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当代中国主体间关系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矛盾，突出表现为官民关系的矛盾、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矛盾、作者和读者关系的矛盾、路遇主体彼此关系的矛盾。其根源在于：价值体系的缺失和迷乱、制度约束的滞后和无力、社会发展的失衡和不公、公民社会的幼稚和薄弱。建构当代中国的主体间关系，一要德法并举，树立主体间的法治权威；二要义利相兼，打牢主体间的物质基础；三要思诚守信，增进主体间的互爱情感；四要求同存异，凝聚主体间的共同信念。
[关键词]矛盾；根源；策略
[中图分类号]B0；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2-0026-04
“主体间关系”是相对于“主客间关系”而言的，其实质在于要视“他人”为主体，按照“主体-主体”的模式思考不同个人、群体、国家间的关系。这既不同于“视人为物”、“见物不见人”的客体主义，也不同于以“自我”为中心、“只见自己，不见他人”、自私自利的唯“我”主义，与“主体-客体”的思维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主体间关系实现的程度反映着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程度，也是实现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型期，主体间关系正面临一定的危机和矛盾，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
一、当代中国主体间关系正面临严重挑战
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本质上是主体间关系，是“你为我，我为你”的关系。中国正处在历史的重要转型期，出现了多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主体间关系的手段化、片面化、角色化、抽象化、冷漠化。可以将之概括为四种矛盾：
1.官民关系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官”，本质上是人民“公仆”。他们来自于人民，代表人民管理社会和国家事务。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官员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权谋私，生活腐化，骄横跋扈，完全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贪腐且受到法律制裁的副省（部）级（含“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官员已有百人，分布于除西藏外的其他各省、市、自治区，涉及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部门到司法机关，再到垄断性国有企业等各个系统，几乎涵盖所有公共权力领域。腐败高官的犯罪面越来越广，正从个体生存向联网化、集团化、群体化和系统化生存方向发展，“抗药性”也更强，取得了更为广阔也更为隐蔽的生存空间。他们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勤俭、质朴的样子，换取各种劳模、先进称号，在荣誉的掩护下从事各种肮脏的勾当。从前的“鱼水关系”正在变为“油水关系”、“水火关系”。近年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正是官民关系趋于恶化的反映。
2.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矛盾。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本应是相互的，人人同为生产者，也同为消费者。在此地此时，你是生产者，我为消费者；在彼地彼时，我是生产者，你是消费者。你我之间的关系，是“你为我，我为你”的关系。然而，在当今中国的经济领域，却出现了生产者严重坑害消费者，以致相互欺诈、互不信任的矛盾。其基本特点是：涉及主体多元化。既有个人团伙、手工作坊、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也有大中型国有、集体、合资企业以及事业单位。参与制假售假人员成分也比较复杂，有农民、下岗职工、社会闲散人员，也有企业、公司在职人员。
3.作者和读者关系的矛盾。“作者”和“读者”是文化领域最基本的主体间关系。这里的“作者”泛指从事文化创作和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读者”则指文化产品的阅读者、欣赏者、评价者等。从文化的本质要求看，作者必须以读者为目的，一切为读者着想。然而，在今天，各种形式的造假之风，正侵吞着严肃的学术领地。一是抄袭剽窃之风盛行。二是学术交易不胫而走。出现了诸多学术与金钱联姻、学术与权力联姻的现象：一些赞助商或者政府官员为学校提供所谓的“赞助金”，学校便以学位作为热情的“回报”；出版书籍购买书号、发表文章购买版面，更有甚者，网络上出现许多关于论文买卖的专门网站。三是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如今，大量的所谓论文、专著并非出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完全为个人评职称捞资本，作为晋升的敲门砖，或者完成单位下达的任务。尽管每年有越来越多的论文发表，难以计数的书籍出版，但中国学术始终没有大的起色，倒是填满了出版商期刊社的腰包。人们正在放弃往日对学术的敬意，读书的人也越来越少。
4.路遇主体间彼此关系的矛盾。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关爱，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然而，在当今中国，在社会生活领域，人情正在变得冷漠，见死不救，是非不分，黑白不辨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由于彼此间缺乏应有的热情，善恶美丑观念混乱，良心和责任观念淡薄，以致一些不法分子为所欲为，横行霸道，给各不同主体间相互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危害。孟子曾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称为人与生俱有的“善端”，然而在今天，孟子所讲的“善端”却正在无声息地消失。
二、当代中国主体间矛盾的根源何在
主体间关系是由当时人们追求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经济状况、道德标准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对当代中国主体间关系的矛盾，只有从更为长久、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从整个民族经历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中去思考，才可能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1.价值体系的缺失和迷乱。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由已经接受的价值观念指引的。毫无疑问，“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五四”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航路，其历史功绩不可否认。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破除旧的糟粕的同时也全盘抛弃了传统文化的精华。