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地缘政治中，日本是唯一没有被中华帝国征服过的国家。甲午一战打完后，郑观应写了一部非常畅销的《盛世危言》，他指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当时，日本的产品已经对中国构成了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更是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商；更让中国人难堪的是，日本商品在传统的“中国货”上也取得了优势，日本茶叶、日本丝绸的国际贸易额相继都超过了同类的中国商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
　　对日本货的第一次抵制运动发生在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
　　当时，抵制日货的暴风源是上海，沪上各界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5月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抵制风潮随即席卷全国。正是在这次风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第一次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此后每年的5月9日“国耻日”都成为了抵制日货的动员运动。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政治、军事和经济敌人。
　　对日货的第二次抵制风潮发生在日本入侵东三省的1931年。据《时代》周刊的报道，此次日货抵制运动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并出现了新的运动倾向：一是民族主义热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积极参与的制度化。
　　在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是宁可饿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人们还重新定义了“奸商”的概念，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当时的国民政府也针对性地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近2/3。
　　对日货的第三次抵制发生在1990年代的中期，这又有了新的发生背景和特征。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邓小平首次出访的国家就是日本，他带去的唯一诉求是，渴望得到日本企业的投资。当时的日本企业也成为开放中国的最积极的参与者，80年代可以说是中日经济的“蜜月十年”。
　　进入90年代后，情形又变了。首先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了，国家和企业竞争力大幅下滑；其次，中国本土企业经历了十年磨炼，基本上完成了轻工业的产业布局，于是，一场振兴民族品牌的经济运动水到渠成般地开始了。与前两次相比，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商战”，中国企业在价格、规模、技术和行销传播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攻击，并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及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而日本也不再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
　　在最近的钓鱼岛事件中，一些城市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反日货行动，然而我们看到，除了砸日本品牌的汽车泄愤之外，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成规模的产业抵制。这表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百年来，中国真的比以前强大太多了，我们完全可以用更理性和更自信的方式来处理睦邻关系，中日是否“必有一战”我不知道，但是，中日必然一起“站”在东亚，却已是数千年的历史。
　　最后再说一个事实：在经济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民族经济是靠抵制而获得成功的，中国、日本都不例外。（编辑/张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