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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有谚云：“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随着江西人口大规模向西向南流动，“流民”中多有从事商贸业者，成为早期西部开发的主力军，“江右帮”由此成名。江西人历来精于手艺活，因而在建筑、制瓷、织布等行业独步天下，但亦农亦商、小本经营的传统，又使他们难以批量产生可与徽晋闽粤各大帮匹敌的富商巨贾。时至今日，这种特性仍在新一代赣商身上若隐若现。
清咸丰十年（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一把火烧掉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三山五园”，刚过而立之年的咸丰帝不久在承德避暑山庄忧惧而亡。这是所有中国人都无法忘记的一段屈辱史。
但还有一位名叫雷景修的江西籍建筑师，不得不近距离目睹倾注其整个家族近二百年心血的精美园林遭此浩劫，他心中的辛酸苦痛，又有几人知晓？
“样式雷”200年
“样式雷”家族的最大贡献，不仅在于修建了美轮美奂的皇家园林，还在于打破了中国建筑业“口耳相传，不留图样”的千年传统。
57岁的雷景修，时任圆明园样式房掌案，即皇家建筑设计院院长。洋人兵火肆虐之际，他奋力把样式房历代累积的图档（设计图纸）抢救出来，装满了三间屋子，并设法加以保护。这些珍贵图档得以留存至今，雷景修功不可没。
雷景修祖籍赣北鄱阳湖西岸的建昌县（今永修县），是“样式雷”家族第五代传人。他最有名的先辈，即家族第一代雷发达，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从江西老家进京，“以艺应募”，参加皇宫的修建工程。当时老雷年近65岁，肯定身怀绝艺，否则断不敢以花甲之年来揽皇家的瓷器活。
相传就在太和殿即将竣工时，康熙亲临观礼，老雷露了一手，干净利落几斧子就让大梁顺利合龙。皇帝龙颜大悦，马上赐其为工部营造所长班（即主管）。后人传诵的“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薇照命，金殿封官”，说的就是这段故事。
也有专家考证，上述故事主角，其实是雷发达第三子雷金玉。史料记载，雷金玉于康熙年间任圆明园楠木作样式房掌案，督造畅春园。雍正三年（1725年）又主持大规模扩建圆明园。他从设计图纸到制作烫样（即建筑模型），再到实际营造，事事亲力亲为。
在雷氏家族之前，中国古代建筑施工，无论是皇家还是民间，都是师徒口耳相授，或仅以文字描述，几无图纸模型留下。而雷家图档，用水墨绘制，并在建筑图与地盘图边上注明尺寸及相关施工说明，现在存世者近两万件，另有按原建筑比例1/100或1/200制作的烫样，共80余件留存，涵盖圆明园、颐和园、北海、中南海、紫禁城、景山和天坛等处。因该家族世代执掌皇家样式房，故世称“样式雷”，以推崇其创新与传承之功。
雷金玉的三个孙子都供职于工部样式房，最有才华的雷家玺承办了乾隆、嘉庆两朝（1736-1820）的皇家营造业，包括乾隆八十大寿庆典时皇宫到圆明园沿途的景观布置，而雷景修正是雷家玺之子，在英法联军入侵之前，他参与了清西陵、东陵和圆明园的建设工程。
“产运合一”胡家盐
“胡慎怡堂”瞄准“川盐济楚”政策机遇，大发“战争财”，得以跻身自贡盐业四大家。
咸丰年间，中国可谓内忧外患，英法联军战火烧到北京城之前数年，太平军早已攻陷南京，另立朝廷。太平天国与清军在长江下游一带拉锯战，导致两淮盐路断绝，长江中游的湖广以及江淮平原一带的老百姓吃不到盐，咸丰帝不得不紧急下旨，打破世代以来食盐区域专卖的成例，准许“川盐济楚”，这大大刺激了以井盐闻名的四川自贡盐业的发展，也给了移居此地的江右帮盐商胡氏家族发财良机。
据四川地方史志记载，祖居江西省吉安府庐陵县（今吉安市）的胡礼纬在清嘉庆（1796-1820）中叶来自贡，以贩布为生，其子胡元和承继父业，开设元和号布店，苦心经营二三十年，成为远近有名的商号，积累了一笔资财。道光年间（1821-1850），胡元和开始与人合资经营盐业运销，获利后买地开掘盐井，逐步全力转营利润更高的盐业。
