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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短暂时间内，中國政坛出现了一次政党组建的热潮。这次“组党热”的出现，从表面上可看作为战时特别是抗战中后期民主宪政运动的延续，但从深层次分析，它暴露了国民党政权在政治权威与政治参与方面所面临的危机。这次组党热潮很快烟消云散。这一历史事实表明，在缺乏政党政治的保障环境之下，惟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型政党才能真正承担起历史的责任。
关键词：组党热；宪政运动；权威危机；参与危机；革命型政党
中图分类号：D6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4-0061-03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坛政党纷起，出现了继民国初年之后又一次组党热潮。据不完全统计，战后初期涌现的大小党派有105个之多[1]，一时颇有政党政治的气氛。但这次组党热潮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一时建立的诸多党派除个别外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并没有对中国政治发展趋势造成实质性的影响。目前学界对这次“组党热”兴衰的论述，一般笼统概括为国共及美苏之间抗衡相争的结果，而深入系统的历史挖掘尚显缺乏，运用既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分析政党这一现代政治组织在战后萌发的研究，更显得凤毛麟角。本文将力图从政治学视角出发，分析战后“组党热”兴衰的深层动因，以期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形成与确立的认识有所助益。
一、战后的“组党热”是战时特别是抗战中后期民主宪政运动的一种延续
政治学者亨廷顿（S·P·Huntington）认为，在受到变化影响的每一个社会中，新兴的社会集团起而参政，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同时，政党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在政治体系内部人民政治参与的状况达到某种程度，必须有团体来使其“制度化”，于是现代意义的政党开始出现[2] 。战后“组党热”的酝酿、升温，一方面是战后政治时局变化引发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又与战时特别是抗战中后期声势日益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存在密切关系。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变化的直接冲击源于日本的侵略。“七七事变”的爆发，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持续10年的恢复发展期，也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自然发展进程一去不再。因此从这一层面而言，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产生了与亨廷顿理论框架迥然有异的景象，即中国政党的组建并不是在社会自然成长的基础上完成的，而是在一种外力（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压迫下实现的，或者说多少有点“救亡”压倒“启蒙”的意味。而“救亡”实现的最有力保障莫过于民主，只有民主才能动员民众，只有动员民众才能争取抗战的胜利。抗战时期，政治民主运动大致沿着“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到“联合政府”的路径向前发展。而悖谬的是，处于主动一方的国民党随着战事的深入，对民主的态度却是越来越消极。如果说在抗战之初成立的“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带有决策咨询机构的性质，一定程度满足了各党派参政议政愿望的话，而到战局吃紧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方面在民主问题上的裹足不前，却势必激起中共及各党派的强烈反弹。到1940年之后，蒋介石对抗日已日渐消极，而把抗日中日益壮大的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及各在野党派日益感受到，在争取民主的众多方式中，宪政运动是最主要的途径。实施民主宪政不仅可以团结民众坚持抗战，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联合政府的主张，也就是在宪政运动的过程中提出来的。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4]。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在1943年致书蒋介石，提出必须实行民主，才能挽救危局，否则，“昧于大势，迁延不决，徒貌民主之名，而不践民主之实内不见信于国人，外不见重于盟邦，则国家前途，必更有陷于不幸之境者”[5]。张澜的致信反映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呼声，宪政必然为多党创造条件。蒋介石深知国民党政权的脆弱，如果接受联合政府的主张，那国民党的权力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再难收回。所以，其在1945年元旦讲话中借口战争结束后要召开国民大会，拒绝成立联合政府。3月，又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演说，又公开声明不能结束党治，不能还政于各党派会议，不同意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组的联合政府，并宣称要在11月召开国民大会。面对蒋介石搬出的“挡箭牌”，民盟与中共都表示强烈反对。
战时民主宪政运动虽然受到国民党方面各种借口的弹压，但全国抗战的胜利却不可阻挡地到来，而抗战胜利带来时局的转换，使宪政运动特别是围绕“联合政府”与“国民大会”的政争重新发酵。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实质上就是战时国共谈判的继续。鉴于战后国共实力对比的变化，毛泽东在谈判期间，表示“不提”联合政府，同时也不提商讨联合政府的党派会议。但为解决国民党所提的“国大问题”，中共提出召开一个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的方案，这即是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而共产党对“所有党派会议”的坚持，源于政治解决先于军队国家化这一要求。显而易见，这次会议代表着他们对临时联合政府的想法[6]。而国民党方面对国民大会的允诺，意味着“制颁宪法，还政于民”成为可能，这在政治理念上吻合了中间党派建立一个欧美式的政党制度国家的要求与愿望。在国内外形势所逼下，国共之间政治斗争一度代替武装斗争，国共双方都需要支持者，也为中间党派的活动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客观上刺激了党派的“萌发”。
