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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称为“中国古籍拍卖第一人”，为黄裳等名家藏书主持专场拍卖。
收藏家刘益谦从上海打来电话时，拓晓堂正在老家休假。刘益谦看到一部宋版书，正面是文集，背面是书简和公牍，不知价值如何，求教拓晓堂。拓晓堂一听便称“绝品”。后来他又给刘益谦回了一条短信：这部《王文公文集》，在刚出版的《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中有详细说明，可参考。
《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一书，是拓晓堂的新作，讲述自己与古籍善本打交道20余年的经历。古籍拍卖行，历来是一个呼风唤雨、传奇辈出的地方，作为亲历者的拓晓堂自是感慨万千，“如将这20多年浓缩成一个时辰，会像暴风雨来临之际，倚窗扶椅，坐看云起，历历在目。”
从国家图书馆到拍卖行
每每回首，拓晓堂都会被记忆拉回到一个日子：1994年11月8日。那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一个新行业——古籍拍卖的开始。
那日上午9时，北京长城饭店二楼宴会厅，中国嘉德古籍专场拍卖正式开始。台上站着两人，一位是拍卖师张相佑，一位是拍卖助理拓晓堂——解答观众临时提出的问题。“拍卖开始前，我往台下一看，坐着的客人真不少，但一个都不认识。究竟是看客，还是买家，一概不知。”拓晓堂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当时他在心里捏了一把汗。
第一件拍品是清初洪承畴的公文，无人竞争，买家以底价成交。就这样，拍卖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拓晓堂悬着的心渐渐放下。进行到一半时，有一个人风风火火地闯入，一气举牌，买了十几件拍品，全场震惊。最终，70多件拍品几乎全部拍出。
“这是中国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古籍专场拍卖，开启了中国古书流通的新时代，使得原本以古籍书店和私人买卖为主体的古书流通方式彻底改观。”拓晓堂说，在他看来古籍拍卖有两大好处：对于买家，收藏品得到一个公开、透明的公认价值；对于古籍善本，以竞买方式转交给更有经济实力和保护能力的藏书家，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此前拓晓堂没有想过自己会进入拍卖这一行业。1987年，他从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工作，一直和古籍善本打交道。1993年，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嘉德招聘的信息，心里一动，“想着可以换种生活，就投了简历”。一个星期后，他去应聘，嘉德总经理问他有何想法，他提出可以把中国的善本、古地图和老照片拿来当拍品，遵照国际市场运行模式进行拍卖。
就这样，嘉德拍卖古籍善本部成立，拓晓堂任总经理，成立初期整个部门只有他一人。如今回顾，拓晓堂将之归为“宿命”，“在国图善本部的工作，为我积累了关于古籍善本的学识和经验，包括人脉。”他当年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因寻访古籍和中国书店建立了联系，等到1994年首次拍卖，一半多的拍品由中国书店提供。
从首场拍卖至今，在嘉德等拍卖公司的引领下，中国各个角落的古籍书都被翻出来，流转到新的收藏家手里，“20余年间，古籍拍卖市场也经历着极大的变化，每10年价格上一个台阶，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古籍善本，关注中国文化的传承。”
“今天来人了！”
嘉德古籍首次拍卖成功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一些有藏书的旧家纷纷慕名找上门来，拓晓堂由此也结识了一帮藏书家。