胡元和经营盐业的秘诀是“以井创井，独资经营”。一旦财力许可，他便不再与人合股，完全自主经营，每逢开掘新盐井，皆以老盐井利润投入，成功则利上加利，失败了也无大损失，很快年收益就达谷2000石（一石谷约120斤），流动资金白银数万两。咸丰帝准许第一次“川盐济楚”之际，胡元和得其长子胡勉斋协助，抓住机遇，设“聚义长”盐号于自贡，大胆实行颇具创新意味的“产运合一”模式，在重庆及湖北的宜昌、沙市设立分号和货栈。
胡勉斋全面主持家族生意后，更出资10万两白银，接手经营成都“福元典”典当行，不仅进军银钱业，还利用省城人员南来北往之便，注意收集市场情报，以决定运盐方式和价格起落。获得厚利之余，胡勉斋大兴土木，修建宏伟的家族住宅“慎怡堂”。从此，“胡慎怡堂”成为自贡1700多家盐商中实力最为雄厚的“四大家”之一，也是江右商帮中以盐业生产贸易发家的翘楚。
胡勉斋之子胡念祖，以重视凿井增产、改进制盐工艺著称。胡家出产的“怡字盐”，质量上佳，畅销两湖。他还是最先采用自贡丰富的天然气煎盐的大盐商，周边同行纷纷仿效，以至于自贡“火巴盐”名重一时（老方法用炭火煎盐，称为“炭巴盐”）。
胡念祖执掌家政那20年，恰逢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胡慎怡堂”在他手里达到鼎盛，号称“工人上千，役牛600余匹，骡马100多匹，年赢利白银近15万两”。
贵州首富“四大产业”
“永隆裕”盐号、成义烧坊、文通书局及永丰抄纸厂，让临川华家富甲西南，名动全国。
同治元年（1862年），当劫后余生的雷景修力图重振“样式雷”家业之时，远在西南贵州经商的江西临川人华联辉，设立“永隆裕”盐号，开创了又一段百年商人家族传奇。
十余年间，“永隆裕”盐号累计赢利白银数万两，在穷乡僻壤的贵州，成为首屈一指的大盐商。相传，原籍贵州的洋务派干将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的第二年（1877年），曾请华联辉协助改革川盐运销之弊，大见成效，财政收入岁增白银百余万两。
国酒茅台的复兴，据说也有华家的极大功劳。1854年太平天国起事期间，贵州亦发生农民武装起义，战火波及全省，绵延十余年，茅台镇成为主要战场之一，茅台酒生产基本中断。战祸平息后，华联辉亲到茅台镇，寻访幸存的酿酒师，购下酒坊旧址地皮，再起炉灶，酿出的酒经老一辈人品尝，与茅台原酿无异。起初此酒只供华家人饮用及亲友间馈赠，岂料口碑传诵，求酒者众，华联辉意识到其中商机，当即决策增资扩建，将酒坊定名为“成义烧坊”，酒名称为“回沙茅酒”。 经过华联辉及其子华之鸿苦心经营，“成义烧坊”出品的茅台老窖质量不断提高，1915年送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参展，因“一掷”而酒香四溢，勇夺金奖，华家也借此赚得盆满钵满。
华家第二代华之鸿的另一项成就，是创办文通书局，致力开启西南民智。清末民初时，云贵一带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识字率仅为百分之六七，贵州之闭塞，又甚于云南，军阀们忙于割据争地盘，极少关注投资教育。华之鸿决心开办一家较大规模的新书局，取“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之意，定名为贵阳文通书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华之鸿派人远赴日本购置机器，学习工艺，到1911年书局开张，全部采用当时先进的铅印、石印及彩印技术生产，共耗巨资白银20万两。为保证书局印刷用纸，1919年，又创办贵阳永丰抄纸厂，投入60余万银元，全套引进日本、美国、丹麦、法国等国设备，成为同期西南地区最大的印刷厂，所出纸张，质量可与进口纸媲美，行销川滇湘桂各省。根据推算，华家在该厂的投资，超过当时贵州省年度田赋总收入，相当于全省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1931年，华家第三代华问渠接掌家族生意。在此之前，文通书局突遭大火，损失惨重，贵州军阀混战，又令华家各项实业停滞不前。华问渠一方面重点经营利润丰厚的“成义烧坊”茅台酒，另一方面重整文通书局，使其形成集编辑、出版、发行于一身的完整体系。
抗战爆发后，内地知识分子大量迁入西南，华问渠变卖家产，支持文通书局编辑所聘请社会教育学家马宗荣、文学家谢六逸、历史学家顾颉刚与白寿彝，以及著名诗人臧克家等轮流主持，又约请气象学家竺可桢、桥梁专家茅以升、哲学家冯友兰、政治学家张奚若等共112位社会名流和教授专家出任编审。励精图治加上名人效应，抗战期间，文通的图书出版量占了全国三分之一强。
