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之恶的极致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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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盲井》是由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和《神木》中都揭示了底层的人性之恶,《神木》中透出宿命的意蕴和人性救赎的期待,而《盲井》则着力体现人性之井的黑洞意识,将人性之恶张扬到了极致。
  关键词:人性之恶救赎情怀 极致张扬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矿难的频繁发生,矿主因利益驱动对矿工生命的贱视成为中国当代社会一个非常显著的问题。在诸多报道中,人们看到了矿难发生的表层问题,对人性的关注是较为浅薄的。这就为文学家和艺术家创造了可探寻的空间。“矿区和乡土一样从来就是文学的富矿。矿工和那些乡土的农民一样,他们是被遮蔽的一群,人们只是听到矿难的消息才会想到他们的存在。……但现在媒体的报道只停留于事故的简单经过,仍然无法触及矿区的精神层面。也许只有文学才能深入地呈现矿区丰富和复杂的精神性。”①第六代新锐导演李杨导演的电影《盲井》就是一部反映矿井人性的影片。奇怪的是这部荣获包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第57届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秀电影奖等多项国际奖项的影片,却得不到主流文化的理解,因为其沉郁阴森的底色,压抑绝望残忍的人性暴露,长期处于地下放映状态。这是对《盲井》的误解,也是对人类底层关怀的误解。
  《盲井》是根据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改编的.其情节并不复杂。两个杀人犯专门诱骗人到私人小煤窑去打工,然后把他杀死在井底。并制造冒顶的假象。最后冒充死者亲属诈取矿主的钱财。刘庆邦在创作中一直坚持着他的底层关怀。他的许多煤层小说都揭示了矿工生存的艰难和生活的悲哀。这篇小说作者将笔触伸入到人物灵魂深处,揭示了在生存困境压榨之下变异惨烈的人性之恶。《神木》写的是离开土地的农民命运,这是当下最为敏感和紧迫的现实《盲井》在改编时忠实于原著中所叙述的故事情节和纪录片一样的作品风格,不煽情。影片中没有时空转换,没有音乐,没有刻意的技法,没有长镜头.甚至连摄影机也一直是平视的,它以纪实的手法还原出煤层的罪恶。《盲井》的英文片名《Shaft》,除了有“矿井”的意思,也可解作“欺骗”、“骗人”或“光线”、“闪光”。而这里既有矿井的实指又兼有地层的阴暗,人性的卑劣丑恶如一口深不可测的盲井。
  两位创作者的意图是相同的,但表现人性之恶的力度和深度上却各有千秋,这从电影对小说两个细节的改编中就可以看出。小说中详细描述了宋金明杀元清平之后回家过年的情节,从春节离家时,宋的情绪就有些反常,是和儿女妻子相处的温情,还是邻居赵东海失踪后赵妻的绝望触动了他阴暗的心灵,他此刻的心境是相当复杂的。这一情节的铺垫使小说最后,宋金明对元凤鸣的同情.由此而产生的人性的冲撞都显得合情合理。在电影中这个情节被删剪了,只是用宋金明给家里打一个电话的情节取代.这和电影对人性的思考是相一致的。在最后,宋金明对元凤鸣的同情意识一直比较模糊,他将谋杀一拖再拖,但微弱的良知终止不住邪恶的步伐,邪恶与良善间的挣扎终结于他被同伙偷袭,而他的反击不是对元的怜悯.而是对残忍同伙的报复——戏剧性的结果,人物人性的微弱光亮被掐灭了,恶在彰显。电影改编的第二个情节在结尾部分,宋唐被假冒顶双双埋葬之前,宋曾告诉元凤鸣冒充他的亲戚,跟窑主要两万块钱,回家好好上学。小说中,元凤鸣向矿主说了实情,窑主只给了元凤鸣一点回家的路费,就打发元凤鸣回家去了。“元凤鸣背着铺盖卷儿和书包,在一道荒路茫茫的土梁上走得很犹豫。既没找到父亲,又没挣到钱。他不想回家。可不回家又到哪里去呢?”一种悲凉的意蕴充溢其问。而影片最后元凤鸣拿到了矿主给他的四万块钱抚恤金,镜头停留在那里,亦是“茫然灰暗的脸,苍茫的天空,巨大的空洞,人该往哪里去?”这两处情节的改编,显示了小说作者和电影制作者不同的美学追求。小说作者从“要给世界一点理想,给人心一点希望”(刘庆邦语)的思考出发,以悲悯救赎的情怀关注着这一对被魔性缠身的地层深处的灵魂。在这里作者还是相信人性深处的道德救赎的。这从他为作品的命题就可以看出:“煤原来叫“神木”,那是大树老得变成了神了。变成神木了”。在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感到一种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神秘的力量。