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中学历史教科书八年级上册《鸦片战争》一课中，课文前的引言部分写道“英国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课文第一部分介绍了战争的背景：出现了鸦片走私、开辟海外市场、出超、白银外流等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仅仅照本宣科，学生是无法理解这些问题的，更不能准确梳理出战争爆发的原因。这就需要教师对教科书进一步开发，通过对教科书中“场景”的再现，让学生听进去、能听懂;通过对教科书中“场景”的拓展，让学生感兴趣、有体验;通过对教科书中“场景”的深挖，让学生有认识、有收获。最终希望通过对教科书中一些场景的开发呈现有血有肉的历史片段，拉近学生和历史的距离，帮助学生打开视野，理清导致战争爆发的多种因素。
　　一、场景再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新航路开辟后，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白银逐渐成为世界通用货币之一。中国无法绝对独立于世界市场以外。明朝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后，政府的财政收入逐渐白银货币化，白银成为财富存在的主要形式。清朝康熙帝摊丁入亩后，白银逐渐成为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不可替代的货币。白银收支平衡成为国家正常运转的关键所在。康乾盛世后，中国人口激增，对白银的需求量就更大了。事实上，中国是一个白银匮乏的国家，长期进口白银充当货币。在某些时期，甚至默许私人海外贸易“进口”白银。明朝嘉靖皇帝后，私人海上贸易形成各种规模可观的集团。这些私商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都有贸易关系。使原产美洲的白银经过吕宋大量流入中国。[1]
　　鸦片战争前，中国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几乎不需要外来的工业品。但是，世界其他国家需要出产于中国的产品，比如茶叶、瓷器、生丝等。在维多利亚时代，如果英国人喝“下午茶”时，没有了茶叶和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茶具，这是不能想象的。中国人对工业品需求有限，但是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对白银需求都很大。“清政府长期以来允许自己依赖外国的白银供应：通过中国在菲律宾的贸易，或通过对欧洲的出口贸易，来从南美洲进口白银。”[2]“所以，欧洲商人主要以银锭来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和茶叶。”[3]也就是说，欧洲的商人以白银作为货币换取中国的商品，然后再转运到欧洲各地，以谋取高额的利润。
　　清政府虽然“闭关锁国”仅限广州一处通商，但是没有理由限制和欧洲合法贸易的总量，更没有单独限制和英国的贸易的理由（虎门销烟后有所改变）。在各种资料和文献中，也很少见到欧洲商人在中国采购茶叶或其他商品受阻。因为对外来白银的需求，中国实际上成为出口大国，被卷入了全球市场。但是，这种“全球市场”是以中国的商品大量输出，进口商品数量有限的形式存在。单位时间内出口商品总额远远高于进口商品的总额，中国明显处于出超地位。
　　二、场景拓展：鸦片走私背后的秘密
　　白银成为通行世界的货币之一后，实际上成为“资本”的象征和具体体现。18世纪末期的英国，正在开展第一次工业革命，对资本的需求有很大缺口。但是，在中英正常贸易中“1752年到1800年之间，有1.05亿万银元（大约合2625万英镑）流入中国……”[4]。英国商品出口总额，大幅度低于商品进口总额，对华贸易逆差。从1780年到1790年，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利润共200万英镑……[5]显而易见，英国在和中国、印度的正常贸易中利润微薄，无法满足积累资本的需求。
　　1820年，英国人发现了一个解决白银外流的办法，就是把出产于印度的鸦片，走私到中国。通过非法的鸦片走私，1808年到1856年之间，有3.84亿银元从中国回流到英国。英国靠非法的出售鸦片，成功地挽回了损失。在罪恶的获利过程中，英国依然伪装性的保持着“绅士风度”。东印度公司充当英国政府的“白手套”，把鸦片走私到中国鸦片贩子手里，再用这些换来的银子，购买英国市场需要的茶叶和生丝。[6]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解决了英国支付中国产品的货款问题。鸦片市场完全改变了贸易平衡，而变得对英国人有利。由于这一贸易非常有利可图，以致中国官员接受贿赂，允许走私。[7]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替代白银，成为英国向中国支付的“货币”。
　　鸦片走私成为清政府“银荒兵弱”的重要因素，严重影响了清政府的正常运转，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当时的“银荒”是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是，在道光皇帝和很多大臣眼里，大量中国人吸食鸦片，白银外流，导致了中国“银荒”。大量士兵吸食鸦片导致“兵弱”。因此，据说本人也吸食“福寿膏”的道光皇帝犹豫再三，最终决定禁烟。林则徐禁烟，实际上销毁了英国同中国贸易的“货币”，不仅让英国鸦片贩子血本无归，也让英国要用真金白银换取他们所需要的茶叶、生丝等中国商品。这让正处于资本积累阶段，同样需要资本扩大生产和同行竞争的英国资本家们不能接受。
