度形成的阻力及比较不同的国际规则产生方式。
4.理论分析
4.1 制度的定义和功能
根据诺斯的理解，制度的特征和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他们能够约束人们的行为;第二，制度包括外在的带有强制和惩罚性的规则，也包括内在带有自我约束性的规则；第三，制度的功能在于它可以将人们的行为导入可合理预期的轨道。②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为它们管制个人的社会行为”③，“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④,制度是人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指南针，它“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了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的演进方式”⑤。国际规则是在国际范围内形成的约束不同行为主体活动的行为规范，它能够降低国家间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促成国家间实现合作。国际规则的产生、创新和变迁都是国家间为了特定利益集体行动的结果⑥。我们不仅要追求国际规则的广度和精度，而且坚决不能放松国际规则的公平度。
4.2 本文的逻辑结构
本文将集中分析为什么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没有建立起来。首先就SA8000的提出者及遵守者的前后损益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考察制度创新者在制度创新过程中自己的个人算计和被动接受新制度的参与者的损失；接着讨论不同国家的不同意识形态、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国内各企业不同的发展规模和搭便车对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产生的阻碍作用；最后比较几个主要的国际规则产生方式。由于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尚未形成,所以有关国际规则的实施机制问题没有列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4.3 案例分析
4.3.1 企业社会责任区域性标准SA8000产生的原因分析。
首先考察SA8000未产生时的原制度安排下，即无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度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博弈的结果，是博弈方根据自己的博弈力量、个人算计——内部得益和对方的策略——外部环境做出最大化自己总得益的一种安排。在一个博弈方力量强大，即表征为强权的情形下，制度安排表现为强者最大化自己的得益得到实现，而弱者只能被动接受和服从这个安排。因此，博弈双方或者多方的力量对比悬殊是制度在博弈中产生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某些外在性变化（如技术、市场规模、相对价格、收入预期、知识流量、或者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的变化）使得某种收入的增加成为可能。”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而言，即为国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这使得发达国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投资提供了政策上的可能性，因而发达国家开始雇佣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在当地购买大量原材料资源并当地排污，来代替本国国内相对昂贵的劳动力和宝贵的自然资源及清洁的环境，从而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预期、资源储备和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在这里，在无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制度变迁使得中国和发达国家双方都能获得收益，而且不存在现有制度安排下不能实现的“外部利润”。此时的制度安排是处于均衡状态的，是博弈的纳什均衡⑧。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既没有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区域性标准，也没有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此时，发达国家的强权在制度博弈中还没有凸显出来。
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表现为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即收益支付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表现为纳什均衡的变化⑨。一项制度安排在双方或多方博弈力量变化后必然变迁。无企业社会责任的均衡制度安排发生了以下急剧的变化：首先，发达国家由收益大于成本变化为收益小于成本，得益变小。这种得益缩减主要是由三个原因引起的：发达国家国内失业严重、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入人心。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在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国家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为减低成本,更多的跨国公司在加强内部管理、精简人员的同时,更多地把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工资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这种伴随产业结构转移的跨国经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本国员工的大量裁减⑩，失业问题再度困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出口额持续增长，“中国造”遍布全球，以纺织品、家用电器等轻工业产品为主力，使发达国家同行业竞争企业难以维系，发达国家国内的失业局势进一步严峻。同时，随着近年来全球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和战略资源的供给起伏，各个国家都开始把环境治理和资源储备提高到重要的战略高度，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更加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环境和自然压力，例如中国提出要努力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可持续发展思想正在深入人心。因此，发达国家不可能再如20年前那样低价地、无限量地获得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原材料，并低成本地，甚至无成本地在发展中国家排弃废水、废物。无企业社会责任的均衡制度安排开始失衡。面对这种局面，发达国家开始寻找能够解决失业问题、竞争问题、减少成本、增加收益的新的博弈策略——绕开发展中国家单独制定SA8000，这个新的制度安排能给发达国家带来外部利润——解决本国失业问题、遏制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并且可以凭借发达国家的博弈强势力量强制推行，迫使博弈的弱势力量——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SA8000。可见，SA8000是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制定的新的贸易壁垒。其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始终是收益小于成本,表现为工资水平较低、环境污染严重、资源过度开采等经济发展瓶颈和社会问题。在SA8000产生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益分析发生了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又回到收益大于成本的获利状态。发展中国家由原来的收益小于成本变化为更小的收益——成本增加导致丧失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小于更大的成本——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双重增加。
