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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王朝建立后,元室北迁,留居内地归附明王朝的蒙古民众众多,散居于全国各地。其中居住在明朝西北边疆卫所中的蒙古遗民,与当地汉族杂居,史料中称之为“土达”。明代“土达”主要分布在河州(包括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全境和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以南地区)、西宁地区、宁夏地区等地。
明王朝对归附的蒙古民众采用了“因俗而治”的政策,将其安置于水草丰美之地,使他们“自归附之后,各安生理,趁时耕作,所有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有司常加存恤”。这种政策直到明成祖年间,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据《明实录》所载,永乐年间被安置在宁夏镇的蒙古民众就枚不胜数:
“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乙丑,达官伯帖木儿等率家属,自塔滩来归,至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遣送至京,命伯帖木儿为指挥使,赐钞二百锭、彩币二表里、纱罗衣五袭、金带一,仍命居宁夏。”
“永乐四年(1406年)春正月己酉,鞑靼满束尔灰等率众来朝,命为都指挥、指挥等职,赐冠带、诰敕及袭衣钞币有差,俾居凉州、庄浪、宁夏三卫。”
“永乐五年(1407年)春正月己巳,鞑靼头目多尔只等五人来归,赐白金、文绮有差。己卯,赐陕西都指挥佥事多尔只、宁夏都指挥铁柱姓名。”
“永乐五年(1407年)二月壬辰,鞑靼雅卜哈等七人来归,命为宁夏卫百户镇抚,赐白金、钞币有差。”
“永乐五年(1407年)八月辛卯,鞑靼塔安不花等来归,以塔安不花为宁夏卫指挥佥事,余受千户镇抚,赐银钞、文绮、彩缯有差。”
“永乐七年(1409年)六月丁巳,镇守宁夏宁阳伯陈懋奏,迤北伪国公阿滩不花、朵来等率所部来归。”
“永乐七年(1409年)(六月)乙未,镇守宁夏宁阳伯陈懋奏,鞑靼伪丞相昝卜、王亦儿忽秃、典住哥、平章都连脱儿赤、司徒秃鲁塔失、国公卜答失里、同知朵儿只速可、同佥阿来等各率所部来归,至宁夏。众三万,牛羊驼马十余万。”
“永乐七年(1409年)八月壬子,鞑靼国公阿滩不花等至北京,命为右军都督佥事,余为指挥、千百户镇抚,各赐冠带,俾还居宁夏。”
“永乐七年(1409年)八月戊辰,鞑靼来归平章都连等百四十四人,至北京,命都连、卜答失里、迭里必失俱为都督佥事,余为都指挥、指挥、千百户等官,赐白金、文绮表里,命还居宁夏。”
“永乐七年(1409年)十月辛丑,镇守宁夏宁阳伯陈懋率兵至下梧桐之地,遇达官知院秃赤与弟司徒知院伯颜不花,率家属来归,懋遣送至北京,赐秃赤等袭衣、钞币,命为都指挥等官,俾还居宁夏。”
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早期对于归附的蒙古部众采取了优厚的待遇和安抚政策,视其身份而给予不同等级的官职和赏赐,吸引了大批的蒙古民众时来归附,络绎不绝,直至嘉靖年间(1522—1566年)仍有蒙古人来归附。《明世宗实录》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五月,“宁夏边外夷人卜儿丈,汉人张景土忽赤、孛吉、素克太各率众来归,巡抚都御史王崇古为请升赏。兵部议覆得旨卜儿丈升授小旗职役,张景土忽赤给与冠带,仍给赏银三十两,孛吉、素克太各赏银二十两收充家丁,月给粮一石,幼小子女各月给口粮三斗,以示优异。”
明政府对于归附的蒙古族众高度重视,专门规划了安置之地,据史料所载,主要分布于北部灵州与南部固原。灵州在宁夏城东南四十五公里,为“宁夏之喉襟,中原之门户”,地理位置十分显要。据万历《宁夏志》载:“高祖略定陕西,残元部落率众归附,立灵州守御千户所,其属处于瓦渠四里为民,号‘土达’。”杨一清在《为经理要害边防保固疆场事》中说:“(灵州)内有土民四里,并土达军余六百户,具系洪武年间山后节次归附人数,我祖宗嘉其诚款,收而羁縻之,给予田地、草场,使其任意耕牧。后因有警,土人自备鞍马,出力报效,累有斩获,北虏畏之。”灵州都指挥冯答兰帖木的父亲藏卜“仕元至国公。来降居灵州卒”。藏卜,即昝卜,是故元丞相,永乐七年(1409年)六月降明,同其部众等被安置于灵州。韩诚,永乐初归明,授官右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嘉靖《宁夏新志》中韩诚及其子孙的相关资料在“灵州守御千户所”的“国朝武阶”条下,他们亦世代居于灵州。