冲破“富不过三代”的宿命
江右商帮中少数延续百年以上的名门大族，还是违拗不过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
中国古语云：富不过三代。江右商帮中少数延续百年以上的名门大族似乎冲破了这一宿命，但他们还是违拗不过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
雷景修的儿子和孙子两代人，继续参与清朝晚期的各项皇家工程，将“样式雷”家族的事业推向第三次高峰。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样式房不复存在，雷家八代人200余年的传奇，方告戛然而止。
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政治气候多变，深深刻上“封建皇家”烙印的“样式雷”长期难登大雅之堂。直到明清皇陵、天坛、颐和园、故宫、承德避暑山庄纷纷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追根溯源，人们才想起，占了中国现有全部世界文化遗产五分之一的这些作品，皆出自江西雷氏家族之手，而“样式雷”图档，也成为中国仅有的五项“世界记忆遗产”之一。
难怪中国建筑史学界公认：“一家样式雷，半部建筑史。”
业盐发迹的吉安胡家，也是盛极而衰。一则晚清朝廷政策重新倾向淮盐，川盐备受打击，加上后来军阀混战，苛捐杂税繁多，自贡乃至整个四川盐业迅速没落；二则自胡念祖晚年起，胡家子弟生活日益奢靡，处处大事铺张，又好攀附权贵，捐官求名，谈风弄月，花钱如流水。到了民国初期，终至家族分崩离析，一代雄商，自此湮没无闻。
而直到1952年4月结业为止，华家的贵阳文通书局前后经营达41年，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等并称全国七大书局。华问渠本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应邀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省工商厅副厅长、省工业厅厅长等职，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以85岁高龄辞世。（编辑/张本科）
清咸丰十年（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一把火烧掉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三山五园”，刚过而立之年的咸丰帝不久在承德避暑山庄忧惧而亡。这是所有中国人都无法忘记的一段屈辱史。
但还有一位名叫雷景修的江西籍建筑师，不得不近距离目睹倾注其整个家族近二百年心血的精美园林遭此浩劫，他心中的辛酸苦痛，又有几人知晓？
“样式雷”200年
“样式雷”家族的最大贡献，不仅在于修建了美轮美奂的皇家园林，还在于打破了中国建筑业“口耳相传，不留图样”的千年传统。
57岁的雷景修，时任圆明园样式房掌案，即皇家建筑设计院院长。洋人兵火肆虐之际，他奋力把样式房历代累积的图档（设计图纸）抢救出来，装满了三间屋子，并设法加以保护。这些珍贵图档得以留存至今，雷景修功不可没。
雷景修祖籍赣北鄱阳湖西岸的建昌县（今永修县），是“样式雷”家族第五代传人。他最有名的先辈，即家族第一代雷发达，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从江西老家进京，“以艺应募”，参加皇宫的修建工程。当时老雷年近65岁，肯定身怀绝艺，否则断不敢以花甲之年来揽皇家的瓷器活。
相传就在太和殿即将竣工时，康熙亲临观礼，老雷露了一手，干净利落几斧子就让大梁顺利合龙。皇帝龙颜大悦，马上赐其为工部营造所长班（即主管）。后人传诵的“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薇照命，金殿封官”，说的就是这段故事。
也有专家考证，上述故事主角，其实是雷发达第三子雷金玉。史料记载，雷金玉于康熙年间任圆明园楠木作样式房掌案，督造畅春园。雍正三年（1725年）又主持大规模扩建圆明园。他从设计图纸到制作烫样（即建筑模型），再到实际营造，事事亲力亲为。