“一项制度形成以后，会随之产生某种在该制度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这种制度有着强烈的需求。他们力图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哪怕对全社会而言，新的制度安排较之现存的制度更有效率”B11。在本案例中，发达国家在没有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原制度安排下，是“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因此维护原有制度，没有潜在的利益空间驱使他去主动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这个新制度。发达国家在抛出局部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SA8000后，在这个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而言的旧制度下，他们为了维持SA8000给他们带来的既得利益，仍然扮演“巩固现有制度”的“压力集团”的角色，不支持“较之现存的制度（SA8000B12）更有效率”的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建立。
4.3.2 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形成的阻力分析。
阻力1：意识形态差异。
非正式制度是三个决定制度变迁的因素之一B13。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支持系统，并为正式制度提供合法性，同时制约正式制度的完善B14。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的范畴。“在同样的制度环境（外因）下，人们行为的差异主要来源于意识形态（内因）的影响”B15。因此，无论在SA8000企业社会责任局部标准下，还是在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下，不同的意识形态都会相互冲撞，并形成一个累积的过程，最终会妨害制度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此时，像SA8000这样的企业社会责任局部标准会因其强制性而强力推广制定该制度的那些国家的意识形态为主导，企图同化掉其他异己的意识形态，从而一方面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企业社会责任局部标准，另一方面不支持新的制度安排——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但是，这样的做法会引起国家间政治、外交争端，甚至是局部战争爆发。因此，从意识形态差异对国际经济制度形成的负面影响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局部标准在意识形态差异面前不仅是束手无上策的，而且其下策——同化其他异己意识形态的代价是无法估计的。
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营利性、自发性和渐进性。其中，渐进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式制度内在的传统性和沉淀性决定的。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正式制度的形成从谈判到达成一致意见已经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受到非正式制度，如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即使在正式制度形成以后，正式制度的执行和推广也可能受到意识形态差异的干扰，甚至发生冲突。因为非正式制度的变化非常缓慢，无法在短期内调整。这会使正式制度或者流于形式，或者在执行中变形，甚至根本无法实施，形同虚设。因此，涉及多国不同意识形态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形成以及执行的阻力是相当大的，由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国际经济制度的执行故障或中断带来的谈判成本损失也是相当大的。这里得出的是意识形态对正式制度产生负面影响的一般结论。而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在受意识形态影响方面还有其他一些特征。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丰富内涵，各国意识形态差异会使企业社会责任的各项内容从方方面面渗透到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执行之中，使意识形态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影响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这也佐证了引言中提及的中国和日本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应把东亚文化考虑其中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当然，我们不排除意识形态会随着国家制度变迁而演进并起到促进新制度产生和推行的作用。这里，只是更加强调一国意识形态与新制度相冲突的那部分对新的国际规则的逆效应。
阻力2：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和国内各企业规模不同。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各国国内的企业成长阶段和规模也有许多不同特点。因此，尽管在发达国家SA8000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企业行为准则B16，但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我们当然必须不断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这不仅是与世界接轨、顺应全球化潮流的被动效仿，而且是我国完成“十一五”规划、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点工程。另一方面，不能拿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来衡量我国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水平。
