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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汉的大一统政权，为经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时代背景，也是《周易》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在两汉经学的传承过程中，师法是一个鲜明的特点。通过对《周易》的发展、分化、传承中的探讨，可以看到师法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两汉周易师法
汉朝经学在传播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重师法。汉初传经，都由口授，数传之后，句读义训难免出现分歧，如此就会分为各家。师所传授，弟子一字不能改变，严格恪守，称为家法。《后汉书·章帝纪》：“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李贤注：“言虽承一师之业，其后触类而长，更为章句，则别为一家之学。”[1]总的来说，前汉传《易》，重师法，这利于保持经学原貌，形成各家学派。而后汉传经，恪守一家之学的特点又比较明显，对于各学派的传承，是一个有利条件。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说：“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2] 从两汉《易》学的发展、传承来看，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一、师法者，溯其源
汉初今文《易》，大致出自田何，田何传王同、丁宽、周王孙，自此分化为三支。司马谈所学《易》，就是来自于王同一支，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又言：“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3]可以看到，习《易》者皆有师承，周霸、衡胡、主父偃，都是齐鲁人，地域上的接近，也决定了他们学《易》“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当时的交通条件，信息传播途径，都决定了经学传播过程中必须依赖师承关系。
到汉宣帝时，官方《易》立三家：孟氏、施氏、梁丘氏，到汉元帝，京房《易》的地位日益突出，又立京氏《易》，四家官方《易》的设立，一直延续到东汉结束。从各家易的传播与设立看，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师承的轨迹，也证明了汉朝师法文化的关键影响。
孟氏《易》的传承从“祖师”丁宽开始，传田王孙，田又传孟喜，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在师承的基础上，对《易》思想进行了部分独创，遂创立了孟氏《易》，然而，改师法这种行为并不是当时的习俗所允许，众人推荐孟喜任《易》博士的时候，汉宣帝就以改师法为由没有任用孟喜，可见当时整个社会对师法的重视程度.
施雠也是从田王孙学《易》，达数十年，与孟喜张扬的性格相反，施氏谦让，不得已才出任博士。传弟子张禹、鲁伯。张禹授彭宣、戴崇。鲁伯授毛莫如，邴丹，施氏《易》后来形成张、彭之学。《汉书·张禹传》：“萧望之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张禹能晋身仕途，就是萧望之看中了他重视师法的优点。无论是从施氏《易》的形成过程，还是发展壮大中，师承关系脉络清晰，一目了然。
同样，孟氏《易》有翟、白之學，梁丘《易》有士孙、邓衡之学。不仅《易经》如此，其他各经莫不皆然，师法是西汉传经的最主要途径。
二、家法者，衍其流
在前汉形成各派经学的基础上，后汉则更加注强调家法的原则。《后汉书·质帝纪》注：“儒生为《诗》者谓之诗家，《礼》者谓之礼家，故言各随家法也。”《后汉书·徐防传》：“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李贤注：“诸经为业，各自名家。”家法又谓之师法，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汉书二十一·师法》说：“ 汉人重师法如此。又称家法，谓其一家之法，即师法也。”
涿郡崔骃一族，世传京氏《易》。祖父崔篆客居荥阳的时候，闭门潜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父崔毅，守家法，不与仕途。崔骃十三岁的时候就明习《诗》、《易》，长大后恪守“谦德之光”，到中子崔瑗，仍习《京房易传》，孙崔寔，亦沉沦典籍，不忘吟咏。对京氏《易》的传递，几乎与整个东汉历史相始终，可见当时的家族对家法的看重。
费氏《易》是古文《易》的代表，但是因用古字写成，故未被立为官学，一直在民间传播。西汉后期，费直传古文《易》，在没有官方支持的情况下，正是因为家法的传统，费氏《易》才得以传承。《后汉书·儒林列传》：“建武中，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正是陈元、郑众对费氏《易》家法的恪守，才使得在西汉末期诞生的古文《易》得以传承，又在大儒马融、郑玄的重视下，费氏才得以后来居上，得以崛起。假若没有东汉经学传承中家法的文化基因，我们今天不可能看到汉朝各家《易》的面貌。
没有家法的制约，儒学各经就会被任意发挥，失去本来意旨，非但今人，恐怕马、郑都不可能见到诸家《易》的学说，那流传后世的各种《易经》注，就更无从谈起了，可见师法家法对经学传承的积极意义。
三、总结
关于汉朝经学传承中师法的文化特点，清朝汪荣宝的概括最为精确，在所著《法言义疏·寡见卷》中说道：“大抵前汉多言师法，而后汉多言家法。有所师乃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夫家法明则流派着，可以知经学之衍别，可以知经文之同异，可以知众儒之授受，可以存周、秦之古谊。汉学之盛，盛于家法也。”[4]正是有了家法文化的繁盛，才有了汉学的繁盛。
到了唐朝建立，诸经已成体系，师法之传统已经失去了必要，也就淡出了学者的视线，但是秦火荡尽之余的经学，只有师法这种文化，才能让星星之火燎原，华夏文化才得以流传到现在。
参考文献：
[1]范晔，李贤.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112.
[2]皮锡瑞.经学历史[DB/OL].2018-8-30/2020-8-6.