新文化运动矛头直指“孔家店”，进而否定整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五四”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又由于国共两党的斗争，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和文化进一步被否定和批判。作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青年时代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已经产生了对孔子的排斥感。1942年，毛泽东在谈及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时说，“他们（国民党）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思想界限，旗帜鲜明。”[1] 1953年9月，毛泽东借批评梁漱溟而再次批判孔夫子，认为孔子的主要缺点是不民主。“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2]1973年8月3日，杨荣国写了《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毛泽东批示：杨文颇好。全国报刊都刊登了杨文。由于毛泽东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其思想对整个社会的思想倾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然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最为关键的就是“阶级斗争”，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社会主义首先是意识形态和生产关系，建设社会主义依然要靠斗争，靠疾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由此先后发动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要求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同志之间、夫妻之间、子女和父母之间划清阶级界限，对那些因对极“左”路线不满而说过老实话的人，进行无情打击和迫害，其结果导致政治极权主义泛滥，见风使舵、阳奉阴违、得过且过、明哲保身成为很多人的人生哲学，“老实人吃亏”成为人们深刻的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人把市场经济简单地理解为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致使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不胫而走。传统被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被怀疑，市场经济被误解。今天，人们真的不知应该信什么，也不知该如何对待他人。
2.制度约束的滞后和无力。主体间关系要求对主体间的权力、职责具有明确的划分和约束。虽然早在1954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就颁布了第一部宪法。但在实际运作中，法治被人治所取代，权力约束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3]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但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原有的弊端迄今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某些领导干部衙门习气深重，喜欢搞官本位，更有甚者，完全丧失党性原则、肆意践踏人民群众的权利，压制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甚至逼死人命，造成广泛的“仇官心理”，以致一个小火星掉到地上，就能立即燃起一大堆的火。由人群围观进而攻击政府工作人员，焚烧警车，围攻政府大楼。如近年发生在广东的增城大敦村事件、潮州古巷镇事件、汕尾乌坎事件等，都具有此种性质。而且，由于监督渠道不畅，缺乏必要的制度规定，也造成了一般职员和普通群众行为的失范。
3.社会发展的失衡和不公。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打破平均主义，更好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因而政府更多地把效率放在第一位。然而，长时期、高强度的宣传和执行效率优先的政策结果是在分配领域形成三大深层次弊端：行政权力和行政性垄断扭曲分配关系，使分配秩序出现混乱；劳动者权益保障弱化，阶层差距急剧扩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导致分配差距急剧扩大。近年来的统计表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日益扩大。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例：1978年城乡之比为2.56∶1；1985年为1.86∶1。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改变发展失衡和分配不公的现状，但城乡分配差距并没有明显地缩减。2005年为3.22∶1；2006年为3.28∶1；2007年为3.33∶1，2008年为3.31∶1，2009年为3.33∶1，2010年为3.23∶1，2011年为3.13∶1。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1978年为0.317，2004年超过了0.465，2006年达到了0.496，2010年超过了0.5[4]，中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虽然从总体上看，生产力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了，但由于社会分配的不公，收入差距的拉大，客观上造成严重的社会不满情绪和“仇富心理”。“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成为生动的现实写照。
4.公民社会的幼稚和薄弱。公民社会不仅是各主体活动的重要领域，而且是调节政府与个人关系的重要桥梁。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中国照搬苏联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国家直接面对个人，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个人权威，全部社会生活呈政治化、行政化趋向，社会流动受到严格限制，社会分化严重不足，同质性高，结构僵硬，民众意见的凝聚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因而与政策层次有较大的距离，并缺少可处理性。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化，公民社会组织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到1989年，全国性社团剧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1992年全国性的社团为1200个，地方性社团约18万个[5]。到1996年，我国社团总数达到历史最高峰，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为1845个，县级以上社团总数达到18万之多。但到世纪之交，民间组织成长的速度有所减缓。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民间组织蓝皮书》，全国共有民间组织44.6万个，与2009年的43.1万个相比，增长率在下降。而且，我国公民社会组织的行政化、等级化、依附性依然十分明显，在很多情况下并未起到公民社会组织应有的作用。
三、走向主体间关系的未来建构