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作为一个新的制度安排同样能带来外部利润，而且这个外部利润是多元的。不仅发达国家可以获得它，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得到。当然，在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这一新的制度安排下发达国家获得的外部利润明显小于SA8000制度安排下获得的外部利润，即国际标准扣除了解决国内失业的收益和设置贸易壁垒的收益。也即：在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制度安排下，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将还原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身含义，而不再受SA8000这样的制度安排所附带的浓重的贸易壁垒色彩。只有在公平公正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下，世界各国才能真正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开展国际竞争和发展经贸往来，促进世界经济共同发展，此时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才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制度安排，是帕累托最优的。由此可见，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及国内各企业规模不同客观上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形成。
阻力3：搭便车效应的扩散。
制度具有生产和消费上的不可分性、非冲突性和非排他性。因此，从本质上讲，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制度变迁中第一行动集团通常被作为既定来处理，而忽略了搭便车对集团的形成、结构和在变迁中分化的重要影响。现实中集团的形成就是制度变迁的一部分，集团就是制度的载体，一旦形成集团就开始了制度的博弈B17。组成集团的人数足够少和存在个人努力为集体行动做出贡献的激励机制是集体产生的两个必要条件B18。国际规则涉及国家的数量多，也不存在上述的激励机制，所以各个国家对国际规则变迁的态度和行动存在搭便车的可能性，没有哪个国家通常为博弈中的被动接受国愿意主动承担制度变迁的成本，以至于各国长期维持着非均衡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难以形成，国际规则的变迁难以发生，而同时却为霸权国家提供国际规则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间。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冲突使搭便车效应在各个国家之间扩散，各国都徘徊在享用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非排他性利益的路上，而不愿意向前迈一步。
阻力4：新制度的机会成本较大。
在制度变迁的新古典需求与供给的分析框架内，现有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供给方面的重要因素之一，它表现为新制度的成本与收益计算。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新制度的成本计算既要包含设计和执行新制度的一切费用,即会计成本，也要包括放弃现有制度所失去的收益,即新制度的机会成本。当创建新制度的费用与旧制度的收益之和超过新制度的收益时，新制度就很难产生，因而旧制度继续维持。这样便造成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尽管SA8000是现有的不公正的企业社会责任局部标准，但是它凭借发达国家强大的博弈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SA8000认证的浪潮。如果新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创新成功，自然要求企业按照新的标准认证并执行，那么那些已经获得SA8000认证的大量企业的认证和执行费用就加大了新标准的成本。当SA8000的认证和执行费用足够大时，致使新标准的收益小于总成本，那么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命运将具有太大的不确定性。
阻力5：不存在可行的有效实施机制。
我们这里分析的重点是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形成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阻碍因素。虽然制度的实施通常在制度形成之后，然而对制度实施机制的考虑会对制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制度的实施机制大体分为三种：自我实施（惩罚）、对方惩罚和第三方惩罚。由于制度是博弈的结果，在博弈过程中当事人在策略选择时仍然按照最大化效用原则行动，因此排除当事人的良心影响，理性的博弈方不会实施自我惩罚。对方惩罚要求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多次重复博弈。同时可置信的第三方惩罚机制在国家之间的制度博弈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不存在可行的有效实施（惩罚）机制是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难以形成的技术难题。
4.3.3 国际规则的主要产生方式比较。
国际规则由霸权国家提供、国家间合作产生和国际组织提供是较为常见的国际制度产生方式。通过霸权国家提供的国际规则具有不公平和不平等的显著特征。尽管国际规则是公共产品，但是霸权国家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愿意承担国际规则变迁和创新的成本，并凭借经济全球化、自身的经济地位和潜在的经济制裁强迫其他国家必须在这个国际规则下选择合作策略——参与和服从这个规则，这是内部原因。制度的关键在实施机制：自我实施即为纳什均衡。要达成双赢局面需要可置信的惩罚承诺。而国与国之间缺乏第三方，所以国际规则通常由霸权国家提供，这是外部环境所致。SA8000就是由霸权国家提供国际规则的典型例子。
由于国家间关系一般可以视为多次重复博弈，所以通过国家间合作产生国际规则是可能的，但其可行性值得探究。国家间合作产生国际规则具有时机少、耗时长、成本高、范围有限等根本缺陷。通常在霸权国家衰落、霸权不存在、或者没有国家愿意充当霸权时，才通过国家间合作建立国际规则，因此采用它的时机少；考虑到各国的搭便车倾向，高成本和长时间的谈判会给国家间合作产生国际规则带来较大的效率损失。各种双边和多边协议更为常见也表明国家间合作范围有限。
国际组织提供国际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由霸权国家提供和国家间合作产生国际规则的不足。但是，尽管国际组织有可能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可，由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规则却未必能够得到所有成员国的承认。有些发达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很可能拒绝与其国内利益不相一致的国际经济规则。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博弈过程正陷于这种困难处境之中。
5.结论
5.1 制度变迁的潜在利润和成本的比较分析原则，除了适用于个人、团体、政府的制度形成B19以外，同样适用于分析国际制度的形成。
5.2 制度是博弈的结果。一项制度安排在双方或多方博弈力量变化后必然变迁。在国际经济制度变迁中，根据各国的经济实力可以把制度安排中的参与者分为两大集团：强势集团——发达国家和弱势集团——发展中国家。局部的多国经济制度一般由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被“创新”出来，并凭借全球经济一体化强力推广到弱势集团内部，使弱势集团被迫接受，从而在实际上发挥国际经济制度的效力。而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国际经济制度由于不利于强势集团收益大于成本的算计而不能得到强势集团的支持和推动，因而难以形成。所以，强势集团主导是国际经济制度难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5.3 各国意识形态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搭便车效应扩散、新制度的机会成本大和缺乏有效实施机制是国际经济制度在客观上和制度技术上难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国际组织提供国际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由霸权国家提供和国家间合作产生国际规则的不足。但仍然受到强势集团的制约。
注 释：
