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仁术。不明此义，则难以成大器。
　　孟子曾经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人都有不忍之心，政治家用不忍之心为政，治理天下就像翻掌那么容易。见到小孩儿掉到井里，人会生出恻隐之心。不是做给孩子的父母或是乡邻朋友看，也不是恐惧孩子的哭声。因此恻隐之心、羞惡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者是人的基本标准。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的发端。人有仁义礼智仿佛人有四肢那么自然。
　　庸医治驼的故事流传甚广。古有医生自夸可以治驼，也就是俗称的罗锅。早上送来，晚上笔直如箭。真有人信了，于是来治，他用两块门板夹住患者，在上面又踩又跳，晚上驼背真直了，然而病人也死了。一般人把这个当笑话听，我却觉得应该算寓言，后者的目的不是笑，是引发人对某种现象的思考。这个故事里透露出的医生为利益泯灭良心后的冷酷令人不寒而栗，这样治罗锅的也许没有，但是看一些医生的治疗措施，简单粗暴，对病人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与这个医生有本质区别吗？似乎是没有。
　　一个真正的好医生，绝不会轻忽患者的性命。即使从医一辈子，也离不开一个“慎”字。叶天士曾对子孙遗言：“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一代医学宗师尚且如此感受，我等后辈又怎么敢掉以轻心呢？
　　真正的医者，人后用功之深令人难以想象。
　　比如丁甘仁先生，白天出诊，晚上则要读书，每每至深夜方才休息，背诵《医宗金鉴》等古书更是他的必备功课。他也带出了几个得意门生，如秦伯未、章次公。秦伯未后来出了本书《清代名医医案精华》，请他为书做序言，他不无感慨地说：“医非学养深者不足以鸣世。”
　　孙思邈于《大医精诚论》中特别强调指出，医者需有济世之志：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合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所以中国古代的大医，基本上都有无数体恤患者疾苦的案例。比如前面提到的丁甘仁先生，不仅医术高超，足为后辈楷模，而且宅心仁厚，乐善好施。穷人看病常常免去诊金，对于特别穷困的还赠送药物，施粥舍衣捐桥修路，帮助医院和慈善机关实属家常便饭，他还兴办义学、养老院和育婴堂等。老子曾经概括天道人道的特点：“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惟有道者。”老子看到了人性自私的一面，因此总结出人道的规律是有的越有，没有的还会被剥夺。只有那些品德高尚者，才能逆转自己的欲望，去无私地帮助天下人。医生的职业之所以受人尊敬，就在于此，可以大开方便之门去直接帮助别人。只可惜，有些医生利欲熏心，忘了自己的责任。眼中只把职业当做谋生手段，心中没有对患者的恻隐之心，从而使得医患关系不断恶化。
　　当然医患关系的恶化也不能仅仅归于医生医院一方，医的技术壁垒从古至今一直很高，医患之间的沟通也不容易。如果说出来大家都明白，那么沟通起来也方便，反之，即使医者有仁心，也不容易被理解。今天的医生不管医术高低，至少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古代医生不同，因为权贵者的喜怒，医生尤其是好医生往往性命悬于一线，治好了皆大欢喜，治不好，权贵很可能迁怒于医生，招致杀身之祸。华佗、文挚等等都是被古代权贵者所杀。
　　时过境迁，现代医生的地位提升很快，但是医德似乎不见提高，隐隐然有倒退之趋势。医生和教师两种职业历来比较特殊，或是针对身心，或是针对灵魂，都要求从业者有较高的道德操守，如果仅仅以谋生的态度对待之，必然误人。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我仍然想做一个呼吁：医者，仁术。让我们用爱心去对待每一个患者！这也是我一生行医者始终谨遵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