1995年的一天，拓晓堂照常去嘉德上班，看到会议桌旁坐了几位客人，其中有一位老太太，“收拾得整齐，有大户人家女子的气度”，老人家约他去家中看看书。一进门，就看到床上放着一摞一摞的册页，桌上全是古籍。拓晓堂翻书，发现书里有胡若愚的印鉴，胡若愚曾在上世纪30年代短暂任过北平市市长。经询问，才得知老太太竟是胡若愚的儿媳，也是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的外孙女。那一次，拓晓堂和书画部同事收获颇丰，两人扛着两麻袋东西回公司，后将之一一拍卖。
“藏书家大都是老人，有自己的傲气和脾气，要敲开他们的门并不容易。黄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黄裳一直对古籍阅读和收藏颇有兴趣，他藏书丰富，其中不乏稀世的孤本。首场古籍拍卖不久，黄裳就给嘉德写信。拓晓堂收到后立即回复，两人便建立起了书信联系。
第一次去黄裳家拜访，刚一坐下没说上几句话，黄裳便从屋里拿出一本书翻看，不言不语。拓晓堂自知为何，便问：“黄先生，您看的是万历的书吧？”黄裳一惊，笑着说：“好眼力！拿去看吧。”自此拓晓堂算是入了门。1998年，黄裳拿出一批明代藏书家澹生堂的旧藏，交给拓晓堂拍卖。
拓晓堂第一次去见罗寄梅先生的太太，也有些惊心动魄。罗寄梅曾任中央日报社摄影部主任，1943年4月，夫妇二人追随张大千到敦煌，历时一年拍下近3000幅敦煌照片。2009年左右，几经辗转，拓晓堂寻得罗太太在美国的地址，前去拜访。
当时罗太太已90多岁，住在一个小别墅里。刚一进门，罗太太就将其领进旁边的小屋，只见小屋墙上挂着一个大镜框，镜框中夹有一些敦煌写经残片，共20余片。罗太太说：“这其中有一张假的，你能指出来吗？”拓晓堂仔细看了一番，指出一张，罗太太当即就对周遭人说：“今天来人了！”这是一句行话，就是说遇到懂行的人了。
3年后，罗太太将夫妇二人所藏，包括与张大千、傅抱石等人考察敦煌、书画酬唱的珍藏，共80件作品交于拓晓堂，他很快策划了“忆梅庵长物”专场，总成交超过4230万元人民币，轰动一时。
古书的后半生
拓晓堂将书的一生分为前半生和后半生：如果说“书的前半生”，是著作人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认识、思考和感悟的凝华，那么“书的后半生”就成为读书人和藏书人的事情了。“我所做的事，就是为书的后半生寻找好的归宿。”拓晓堂说，他最难忘的经历便是“荀斋”藏书的转让。
民国时有两大藏书家——“南陈北周”，“南陈”即为陈清华，“荀斋”是他藏书室的名字。抗战后，他生活在上海，1948年移居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曾两次购得“荀斋”藏书。1995年，拓晓堂在香港得到“荀斋”两部旧物，其中就有宋宫旧藏《文苑英华》，在当年嘉德春拍中震动藏书界。之后，他便一直寻觅陈清华的后人，几近十年，杳无音讯。
2003年，拓晓堂受上海图书馆古籍专家陈先行所托，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看一批古籍书，那是一位华人所捐。后在打听捐赠人时，歪打正着寻得陈清华的后人陈国琅，“去见国琅先生，他刚刚大病一场，连上下楼都很吃力，一心想着剩下那批古籍归于何处。”因对“荀斋”研究多年，熟知其中的历史和故事，他和陈国琅谈得非常投机，陈国琅随即与嘉德签订拍卖合同。
第二年春，拓晓堂将“荀斋”遗失在大洋彼岸的藏书带回国内。最终，经由与陈国琅多次协商沟通，转让给国家图书馆。之后的一年，他又在多方帮助之下，编著出《祁阳陈澄中旧藏古籍善本图录》，将“荀斋”所藏一一记录在册。
拓晓堂一点点将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带回国，包括翁氏藏书——目前所知海外数量最大的私人所存古籍善本藏书，以及胡适后人藏书等。
如今，拓晓堂已退休，渐渐从古籍拍卖的江湖中隐退。但他仍然关注着古籍善本的命运，尤其对北宋四大部书之一《文苑英华》念念不忘。1995年秋拍，《文苑英华》以143万元成交，由一位新加坡华人蔡先生拍得。拓晓堂担忧此书流落海外，在拍卖结束后与之交谈。对方称自己是为一位马来西亚客人购买，并称会将之送给马来西亚总统，作为总统访华的礼物送还中国政府。
“我当时就想，这样的归宿挺好。”然而，不巧的是那位马来西亚总统还未等到访华，就已下台。此后这部书就未曾露面，拓晓堂一直很遗憾。后来转念一想，古籍善本是有灵性的，“也许这部《文苑英华》的使命注定是要留在海外，充當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使者，使命未了，又何必强回？”