①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之L.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71．
②顾钰民．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比较研究·应用分析［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61．
③菲吕博顿．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
④柯武钢、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0．
⑤同④。
⑥李增刚．国际规则变迁与实施机制的经济学分析［J］．制度经济学研究（第十辑），黄少安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⑦ 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之L.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创新的理论：描述、类推与说明［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21．
⑧黎秀荣．制度是博弈的结果：一个尝试——以西安城市交通客运市场制度变迁为例［M］．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1）．
⑨同⑦。
⑩丁家云．我国与发达国家失业问题的比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7）．
B11B14B15B19贺卫，伍山林．制度经济学［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162，165，165，161．
B12笔者加。
B13另外两个分别是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
B16王丽萍，吴进江，蒋兰陵．SA8000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诠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4）．
B17黎秀荣．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J］．制度经济学研究（10），黄少安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B18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参考文献:
［1］丁家云．我国与发达国家失业问题的比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7）．
［2］菲吕博顿．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3］顾钰民．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比较研究·应用分析［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贺卫，伍山林．制度经济学［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5］柯武钢，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0．
［6］李增刚．国际规则变迁与实施机制的经济学分析［J］．制度经济学研究，第十辑，黄少安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7］黎秀荣．制度是博弈的结果：一个尝试——以西安城市交通客运市场制度变迁为例．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1）
［8］黎秀荣．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J］．制度经济学研究，第十辑，黄少安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9］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0］［11］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之L.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2］王丽萍，吴进江，蒋兰陵．SA8000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诠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4）．
［作者简介］刘光岭（1969-）男，山东临邑人，西北政法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现代企业理论。卢宁（1981-），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西北政法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2004级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07-04-20（责任编辑：林月）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国际制度；阻力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3-0084-05
1.引言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愈加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2005年12月17日至18日，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2005年年会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研讨会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2005年12月19日，由中国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WTO经济导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中心主办，日本社团法人海外事业活动关联协议会（CBCC）事务局协办的“中日企业社会责任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北京会议提出应该尽量避免企业社会责任（CSR）标准过于倾向欧美国情，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应将来自亚洲的信息纳入考虑范围。由此启发了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形成的一些思考。
2.案例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发展历程：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针对成衣业和制鞋业发动“反血汗工厂运动”。因利用“血汗工厂”制度生产产品的美国服装制造商Levi-Strauss被新闻媒体曝光后，为挽救其公众形象，制定了第一份公司生产守则。在劳工和人权组织及消费者的压力下，许多知名品牌公司也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守则，后演变为 “企业生产守则运动”，又称“企业行动规范运动”或“工厂守则运动”，企业生产守则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促使企业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但这种跨国公司自己制定的生产守则有着明显的商业目的，而且其实施状况也无法得到社会的监督。在劳工组织、人权组织等组织的推动下，生产守则运动由跨国公司“自我约束”(self-regulation)的 “内部生产守则”逐步转变为“社会约束”(social regulation) 的“外部生产守则”。