二、“组党热”深层暴露了国民党治下的权威危机与参与危机
政治体制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政府的“合法性”被成员所广泛接受。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对政府权威的接受与支持。政治学家道尔（Robert Dahl）和伊斯顿（David Easton）都研究发现，合法性与政府的能力密切相关。一旦政府不能有效“输出”决策及行政力量，人民所“回馈”的便是减少支持，导致权威合法性的基础减弱[7]。所谓合法性的危机是指人民对统治者的地位是否正当合法，普遍持怀疑的态度[8]。要重建合法性，遵循政治现代化的规则，应当逐步扩大政治参与渠道，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到政治决策系统之中，以此增加更多的合法性资源，否则便会造成“参与危机”。而权威的失落与参与的阻滞，成为集团力量兴起的源泉所在。
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的政治权威面临日本侵略的威胁与中共的挑战。国民党集团自身无法实现政权的更新，一党训政的专制体制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一再延宕的宪政，以战争为借口未免牵强，因为民主政治恰是反抗侵略的必要条件。
首先，以豫湘桂大溃败为代表的全面危机，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1944年豫湘桂战役，短短的8个月内， 日军居然侵占了中国居住着6000多万人口的20万平方公里国土，大西南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独山的失陷，更是置西南大后方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而这还是发生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一片向好的情况之下。总之，“农村的骚乱、投机、通货膨胀、损坏的交通以及对外国经济援助的依赖，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经济混乱。国民党内部的争斗、缺乏农民拥护以及中国社会其他阶层支持的狭隘的基础，促成了国民党政治的不稳定状态”[6]205。这种不稳定状态代表的信任危机，进一步刺激了新的团体对新的权威形式的争取。
其次，战后中共实力的壮大成为制约国民党一黨专政的有效制衡力量，这不仅表现在军事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方面。在军事方面，虽然国民党的绝对力量优于共产党，但“共产党要比国民党从日本投降中相对获益要多”，“国民党军队或许能够攻占共产党占领的任何单个据点。但是，国民党的进攻优势可能不足以占领并控制全部共产党的地盘”[6]206。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的军事存在主要集中在华西、华南地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一种发动内战的有利战机。在政治方面，由于国民党封锁，人们对中共情况了解很不够，但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特别是美国军事观察组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考察报告，却使人耳目一新。一位美国人将敌后抗日活动与河南溃败做了对比，认为中共根据地不断扩大，“信心随之增加”，而河南的溃败则说明国民党“软弱无能”[9]。某外国记者返渝后甚至对董必武说：去延安前还觉得中共的宣传有些夸大，但到延安后则觉得中共的宣传太不够了[10]。 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统治地区，得到政治上的严密保护，赢得了农民阶层乃至部分地主的支持”；“共产党在国统区内能够获得直接或者间接支持，国民党在共产党占据区域内却实际上办不到这一点”[6]207。
与国民党权威危机相伴的另一危机，就是参与危机。按照西方的政党理论，政党就是集合某种政见或利益相仿的个人，在一定政治的主张或利益的号召下，以从事提名和竞选的活动，希望最终能够对政府的决策及人事取得控制权[11]。由于民族生存的危机、民主思想的影响，新式教育的普及，宪政运动的训练，刺激了知识分子的觉醒和采取政治参与行动表达愿望的冲动。而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并没有打通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管道，而是各级政权仍然被国民党员所垄断，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的体制空前强化。在进入政治体系的管道被堵塞之后，必然激起各集团群体以政党集团形式的抗争。从政治革命的理论观察来看，允诺立宪是为了提升人民对政府的期望，期望却激起了更多团体的政治参与。但事实发展的结果是，国民政府允诺制宪的国大，却成为一党包办的“伪国大”，立宪的背后是继续一党专政的本质。上升的期望未能实现，导致挫折，进而产生攻击行为，革命于是爆发。当然，这个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此外，从世界范围来看，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后，全世界兴起了第二波的民主化浪潮，一种世界性的民主精神应运而生[12]。各国政府常常通过民主的价值证明其行动的正当性，以此作为合法性的一种政治资源来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13]。而国民党政权走了一条背道而驰的道路。
三、“组党热”兴衰的启示
战后的政党活跃期非常短暂，公开活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到1946年底“制宪国大”召开这段时间。国共在1946年“制宪国大”的分歧导致了双方关系的实际破裂，随之在战场上的较量不断升级。军事手段彻底压倒政治解决，以所谓自由民主为依归的中间党派，在国共武力相争中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终至在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被迫作出非左即右的政治抉择。最终的结果，除了青年党和民社党选择向右转之外，选择向左转的中间党派，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声势上都占了上风，中共也因此而获得了与国民党相争中的重要同盟军。