说到使命，他觉得自己与古籍的相遇和相处，寻觅和分离，也是带有使命的，“通过拍卖这一平台，古籍善本得到了保护，而且在拍卖中用图录记录下来，也算是为这些书重新续了次命。”
收藏家刘益谦从上海打来电话时，拓晓堂正在老家休假。刘益谦看到一部宋版书，正面是文集，背面是书简和公牍，不知价值如何，求教拓晓堂。拓晓堂一听便称“绝品”。后来他又给刘益谦回了一条短信：这部《王文公文集》，在刚出版的《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中有详细说明，可参考。
《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一书，是拓晓堂的新作，讲述自己与古籍善本打交道20余年的经历。古籍拍卖行，历来是一个呼风唤雨、传奇辈出的地方，作为亲历者的拓晓堂自是感慨万千，“如将这20多年浓缩成一个时辰，会像暴风雨来临之际，倚窗扶椅，坐看云起，历历在目。”
从国家图书馆到拍卖行
每每回首，拓晓堂都会被记忆拉回到一个日子：1994年11月8日。那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一个新行业——古籍拍卖的开始。
那日上午9时，北京长城饭店二楼宴会厅，中国嘉德古籍专场拍卖正式开始。台上站着两人，一位是拍卖师张相佑，一位是拍卖助理拓晓堂——解答观众临时提出的问题。“拍卖开始前，我往台下一看，坐着的客人真不少，但一个都不认识。究竟是看客，还是买家，一概不知。”拓晓堂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当时他在心里捏了一把汗。
第一件拍品是清初洪承畴的公文，无人竞争，买家以底价成交。就这样，拍卖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拓晓堂悬着的心渐渐放下。进行到一半时，有一个人风风火火地闯入，一气举牌，买了十几件拍品，全场震惊。最终，70多件拍品几乎全部拍出。
“这是中国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古籍专场拍卖，开启了中国古书流通的新时代，使得原本以古籍书店和私人买卖为主体的古书流通方式彻底改观。”拓晓堂说，在他看来古籍拍卖有两大好处：对于买家，收藏品得到一个公开、透明的公认价值；对于古籍善本，以竞买方式转交给更有经济实力和保护能力的藏书家，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此前拓晓堂没有想过自己会进入拍卖这一行业。1987年，他从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工作，一直和古籍善本打交道。1993年，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嘉德招聘的信息，心里一动，“想着可以换种生活，就投了简历”。一个星期后，他去应聘，嘉德总经理问他有何想法，他提出可以把中国的善本、古地图和老照片拿来当拍品，遵照国际市场运行模式进行拍卖。
就这样，嘉德拍卖古籍善本部成立，拓晓堂任总经理，成立初期整个部门只有他一人。如今回顾，拓晓堂将之归为“宿命”，“在国图善本部的工作，为我积累了关于古籍善本的学识和经验，包括人脉。”他当年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因寻访古籍和中国书店建立了联系，等到1994年首次拍卖，一半多的拍品由中国书店提供。
从首场拍卖至今，在嘉德等拍卖公司的引领下，中国各个角落的古籍书都被翻出来，流转到新的收藏家手里，“20余年间，古籍拍卖市场也经历着极大的变化，每10年价格上一个台阶，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古籍善本，关注中国文化的传承。”
“今天来人了！”
嘉德古籍首次拍卖成功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一些有藏书的旧家纷纷慕名找上门来，拓晓堂由此也结识了一帮藏书家。
1995年的一天，拓晓堂照常去嘉德上班，看到会议桌旁坐了几位客人，其中有一位老太太，“收拾得整齐，有大户人家女子的气度”，老人家约他去家中看看书。一进门，就看到床上放着一摞一摞的册页，桌上全是古籍。拓晓堂翻书，发现书里有胡若愚的印鉴，胡若愚曾在上世纪30年代短暂任过北平市市长。经询问，才得知老太太竟是胡若愚的儿媳，也是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的外孙女。那一次，拓晓堂和书画部同事收获颇丰，两人扛着两麻袋东西回公司，后将之一一拍卖。