在雷氏家族之前，中国古代建筑施工，无论是皇家还是民间，都是师徒口耳相授，或仅以文字描述，几无图纸模型留下。而雷家图档，用水墨绘制，并在建筑图与地盘图边上注明尺寸及相关施工说明，现在存世者近两万件，另有按原建筑比例1/100或1/200制作的烫样，共80余件留存，涵盖圆明园、颐和园、北海、中南海、紫禁城、景山和天坛等处。因该家族世代执掌皇家样式房，故世称“样式雷”，以推崇其创新与传承之功。
雷金玉的三个孙子都供职于工部样式房，最有才华的雷家玺承办了乾隆、嘉庆两朝（1736-1820）的皇家营造业，包括乾隆八十大寿庆典时皇宫到圆明园沿途的景观布置，而雷景修正是雷家玺之子，在英法联军入侵之前，他参与了清西陵、东陵和圆明园的建设工程。
“产运合一”胡家盐
“胡慎怡堂”瞄准“川盐济楚”政策机遇，大发“战争财”，得以跻身自贡盐业四大家。
咸丰年间，中国可谓内忧外患，英法联军战火烧到北京城之前数年，太平军早已攻陷南京，另立朝廷。太平天国与清军在长江下游一带拉锯战，导致两淮盐路断绝，长江中游的湖广以及江淮平原一带的老百姓吃不到盐，咸丰帝不得不紧急下旨，打破世代以来食盐区域专卖的成例，准许“川盐济楚”，这大大刺激了以井盐闻名的四川自贡盐业的发展，也给了移居此地的江右帮盐商胡氏家族发财良机。
据四川地方史志记载，祖居江西省吉安府庐陵县（今吉安市）的胡礼纬在清嘉庆（1796-1820）中叶来自贡，以贩布为生，其子胡元和承继父业，开设元和号布店，苦心经营二三十年，成为远近有名的商号，积累了一笔资财。道光年间（1821-1850），胡元和开始与人合资经营盐业运销，获利后买地开掘盐井，逐步全力转营利润更高的盐业。
胡元和经营盐业的秘诀是“以井创井，独资经营”。一旦财力许可，他便不再与人合股，完全自主经营，每逢开掘新盐井，皆以老盐井利润投入，成功则利上加利，失败了也无大损失，很快年收益就达谷2000石（一石谷约120斤），流动资金白银数万两。咸丰帝准许第一次“川盐济楚”之际，胡元和得其长子胡勉斋协助，抓住机遇，设“聚义长”盐号于自贡，大胆实行颇具创新意味的“产运合一”模式，在重庆及湖北的宜昌、沙市设立分号和货栈。
胡勉斋全面主持家族生意后，更出资10万两白银，接手经营成都“福元典”典当行，不仅进军银钱业，还利用省城人员南来北往之便，注意收集市场情报，以决定运盐方式和价格起落。获得厚利之余，胡勉斋大兴土木，修建宏伟的家族住宅“慎怡堂”。从此，“胡慎怡堂”成为自贡1700多家盐商中实力最为雄厚的“四大家”之一，也是江右商帮中以盐业生产贸易发家的翘楚。
胡勉斋之子胡念祖，以重视凿井增产、改进制盐工艺著称。胡家出产的“怡字盐”，质量上佳，畅销两湖。他还是最先采用自贡丰富的天然气煎盐的大盐商，周边同行纷纷仿效，以至于自贡“火巴盐”名重一时（老方法用炭火煎盐，称为“炭巴盐”）。
胡念祖执掌家政那20年，恰逢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胡慎怡堂”在他手里达到鼎盛，号称“工人上千，役牛600余匹，骡马100多匹，年赢利白银近15万两”。
贵州首富“四大产业”
“永隆裕”盐号、成义烧坊、文通书局及永丰抄纸厂，让临川华家富甲西南，名动全国。
同治元年（1862年），当劫后余生的雷景修力图重振“样式雷”家业之时，远在西南贵州经商的江西临川人华联辉，设立“永隆裕”盐号，开创了又一段百年商人家族传奇。
十余年间，“永隆裕”盐号累计赢利白银数万两，在穷乡僻壤的贵州，成为首屈一指的大盐商。相传，原籍贵州的洋务派干将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的第二年（1877年），曾请华联辉协助改革川盐运销之弊，大见成效，财政收入岁增白银百余万两。
国酒茅台的复兴，据说也有华家的极大功劳。1854年太平天国起事期间，贵州亦发生农民武装起义，战火波及全省，绵延十余年，茅台镇成为主要战场之一，茅台酒生产基本中断。战祸平息后，华联辉亲到茅台镇，寻访幸存的酿酒师，购下酒坊旧址地皮，再起炉灶，酿出的酒经老一辈人品尝，与茅台原酿无异。起初此酒只供华家人饮用及亲友间馈赠，岂料口碑传诵，求酒者众，华联辉意识到其中商机，当即决策增资扩建，将酒坊定名为“成义烧坊”，酒名称为“回沙茅酒”。 经过华联辉及其子华之鸿苦心经营，“成义烧坊”出品的茅台老窖质量不断提高，1915年送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参展，因“一掷”而酒香四溢，勇夺金奖，华家也借此赚得盆满钵满。