到2000年，全球共有246个生产守则，其中除118个是由跨国公司自己制定的外，其余皆是由商贸协会、多边组织或国际机构制定的所谓“社会约束”的生产守则。这些生产守则主要分布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国。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生产守则制定和监察认证的组织有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简称FLA)、“国际社会责任组织”(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简称SAI)、荷兰的“洁净衣服运动”(Clean Clothes Campaign ，简称CCC)、英国的“道德贸易行动”(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 简称ETI)以及“地毯标志基金会”(Rugmark Foundation)等。其中，美国一家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简称SAI)咨询委员会以国际劳工组织ILO和联合国的13个公约为依据起草的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即SA8000影响较大，并以此为评价依据开展全球范围的认证活动。
3.说明
3.1 案例说明
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国际经济规则的必要性来源于国家之间越来越密切的经济往来。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为最大化国际机制的规模和作用提供契机。为了提高各国间贸易水平和交易效率、减少交易成本，抑制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公平公正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必要方式和重要途径之一。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能够保证一国对其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贸易伙伴）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使用公平的标尺进行衡量，杜绝发达国家以不公平的标准如SA8000作为贸易壁垒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而促进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和发展。因此，我们这里对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尚未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初步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2 方法说明
首先采用新古典方法分析制度变迁的理论，“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将被创新”（戴维斯、诺斯，1976）。制度安排的目标为“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①，应用这一点，分析本文案例中的制度安排是否达到这样的目标。最后，分析国际经济制度形成的阻力及比较不同的国际规则产生方式。
4.理论分析
4.1 制度的定义和功能
根据诺斯的理解，制度的特征和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他们能够约束人们的行为;第二，制度包括外在的带有强制和惩罚性的规则，也包括内在带有自我约束性的规则；第三，制度的功能在于它可以将人们的行为导入可合理预期的轨道。②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为它们管制个人的社会行为”③，“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④,制度是人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指南针，它“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了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的演进方式”⑤。国际规则是在国际范围内形成的约束不同行为主体活动的行为规范，它能够降低国家间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促成国家间实现合作。国际规则的产生、创新和变迁都是国家间为了特定利益集体行动的结果⑥。我们不仅要追求国际规则的广度和精度，而且坚决不能放松国际规则的公平度。
4.2 本文的逻辑结构
本文将集中分析为什么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没有建立起来。首先就SA8000的提出者及遵守者的前后损益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考察制度创新者在制度创新过程中自己的个人算计和被动接受新制度的参与者的损失；接着讨论不同国家的不同意识形态、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国内各企业不同的发展规模和搭便车对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产生的阻碍作用；最后比较几个主要的国际规则产生方式。由于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尚未形成,所以有关国际规则的实施机制问题没有列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4.3 案例分析
4.3.1 企业社会责任区域性标准SA8000产生的原因分析。
首先考察SA8000未产生时的原制度安排下，即无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度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博弈的结果，是博弈方根据自己的博弈力量、个人算计——内部得益和对方的策略——外部环境做出最大化自己总得益的一种安排。在一个博弈方力量强大，即表征为强权的情形下，制度安排表现为强者最大化自己的得益得到实现，而弱者只能被动接受和服从这个安排。因此，博弈双方或者多方的力量对比悬殊是制度在博弈中产生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某些外在性变化（如技术、市场规模、相对价格、收入预期、知识流量、或者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的变化）使得某种收入的增加成为可能。”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而言，即为国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这使得发达国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投资提供了政策上的可能性，因而发达国家开始雇佣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在当地购买大量原材料资源并当地排污，来代替本国国内相对昂贵的劳动力和宝贵的自然资源及清洁的环境，从而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预期、资源储备和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在这里，在无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制度变迁使得中国和发达国家双方都能获得收益，而且不存在现有制度安排下不能实现的“外部利润”。此时的制度安排是处于均衡状态的，是博弈的纳什均衡⑧。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既没有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区域性标准，也没有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此时，发达国家的强权在制度博弈中还没有凸显出来。