在战后，自抗战期间延续的民主宪政运动的不断高涨，使国民党政权面对来自国内国际的巨大压力，进而不得不在“宪政”实施上作出某种承诺，以增强政权本身的合法性。这种在国家制度层面形成的某种权力开放，直接刺激了党派的大量涌现。但是，国家权力安排的变化是政党产生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14]。现代政党还需具备两个前提：一是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所形成的社会自主性；二是社会利益分化和自主结社发展所形成的社会多元化。依当时的社会条件与环境，中国是否具备国家与社会的分立，确实值得怀疑。况且，国家制度权力的开放本身便存在限度，即国民党控制政权的全能地位并没有改变，政权开放仅是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的逻辑是以武力为基础的，没有武装就没有发言权。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无论各党派的理想多么高远，事实上中国政治已经被国共两大党的武力争夺所笼罩，留给其他党派的活动空间十分有限。即使这有限的活动空间，也惟仰赖中共军事的存在而争取来的。正如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向国社党领导人蒋匀田所坦言的那样：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15]。从根本上讲，在国民党统治下，虽然存在多党，但并未形成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政治结构。
历史说明，真正承载起中国革命历史重任的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型政党。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必须有强有力政党领导的支撑。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毛泽东在1940年曾对这种使命感有明确的表述：“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16]在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具备强而有力的组织体系与武装力量，并能展开广泛的政治动员，联合其他进步阶级力量与共同的敌人展开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6]645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工农阶级的同盟军。以民盟为中坚的中间党派逐渐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并进行了坚决斗争。革命实践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政党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与中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是最终的归途。
参考文献：
[1] 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 20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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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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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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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彭怀恩.从政治发展看中国政党实验[M].台北:风云出版社,1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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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亚嘉.试论抗战胜利前后国共两党政治合法性的转换[D].西安:西北大学,2006:11.
[14] 林尚立.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反思[G]//陈明明.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复旦政治学评论:第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
[15]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M].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1976:70-71.
[16]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4.
责任编辑：周巧生
关键词：组党热；宪政运动；权威危机；参与危机；革命型政党
中图分类号：D6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4-0061-03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坛政党纷起，出现了继民国初年之后又一次组党热潮。据不完全统计，战后初期涌现的大小党派有105个之多[1]，一时颇有政党政治的气氛。但这次组党热潮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一时建立的诸多党派除个别外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并没有对中国政治发展趋势造成实质性的影响。目前学界对这次“组党热”兴衰的论述，一般笼统概括为国共及美苏之间抗衡相争的结果，而深入系统的历史挖掘尚显缺乏，运用既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分析政党这一现代政治组织在战后萌发的研究，更显得凤毛麟角。本文将力图从政治学视角出发，分析战后“组党热”兴衰的深层动因，以期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形成与确立的认识有所助益。
一、战后的“组党热”是战时特别是抗战中后期民主宪政运动的一种延续