从历史的经验看，建构当代中国的主体间关系，必须立足中国现实，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古今中外，为我所用。
1.德法并举，树立主体间的法治权威。历史的发展表明：德治和法治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双翼。“德治”不等于“人治”；单纯的“德治”或单纯的“法治”都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建构当代中国的主体间关系，必须德法并举，进一步明晰主体间的权力和义务。一要在观念上正确认识民主法制。民主法制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必须进一步清除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树立“以人为本”和以群众利益为本的思想。二要建立更加严格的制度和程序，特别是实行各方面的公开化制度，建设阳光政府，对政府官员的权力在制度上加以限制。三要扩大社会和民间运用舆论的权力，以加强对各方面的舆论监督，特别是加大反腐败力度，让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舆论的严格监督之下，使腐败没有藏身之地。四要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打通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肠梗阻”，疏通民主渠道，做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相结合。五要裁减冗员，限制“三公”消费，打造服务型政府，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六要根据社会实践检验，对现行法律制度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 2.义利相兼，打牢主体间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表明：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讲社会主义，必然导致唯心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的“利”，就难保社会主义的“义”。反之，没有社会主义的“义”，也就很难实现社会主义的“利”。因此，必须把义和利统一起来，以利保义，以义促利，两者互相渗透，共同促进主体间关系的建构。就当前中国的现实而言，解决好义利关系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虽然中国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这种发展是以拼资源、拼设备、拼环境、拼人力而换取的，发展的基础依然十分薄弱。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了15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一直很高，1980年为34.9%，1995年为40.8%，2000年为42.7%，2006年为40.7%，2011年为46%。中国万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是日本的8倍。中国万元GDP耗水为193公斤，世界平均水平是55公斤。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中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6]。中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7]。另一方面，要关注民生，尽力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调整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阶层结构；更加重视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使之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既重视生产效率，又重视分配公平，努力实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
3.思诚守信，增进主体间的互爱情感。互敬互爱是主体间关系得以成立的情感基础。只有爱人，才会为人所爱。在当今中国，增进主体间的互爱情感，要从小学、中学抓起。学生从入学之日起，首先应该学会怎样爱人，也就是怎样爱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兄弟、姐妹，爱自己的老师，爱自己的同学，进而延伸到爱自己的班级、学校，爱自己生活的社区，帮父母做事，帮老师做事，帮同学做事，帮社区做事……学会与家人、同学、老师及他人合作，并且在合作中感受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学会尊重他人。这样就会使学生感到爱人是一件非常具体、而且是在自己身边的事情。通过切身的感受培养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树立对家庭、社会、国家的道德责任感。现通行于中小学的“五爱”教育，包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确非常重要，合情合理。但进一步追问：什么是“祖国”？什么是“人民”？什么是“劳动”？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中小学生来说，这些都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即使成人也未必能够把每一个问题回答得十分准确。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8]。连大人都搞不清楚的东西却要求小孩子去热爱，这或许有悖认识的逻辑。因此，关于“爱”的教育，应该分层次、分阶段来进行，在小学、中学、大学等不同的年龄段，其测重点应有所不同，遵循从具体逐渐上升到抽象的逻辑。从爱家、爱校、爱社区上升到爱祖国；从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上升到爱人民；从爱学习、爱做家务上升到爱劳动；从爱知识上升到爱科学；从爱社会上升到爱社会主义。
4.求同存异，凝聚主体间的共同信念。中外历史的发展说明，无论古人还是今人，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追求建立“大同世界”这一目标上是有着共同点的，这是人类不同主体间交往对话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无疑包含着人类历史上“大同”思想的精华，是指导当代中国建立主体间关系最重要的思想观念。然而，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正在遭受严峻挑战。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崇高地位，使之成为各主体间共同的思想信念，首先，必须进一步理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内涵。其次，要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近似点，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相互补充，才是繁荣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之路。
参考文献：
[1]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
[2]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50.
[3]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7.