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表现为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即收益支付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表现为纳什均衡的变化⑨。一项制度安排在双方或多方博弈力量变化后必然变迁。无企业社会责任的均衡制度安排发生了以下急剧的变化：首先，发达国家由收益大于成本变化为收益小于成本，得益变小。这种得益缩减主要是由三个原因引起的：发达国家国内失业严重、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入人心。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在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国家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为减低成本,更多的跨国公司在加强内部管理、精简人员的同时,更多地把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工资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这种伴随产业结构转移的跨国经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本国员工的大量裁减⑩，失业问题再度困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出口额持续增长，“中国造”遍布全球，以纺织品、家用电器等轻工业产品为主力，使发达国家同行业竞争企业难以维系，发达国家国内的失业局势进一步严峻。同时，随着近年来全球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和战略资源的供给起伏，各个国家都开始把环境治理和资源储备提高到重要的战略高度，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更加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环境和自然压力，例如中国提出要努力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可持续发展思想正在深入人心。因此，发达国家不可能再如20年前那样低价地、无限量地获得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原材料，并低成本地，甚至无成本地在发展中国家排弃废水、废物。无企业社会责任的均衡制度安排开始失衡。面对这种局面，发达国家开始寻找能够解决失业问题、竞争问题、减少成本、增加收益的新的博弈策略——绕开发展中国家单独制定SA8000，这个新的制度安排能给发达国家带来外部利润——解决本国失业问题、遏制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并且可以凭借发达国家的博弈强势力量强制推行，迫使博弈的弱势力量——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SA8000。可见，SA8000是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制定的新的贸易壁垒。其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始终是收益小于成本,表现为工资水平较低、环境污染严重、资源过度开采等经济发展瓶颈和社会问题。在SA8000产生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益分析发生了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又回到收益大于成本的获利状态。发展中国家由原来的收益小于成本变化为更小的收益——成本增加导致丧失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小于更大的成本——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双重增加。
“一项制度形成以后，会随之产生某种在该制度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这种制度有着强烈的需求。他们力图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哪怕对全社会而言，新的制度安排较之现存的制度更有效率”B11。在本案例中，发达国家在没有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原制度安排下，是“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因此维护原有制度，没有潜在的利益空间驱使他去主动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这个新制度。发达国家在抛出局部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SA8000后，在这个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而言的旧制度下，他们为了维持SA8000给他们带来的既得利益，仍然扮演“巩固现有制度”的“压力集团”的角色，不支持“较之现存的制度（SA8000B12）更有效率”的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建立。
4.3.2 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形成的阻力分析。
阻力1：意识形态差异。
非正式制度是三个决定制度变迁的因素之一B13。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支持系统，并为正式制度提供合法性，同时制约正式制度的完善B14。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的范畴。“在同样的制度环境（外因）下，人们行为的差异主要来源于意识形态（内因）的影响”B15。因此，无论在SA8000企业社会责任局部标准下，还是在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下，不同的意识形态都会相互冲撞，并形成一个累积的过程，最终会妨害制度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此时，像SA8000这样的企业社会责任局部标准会因其强制性而强力推广制定该制度的那些国家的意识形态为主导，企图同化掉其他异己的意识形态，从而一方面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企业社会责任局部标准，另一方面不支持新的制度安排——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但是，这样的做法会引起国家间政治、外交争端，甚至是局部战争爆发。因此，从意识形态差异对国际经济制度形成的负面影响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局部标准在意识形态差异面前不仅是束手无上策的，而且其下策——同化其他异己意识形态的代价是无法估计的。
