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生了三个女儿，我是最小的一个。大姐叫宋萤萤，二姐叫宋青青。我妈是美术老师，她说“萤”是黄，“青”是蓝，“丹”是红，三种原色，可以调出各种各样的颜色，画出美丽的图画。我却总是心存疑虑：“幸亏只有三个女儿，再来一个叫什么色儿呢？”
　　大哥、大姐和二姐在4年内相继出生，又过了6年之后才有了我。我以小人之心揣摩，二姐过去大概讨厌死我了。
　　6岁以前，她是全家最小的女孩儿，还没感受到多少父母的娇惯，就突然来了个妹妹，长得比她好看，天天就知道乐，还特会在父母跟前来事儿。爸爸妈妈总是对她说：“你得让着妹妹。你要乖，要懂事，妹妹小……”爸爸一带我们去酒馆喝酒，我就眼巴巴地站在边儿上，他那筷子夹起花生一伸过来，我就张嘴接着，一会儿一粒，一会儿又一粒，没完没了。我二姐这时候准保离得远远的，站在酒馆门口，矜持地看着电影海报，或者拿脚尖踢个石头子儿什么的。
　　人们常说“父爱是天”，在她眼里，那个“天”就是我一个人的。爸爸每天下班回来，我老远看见他，就会飞跑到院里的水管子那儿洗一把脸，然后拉着爸爸的一个手指头直奔副食店买酒。一毛三一两的白酒，我爸每次买半斤，六毛五。然后他会不经意地说：“行啦，5分钱别找啦，买5块水果糖。”姐姐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这待遇，为此大姐还写过一首打油诗：
　　因为爸爸手不严，所以丹丹嘴不闲。
　　如果得了肠胃炎，咱可没现钱。
　　东西没见着，花钱倒不少。
　　中旬饿肚子，我可受不了。
　　在二姐眼里，天底下有露怯的，没有我这么露怯的。我在外面受了欺负，永远是拖着两条大鼻涕哭着回来，然后她就挽起袖子出去替我“报仇”。仇还没报成，我这边已经转悲为喜，一抹鼻涕唱上了。
　　每天，估摸着二姐快下班回来了，我就站在门口迎她。她手里永远捏着个小纸包，今天包着点儿粉肠，明天包着点儿灌肠，一边走，一边一小口一小口往嘴里放。我隔老远就扯着嗓子喊：“二姐———你吃什么好吃的呢———”边喊边狂奔过去。二姐一见我扑过去了，就连忙把小纸包捂在嘴上“啊呜”一口将吃的囫囵吞下，然后俩手一摊：“没有，什么都没有。”
　　二姐性格内向，特别要强。她18岁在工厂入党，二十出头就当了党支部书记（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她在工厂干得特卖力，很少回家。可她每次回来，都发现自己上次回来刚拆洗干净的被子盖在了我身上，而且已经不那么干净了。
　　有一次她气坏了，冲着躺在干净被窝里的我大喊：“为什么你总盖别人的被子？！为什么你自己不洗？！”她越说越气，一下子从我身上掀走了被子。我光溜溜地躺在那里哇哇大哭。
　　那天我妈也急了，骂了她很久。
　　“你太不像话了！”
　　“太不像个姐姐了！”
　　“你太让妈妈失望了！”
　　二姐委屈地哭起来，哭了那么久。
　　等我再大一些，学会察言观色，就有点儿怕她了。在传统家庭里，孩子们的“地位”高低往往是按照排行来的，最小的受宠最多，受“压榨”也最多。我从小就喜欢呼朋引伴来家里玩儿，可是小朋友们正兴高采烈呢，只消我一句话———“嘘，我二姐回来啦！”———准保一瞬间作鸟兽散。
　　记得1976年地震那天，我二姐正巧从工厂回了家。半夜睡得正香，我突然聽见爸爸大声喊：“丹丹，快跑！地震啦！”我吓得赶紧跑到院子当中。楼里所有人都出来了。二姐伤心地问我爸：“为什么你不喊我？为什么只喊丹丹？”
　　我爸支支吾吾地解释：“我忘了你也在家……”