政治学者亨廷顿（S·P·Huntington）认为，在受到变化影响的每一个社会中，新兴的社会集团起而参政，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同时，政党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在政治体系内部人民政治参与的状况达到某种程度，必须有团体来使其“制度化”，于是现代意义的政党开始出现[2] 。战后“组党热”的酝酿、升温，一方面是战后政治时局变化引发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又与战时特别是抗战中后期声势日益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存在密切关系。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变化的直接冲击源于日本的侵略。“七七事变”的爆发，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持续10年的恢复发展期，也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自然发展进程一去不再。因此从这一层面而言，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产生了与亨廷顿理论框架迥然有异的景象，即中国政党的组建并不是在社会自然成长的基础上完成的，而是在一种外力（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压迫下实现的，或者说多少有点“救亡”压倒“启蒙”的意味。而“救亡”实现的最有力保障莫过于民主，只有民主才能动员民众，只有动员民众才能争取抗战的胜利。抗战时期，政治民主运动大致沿着“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到“联合政府”的路径向前发展。而悖谬的是，处于主动一方的国民党随着战事的深入，对民主的态度却是越来越消极。如果说在抗战之初成立的“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带有决策咨询机构的性质，一定程度满足了各党派参政议政愿望的话，而到战局吃紧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方面在民主问题上的裹足不前，却势必激起中共及各党派的强烈反弹。到1940年之后，蒋介石对抗日已日渐消极，而把抗日中日益壮大的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及各在野党派日益感受到，在争取民主的众多方式中，宪政运动是最主要的途径。实施民主宪政不仅可以团结民众坚持抗战，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联合政府的主张，也就是在宪政运动的过程中提出来的。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4]。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在1943年致书蒋介石，提出必须实行民主，才能挽救危局，否则，“昧于大势，迁延不决，徒貌民主之名，而不践民主之实内不见信于国人，外不见重于盟邦，则国家前途，必更有陷于不幸之境者”[5]。张澜的致信反映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呼声，宪政必然为多党创造条件。蒋介石深知国民党政权的脆弱，如果接受联合政府的主张，那国民党的权力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再难收回。所以，其在1945年元旦讲话中借口战争结束后要召开国民大会，拒绝成立联合政府。3月，又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演说，又公开声明不能结束党治，不能还政于各党派会议，不同意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组的联合政府，并宣称要在11月召开国民大会。面对蒋介石搬出的“挡箭牌”，民盟与中共都表示强烈反对。
战时民主宪政运动虽然受到国民党方面各种借口的弹压，但全国抗战的胜利却不可阻挡地到来，而抗战胜利带来时局的转换，使宪政运动特别是围绕“联合政府”与“国民大会”的政争重新发酵。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实质上就是战时国共谈判的继续。鉴于战后国共实力对比的变化，毛泽东在谈判期间，表示“不提”联合政府，同时也不提商讨联合政府的党派会议。但为解决国民党所提的“国大问题”，中共提出召开一个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的方案，这即是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而共产党对“所有党派会议”的坚持，源于政治解决先于军队国家化这一要求。显而易见，这次会议代表着他们对临时联合政府的想法[6]。而国民党方面对国民大会的允诺，意味着“制颁宪法，还政于民”成为可能，这在政治理念上吻合了中间党派建立一个欧美式的政党制度国家的要求与愿望。在国内外形势所逼下，国共之间政治斗争一度代替武装斗争，国共双方都需要支持者，也为中间党派的活动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客观上刺激了党派的“萌发”。
二、“组党热”深层暴露了国民党治下的权威危机与参与危机
政治体制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政府的“合法性”被成员所广泛接受。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对政府权威的接受与支持。政治学家道尔（Robert Dahl）和伊斯顿（David Easton）都研究发现，合法性与政府的能力密切相关。一旦政府不能有效“输出”决策及行政力量，人民所“回馈”的便是减少支持，导致权威合法性的基础减弱[7]。所谓合法性的危机是指人民对统治者的地位是否正当合法，普遍持怀疑的态度[8]。要重建合法性，遵循政治现代化的规则，应当逐步扩大政治参与渠道，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到政治决策系统之中，以此增加更多的合法性资源，否则便会造成“参与危机”。而权威的失落与参与的阻滞，成为集团力量兴起的源泉所在。
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的政治权威面临日本侵略的威胁与中共的挑战。国民党集团自身无法实现政权的更新，一党训政的专制体制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一再延宕的宪政，以战争为借口未免牵强，因为民主政治恰是反抗侵略的必要条件。
首先，以豫湘桂大溃败为代表的全面危机，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1944年豫湘桂战役，短短的8个月内， 日军居然侵占了中国居住着6000多万人口的20万平方公里国土，大西南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独山的失陷，更是置西南大后方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而这还是发生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一片向好的情况之下。总之，“农村的骚乱、投机、通货膨胀、损坏的交通以及对外国经济援助的依赖，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经济混乱。国民党内部的争斗、缺乏农民拥护以及中国社会其他阶层支持的狭隘的基础，促成了国民党政治的不稳定状态”[6]205。这种不稳定状态代表的信任危机，进一步刺激了新的团体对新的权威形式的争取。