那是人间的权威制度和道德普遍异化后所催发出的力量,它就像一把利剑高悬于人们的头顶。小说中,老宋不时的预感到这种力量,所以他在杀害元清平后时常会感到心惊肉跳,感到冷,感到死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头顶,未完全泯灭的人性在地狱里颤抖,但是他还是不能摆脱欲望的罗网,在欲望的深坑里挣扎。最后导致毁灭。小说最后元凤鸣说了实话,没有得到钱,结局显得凄惶,但这符合元凤鸣的形象和作者的救赎期待。元凤鸣才是一个高一学生,有着美好纯真的追求,为生活所迫.寻找父亲遇到了这一惨烈的人性示相,他感到震惊和恐惧。但是他不可能马上顺应这一残酷的世道法则。作者不希望这个涉世未深的少年初出家门就身陷人性的沼泽。虽然结尾处少年的结局是惨淡无助的,但这种前途未明的徘徊总比人性的陷落,能够给人带来一些希望。但作者心情的焦灼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底层的生存困境困扰着作者,他并不能给元凤鸣指出一条哪怕有些许亮色的出路,这是当代文坛普遍困惑又难以解答的问题。影片《盲井》中,编导李杨没有着力突出宋金明人性的挣扎与微弱的复苏.而是利用长镜头语言,夸饰人性的黑洞。让宋金明至死都处于暧昧不明的人兽相搏的心灵激荡之中。只不过同伙出其不意的叛卖终止了他再次举起镐头砸向“点子”的可能。影片利用矿井这个黑暗、阴郁、布满危险的空间,实施实景拍摄,用浓重的黑色强化人性之恶,将人性的原始之恶张扬到了极致。这种处理和小说作者对矿井的描写十分相似,“把矿灯一熄。窑底下漆黑一团,比最黑暗的夜都黑,窑底下没有神,没有鬼,离天和地也很远,杀了人可以说神不知,鬼不知.天不知,地不知。”让黑色矿井成为人性黑洞的喻示。如果说小说中宋金明回家.还有一些人性复归的期待,而在影片中这一点期待也被删节了。唯有被强化的恶压抑着人的感官和心灵。影片结束时的处理,喻示着盲井具有黑洞般的吸引力,元凤鸣也将告别过去的纯真和梦想,走进人性的盲井。“灰暗的脸,苍茫的天空,巨大的空洞”的定格是很有深意的,人性的恶不会因一代人的生命完结而结束,它同样会在下一代身上延续。一个目睹邪恶的少年将不得不承负初识人间残酷的震撼,从而使心灵蒙尘。电影的结局似乎昭示了困惑和沉沦的可能,这是一种无法救赎并且会不断生长的毒瘤。影片对恶的极度渲染,显示了第六代导演李杨所着意呈现的惨淡的精神质地。
  “艺术是人类精神的现身情态。是时代心灵的自我表达。”②无论是《神木》还是《盲井》。无论是悲悯救赎还是冷峻的人性逼视,都传递出浓重而惨烈的人性悲哀。宋金明和唐朝阳将同类作为点子;作为赚钱的器具,他们为何具有如此残酷的人之魔性、如此麻木的心灵世界?时代到底赋予了他们怎样的“现身情态”?我们需要从这个时代去挖掘小说和影片所展示的人物样态。在中国现代社会,矿难的报道是最频繁、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但报道归报道,矿难照旧一次次地发生,矿工的生命照旧一批批地被埋葬,就是诸多的矿难和矿难引发的种种怪异事相促使刘庆邦创作了这篇小说,促使李杨改编了这部电影。小说和影片中都有情节和场面揭示矿工艰难的生活处境、恶劣的生存条件和被漠视的生命存在。矿主视矿工生命为草芥,“挖煤,哪有不死人的”,“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断条胳膊断条腿都有明码标价,矿工的身体和生命早被矿主以金钱计量了,这就给宋唐一类人创造了施展恶的机会。矿上死了人.上边知道了,可能会大张旗鼓一番,不久便会销声匿迹。一场矿难之后,煤矿继续开,矿主照样发生命财,只是活着和死了的矿工。没人再过问。“窑底是沉闷的,充满着让人昏昏欲睡的腐朽的死亡气息,人一来到这里,像服用了某种麻醉剂一样,杀人者和被杀者都变得有些麻木。”现实中人性的自私冷漠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对矿工生命的贱视也导致了他们对自己生命的贱视,膨胀了他们对金钱攫取的欲望。他们在仇恨“老板”、反抗“老板”的时候,人性向恶的心理却认同了“老板”的逻辑——不把工人当人,采取了跟“老板”一样的手法——“跟自己的伙伴过不去”,把他们“杀死”,换取自己的个人利益.这是多么悲哀又残忍的现实。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写在扉页上的那句话,应该让我们瞽醒:“当一个人内心充满黑暗的时候,他就会犯罪,有罪的不是犯罪的人,而是制造黑暗的人。”
  “中国艺术精神显示了中国人深切的人间情怀与价值诉求。”③《神木》和《盲井》以不同的视觉手段,为我们展现了底层的人性之恶,也不动声色又发人深思地为我们提示了底层之恶形成的诸多归因,在大力倡导底层关怀的今天,我们是否从关怀底层的物质层面。伸出一双真诚的手,来关怀底层的精神层面呢?这不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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