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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活动都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没有正确价值观指导的活动注定要失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价值观与社会转型同步发生了很多变化。社会转型期价值观演变的基本特点是多样性和主导性并存，交流性和互补性并存，继承性和发展性并存。应切实把握价值观演变的规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方向。
【关键词】价值观 社会转型期 基本特点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进程中，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变化带来了利益分配等的调整和变革，全球化浪潮更是给我国的政治和文化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着明显而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出现了种种价值冲突，价值混乱和价值危机问题亟待解决。如何正确把握我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演进的基本特点，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建设，成为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多样性和主导性
价值观念是对人们经济关系的反映，任何价值观念都代表了一定经济基础及其发展方向。现阶段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造就了多样的价值主体，其分类也甚为复杂。另外，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既存在着反映封建社会和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要求的价值观念，也存在着反映改革开放后，全面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新生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下的价值观念，以及西方涌入的各种价值观念。
虽然封建主义在我国已经被推翻，但是其积淀下的文化传统没有马上消亡，封建主义价值观念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在社会规范和秩序上，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造成了社会上的“权本位”和“官本位”现象。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否定个人尊严和权利的极“左”的价值评价标准的影子还在某些领域存在着。改革开放后，大量与市场经济契合的西方价值观念出现在中国大地，大大刺激了中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利益观上也表现出一种重利轻义的倾向，追求实惠成为大众的普遍心理，更有甚者为了谋求一己私利，不惜泯灭道德，破坏法律，将对个人的利益追求推向极端。人们不断用更新更多的高科技手段改善着生活，但也发现“科技决定论”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市场经济原则的扩张和泛滥，导致人们精神失衡、人际关系陌生化、道德意识弱化、文化市场商品化等。
价值观念从深层次上规范着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在同一社会中的多种价值体系同时影响人们的价值活动，给人们造成了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价值观念上的迷茫和困惑。如何克服各种消极价值观念对人们的侵蚀，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关键在于确立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的反映，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价值取向与以公有制为主体、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社会主义道路性质相一致。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主导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它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中国当代社会实践中的回归和创新形态。它是以全体中国人民为价值主体，以公平正义为价值核心，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价值目标，代表了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利益的最大化、最优化的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一步步的提升和落实中，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导价值观的建设，科学切实地把握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现实和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历史选择。
交流性与互补性
交流是价值观念的内在必然要求，价值观念的开放性决定价值观念的交流性。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禁锢解除了，交流手段日益先进，信息传播也日益广泛而高效起来，促进了价值观念的交流进程，几千年来的价值体系正在改变，在市场经济创造性地引入中国现代化建设之后，中西价值观念在交流冲撞过后走向互补式的融合。
中国传统社会以社会群体作为价值主体，形成了社会本位的价值体系。社会群体是一切价值产生和实现的最终依据，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人们树立了绝对服从的意识，过分地强调了个人的义务，而忽视了个人的权利。这样的价值观念固然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亲和力，但是，它也使个人追求和社会追求对立起来，人的自主性得不到发挥，社会的发展亦受到制约。改革开放后，西方价值观念的传入刺激了中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国人也开始强调人是个人价值的主体，开始重视个人幸福的获得和自我实现。在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交流中，国人逐渐尝试着冷静恰当地处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利己”与“利他”的关系，既有“我”又不唯“我”，充分利用两种价值观念的互补性，创造性地调整和转化着传统的价值观念。
在利和义的关系处理上，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主张舍生取义。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立以后，一方面，西方的功利观念冲击了传统的价值观，商业的发展使清心寡欲的中国人转向了求利争利。另一方面，传统的利义观也起着作用，商业领域秉承了重视信义、热心公益等商业道德。中国人没有全盘接受西方的利己主义，而是吸取两种价值观念中的合理成分，优势互补，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倡勤劳致富，合法致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另外，中国社会长期发展起了以德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市场经济呼唤着法律制度的健全，西方的契约精神、法制观念冲击着中国旧有的人伦观念，激发着国人的人权观念。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的确立，当代中国将逐步实现依法治国，建设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梦想。
价值观的交流与互补有利于促成价值观和真理观的统一，更好地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有利于在交流中斗争、创新，形成更优的价值观。“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多元价值观之间通过吸收和借鉴彼此的合理性来弥补自身的缺点，使自己的价值观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中西两种价值观的交流是对本根价值观的重构和对西方价值观的融汇，是用本根价值观对西方价值观进行接纳、改造和更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要站在全球化的高度，立足中国的国情，探索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价值观。