　　三、场景深挖：鸦片战争原因剖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是一场：“为鸦片走私利益而发动”的一场“海盗式的掠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英国殖民者充分表现出他们“特有的古老的海盗式掠夺精神”[8]。恩格斯说“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9]。从马克思、恩格斯对鸦片战争性质的分析出发，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就是获得利益。战争本身并没有太大的经济效益，只是獲得利益的手段和途径之一。至于怎么样真正获得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想要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明确的表述各自的观点。基于战争前错综复杂的事实，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剖析其原因。
　　首先，扭转贸易逆差，夺回损失的“白银”是首要目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在自然经济的主导下，大多数中国人的购买能力非常有限。市场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巨大，充其量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换一个角度讲，如果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商品销售市场，英国人为何还向中国走私鸦片来扭转贸易逆差？因此，继续向中国走私鸦片，以扭转贸易逆差，成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当务之急。其隐藏在背后的最迫切因素之一就是要获得急需的资本，以继续维持和扩大生产。 　　其次，中英两国文化与传统的差异，成为英国政府发动战争的重要借口。虎门销烟后，“林维喜事件”引发了穿鼻洋之战。有学者认为此时鸦片战争已经开始。该事件实际上是中英法律文化与传统冲突的结果。原因如下，义律当时没有证据证明谁是打死林维喜的凶手，按照西方传统不能权衡利弊让谁背锅。就算义律找到真凶，他也不能交给清政府。按照当时英国的法律，英国水手是过失杀人，罪不至死。按照中国的传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把凶手交给林则徐后，必死无疑，这样义律也无法向英国政府和水手的家属交代。在法治逐渐取代人治的时代，称雄世界的英国人、英国政府都不可能接受中国式传统的审判。林则徐围船、烧船让他们找到了发动战争的又一个借口。
　　再次，义律的鼓吹与议会缺乏理性的投票，最终促成战争的爆发。英国下议院于1840年4月7日到9日，就是否对华发动战争一事，投票表决。结果271票对262票通过了发动战争的决议。在英国两党制之下，在野党反对执政党是一种常态，我们不去讨论这富有戏剧性的9票。但是，议会召开前，在华利益受损的商人们和他们的代表义律“慷慨陈词”四处控诉清政府的“暴行”。就连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也表示，中国发生的“事件”严重影响了臣民的利益和王室的尊严。可以推断，义律在“控诉”虎门销烟与“林维喜事件”时，肯定会避重就轻，以臣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国家荣誉受损等托词掩盖以鸦片走私为主的非法商业利益。义律和一些商人的言论，深深地影响了支持发动战争的议员们，甚至反对战争的议员们。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是英国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之下，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挽回对华正常贸易中损失的白银，积累资本是首要目的。加之中英两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被别有用心的商人代表发挥利用，左右了英国议会投票表决。此外，中英两国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一些不了解当时中国的英国商人和议员们希望“打开中国市场”。以上种种因素不同程度影响了两国政府的决策，鸦片战争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注释】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插图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30页。
　　[2][4][6]（英）蓝诗玲著，刘悦斌译：《鸦片战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47、5、5—6页。
　　[3]（美）本特利，齐格勒著，魏凤莲等译：《新全球通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8页。
　　[5]（美）魏斐德：《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见费正清主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6頁。
　　[7]（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85页。
　　[8][9]中共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第186、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