固原,明初是平凉卫右所屯地;洪武初,固原只设巡检司;景泰元年(1450年)开始建固原城,景泰三年(1452年)在开城县设守御千户所;成化四年(1468)升千户所为卫;弘治十五年(1485年)改开城县为固原州。初明在这里安置了为数不少的土达。所谓开城土达即指固原土达。嘉靖《固原州志》载:“元万户把丹据平凉,洪武初归附,授平凉卫正千户。部落散处开城等县,仍号‘土达’。”嘉靖《平凉府志》载:“大明洪武三年夏四月丁卯,大将军徐达率师次陇州固关,……开城万户巴丹以鞑鞑降。遣平章俞通海进攻元豫王于西安州,次海剌都,右丞薛显以精兵五千先袭豫王,王驰遁,尽得其人众车畜。达以豫王之众处开城,以西安州余众千余徙北平。”由此可见:固原地区的土达,除元万户把丹的部众外,亦有元豫王阿拉特纳失里的部属。
归附于明王朝的“土达”,因袭旧俗,依然过的是“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明政府对之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使其“择善地以居”,安置于水草丰美之地,以便牧放。宁夏地区自古就是戎狄游牧的场所,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利于蒙古族继续从事传统的游牧业,依本民族生活习俗过活。因此宁夏地区的土达主要以畜牧业生产为主。《明英宗实录》载:“土达之在宁夏灵州诸处者,边适有警,朝廷亦籍其力。彼所以为生,惟马、牛、羊诸畜耳。”宁夏左参将都督佥事丁信在其奏折中亦提到:“灵州千户所并瓦渠等四里土达军民,虽自国初归附,然无他生业,惟凭孳牧养赡。”明王朝对“土达”赖以生存的畜牧业也高度重视,勅谕边疆卫所的官吏“加意抚恤”,不准惊扰,防止盗贼偷盗。在明政府的不断安抚下,宁夏地区土达安居乐业,出现了“秋风古道闻笳鼓,落日荒郊牧马驼”的边境祥和景象。
明朝对归附蒙古的部众的安抚与优待,是出于华夏防卫的考虑,这些或集中或分聚在宁夏地区的蒙古部众——“土达”,渐与汉族等其他民族融合,在西部边疆从事军垦,防御北元,还受明政府调谴,平定内乱。他们不仅对于我国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融合与团结,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王朝对归附的蒙古民众采用了“因俗而治”的政策,将其安置于水草丰美之地,使他们“自归附之后,各安生理,趁时耕作,所有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有司常加存恤”。这种政策直到明成祖年间,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据《明实录》所载,永乐年间被安置在宁夏镇的蒙古民众就枚不胜数:
“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乙丑,达官伯帖木儿等率家属,自塔滩来归,至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遣送至京,命伯帖木儿为指挥使,赐钞二百锭、彩币二表里、纱罗衣五袭、金带一,仍命居宁夏。”
“永乐四年(1406年)春正月己酉,鞑靼满束尔灰等率众来朝,命为都指挥、指挥等职,赐冠带、诰敕及袭衣钞币有差,俾居凉州、庄浪、宁夏三卫。”
“永乐五年(1407年)春正月己巳,鞑靼头目多尔只等五人来归,赐白金、文绮有差。己卯,赐陕西都指挥佥事多尔只、宁夏都指挥铁柱姓名。”
“永乐五年(1407年)二月壬辰,鞑靼雅卜哈等七人来归,命为宁夏卫百户镇抚,赐白金、钞币有差。”
“永乐五年(1407年)八月辛卯,鞑靼塔安不花等来归,以塔安不花为宁夏卫指挥佥事,余受千户镇抚,赐银钞、文绮、彩缯有差。”
“永乐七年(1409年)六月丁巳,镇守宁夏宁阳伯陈懋奏,迤北伪国公阿滩不花、朵来等率所部来归。”
“永乐七年(1409年)(六月)乙未,镇守宁夏宁阳伯陈懋奏,鞑靼伪丞相昝卜、王亦儿忽秃、典住哥、平章都连脱儿赤、司徒秃鲁塔失、国公卜答失里、同知朵儿只速可、同佥阿来等各率所部来归,至宁夏。众三万,牛羊驼马十余万。”
“永乐七年(1409年)八月壬子,鞑靼国公阿滩不花等至北京,命为右军都督佥事,余为指挥、千百户镇抚,各赐冠带,俾还居宁夏。”
