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泯灭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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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两次心脏病,用四个支架抢救过来后就与老伴住到了儿子处。我长期不用手机,宅电又无人接听,不少愿意找我的人,因找不到我怕我已无声无息地“走”了,便千方百计地要得到我的信息,让我感动万分。
  我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原《上海画报》的高级编辑吴本务,找到我后,让我快给著名电影作曲家葛炎的遗孀、已年过90的陈捷老太太打个电话。老太太找到吴本务,让他设法找我,一定要与我通上个电话……这事,让吴本务很感动,我当然更感动了!
  陈捷跟葛炎一样,都是我党的老同志,他们参加革命时,我还尚未出生。在葛炎逝世三周年时,我突然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你是陆寿钧同志吗?我是葛炎的妻子,叫陈捷,为了纪念老葛故世三周年,我们为他出了本纪念文集,里面收了你的文章,请告诉我地址,我把书寄给你留个纪念。”于是,我写下了也题名为“永不泯灭的回声”的《永不泯灭的回声》的读后感,收在我的《人去影留》一书中。我们就有过这么一次电话交往,想不到几年了,老太太还记得我。我突然想到,如今该是葛炎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子,又是他诞生95周年,老太太肯定想着她的“老葛”,可能会要跟我一起聊聊他,便忙给她回电。老太太的声音一点也不像已年过90的老人,思路也极其清晰,让我心慰。令我想不到的是,这次,她一句也没提她的“老葛”,只是关心我的身体情况。她说,她看到《上海采风》上我写的有关老上影人的文章,知道我还在写作,便放心了。她鼓励我继续写下去……我除了感谢她的关心和鼓励外,告诉了她我的一些近况:我感谢《上海采风》还能给我一个发表文章的平台,我会把还留有的上影稿纸,全用在我认为该留下的上影往人往事上。为了感谢她这个电话,我一定还要写一篇有关葛炎的文章,题目仍为“永不泯灭的回声”。老太太听后高兴地笑了。我为她的笑而高兴。
  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最了解葛炎的陈捷,在为她的“老葛”出这本纪念册时,要命名为《永不泯灭的回声》?是为了纪念他一生为几十部优秀电影所作的曲子吗?葛炎作曲的影片确实大多是中国电影的经典:《中华女儿》《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老兵新传》《枯木逢春》《阿诗玛》《从奴隶到将军》《天云山传奇》《青春》《秋瑾》《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研究新中国电影的中外学者,都公认这些影片是新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名作,为新中国的电影争得了无上的荣誉,都会载入史册。葛炎在这些影片中所留下的旋律的回声,也是永不泯灭的。据报载,当今我国电影的票房逐年都在增加,而据我了解,当代的青少年观众,对以上经典老电影却知之甚少,更不会去关心作曲是谁,他曾作出过什么贡献了。作为葛炎的老伴,在纪念她的“老葛”逝世三周年时,发点声音,提个醒,也是应该的,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陈捷老太太是1942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相信,她老人家的深意不止于此。而葛炎在红军时代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时年只有13岁,他与老一辈的革命家、艺术家一样,从不提当年之勇,更不张扬,他从事的是有声的艺术,过的是“无声”的生活,只在电影厂里当个作曲组的小组长,领导着全组人员,默默地为一部又一部影片作曲,为人民一次又一次地立新功。我与他虽在同一个电影厂,也不闻其名,不详其情。他更不会太在乎个人的“泯灭”不“泯灭”。是的,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最了解葛炎的陈捷,在为她的“老葛”出这本纪念册时,要命名为《永不泯灭的回声》?
