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国民科学素质普遍偏低，接近半数的中国公民相信“求签”，约四分之一相信“星座预测”，五分之一相信“相面”和“周公解梦”。科学素质排位最高的是青少年和学生，其次是企业领导者，而政府官员及公务员只排在了第三位。
　　说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科学素质低，可能很多公众会感同身受。在日常生活中，官场迷信也几乎成为一种“潜规则”，比如某地粮食局挪用国家粮食储备库资金修建“粮神殿”；比如一些地方官员修建豪华“活人墓”；比如名胜佛寺越来越多地成为官员进香求神的宝地；比如666、777等一类的车牌是官员的首选号码等不一而足。官员的科学素质不如学生高，看来也不足为奇。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当前我国国民的科学素质确实不容乐观。据有关部门的一份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仅为0.2%。但是无论如何，作为社会的精英，政府官员及公务员的科学素质，在全民中应该是属于比较高甚至是最高的。那为什么官场迷信能如此风行如此有市场呢？
　　笔者认为，与其说官员科学素质低，倒不如说是其公共精神的缺失与背离。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作为公共服务队伍中的一员，作为公共服务政府的具体执行者，政府官员所履行的公共职责和承担的公共职能，以及工作的公共服务属性，决定了公务员必须具有一种“公共精神”。公共精神被认为是公务员群体“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之所以出现非常惊人的决策失误和浪费，一个基本的原因，其实就是决策者，也就是我们的公共政府，还缺少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精神，缺少一个责任政府和国家公务员最基本的公共精神。
　　再就是，在公共权力的领域之内，即便是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科学素质再高，但是如果缺少必要的监督机制，套用一句名言“绝对的权力会带来绝对的科学素质低”，无比自负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会极大地消解和降低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所具有的科学素养。换句话说，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素质，以及科学决策的产生，并不单纯地取决于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科学素养。决策过程不科学，科学素养再高的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也难免做出愚蠢的决策。
　　如果背离和缺失了公共精神，脱离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和监督机制，而拿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科学素质低说事，也就没有了任何现实意义。先有公共精神，再谈官员“科学素质”；先有民主和监督机制，才会有科学决策，也才能使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科学素养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