　　我小时候爱看《闪闪的红星》，偶像是潘冬子。有一天，我对着镜子抑扬顿挫地背台词：“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能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我正试图挤出两滴热泪来呼应场面，突然看见镜子里闪出一张脸———二姐出现在房间门口，一脸漠然地看着我。天知道她走路怎么能一点声儿都没有。我的脸红红白白，还没调整好表情面对她呢，她又倏地一下消失了，也没笑，也没说什么，就跟什么都没看见似的。我觉得丢死人了。
　　20岁那年我即将参加高考，人家都忙着背书做题，我却忙着谈恋爱。多亏一个朋友有天下午捏了张报纸来找我，让我看人艺学员班的招生通知，还帮我垫上两块钱交了报名费。在她的怂恿下，我参加了招生考试，然后一心等着人艺发榜。
　　人艺的发榜时间是6月30日。如果没考上，7天以后我就得去参加高考。一切课程我都毫无准备，所以考完回来用不着等通知，我就可以直接去卖酱油了。
　　6月30日上午，我往人艺打电话，接电话的是蓝天野老师。面试时他是评委之一，所以我对他的声音印象深刻。
　　“老师，我叫宋丹丹，我想问问有我吗？”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心都快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了。
　　“你……不想考大学了吗？”蓝天野老师慢悠悠地问。
　　“我就想知道我能考上吗？有我吗？”我当然不想考大学了，但我不能说。
　　“你……不考大学不会后悔吗？”
　　我心说：求求您了老师，您就别跟我逗闷子了。
　　“老师，您就告诉我吧，有我吗？”我觉得自己的声音都打战了。
　　“嗯，名单上……有你。”
　　啪的一声，电话听筒被我扔了出去，紧接着我就没命地往家跑，快得简直给点儿风就能飞起来。
　　到家一看，没人，就我二姐的房间关着门。我咣一下撞开门：“二姐！我考上啦！”“嚷嚷什么嚷嚷什么！我睡觉呢。”二姐背对着我躺在床上，连窝儿都不带动的，“出去出去！”
　　我备受打击，转身出去了，一出去就开始呜呜呜地哭。过了一会儿，二姐哈欠连天地走出来，问：“考上哪儿了？”
　　“我……我考上……考上人艺了。”我抽得上不来气儿。
　　当时她好像没什么表情，但我能看得出她有些意外，有些抱歉。
　　我对大姐的记忆并不多，因为我刚9岁大姐就去东北插队了，一去就是10年。我总盼着她回家，她每次坐火车回来都会带个糖三角或半拉油饼什么的给我吃。
　　大姐爱看书，喜欢文艺。我会唱的很多儿歌都是从她那儿学来的。我记得她教我唱“妈妈脸上有块伤疤”，我不懂“伤疤”是什么，于是总唱成“妈妈脸上有块疤瘌”。
　　我准备高考的时候，收到过大姐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丹丹，我已经和你方成哥（大姐夫）商量过了，假如你考上大学，我们供你。”从那时起她每月给我寄5块钱，大概占去了她工资的1/3。现在回想起来我才知道，她当时其实生活非常困难。
　　大姐返城的时候已经有了儿子。她安了家。我们因为小时候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短，来往便没有我跟二姐那么多。以后的很多年，二姐成了我最知心的朋友。我心里有什么事儿要讲的、家里有任何事儿要托付的，都是找二姐。这些年来，她帮了我很多忙。
　　那天我把写好的书稿拿给她看，她看完以后说：“你从小就让我揪着心。大大咧咧，傻了吧唧，我老怕你受骗、出事儿、倒霉。你一会儿结婚，一会儿离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我都快吓死了。敢情您写出书来一看，嘿，您的人生还挺丰富多彩。行，算你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