  我回忆起了上世纪80年代对葛炎的几次采访,努力去从中寻找答案。
  那几次采访是上面交下来的任务。“文革”后,为了拨乱反正,重振新中国电影,也为了让后人对中国的电影老人有个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中国电影家协会决定编辑出版《中国电影家列传》丛书。经组织上提名,我为上海方面的撰稿人之一,委派给我写的列传中有葛炎,于是,我有幸对他进行了多次采访。这类人物有个特点:他平时不大会接受阿猫阿狗的采访,不大愿意谈自己的过去,而对于组织上安排的“组织行为”,就会像战士服从命令一样地全力配合你。葛炎与我配合得很好,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他都会详尽地实事求是地一一作答,毫不讳忌。我的采访十分顺利。
  采访的地点全在他家中。他的家当时就在我们电影厂斜对面的一幢高楼里。家中朴实无华,全是用了多年的老家具,除了一架业务用的钢琴外,我再也记不起有什么耀眼的可以留下印象的东西了。葛炎当时已年过60,个子不高。四方脸,头发简便地往后梳着,讲话有点沙声,他是出生在南市上海老区的老上海,一口乡音,无论从谈吐到表情、动作,都是那么地恰如其分,没有拘谨,没有夸张,没有一点虚头,丝毫看不出他既是一位著名电影作曲家又是老革命,只像邻家的老伯。与众不同的是,他虽已进入老年,却没有一点老气。他给人一种可以信赖的感觉,又传递给人一种生气和活力。他目光慈祥,却又让人感到能洞察一切,谁都不敢在他面前作假。不知为什么已过去了三十多年,我如今一提起笔,这些印象又全在眼前。
  1922年1月,葛炎出生在黄浦江畔一个中医世家,而他自幼感兴趣的却是音乐。六七岁的小葛炎,常常跟着送葬队伍中的哀乐队后面,入了迷地走着,听着,有时竟走失了路,差点回不了家。不夜城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商店老板用来招揽顾客的留声机里的音乐声,又迷住了他,让他忘记了饥饿、寒冷和疲劳,流连忘返。可家里人无一支持他天生的这个爱好,常教训他还是继承老祖宗传下来的衣钵为好,学医救人,济世积德。为此,谁也不会给他一分钱去买任何一样乐器。
  转机出现于小葛炎9岁时得了脑膜炎,家里人为了哄住他让他好好躺在床上养病,只得依着他,借来了一架破旧的留声机,让他听他们一直认为没有出息的那些“调调儿”。病床上,小葛炎听到一些经典乐曲,常常乐得做起美梦,他梦想着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让手下的琴键也能奏出美妙的“调调儿”来。可见,梦终究是梦,现实却是那样的无情,他没有钱买乐器、学音乐,只能在深夜,偷偷地爬进教堂,去弹几下唱诗班里的钢琴。
  对音乐怀有极大兴趣和天赋的小葛炎,不仅很难得到家庭的支持,而且,他那时所处的时代,与他理想的美妙音乐世界,相隔十万八千里。乱世的孩子早懂事,1935年,葛炎读小学六年级时,就参加了上海市职业界救国联合会所组织的救亡活动。1937年,他在浦东中学读书时,参加了“我们的孩子剧团”,学习小提琴演奏,演唱救亡歌曲,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与爱国小伙伴們,常常挤在他家的亭子间里,排练救亡歌曲,他的心,随着那些激昂歌声,早已飞向了抗日的前方。有人曾把这段生活写了个剧本,拍了部影片,葛炎就是影片中主人公的原型之一。上海沦陷后,孩子剧团难以再在上海发挥作用,葛炎他们一共17个热血少年,在地下党的关怀和组织下,组成了“小小流动剧团”,于1938年春,出发奔赴延安。第一次,因被家长发现,从码头上被堵了回来。第二次,乘了一条英国船,先跑到温州,后又经武汉、长沙,到了西安,沿途进行抗日宣传。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热情接待和安排下,先到陕北安吴堡的青年训练班学习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革命道理,然后再到延安……   在第一次采访结束时,我问葛炎:“您13岁就参加了地下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16岁时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您当时想过没有,到底为了什么?”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救国、强国!”