华家第二代华之鸿的另一项成就，是创办文通书局，致力开启西南民智。清末民初时，云贵一带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识字率仅为百分之六七，贵州之闭塞，又甚于云南，军阀们忙于割据争地盘，极少关注投资教育。华之鸿决心开办一家较大规模的新书局，取“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之意，定名为贵阳文通书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华之鸿派人远赴日本购置机器，学习工艺，到1911年书局开张，全部采用当时先进的铅印、石印及彩印技术生产，共耗巨资白银20万两。为保证书局印刷用纸，1919年，又创办贵阳永丰抄纸厂，投入60余万银元，全套引进日本、美国、丹麦、法国等国设备，成为同期西南地区最大的印刷厂，所出纸张，质量可与进口纸媲美，行销川滇湘桂各省。根据推算，华家在该厂的投资，超过当时贵州省年度田赋总收入，相当于全省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1931年，华家第三代华问渠接掌家族生意。在此之前，文通书局突遭大火，损失惨重，贵州军阀混战，又令华家各项实业停滞不前。华问渠一方面重点经营利润丰厚的“成义烧坊”茅台酒，另一方面重整文通书局，使其形成集编辑、出版、发行于一身的完整体系。
抗战爆发后，内地知识分子大量迁入西南，华问渠变卖家产，支持文通书局编辑所聘请社会教育学家马宗荣、文学家谢六逸、历史学家顾颉刚与白寿彝，以及著名诗人臧克家等轮流主持，又约请气象学家竺可桢、桥梁专家茅以升、哲学家冯友兰、政治学家张奚若等共112位社会名流和教授专家出任编审。励精图治加上名人效应，抗战期间，文通的图书出版量占了全国三分之一强。
冲破“富不过三代”的宿命
江右商帮中少数延续百年以上的名门大族，还是违拗不过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
中国古语云：富不过三代。江右商帮中少数延续百年以上的名门大族似乎冲破了这一宿命，但他们还是违拗不过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
雷景修的儿子和孙子两代人，继续参与清朝晚期的各项皇家工程，将“样式雷”家族的事业推向第三次高峰。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样式房不复存在，雷家八代人200余年的传奇，方告戛然而止。
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政治气候多变，深深刻上“封建皇家”烙印的“样式雷”长期难登大雅之堂。直到明清皇陵、天坛、颐和园、故宫、承德避暑山庄纷纷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追根溯源，人们才想起，占了中国现有全部世界文化遗产五分之一的这些作品，皆出自江西雷氏家族之手，而“样式雷”图档，也成为中国仅有的五项“世界记忆遗产”之一。
难怪中国建筑史学界公认：“一家样式雷，半部建筑史。”
业盐发迹的吉安胡家，也是盛极而衰。一则晚清朝廷政策重新倾向淮盐，川盐备受打击，加上后来军阀混战，苛捐杂税繁多，自贡乃至整个四川盐业迅速没落；二则自胡念祖晚年起，胡家子弟生活日益奢靡，处处大事铺张，又好攀附权贵，捐官求名，谈风弄月，花钱如流水。到了民国初期，终至家族分崩离析，一代雄商，自此湮没无闻。
而直到1952年4月结业为止，华家的贵阳文通书局前后经营达41年，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等并称全国七大书局。华问渠本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应邀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省工商厅副厅长、省工业厅厅长等职，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以85岁高龄辞世。（编辑/张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