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营利性、自发性和渐进性。其中，渐进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式制度内在的传统性和沉淀性决定的。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正式制度的形成从谈判到达成一致意见已经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受到非正式制度，如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即使在正式制度形成以后，正式制度的执行和推广也可能受到意识形态差异的干扰，甚至发生冲突。因为非正式制度的变化非常缓慢，无法在短期内调整。这会使正式制度或者流于形式，或者在执行中变形，甚至根本无法实施，形同虚设。因此，涉及多国不同意识形态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形成以及执行的阻力是相当大的，由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国际经济制度的执行故障或中断带来的谈判成本损失也是相当大的。这里得出的是意识形态对正式制度产生负面影响的一般结论。而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在受意识形态影响方面还有其他一些特征。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丰富内涵，各国意识形态差异会使企业社会责任的各项内容从方方面面渗透到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执行之中，使意识形态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影响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这也佐证了引言中提及的中国和日本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应把东亚文化考虑其中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当然，我们不排除意识形态会随着国家制度变迁而演进并起到促进新制度产生和推行的作用。这里，只是更加强调一国意识形态与新制度相冲突的那部分对新的国际规则的逆效应。
阻力2：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和国内各企业规模不同。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各国国内的企业成长阶段和规模也有许多不同特点。因此，尽管在发达国家SA8000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企业行为准则B16，但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我们当然必须不断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这不仅是与世界接轨、顺应全球化潮流的被动效仿，而且是我国完成“十一五”规划、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点工程。另一方面，不能拿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来衡量我国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水平。
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作为一个新的制度安排同样能带来外部利润，而且这个外部利润是多元的。不仅发达国家可以获得它，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得到。当然，在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这一新的制度安排下发达国家获得的外部利润明显小于SA8000制度安排下获得的外部利润，即国际标准扣除了解决国内失业的收益和设置贸易壁垒的收益。也即：在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制度安排下，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将还原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身含义，而不再受SA8000这样的制度安排所附带的浓重的贸易壁垒色彩。只有在公平公正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下，世界各国才能真正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开展国际竞争和发展经贸往来，促进世界经济共同发展，此时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才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制度安排，是帕累托最优的。由此可见，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及国内各企业规模不同客观上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形成。
阻力3：搭便车效应的扩散。
制度具有生产和消费上的不可分性、非冲突性和非排他性。因此，从本质上讲，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制度变迁中第一行动集团通常被作为既定来处理，而忽略了搭便车对集团的形成、结构和在变迁中分化的重要影响。现实中集团的形成就是制度变迁的一部分，集团就是制度的载体，一旦形成集团就开始了制度的博弈B17。组成集团的人数足够少和存在个人努力为集体行动做出贡献的激励机制是集体产生的两个必要条件B18。国际规则涉及国家的数量多，也不存在上述的激励机制，所以各个国家对国际规则变迁的态度和行动存在搭便车的可能性，没有哪个国家通常为博弈中的被动接受国愿意主动承担制度变迁的成本，以至于各国长期维持着非均衡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难以形成，国际规则的变迁难以发生，而同时却为霸权国家提供国际规则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间。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冲突使搭便车效应在各个国家之间扩散，各国都徘徊在享用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非排他性利益的路上，而不愿意向前迈一步。
阻力4：新制度的机会成本较大。
在制度变迁的新古典需求与供给的分析框架内，现有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供给方面的重要因素之一，它表现为新制度的成本与收益计算。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新制度的成本计算既要包含设计和执行新制度的一切费用,即会计成本，也要包括放弃现有制度所失去的收益,即新制度的机会成本。当创建新制度的费用与旧制度的收益之和超过新制度的收益时，新制度就很难产生，因而旧制度继续维持。这样便造成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尽管SA8000是现有的不公正的企业社会责任局部标准，但是它凭借发达国家强大的博弈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SA8000认证的浪潮。如果新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创新成功，自然要求企业按照新的标准认证并执行，那么那些已经获得SA8000认证的大量企业的认证和执行费用就加大了新标准的成本。当SA8000的认证和执行费用足够大时，致使新标准的收益小于总成本，那么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命运将具有太大的不确定性。
阻力5：不存在可行的有效实施机制。
我们这里分析的重点是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形成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阻碍因素。虽然制度的实施通常在制度形成之后，然而对制度实施机制的考虑会对制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制度的实施机制大体分为三种：自我实施（惩罚）、对方惩罚和第三方惩罚。由于制度是博弈的结果，在博弈过程中当事人在策略选择时仍然按照最大化效用原则行动，因此排除当事人的良心影响，理性的博弈方不会实施自我惩罚。对方惩罚要求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多次重复博弈。同时可置信的第三方惩罚机制在国家之间的制度博弈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不存在可行的有效实施（惩罚）机制是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难以形成的技术难题。