其次，战后中共实力的壮大成为制约国民党一黨专政的有效制衡力量，这不仅表现在军事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方面。在军事方面，虽然国民党的绝对力量优于共产党，但“共产党要比国民党从日本投降中相对获益要多”，“国民党军队或许能够攻占共产党占领的任何单个据点。但是，国民党的进攻优势可能不足以占领并控制全部共产党的地盘”[6]206。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的军事存在主要集中在华西、华南地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一种发动内战的有利战机。在政治方面，由于国民党封锁，人们对中共情况了解很不够，但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特别是美国军事观察组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考察报告，却使人耳目一新。一位美国人将敌后抗日活动与河南溃败做了对比，认为中共根据地不断扩大，“信心随之增加”，而河南的溃败则说明国民党“软弱无能”[9]。某外国记者返渝后甚至对董必武说：去延安前还觉得中共的宣传有些夸大，但到延安后则觉得中共的宣传太不够了[10]。 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统治地区，得到政治上的严密保护，赢得了农民阶层乃至部分地主的支持”；“共产党在国统区内能够获得直接或者间接支持，国民党在共产党占据区域内却实际上办不到这一点”[6]207。
与国民党权威危机相伴的另一危机，就是参与危机。按照西方的政党理论，政党就是集合某种政见或利益相仿的个人，在一定政治的主张或利益的号召下，以从事提名和竞选的活动，希望最终能够对政府的决策及人事取得控制权[11]。由于民族生存的危机、民主思想的影响，新式教育的普及，宪政运动的训练，刺激了知识分子的觉醒和采取政治参与行动表达愿望的冲动。而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并没有打通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管道，而是各级政权仍然被国民党员所垄断，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的体制空前强化。在进入政治体系的管道被堵塞之后，必然激起各集团群体以政党集团形式的抗争。从政治革命的理论观察来看，允诺立宪是为了提升人民对政府的期望，期望却激起了更多团体的政治参与。但事实发展的结果是，国民政府允诺制宪的国大，却成为一党包办的“伪国大”，立宪的背后是继续一党专政的本质。上升的期望未能实现，导致挫折，进而产生攻击行为，革命于是爆发。当然，这个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此外，从世界范围来看，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后，全世界兴起了第二波的民主化浪潮，一种世界性的民主精神应运而生[12]。各国政府常常通过民主的价值证明其行动的正当性，以此作为合法性的一种政治资源来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13]。而国民党政权走了一条背道而驰的道路。
三、“组党热”兴衰的启示
战后的政党活跃期非常短暂，公开活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到1946年底“制宪国大”召开这段时间。国共在1946年“制宪国大”的分歧导致了双方关系的实际破裂，随之在战场上的较量不断升级。军事手段彻底压倒政治解决，以所谓自由民主为依归的中间党派，在国共武力相争中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终至在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被迫作出非左即右的政治抉择。最终的结果，除了青年党和民社党选择向右转之外，选择向左转的中间党派，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声势上都占了上风，中共也因此而获得了与国民党相争中的重要同盟军。
在战后，自抗战期间延续的民主宪政运动的不断高涨，使国民党政权面对来自国内国际的巨大压力，进而不得不在“宪政”实施上作出某种承诺，以增强政权本身的合法性。这种在国家制度层面形成的某种权力开放，直接刺激了党派的大量涌现。但是，国家权力安排的变化是政党产生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14]。现代政党还需具备两个前提：一是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所形成的社会自主性；二是社会利益分化和自主结社发展所形成的社会多元化。依当时的社会条件与环境，中国是否具备国家与社会的分立，确实值得怀疑。况且，国家制度权力的开放本身便存在限度，即国民党控制政权的全能地位并没有改变，政权开放仅是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的逻辑是以武力为基础的，没有武装就没有发言权。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无论各党派的理想多么高远，事实上中国政治已经被国共两大党的武力争夺所笼罩，留给其他党派的活动空间十分有限。即使这有限的活动空间，也惟仰赖中共军事的存在而争取来的。正如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向国社党领导人蒋匀田所坦言的那样：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15]。从根本上讲，在国民党统治下，虽然存在多党，但并未形成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政治结构。
历史说明，真正承载起中国革命历史重任的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型政党。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必须有强有力政党领导的支撑。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毛泽东在1940年曾对这种使命感有明确的表述：“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16]在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具备强而有力的组织体系与武装力量，并能展开广泛的政治动员，联合其他进步阶级力量与共同的敌人展开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6]645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工农阶级的同盟军。以民盟为中坚的中间党派逐渐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并进行了坚决斗争。革命实践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政党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与中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是最终的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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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