  在延安,革命前辈为他们讲过革命道理,冼星海等音乐家为他们上过专业课,经过短期训练,由于抗战需要,葛炎就被派往太行山前线,在刘伯承任师长、邓小平任政委的一二九师师部先锋剧团工作。他一到那里,就遇上了敌人的“大扫荡”,从此,他就在枪林弹雨中为战士们谱曲拉琴……葛炎谈起这样,十分动情,他说:“就是在那样的战争年代,战士们是多么喜欢音乐啊!有一次,在战斗的间歇中,我为战士们拉琴,拉了一曲又一曲,直至我把自己所会的曲子全部拉完,战士们还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我,我知道,战斗再次打响后,我面前的这些战士,有的将永远再听不到我的琴声了。为此,我又重新拉起了我已拉过的那些曲子。这个场面永远留在我的脑海,成为我以后学作曲、多作曲、作好曲的动力。
  “我看到了深山峡谷中升起的瑰丽红日,看到了战士们英勇抗日,浴血奋战;听到了青漳河的欢乐流水声,听到了我们掩埋抗日烈士遗体的沉重的铁铲声……这一切,强烈地燃起了我的创作欲望。”葛炎告诉我,他自认的处女作歌曲《保卫黄崖洞》,就是他在这一战斗刚打完后,在战场上写成并演唱的。1940年,太行山根据地一二九师全师文艺比赛时,他创作的另一首歌曲《春耕》,荣获了创作比赛优秀奖,这是战斗在最前方的抗日军民给他的最高奖励,他永远视作最高的荣誉。1941年,19岁的葛炎,经过了火与血的洗礼,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葛炎深深地记着,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人民和人民战士是何等地热爱音乐,又是何等地爱自己的音乐家。那是1941年的夏天,在敌人大扫荡的腥风血雨中,他得了重病,在频繁的转移中他根本无力适应,他想,这下要为抗日捐躯了,他不能让大家为他所累。是一位部队的炊事员找来了一条小毛驴,让他拉着驴尾巴,在崎岖艰险的山路上爬了一天一夜,才把他救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接着,老乡们又用担架抬了他整整七天七夜……讲到这里,葛炎早已热泪盈眶,他说:“如果没有人民群众,我这条命早就没了!我是个凡人,有时个人利益也会向上冒,但每每想到这些往事时,我就会冷静下来,对于我来说,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为人民,为新中国多唱赞歌!”
  1943年,葛炎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了,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让他从前线返回延安,作治疗和休整。可他一到绥德,就被抗大总校文工团拉了“夫”,请他担任音乐队队长。以后又任指挥、创作组成员等职。在当时的情况下,多么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啊!他也早已把自己的病忘了,他的身体不适合再在前线,那么,到了“抗大”,环境稍微好了些,他怎能再去多想自己呢?
  抗战胜利后,“抗大”迁到东北解放区,改名为东北军政大学。葛炎随校来到了东北,任音乐队队长。宣传干事、作曲等职,还干过一阵子连队政治指导员。1948年,他又被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式开始了电影音乐的创作。他作曲的第一部故事片是《中华女儿》,虽然那时他对电影音乐创作还是陌生的,但由于他对影片所描写的革命战争生活比较熟悉,因此,能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创作任务。在创作中,他运用了民歌音调,并在配乐上,相应地运用了板胡的独奏,创造了有关具有民族气息的悲壮的主题乐曲,加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为这部影片增添了不少光彩。影片放映后,得到了当时中央电影指导委员会的表扬和好评。全国解放后,在首届音乐家代表大会的音乐创作总结報告中,也提到并称赞了《中华女儿》荣获二等奖。
  第三次采访,我们着重谈了他在上影的工作情况。
  葛炎是在1950年奉调回到阔别十多年的上海故乡的,很明显,从当时的政治上说,那是为了对上海老电影厂“掺沙子”,他仍然干他的老本行作曲。想不到这颗“沙子”却如鱼得水般地进入了他电影音乐创作的黄金时代。
  他一到上影,就为《农家乐》和《女司机》作了曲。1952年,他为优秀影片《南征北战》作曲时,选用了当年部队演唱的优秀歌曲的音调,并加以发挥和创造,使影片增添了不少时代和生活的气息。这部影片,在1957年,葛炎又为另一部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渡江侦察记》作曲,同样取得了成功。为此,他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苏联举办的第一届中国电影周。