“永乐七年(1409年)八月戊辰,鞑靼来归平章都连等百四十四人,至北京,命都连、卜答失里、迭里必失俱为都督佥事,余为都指挥、指挥、千百户等官,赐白金、文绮表里,命还居宁夏。”
“永乐七年(1409年)十月辛丑,镇守宁夏宁阳伯陈懋率兵至下梧桐之地,遇达官知院秃赤与弟司徒知院伯颜不花,率家属来归,懋遣送至北京,赐秃赤等袭衣、钞币,命为都指挥等官,俾还居宁夏。”
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早期对于归附的蒙古部众采取了优厚的待遇和安抚政策,视其身份而给予不同等级的官职和赏赐,吸引了大批的蒙古民众时来归附,络绎不绝,直至嘉靖年间(1522—1566年)仍有蒙古人来归附。《明世宗实录》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五月,“宁夏边外夷人卜儿丈,汉人张景土忽赤、孛吉、素克太各率众来归,巡抚都御史王崇古为请升赏。兵部议覆得旨卜儿丈升授小旗职役,张景土忽赤给与冠带,仍给赏银三十两,孛吉、素克太各赏银二十两收充家丁,月给粮一石,幼小子女各月给口粮三斗,以示优异。”
明政府对于归附的蒙古族众高度重视,专门规划了安置之地,据史料所载,主要分布于北部灵州与南部固原。灵州在宁夏城东南四十五公里,为“宁夏之喉襟,中原之门户”,地理位置十分显要。据万历《宁夏志》载:“高祖略定陕西,残元部落率众归附,立灵州守御千户所,其属处于瓦渠四里为民,号‘土达’。”杨一清在《为经理要害边防保固疆场事》中说:“(灵州)内有土民四里,并土达军余六百户,具系洪武年间山后节次归附人数,我祖宗嘉其诚款,收而羁縻之,给予田地、草场,使其任意耕牧。后因有警,土人自备鞍马,出力报效,累有斩获,北虏畏之。”灵州都指挥冯答兰帖木的父亲藏卜“仕元至国公。来降居灵州卒”。藏卜,即昝卜,是故元丞相,永乐七年(1409年)六月降明,同其部众等被安置于灵州。韩诚,永乐初归明,授官右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嘉靖《宁夏新志》中韩诚及其子孙的相关资料在“灵州守御千户所”的“国朝武阶”条下,他们亦世代居于灵州。
固原,明初是平凉卫右所屯地;洪武初,固原只设巡检司;景泰元年(1450年)开始建固原城,景泰三年(1452年)在开城县设守御千户所;成化四年(1468)升千户所为卫;弘治十五年(1485年)改开城县为固原州。初明在这里安置了为数不少的土达。所谓开城土达即指固原土达。嘉靖《固原州志》载:“元万户把丹据平凉,洪武初归附,授平凉卫正千户。部落散处开城等县,仍号‘土达’。”嘉靖《平凉府志》载:“大明洪武三年夏四月丁卯,大将军徐达率师次陇州固关,……开城万户巴丹以鞑鞑降。遣平章俞通海进攻元豫王于西安州,次海剌都,右丞薛显以精兵五千先袭豫王,王驰遁,尽得其人众车畜。达以豫王之众处开城,以西安州余众千余徙北平。”由此可见:固原地区的土达,除元万户把丹的部众外,亦有元豫王阿拉特纳失里的部属。
归附于明王朝的“土达”,因袭旧俗,依然过的是“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明政府对之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使其“择善地以居”,安置于水草丰美之地,以便牧放。宁夏地区自古就是戎狄游牧的场所,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利于蒙古族继续从事传统的游牧业,依本民族生活习俗过活。因此宁夏地区的土达主要以畜牧业生产为主。《明英宗实录》载:“土达之在宁夏灵州诸处者,边适有警,朝廷亦籍其力。彼所以为生,惟马、牛、羊诸畜耳。”宁夏左参将都督佥事丁信在其奏折中亦提到:“灵州千户所并瓦渠等四里土达军民,虽自国初归附,然无他生业,惟凭孳牧养赡。”明王朝对“土达”赖以生存的畜牧业也高度重视,勅谕边疆卫所的官吏“加意抚恤”,不准惊扰,防止盗贼偷盗。在明政府的不断安抚下,宁夏地区土达安居乐业,出现了“秋风古道闻笳鼓,落日荒郊牧马驼”的边境祥和景象。
明朝对归附蒙古的部众的安抚与优待,是出于华夏防卫的考虑,这些或集中或分聚在宁夏地区的蒙古部众——“土达”,渐与汉族等其他民族融合,在西部边疆从事军垦,防御北元,还受明政府调谴,平定内乱。他们不仅对于我国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融合与团结,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