[4]周佳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与财税对策[J].中国城市经济，2011，（27）.
[5]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J].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00.
[6]徐冠华.企业应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重要作用[N].云南日报，2006-9-9.
[7]马凯.科学的发展观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J].求是，2004，（8）.
[8]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
责任编辑 姚黎君
[关键词]矛盾；根源；策略
[中图分类号]B0；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2-0026-04
“主体间关系”是相对于“主客间关系”而言的，其实质在于要视“他人”为主体，按照“主体-主体”的模式思考不同个人、群体、国家间的关系。这既不同于“视人为物”、“见物不见人”的客体主义，也不同于以“自我”为中心、“只见自己，不见他人”、自私自利的唯“我”主义，与“主体-客体”的思维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主体间关系实现的程度反映着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程度，也是实现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型期，主体间关系正面临一定的危机和矛盾，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
一、当代中国主体间关系正面临严重挑战
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本质上是主体间关系，是“你为我，我为你”的关系。中国正处在历史的重要转型期，出现了多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主体间关系的手段化、片面化、角色化、抽象化、冷漠化。可以将之概括为四种矛盾：
1.官民关系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官”，本质上是人民“公仆”。他们来自于人民，代表人民管理社会和国家事务。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官员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权谋私，生活腐化，骄横跋扈，完全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贪腐且受到法律制裁的副省（部）级（含“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官员已有百人，分布于除西藏外的其他各省、市、自治区，涉及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部门到司法机关，再到垄断性国有企业等各个系统，几乎涵盖所有公共权力领域。腐败高官的犯罪面越来越广，正从个体生存向联网化、集团化、群体化和系统化生存方向发展，“抗药性”也更强，取得了更为广阔也更为隐蔽的生存空间。他们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勤俭、质朴的样子，换取各种劳模、先进称号，在荣誉的掩护下从事各种肮脏的勾当。从前的“鱼水关系”正在变为“油水关系”、“水火关系”。近年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正是官民关系趋于恶化的反映。
2.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矛盾。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本应是相互的，人人同为生产者，也同为消费者。在此地此时，你是生产者，我为消费者；在彼地彼时，我是生产者，你是消费者。你我之间的关系，是“你为我，我为你”的关系。然而，在当今中国的经济领域，却出现了生产者严重坑害消费者，以致相互欺诈、互不信任的矛盾。其基本特点是：涉及主体多元化。既有个人团伙、手工作坊、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也有大中型国有、集体、合资企业以及事业单位。参与制假售假人员成分也比较复杂，有农民、下岗职工、社会闲散人员，也有企业、公司在职人员。
3.作者和读者关系的矛盾。“作者”和“读者”是文化领域最基本的主体间关系。这里的“作者”泛指从事文化创作和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读者”则指文化产品的阅读者、欣赏者、评价者等。从文化的本质要求看，作者必须以读者为目的，一切为读者着想。然而，在今天，各种形式的造假之风，正侵吞着严肃的学术领地。一是抄袭剽窃之风盛行。二是学术交易不胫而走。出现了诸多学术与金钱联姻、学术与权力联姻的现象：一些赞助商或者政府官员为学校提供所谓的“赞助金”，学校便以学位作为热情的“回报”；出版书籍购买书号、发表文章购买版面，更有甚者，网络上出现许多关于论文买卖的专门网站。三是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如今，大量的所谓论文、专著并非出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完全为个人评职称捞资本，作为晋升的敲门砖，或者完成单位下达的任务。尽管每年有越来越多的论文发表，难以计数的书籍出版，但中国学术始终没有大的起色，倒是填满了出版商期刊社的腰包。人们正在放弃往日对学术的敬意，读书的人也越来越少。
4.路遇主体间彼此关系的矛盾。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关爱，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然而，在当今中国，在社会生活领域，人情正在变得冷漠，见死不救，是非不分，黑白不辨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由于彼此间缺乏应有的热情，善恶美丑观念混乱，良心和责任观念淡薄，以致一些不法分子为所欲为，横行霸道，给各不同主体间相互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危害。孟子曾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称为人与生俱有的“善端”，然而在今天，孟子所讲的“善端”却正在无声息地消失。
二、当代中国主体间矛盾的根源何在
主体间关系是由当时人们追求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经济状况、道德标准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对当代中国主体间关系的矛盾，只有从更为长久、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从整个民族经历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中去思考，才可能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1.价值体系的缺失和迷乱。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由已经接受的价值观念指引的。毫无疑问，“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五四”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航路，其历史功绩不可否认。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破除旧的糟粕的同时也全盘抛弃了传统文化的精华。新文化运动矛头直指“孔家店”，进而否定整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五四”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又由于国共两党的斗争，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和文化进一步被否定和批判。