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感情太深了，所以我的文学更关注普通小人物的命运。我记得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俄罗斯作家、《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作者鲍里斯·瓦西里耶夫，托《光明日报》记者给我带来一个信儿，说他对我关切小人物的命运表示敬意。
　　是，我是关切小人物，恐怕也是因为对这块土地的人民的文化太关切了。由于民间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所以当大地上的文化遭遇冲击、风雨飘摇的时候，大量的传承人几乎艺绝人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伸以援手。这都是情不自禁的。
　　我今年75岁了，人的年龄就像大自然的四季一样，往往不知不觉就进入了下一个季节。你还觉得自己是中年人，可年龄上你已经是老年人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总结自己，我们要活得明白。
　　尤其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天生背负着使命到这世界上来的。他就得追求纯粹，他就得洁身自好，他就是理想主义者，他当然也是唯美主义者。我觉得这就是知识分子。到了这个年龄一定要总结自己。
　　我的文学，我所写的这几百万字究竟怎样？五年前，我在北京办了一个展览，叫做“四驾马车”，它是我从事的四个方面的工作：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我说，不是四匹马拉着我，是我拉着四驾马车。这四驾马车，哪一驾马车我到今天都没有放手，因为它们都走进了我的生命，我放不开。我知道我的事业只有生命能给它画上句号，我没有权力画句号。
　　可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今年我到西安去，想沿着丝路，从西安走到麦积山，再走到河西走廊。我想看希腊化的健陀罗佛教造像，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道北道，穿过河西走廊，再进入中原的一个渐变的中国化的过程。
　　我必须要去一趟麦积山，但是我走到彬县的唐代大佛寺，去年被评上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我发现一个问题，高的台阶我上不去了。我的同行者说，冯骥才，照这么看，麦积山你绝对上不去。
　　是的，近两年我跑田野的时间少了，不知不觉在书斋的时间长了，于是我的文学冒出来了。所以我这两年写了四部非虚构的作品，包括我写韩美林的一部口述史。
　　我还写了一部文化随笔《意大利读画记》，一部小说《俗世奇人·贰》，总共六部文学作品。媒体说了，冯骥才转型了，调头回到了文学。是不是我真要回到文学了？我不知道。文学和文化遗产对于今天的我孰轻孰重，我希望大家帮着我思考。
　　文化遗产抢救不是冯骥才一个人做的，是我们一代人做的。我们在90年代抢救天津地方的城市文化；进入新世纪初，我們这一批学者发誓要对中国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一切民间文化进行地毯式的、盘清家底的普查。
　　这第一批学者当时很年轻，现在都有点老了，潘鲁生、乔晓光、樊宇、曹保明、刘铁梁，这批专家都有点老了。乌丙安老师今年90岁了，他来了我很感动，我们十几年前一起爬到了晋中后沟村的山顶上。2015年我邀请了这些专家，重新在后沟村聚一聚，我们聚一聚干什么，只是重温昨天吗？不是，我们要找回当年的状态。

　　我希望找到80年代对文学的激情，我希望找到世纪初我们对文化的那种心中的圣火，找出知识分子的那种纯粹感，找出我们内心的纯洁。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我说：“人最有力量的是背上的脊梁，知识分子是脊梁中间那块骨头。”
　　我们做的事情是前无古人的。我们的精英文化有《四库全书》做过整理。但是，我们七千年以上农耕文明历史的大地上的创造的多彩灿烂的文化从来没做过整理。这些文化大多数我们不知道。在普查时我说过一句话：“对大地上的民间文化，我们不知道的远远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无论你是多大的一个学者，都是一样。”
　　可是我们在做这样的文化调查的时候，没有任何依据。前人没有给我们留下经验，在世界上也找不到可以借鉴的方法，没有一个国家做过这样的事情。只有法国人，马尔罗做文化部长的时候，他做过法国的文化普查，但不是民间文化普查，他基本是文物普查。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没有依据的，全要靠我们创造的。概念要创造、方法要创造、标准要创造、理论要创造、思想要创造。尤其是思想。支持我们的是思想。
　　我特别觉得这三个词儿好：先觉、先倡、先行。这三个概念里边都有先。你凭什么先觉？你凭思想先觉。大学又是一个能够静下来思考的地方，所以我把一部分精力还要放在上面，还要思考。和大家一起思考。思考未来，思辨现在，反思过去。反思我们的工作，也反思自己。
　　我已经75岁了，我还有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