[3]司马迁.史记[M].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616.
[4]汪荣宝.法言义疏[DB/OL].2006/2020-8-6
关键词：两汉周易师法
汉朝经学在传播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重师法。汉初传经，都由口授，数传之后，句读义训难免出现分歧，如此就会分为各家。师所传授，弟子一字不能改变，严格恪守，称为家法。《后汉书·章帝纪》：“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李贤注：“言虽承一师之业，其后触类而长，更为章句，则别为一家之学。”[1]总的来说，前汉传《易》，重师法，这利于保持经学原貌，形成各家学派。而后汉传经，恪守一家之学的特点又比较明显，对于各学派的传承，是一个有利条件。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说：“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2] 从两汉《易》学的发展、传承来看，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一、师法者，溯其源
汉初今文《易》，大致出自田何，田何传王同、丁宽、周王孙，自此分化为三支。司马谈所学《易》，就是来自于王同一支，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又言：“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3]可以看到，习《易》者皆有师承，周霸、衡胡、主父偃，都是齐鲁人，地域上的接近，也决定了他们学《易》“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当时的交通条件，信息传播途径，都决定了经学传播过程中必须依赖师承关系。
到汉宣帝时，官方《易》立三家：孟氏、施氏、梁丘氏，到汉元帝，京房《易》的地位日益突出，又立京氏《易》，四家官方《易》的设立，一直延续到东汉结束。从各家易的传播与设立看，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师承的轨迹，也证明了汉朝师法文化的关键影响。
孟氏《易》的传承从“祖师”丁宽开始，传田王孙，田又传孟喜，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在师承的基础上，对《易》思想进行了部分独创，遂创立了孟氏《易》，然而，改师法这种行为并不是当时的习俗所允许，众人推荐孟喜任《易》博士的时候，汉宣帝就以改师法为由没有任用孟喜，可见当时整个社会对师法的重视程度.
施雠也是从田王孙学《易》，达数十年，与孟喜张扬的性格相反，施氏谦让，不得已才出任博士。传弟子张禹、鲁伯。张禹授彭宣、戴崇。鲁伯授毛莫如，邴丹，施氏《易》后来形成张、彭之学。《汉书·张禹传》：“萧望之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张禹能晋身仕途，就是萧望之看中了他重视师法的优点。无论是从施氏《易》的形成过程，还是发展壮大中，师承关系脉络清晰，一目了然。
同样，孟氏《易》有翟、白之學，梁丘《易》有士孙、邓衡之学。不仅《易经》如此，其他各经莫不皆然，师法是西汉传经的最主要途径。
二、家法者，衍其流
在前汉形成各派经学的基础上，后汉则更加注强调家法的原则。《后汉书·质帝纪》注：“儒生为《诗》者谓之诗家，《礼》者谓之礼家，故言各随家法也。”《后汉书·徐防传》：“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李贤注：“诸经为业，各自名家。”家法又谓之师法，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汉书二十一·师法》说：“ 汉人重师法如此。又称家法，谓其一家之法，即师法也。”
涿郡崔骃一族，世传京氏《易》。祖父崔篆客居荥阳的时候，闭门潜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父崔毅，守家法，不与仕途。崔骃十三岁的时候就明习《诗》、《易》，长大后恪守“谦德之光”，到中子崔瑗，仍习《京房易传》，孙崔寔，亦沉沦典籍，不忘吟咏。对京氏《易》的传递，几乎与整个东汉历史相始终，可见当时的家族对家法的看重。
费氏《易》是古文《易》的代表，但是因用古字写成，故未被立为官学，一直在民间传播。西汉后期，费直传古文《易》，在没有官方支持的情况下，正是因为家法的传统，费氏《易》才得以传承。《后汉书·儒林列传》：“建武中，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正是陈元、郑众对费氏《易》家法的恪守，才使得在西汉末期诞生的古文《易》得以传承，又在大儒马融、郑玄的重视下，费氏才得以后来居上，得以崛起。假若没有东汉经学传承中家法的文化基因，我们今天不可能看到汉朝各家《易》的面貌。
没有家法的制约，儒学各经就会被任意发挥，失去本来意旨，非但今人，恐怕马、郑都不可能见到诸家《易》的学说，那流传后世的各种《易经》注，就更无从谈起了，可见师法家法对经学传承的积极意义。
三、总结
关于汉朝经学传承中师法的文化特点，清朝汪荣宝的概括最为精确，在所著《法言义疏·寡见卷》中说道：“大抵前汉多言师法，而后汉多言家法。有所师乃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夫家法明则流派着，可以知经学之衍别，可以知经文之同异，可以知众儒之授受，可以存周、秦之古谊。汉学之盛，盛于家法也。”[4]正是有了家法文化的繁盛，才有了汉学的繁盛。
到了唐朝建立，诸经已成体系，师法之传统已经失去了必要，也就淡出了学者的视线，但是秦火荡尽之余的经学，只有师法这种文化，才能让星星之火燎原，华夏文化才得以流传到现在。
参考文献：
[1]范晔，李贤.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112.
[2]皮锡瑞.经学历史[DB/OL].2018-8-30/2020-8-6.
[3]司马迁.史记[M].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616.
[4]汪荣宝.法言义疏[DB/OL].2006/202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