作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青年时代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已经产生了对孔子的排斥感。1942年，毛泽东在谈及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时说，“他们（国民党）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思想界限，旗帜鲜明。”[1] 1953年9月，毛泽东借批评梁漱溟而再次批判孔夫子，认为孔子的主要缺点是不民主。“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2]1973年8月3日，杨荣国写了《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毛泽东批示：杨文颇好。全国报刊都刊登了杨文。由于毛泽东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其思想对整个社会的思想倾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然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最为关键的就是“阶级斗争”，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社会主义首先是意识形态和生产关系，建设社会主义依然要靠斗争，靠疾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由此先后发动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要求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同志之间、夫妻之间、子女和父母之间划清阶级界限，对那些因对极“左”路线不满而说过老实话的人，进行无情打击和迫害，其结果导致政治极权主义泛滥，见风使舵、阳奉阴违、得过且过、明哲保身成为很多人的人生哲学，“老实人吃亏”成为人们深刻的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人把市场经济简单地理解为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致使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不胫而走。传统被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被怀疑，市场经济被误解。今天，人们真的不知应该信什么，也不知该如何对待他人。
2.制度约束的滞后和无力。主体间关系要求对主体间的权力、职责具有明确的划分和约束。虽然早在1954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就颁布了第一部宪法。但在实际运作中，法治被人治所取代，权力约束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3]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但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原有的弊端迄今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某些领导干部衙门习气深重，喜欢搞官本位，更有甚者，完全丧失党性原则、肆意践踏人民群众的权利，压制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甚至逼死人命，造成广泛的“仇官心理”，以致一个小火星掉到地上，就能立即燃起一大堆的火。由人群围观进而攻击政府工作人员，焚烧警车，围攻政府大楼。如近年发生在广东的增城大敦村事件、潮州古巷镇事件、汕尾乌坎事件等，都具有此种性质。而且，由于监督渠道不畅，缺乏必要的制度规定，也造成了一般职员和普通群众行为的失范。
3.社会发展的失衡和不公。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打破平均主义，更好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因而政府更多地把效率放在第一位。然而，长时期、高强度的宣传和执行效率优先的政策结果是在分配领域形成三大深层次弊端：行政权力和行政性垄断扭曲分配关系，使分配秩序出现混乱；劳动者权益保障弱化，阶层差距急剧扩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导致分配差距急剧扩大。近年来的统计表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日益扩大。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例：1978年城乡之比为2.56∶1；1985年为1.86∶1。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改变发展失衡和分配不公的现状，但城乡分配差距并没有明显地缩减。2005年为3.22∶1；2006年为3.28∶1；2007年为3.33∶1，2008年为3.31∶1，2009年为3.33∶1，2010年为3.23∶1，2011年为3.13∶1。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1978年为0.317，2004年超过了0.465，2006年达到了0.496，2010年超过了0.5[4]，中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虽然从总体上看，生产力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了，但由于社会分配的不公，收入差距的拉大，客观上造成严重的社会不满情绪和“仇富心理”。“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成为生动的现实写照。
4.公民社会的幼稚和薄弱。公民社会不仅是各主体活动的重要领域，而且是调节政府与个人关系的重要桥梁。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中国照搬苏联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国家直接面对个人，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个人权威，全部社会生活呈政治化、行政化趋向，社会流动受到严格限制，社会分化严重不足，同质性高，结构僵硬，民众意见的凝聚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因而与政策层次有较大的距离，并缺少可处理性。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化，公民社会组织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到1989年，全国性社团剧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1992年全国性的社团为1200个，地方性社团约18万个[5]。到1996年，我国社团总数达到历史最高峰，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为1845个，县级以上社团总数达到18万之多。但到世纪之交，民间组织成长的速度有所减缓。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民间组织蓝皮书》，全国共有民间组织44.6万个，与2009年的43.1万个相比，增长率在下降。而且，我国公民社会组织的行政化、等级化、依附性依然十分明显，在很多情况下并未起到公民社会组织应有的作用。
三、走向主体间关系的未来建构
从历史的经验看，建构当代中国的主体间关系，必须立足中国现实，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古今中外，为我所用。