4.3.3 国际规则的主要产生方式比较。
国际规则由霸权国家提供、国家间合作产生和国际组织提供是较为常见的国际制度产生方式。通过霸权国家提供的国际规则具有不公平和不平等的显著特征。尽管国际规则是公共产品，但是霸权国家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愿意承担国际规则变迁和创新的成本，并凭借经济全球化、自身的经济地位和潜在的经济制裁强迫其他国家必须在这个国际规则下选择合作策略——参与和服从这个规则，这是内部原因。制度的关键在实施机制：自我实施即为纳什均衡。要达成双赢局面需要可置信的惩罚承诺。而国与国之间缺乏第三方，所以国际规则通常由霸权国家提供，这是外部环境所致。SA8000就是由霸权国家提供国际规则的典型例子。
由于国家间关系一般可以视为多次重复博弈，所以通过国家间合作产生国际规则是可能的，但其可行性值得探究。国家间合作产生国际规则具有时机少、耗时长、成本高、范围有限等根本缺陷。通常在霸权国家衰落、霸权不存在、或者没有国家愿意充当霸权时，才通过国家间合作建立国际规则，因此采用它的时机少；考虑到各国的搭便车倾向，高成本和长时间的谈判会给国家间合作产生国际规则带来较大的效率损失。各种双边和多边协议更为常见也表明国家间合作范围有限。
国际组织提供国际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由霸权国家提供和国家间合作产生国际规则的不足。但是，尽管国际组织有可能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可，由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规则却未必能够得到所有成员国的承认。有些发达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很可能拒绝与其国内利益不相一致的国际经济规则。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博弈过程正陷于这种困难处境之中。
5.结论
5.1 制度变迁的潜在利润和成本的比较分析原则，除了适用于个人、团体、政府的制度形成B19以外，同样适用于分析国际制度的形成。
5.2 制度是博弈的结果。一项制度安排在双方或多方博弈力量变化后必然变迁。在国际经济制度变迁中，根据各国的经济实力可以把制度安排中的参与者分为两大集团：强势集团——发达国家和弱势集团——发展中国家。局部的多国经济制度一般由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被“创新”出来，并凭借全球经济一体化强力推广到弱势集团内部，使弱势集团被迫接受，从而在实际上发挥国际经济制度的效力。而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国际经济制度由于不利于强势集团收益大于成本的算计而不能得到强势集团的支持和推动，因而难以形成。所以，强势集团主导是国际经济制度难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5.3 各国意识形态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搭便车效应扩散、新制度的机会成本大和缺乏有效实施机制是国际经济制度在客观上和制度技术上难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国际组织提供国际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由霸权国家提供和国家间合作产生国际规则的不足。但仍然受到强势集团的制约。
注 释：
①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之L.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71．
②顾钰民．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比较研究·应用分析［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61．
③菲吕博顿．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
④柯武钢、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0．
⑤同④。
⑥李增刚．国际规则变迁与实施机制的经济学分析［J］．制度经济学研究（第十辑），黄少安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⑦ 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之L.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创新的理论：描述、类推与说明［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21．
⑧黎秀荣．制度是博弈的结果：一个尝试——以西安城市交通客运市场制度变迁为例［M］．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1）．
⑨同⑦。
⑩丁家云．我国与发达国家失业问题的比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7）．
B11B14B15B19贺卫，伍山林．制度经济学［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162，165，165，161．
B12笔者加。
B13另外两个分别是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
B16王丽萍，吴进江，蒋兰陵．SA8000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诠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4）．
B17黎秀荣．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J］．制度经济学研究（10），黄少安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B18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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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黎秀荣．制度是博弈的结果：一个尝试——以西安城市交通客运市场制度变迁为例．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1）
［8］黎秀荣．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J］．制度经济学研究，第十辑，黄少安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9］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0］［11］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之L.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2］王丽萍，吴进江，蒋兰陵．SA8000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诠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4）．
［作者简介］刘光岭（1969-）男，山东临邑人，西北政法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现代企业理论。卢宁（1981-），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西北政法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2004级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07-04-20（责任编辑：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