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梅和蒋百里的相遇，像一出特意安排的偶像剧。一个是日本驻华的护士，一个是保定军校的校长。生活轨迹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却因为一个突发事件而紧紧相连。
　　那时的蒋百里，三十出头，血气方刚，眼里揉不下一粒沙子。因为大刀阔斧的改革受到阻挠，对政府和教育深感失望的他，当着全校师生的面，饮弹自尽。那一枪抱着必死的决心，却没能要了他的命。正是这一枪，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带到了他面前。
　　这个人就是蒋佐梅，那时她叫佐藤屋登，22岁的风华之年，漂亮温婉，像冬日里绽放的一朵梅花。
　　蒋百里伤情无虞，但整个人心灰意冷。他把安眠药放在枕下，随时准备再次结束生命。作为日本驻华使馆特派来的护士，佐藤屋登被留下来看护这个生无可恋的铁血将军。
　　她陪他散步，陪他聊天，读优美的文字给他听，守在他床边，直到他安然入睡。她还常常在他耳边循循善诱：“要忍耐，如果不能忍，将来如何能立大功业？”有时候，一个人不离不弃的陪伴，就是最好的精神支柱，那些颓废与绝望，像阳光下的冰，慢慢融化成水。
　　日复一日的相处中，他的心门早已为这个善解人意的女子打开。他看着她的眼睛，深情款款地说：“是你给了我生活的希望，如果以后你不在，我要怎么办呢？”这是他第一次表白心迹，拙劣却真挚。隐藏的情话，佐藤屋登自然心知肚明。只是，在那样的乱世里，中日关系剑拔弩张，她怎么敢轻易与一个中国男子携手共度？
　　三周后，佐藤屋登奉命回京。她打点行装，离开保定，离开蒋百里，用距离将情感稀释。
　　没有佐藤屋登在身边的日子，每一天都漫长无趣。那时他终于知道，这个女子已经在自己心里生根发芽，再也拔不掉了。不久，蒋百里辞去校长职务，赴京休养。
　　蒋百里选择了一家日本医院，佐藤屋登正好在这家医院工作。也许只是巧遇，也许是某人有意为之。总之，这次相遇，让蒋百里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他像打仗一样，锲而不舍地对佐藤屋登展开了追求攻势。
　　他的追求大胆而别致，先是通过主治医生向佐藤屋登表达爱意，然后一路委托下去，弄得人尽皆知。他唯独不敢直接向她表达爱意，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把她吓跑了。这给佐藤屋登造成了极大困扰。随后，佐藤屋登离开医院，回到日本。
　　如此远的距离，似乎再也没有在一起的可能。蒋百里却不愿放弃，他开始给佐藤屋登写信，先是请求她不要离开医院，当她回到日本，他的信又追到日本去，一封又一封，从不间断。在信里，他大胆诉说自己的相思与爱慕，甚至像孩子似的威胁：“你要是不理我，我就到日本去，死到你们家！”反正，他就认定了佐藤屋登，这一生非她不娶。那些信，像墨汁晕染在宣纸上一般，一点一滴渗透到心里，终于将佐藤屋登全部的理智击碎。
　　若无爱，纵风平浪静一生安宁，也终是无趣。若爱是冒险，她宁愿一生冒险。她将蒋百里所有的信都拿出来，一一展现给父母。信中的每一个字，都像战鼓一样擂着她的心，如今，又敲打着她父母的心。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女儿远嫁到中国，但那信中浓烈的爱意、女儿早已坚定的决心，让他们唯有轻声叹息，再送上深深的祝福。
　　1914年冬，佐藤屋登重回中国，与蒋百里结为夫妇。这距离他们初次相遇，已经整整过去了两年。
　　蒋百里为妻子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蒋佐梅，并在家乡购地数亩，种植了二百棵梅花，取名“梅园”，希望某天卸甲归田时，与心爱之人在梅园畅游。婚后的蒋佐梅，洗尽铅华，成为中国传统意义上最合格的家庭主妇。她把自己化作一滴水，融进了夫君的国度里。
　　蒋百里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家事便只能抛给妻子。蒋佐梅从未抱怨，总是将家打理得井井有条，不让他为此分一点心。而他，知道她会为自己的每一步安危担心，无论在外面遇到多么危险的事，在她面前，他总是云淡风轻，将一切悄悄隐藏。
　　但是，他们的婚姻，不但牵扯到两个家庭，还牵扯到两个国家。树欲静而风不止，很多事情，都不在掌控中。
　　她最不愿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中日开战，逼着她在两国之间做出抉择。选择亲情，便会失去爱情；选择爱情，便永失亲情。
　　她最终选择了爱情。为此，她切断了和日本的一切联系，终生再也不曾踏上日本的土地。她不但支持丈夫捐掉轿车支援抗战，还卖掉自己身上值钱的东西，买来布匹、纱布，夜以继日地赶制军衣及绷带，送往前线，救护伤员。
　　她的这些举动，给了蒋百里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底气。只是蒋佐梅没有想到，蒋百里去世时，竟有人诬陷是她毒死了丈夫，因为她曾经是一名日本女子。
　　失去至爱的打击已是痛不欲生，那些流言蜚语更是让人冷得透彻心扉。她早已失去一切亲人，如今又失去夫君，那片在新婚时建造的梅园，也早已毁于战乱，再也看不到它灼灼其华的模样。她只能在流言与冷眼里，与几个孩子相依为命，互相取暖。
　　她与蒋百里相守28年，又独自度过了40年。算起来，她在中国整整生活了68年，在日本，也不过20余年，大概在骨子里，她早已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中国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