继承性与发展性
各个时代的价值观念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承继关系。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连续性，为价值观念得以传递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精神载体。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已有的价值观念，建设发展符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观。
过去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性，致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存，且具有无与伦比的延续力，使中华文化保持了自身的独立和一以贯之的风貌。近代的国人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睁开眼睛看世界，在一次次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对传统的民族文化进行了一次次“扬弃”。西方价值观念在近代以来充当了传统价值观念转型的触媒，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型期，中国传统价值观暴露了一定的滞后性，在对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上略显乏力，西方价值观念虽然有自身的局限性，但是因为更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而显得生机勃勃，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中国价值观念的发展方向。但是，价值观的完全西化是不可能的，西化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问题。“信仰危机”之时，社会又转向中国的传统道德寻求答案，出现了“国学热”，这既体现了国人难以割舍的传统文化情结，也说明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才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源头。我们的价值观建设不能随便抛弃传统文化，也不该完全抛弃，而是要批判地继承那些经过转化还具有生机和活力的传统文化，同时，借鉴西方文化，在交流中汲取营养，促进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的更新和重铸，应该立足民族文化，发展自己的个性，警惕文化殖民。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价值观优化的过程，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放开眼光，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价值体系的发展也不例外，绝不能忽视文化的继承和积累，割裂新旧文化的联系，夸大新旧文化的对立。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的发展是一种整合，这种整合不是简单的组合，也不是无原则的折中，而是立足当代中华文化现实，批判继承，开拓创新，兼取不同民族文化的优良之处来充实壮大自己。这种整合是一种创新，创造出一种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体现人类本质的，更完善、更适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价值观。
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矛盾并不值得担忧和畏惧，这恰恰为我们的价值观念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社会大变革呼唤价值观念的转化和发展，只有真正理解和把握了我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演进的基本特点，才能真正理解我国现阶段价值观的现状，把握好它的未来，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吸取古今中外一切能够为我所用的价值观念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价值观念支持。
（作者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价值观 社会转型期 基本特点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进程中，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变化带来了利益分配等的调整和变革，全球化浪潮更是给我国的政治和文化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着明显而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出现了种种价值冲突，价值混乱和价值危机问题亟待解决。如何正确把握我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演进的基本特点，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建设，成为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多样性和主导性
价值观念是对人们经济关系的反映，任何价值观念都代表了一定经济基础及其发展方向。现阶段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造就了多样的价值主体，其分类也甚为复杂。另外，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既存在着反映封建社会和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要求的价值观念，也存在着反映改革开放后，全面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新生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下的价值观念，以及西方涌入的各种价值观念。
虽然封建主义在我国已经被推翻，但是其积淀下的文化传统没有马上消亡，封建主义价值观念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在社会规范和秩序上，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造成了社会上的“权本位”和“官本位”现象。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否定个人尊严和权利的极“左”的价值评价标准的影子还在某些领域存在着。改革开放后，大量与市场经济契合的西方价值观念出现在中国大地，大大刺激了中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利益观上也表现出一种重利轻义的倾向，追求实惠成为大众的普遍心理，更有甚者为了谋求一己私利，不惜泯灭道德，破坏法律，将对个人的利益追求推向极端。人们不断用更新更多的高科技手段改善着生活，但也发现“科技决定论”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市场经济原则的扩张和泛滥，导致人们精神失衡、人际关系陌生化、道德意识弱化、文化市场商品化等。
价值观念从深层次上规范着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在同一社会中的多种价值体系同时影响人们的价值活动，给人们造成了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价值观念上的迷茫和困惑。如何克服各种消极价值观念对人们的侵蚀，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关键在于确立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的反映，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价值取向与以公有制为主体、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社会主义道路性质相一致。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主导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它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中国当代社会实践中的回归和创新形态。它是以全体中国人民为价值主体，以公平正义为价值核心，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价值目标，代表了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利益的最大化、最优化的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一步步的提升和落实中，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导价值观的建设，科学切实地把握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现实和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历史选择。