1.德法并举，树立主体间的法治权威。历史的发展表明：德治和法治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双翼。“德治”不等于“人治”；单纯的“德治”或单纯的“法治”都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建构当代中国的主体间关系，必须德法并举，进一步明晰主体间的权力和义务。一要在观念上正确认识民主法制。民主法制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必须进一步清除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树立“以人为本”和以群众利益为本的思想。二要建立更加严格的制度和程序，特别是实行各方面的公开化制度，建设阳光政府，对政府官员的权力在制度上加以限制。三要扩大社会和民间运用舆论的权力，以加强对各方面的舆论监督，特别是加大反腐败力度，让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舆论的严格监督之下，使腐败没有藏身之地。四要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打通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肠梗阻”，疏通民主渠道，做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相结合。五要裁减冗员，限制“三公”消费，打造服务型政府，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六要根据社会实践检验，对现行法律制度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 2.义利相兼，打牢主体间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表明：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讲社会主义，必然导致唯心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的“利”，就难保社会主义的“义”。反之，没有社会主义的“义”，也就很难实现社会主义的“利”。因此，必须把义和利统一起来，以利保义，以义促利，两者互相渗透，共同促进主体间关系的建构。就当前中国的现实而言，解决好义利关系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虽然中国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这种发展是以拼资源、拼设备、拼环境、拼人力而换取的，发展的基础依然十分薄弱。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了15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一直很高，1980年为34.9%，1995年为40.8%，2000年为42.7%，2006年为40.7%，2011年为46%。中国万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是日本的8倍。中国万元GDP耗水为193公斤，世界平均水平是55公斤。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中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6]。中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7]。另一方面，要关注民生，尽力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调整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阶层结构；更加重视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使之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既重视生产效率，又重视分配公平，努力实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
3.思诚守信，增进主体间的互爱情感。互敬互爱是主体间关系得以成立的情感基础。只有爱人，才会为人所爱。在当今中国，增进主体间的互爱情感，要从小学、中学抓起。学生从入学之日起，首先应该学会怎样爱人，也就是怎样爱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兄弟、姐妹，爱自己的老师，爱自己的同学，进而延伸到爱自己的班级、学校，爱自己生活的社区，帮父母做事，帮老师做事，帮同学做事，帮社区做事……学会与家人、同学、老师及他人合作，并且在合作中感受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学会尊重他人。这样就会使学生感到爱人是一件非常具体、而且是在自己身边的事情。通过切身的感受培养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树立对家庭、社会、国家的道德责任感。现通行于中小学的“五爱”教育，包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确非常重要，合情合理。但进一步追问：什么是“祖国”？什么是“人民”？什么是“劳动”？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中小学生来说，这些都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即使成人也未必能够把每一个问题回答得十分准确。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8]。连大人都搞不清楚的东西却要求小孩子去热爱，这或许有悖认识的逻辑。因此，关于“爱”的教育，应该分层次、分阶段来进行，在小学、中学、大学等不同的年龄段，其测重点应有所不同，遵循从具体逐渐上升到抽象的逻辑。从爱家、爱校、爱社区上升到爱祖国；从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上升到爱人民；从爱学习、爱做家务上升到爱劳动；从爱知识上升到爱科学；从爱社会上升到爱社会主义。
4.求同存异，凝聚主体间的共同信念。中外历史的发展说明，无论古人还是今人，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追求建立“大同世界”这一目标上是有着共同点的，这是人类不同主体间交往对话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无疑包含着人类历史上“大同”思想的精华，是指导当代中国建立主体间关系最重要的思想观念。然而，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正在遭受严峻挑战。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崇高地位，使之成为各主体间共同的思想信念，首先，必须进一步理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内涵。其次，要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近似点，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相互补充，才是繁荣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之路。
参考文献：
[1]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
[2]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50.
[3]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7.
[4]周佳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与财税对策[J].中国城市经济，2011，（27）.
[5]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J].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00.
[6]徐冠华.企业应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重要作用[N].云南日报，2006-9-9.
[7]马凯.科学的发展观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J].求是，2004，（8）.
[8]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
责任编辑 姚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