  在20世纪50年代后几年里,葛炎作曲的影片有《洞箫横吹》《钢人铁马》《巨浪》《老兵新传》《聂耳》等7部之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为优秀影片《聂耳》的作曲。聂耳本身是位著名的音乐家,为他的传记片作曲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创作中,葛炎与著名导演郑君里密切配合,他把《义勇军进行曲》的主旋律作为主题音乐贯穿全片,使影片的音乐有了主心骨,他还精心选择了聂耳创作的歌曲,并把其与聂耳的思想、性格及其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使音乐形象与银幕形象、音乐与画面结合得十分有机妥帖,从而增加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葛炎回忆起这部影片的创作时还十分留恋。认为是“一次愉快的合作,使我进一步明白了如何发挥音乐在电影这门综合艺术中的作用”。这部影片荣获了捷克举办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传纪片奖。
  20世纪60年代,葛炎作曲的影片有《摩雅傣》《枯木逢春》《阿诗玛》《李善子》等。其中,《枯木逢春》是他与著名导演郑君里的再度合作,他在这部影片的作曲中,根据故事发生的特定背景和人物的特色,完全采用了民族音乐的曲调、配器,并吸收了江南戏曲、说唱、民族的特点,全部用民族乐队演奏,不仅使影片增添了浓郁的江南农村风味,而且在电影音乐民族化的问题上,与郑君里导演一起,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通过对不少影片的作曲,葛炎为了进一步探索音乐与电影特性的关系。1962年,他大胆地提出了要将长诗《阿诗玛》改编成电影音乐片。这个意图,得到了刘琼导演的赞赏和支持,他们合作完成了这部音乐片的创作。在创作实践中,葛炎探索了歌唱与表演风格、歌唱与对白、歌唱与戏的节奏、歌唱与环境,乃至歌唱与塑造人物等音乐片创作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总结出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如对于音乐片剧本的要求,他认为除了要有一般故事片所具有的基础外,还要有一定的诗意,富有音乐形象的哲理性和浪漫色彩;而在拍摄要求上,要做到戏中有音乐,音乐中有戏。《阿诗玛》的拍摄成功,不仅为我国的音乐片闯出一条路,而且为以后音乐片的创作,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此片事隔20年后,1982年在西班牙主办的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周”上,荣获“最佳舞蹈片奖”。   1965年,葛炎参加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赴苏联、波兰访问。令他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的十年中,他被迫停止了音乐创作。更令他想不到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打下的江山,也遭受了一场浩劫。对于“文革”这10年的灾难与荒废,葛炎的心头之痛,难以言表。我也不忍在采访中再多去提及……
  “文革”后,葛炎宝刀不老,他要把失去的10年抓回来,他从54岁干到离休,作曲的影片有《青春》《从奴隶到将军》《天云山传奇》《笔中情》《秋瑾》《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等好几部。这些影片,大多得了大奖,起到了轰动效应,是中国电影的骄傲!而谢晋导演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影片——《天云山传奇》《芙蓉镇》和《高山下的花环》,在当时极左思潮仍有市场的境况下,还是遭遇了不少风波的。作为老革命作曲家,葛炎始终坚定地与谢导合作,为这些影片作曲,其人格的高尚与艺术的前瞻,也是葛炎人生中的亮点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完成了《秧歌曲》《红旗曲》《马车》《撒尼舞曲》《欢乐的火把节》《高山下的花环序曲》,铜管乐《纪念烈士》,民乐《枯木逢春》,管弦乐《百万雄师过大江》等创作,他在作曲界所取得的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难以企及的。
  我在为《中国电影家列传》写葛炎篇时,他刚接下为《秋瑾》作曲的任务,《芙蓉镇》与《高山下的花环》两部重要影片尚未拍摄,还有一些音乐创作,都未能写入。据此,也可以看出,那部《中国电影家列传》中,那些当时尚健在的电影家的传记肯定是不完整的,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创作还在继续。就是葛炎在1986年离休后,还与他的老搭档著名剧作家王炼一起创作了音乐故事片《冼星海》的文学剧本,并独立完成了音乐歌唱喜剧片《逃离荒岛》的文学剧本。他把他的创作计划排到了2022年他100岁的时候,他确实做到了活到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贡献到老!