交流性与互补性
交流是价值观念的内在必然要求，价值观念的开放性决定价值观念的交流性。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禁锢解除了，交流手段日益先进，信息传播也日益广泛而高效起来，促进了价值观念的交流进程，几千年来的价值体系正在改变，在市场经济创造性地引入中国现代化建设之后，中西价值观念在交流冲撞过后走向互补式的融合。
中国传统社会以社会群体作为价值主体，形成了社会本位的价值体系。社会群体是一切价值产生和实现的最终依据，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人们树立了绝对服从的意识，过分地强调了个人的义务，而忽视了个人的权利。这样的价值观念固然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亲和力，但是，它也使个人追求和社会追求对立起来，人的自主性得不到发挥，社会的发展亦受到制约。改革开放后，西方价值观念的传入刺激了中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国人也开始强调人是个人价值的主体，开始重视个人幸福的获得和自我实现。在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交流中，国人逐渐尝试着冷静恰当地处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利己”与“利他”的关系，既有“我”又不唯“我”，充分利用两种价值观念的互补性，创造性地调整和转化着传统的价值观念。
在利和义的关系处理上，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主张舍生取义。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立以后，一方面，西方的功利观念冲击了传统的价值观，商业的发展使清心寡欲的中国人转向了求利争利。另一方面，传统的利义观也起着作用，商业领域秉承了重视信义、热心公益等商业道德。中国人没有全盘接受西方的利己主义，而是吸取两种价值观念中的合理成分，优势互补，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倡勤劳致富，合法致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另外，中国社会长期发展起了以德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市场经济呼唤着法律制度的健全，西方的契约精神、法制观念冲击着中国旧有的人伦观念，激发着国人的人权观念。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的确立，当代中国将逐步实现依法治国，建设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梦想。
价值观的交流与互补有利于促成价值观和真理观的统一，更好地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有利于在交流中斗争、创新，形成更优的价值观。“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多元价值观之间通过吸收和借鉴彼此的合理性来弥补自身的缺点，使自己的价值观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中西两种价值观的交流是对本根价值观的重构和对西方价值观的融汇，是用本根价值观对西方价值观进行接纳、改造和更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要站在全球化的高度，立足中国的国情，探索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价值观。
继承性与发展性
各个时代的价值观念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承继关系。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连续性，为价值观念得以传递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精神载体。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已有的价值观念，建设发展符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观。
过去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性，致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存，且具有无与伦比的延续力，使中华文化保持了自身的独立和一以贯之的风貌。近代的国人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睁开眼睛看世界，在一次次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对传统的民族文化进行了一次次“扬弃”。西方价值观念在近代以来充当了传统价值观念转型的触媒，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型期，中国传统价值观暴露了一定的滞后性，在对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上略显乏力，西方价值观念虽然有自身的局限性，但是因为更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而显得生机勃勃，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中国价值观念的发展方向。但是，价值观的完全西化是不可能的，西化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问题。“信仰危机”之时，社会又转向中国的传统道德寻求答案，出现了“国学热”，这既体现了国人难以割舍的传统文化情结，也说明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才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源头。我们的价值观建设不能随便抛弃传统文化，也不该完全抛弃，而是要批判地继承那些经过转化还具有生机和活力的传统文化，同时，借鉴西方文化，在交流中汲取营养，促进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的更新和重铸，应该立足民族文化，发展自己的个性，警惕文化殖民。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价值观优化的过程，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放开眼光，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价值体系的发展也不例外，绝不能忽视文化的继承和积累，割裂新旧文化的联系，夸大新旧文化的对立。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的发展是一种整合，这种整合不是简单的组合，也不是无原则的折中，而是立足当代中华文化现实，批判继承，开拓创新，兼取不同民族文化的优良之处来充实壮大自己。这种整合是一种创新，创造出一种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体现人类本质的，更完善、更适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价值观。
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矛盾并不值得担忧和畏惧，这恰恰为我们的价值观念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社会大变革呼唤价值观念的转化和发展，只有真正理解和把握了我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演进的基本特点，才能真正理解我国现阶段价值观的现状，把握好它的未来，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吸取古今中外一切能够为我所用的价值观念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价值观念支持。
（作者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