“藏书家大都是老人，有自己的傲气和脾气，要敲开他们的门并不容易。黄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黄裳一直对古籍阅读和收藏颇有兴趣，他藏书丰富，其中不乏稀世的孤本。首场古籍拍卖不久，黄裳就给嘉德写信。拓晓堂收到后立即回复，两人便建立起了书信联系。
第一次去黄裳家拜访，刚一坐下没说上几句话，黄裳便从屋里拿出一本书翻看，不言不语。拓晓堂自知为何，便问：“黄先生，您看的是万历的书吧？”黄裳一惊，笑着说：“好眼力！拿去看吧。”自此拓晓堂算是入了门。1998年，黄裳拿出一批明代藏书家澹生堂的旧藏，交给拓晓堂拍卖。
拓晓堂第一次去见罗寄梅先生的太太，也有些惊心动魄。罗寄梅曾任中央日报社摄影部主任，1943年4月，夫妇二人追随张大千到敦煌，历时一年拍下近3000幅敦煌照片。2009年左右，几经辗转，拓晓堂寻得罗太太在美国的地址，前去拜访。
当时罗太太已90多岁，住在一个小别墅里。刚一进门，罗太太就将其领进旁边的小屋，只见小屋墙上挂着一个大镜框，镜框中夹有一些敦煌写经残片，共20余片。罗太太说：“这其中有一张假的，你能指出来吗？”拓晓堂仔细看了一番，指出一张，罗太太当即就对周遭人说：“今天来人了！”这是一句行话，就是说遇到懂行的人了。
3年后，罗太太将夫妇二人所藏，包括与张大千、傅抱石等人考察敦煌、书画酬唱的珍藏，共80件作品交于拓晓堂，他很快策划了“忆梅庵长物”专场，总成交超过4230万元人民币，轰动一时。
古书的后半生
拓晓堂将书的一生分为前半生和后半生：如果说“书的前半生”，是著作人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认识、思考和感悟的凝华，那么“书的后半生”就成为读书人和藏书人的事情了。“我所做的事，就是为书的后半生寻找好的归宿。”拓晓堂说，他最难忘的经历便是“荀斋”藏书的转让。
民国时有两大藏书家——“南陈北周”，“南陈”即为陈清华，“荀斋”是他藏书室的名字。抗战后，他生活在上海，1948年移居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曾两次购得“荀斋”藏书。1995年，拓晓堂在香港得到“荀斋”两部旧物，其中就有宋宫旧藏《文苑英华》，在当年嘉德春拍中震动藏书界。之后，他便一直寻觅陈清华的后人，几近十年，杳无音讯。
2003年，拓晓堂受上海图书馆古籍专家陈先行所托，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看一批古籍书，那是一位华人所捐。后在打听捐赠人时，歪打正着寻得陈清华的后人陈国琅，“去见国琅先生，他刚刚大病一场，连上下楼都很吃力，一心想着剩下那批古籍归于何处。”因对“荀斋”研究多年，熟知其中的历史和故事，他和陈国琅谈得非常投机，陈国琅随即与嘉德签订拍卖合同。
第二年春，拓晓堂将“荀斋”遗失在大洋彼岸的藏书带回国内。最终，经由与陈国琅多次协商沟通，转让给国家图书馆。之后的一年，他又在多方帮助之下，编著出《祁阳陈澄中旧藏古籍善本图录》，将“荀斋”所藏一一记录在册。
拓晓堂一点点将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带回国，包括翁氏藏书——目前所知海外数量最大的私人所存古籍善本藏书，以及胡适后人藏书等。
如今，拓晓堂已退休，渐渐从古籍拍卖的江湖中隐退。但他仍然关注着古籍善本的命运，尤其对北宋四大部书之一《文苑英华》念念不忘。1995年秋拍，《文苑英华》以143万元成交，由一位新加坡华人蔡先生拍得。拓晓堂担忧此书流落海外，在拍卖结束后与之交谈。对方称自己是为一位马来西亚客人购买，并称会将之送给马来西亚总统，作为总统访华的礼物送还中国政府。
“我当时就想，这样的归宿挺好。”然而，不巧的是那位马来西亚总统还未等到访华，就已下台。此后这部书就未曾露面，拓晓堂一直很遗憾。后来转念一想，古籍善本是有灵性的，“也许这部《文苑英华》的使命注定是要留在海外，充當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使者，使命未了，又何必强回？”
说到使命，他觉得自己与古籍的相遇和相处，寻觅和分离，也是带有使命的，“通过拍卖这一平台，古籍善本得到了保护，而且在拍卖中用图录记录下来，也算是为这些书重新续了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