  为了写那篇“列传”,我多次有幸与葛炎老师面对面地长谈。由于当时对“列传”有过具体的要求和葛炎的生活和创作仍在继续,我为他所写下的“列传”不但还停留在一般的层面上,甚至连“完整”两字也难以达到。加上我自身的不成熟,更难以进入深刻的层面。好在我对以上三条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在交出“列传”的作业后,我继续跟踪采访。当我们成了忘年交,谈话可以比较随便时,我曾问过他几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一是,据我所知,像葛炎那样的老同志调到上影来,当初是负有“掺沙子”、改造老电影厂的重大使命的。我不清楚老革命葛炎怎么会与汤晓丹、郑君里、沈浮、谢晋、刘琼等老艺术家合作得那么愉快,那么有成效,这些老艺术家又都抢着要与他合作?葛炎听后笑了,他说:“我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问题啊?他们都在为新中国的电影艺术奋斗,那么,我们就该好好地团结起来一起奋斗!况且,在我与他们的接触中,我了解到在解放前,他们虽然没能在革命战争的第一线,但他们在国统区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从事进步的影剧活动,也冒着生命的危险啊!我对他们是很尊重的,他们也从不提防着我点什么。”他回答得那样的朴实和实事求是,让我深感到,优秀的艺术作品,大多是在相互信任中产生的,尤其是在政治上的信任。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文革”前,你参加编剧和作曲的《阿诗玛》就受到了批判。你作曲的《李善子》也被搁浅,虽周恩来总理一直在从中周旋,但修改了多次最终也不了了之。后来,“文革”就爆发了。你当时有什么预感吗?压力重不重?
  谈到这个问题时,葛炎的脸色一下沉重起来,他说:“我当时就感觉到,不是为了一部影片的问题,而是为了整人。而‘文革’一爆發,就什么问题都明白了,还不止仅仅为了整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极左路线的大泛滥!我深知大祸临头,把准备工作做在前,我召开了家庭会议,希望妻子和子女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得挺直了腰杆好好活下去!我妻子也是1942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她坚决与我站在一起!”他回答得那样的铿锵有力,着地有声,让我感受到了一位真正的革命老同志在政治上的成熟、在信仰上的坚定!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得挺直了腰杆好好活下去!”我还问过他一个似乎不该问的问题:“在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你伤害过自己的同志没有?”他坦然地回答:我的身份摆在那儿,我不得不响应号召,批判过自己的同志。但事后,我经过反思,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我做了弥补善后工作,取得了被批判者的谅解,彼此间更加深了友谊。葛炎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以后不能再搞政治运动了,一整就整倒了一大批人,不仅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带来了灾难,而且还不利于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更会留下后遗症的是通过政治运动,把人心都异化了,心灵上的创伤和异化,要经过多少年才能恢复过来啊?!”听了葛炎对我这个晚辈所摆出的让人尴尬的问题时直爽真诚的回答,让我感叹万千,我想我们都该有各自的联想和反思……
  过去,我不了解,这样一位13岁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就担任了一定职务的老革命,为什么解放后却长期安于在电影厂当个作曲组长。现在我明白了,葛炎之所以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入股分红”,而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为了在解放了的天地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音乐才能,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所以,一解放他就服从组织的安排,来到电影厂当一名普通的作曲。
  过去,我不了解,这样的工作,葛炎竟一干几十年,越干越有劲,任劳任怨,甘当幕后英雄,从不吹嘘那光荣的经历,他真如此高尚吗?现在我明白了,他是经过九死一生的人,在战争年代,他随时都可能“光荣”了,名利早已被他看得淡薄,所以身在名利场也不为所动,正如他所说:“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为人民、为新中国多唱赞歌!”
  过去,我不理解,作为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有成就的老资格的音乐家,葛炎为什么解放后还要虔诚地甘当学生,去中央音乐学院听课学习呢?现在我理解了,他是为了多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所以,他音乐创作的路子会十分宽广,他不但能为他所熟悉的战争题材的影片作好曲,而且在其他样式影片的创作上,同样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得到了观众的赏识。
  过去,我不理解,像葛炎这样的老同志,也会有被整与“整”人的时候。现在我理解了,在那样的年代里,谁都难以避难脱“俗”,重要的是事后如何去反思和弥补,葛炎所做的一切,凸显了他革命者的本色!
  过去,我不理解,为什么最了解葛炎的陈捷老师,在为她的“老葛”出纪念册时,要命名为《永不泯灭的回声》?现在我有了些许理解:“不忘初心”的回声永不泯灭。以此奏响的人生乐曲的回声,也永不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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