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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个令我颇感意外的电话。2008年3月16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有风的星期日下午，我刚从室内网球场回家，美联储理事会的某位高级官员来电话警示说，理事会刚刚宣布在数十年来第一次动用《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中含义模糊但具有爆炸性影响的第13条第3款的授权。概况地说，第13条第3款的含义是授予美联储接近于无限制地向任何人借出现金的权力。3月16日，美联储授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借出290亿美元，以帮助摩根大通公司实现对贝尔斯登公司的收购。
成立于1923年的贝尔斯登公司是一流投资银行中规模最小的，当时已处于破产边缘，前一周才刚刚挥霍掉近200亿美元。贝尔斯登的衰落揭开了此后延续六个月的全球金融局势恶化的序幕，最终在2008年9月15日导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当然，1930年代的大萧条引起的经济滑坡幅度要大得多，但为日常商业活动服务的短期金融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如此大面积的瘫痪，此前还从未有过。随着投资者们的情绪从狂热跌入恐慌，市场流动性几乎在一夜之间干涸，庞大而复杂的金融体系被瓦解，引起全世界范围的经济活动紧缩。在9月那个宿命之日以及之后的数周，人性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从表面上看，本次金融危机也代表着经济预测行业的生存危机。 我希望弄清楚我们为何错得那样离谱，从我们做过的这些事情中又能够学到什么。
预测的必要性
尽管我们并不希望如此，但经济预测始终是门关于概率的学问。“硬科学”在度量物质世界运动时所能达到的确定程度，在经济领域似乎不可企及。然而预测虽然时有失败，却从未被人们放弃，它是人性中深藏的必需品。我们对于自己所处世界的事件进程预见得越多，就越有能力为应对这些事件做好准备，从而改善生活品质。
我们内心深知，对远期的预见能力是有限的。毫无疑问，甚至从文字出现之前开始，这种认识就推动我们寻找途径来弥补这一恼人的“缺陷”。在古希腊，国王和将军们在采取政治或军事冒险行动前要征询特尔斐城的先知们的建议。两千多年之后，欧洲国家还在为诺查丹马斯的神秘预言所痴狂。今天的算命人和选股人都还有着不错的营生。预测的不断失败并不能阻止我们对无法实现的先知先觉的追求，因为人类的本性使然。
经济计量学
我们预见未来的努力在历史上有一个关键转折点，那就是过去80年以来以模型为基础的经济预测学科的发展。该学科采用了物理学中使用的同样的数学工具，政府和私人部门中几乎所有经济预测人员都使用这些工具，以建立可以“解释”过去的模型，期盼未来或许更易于把握。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奠定了当今宏观经济模型的基本框架。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影响了大多数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凯恩斯本人的模型则是个完整但简化的刻画市场经济的主要部分如何运转的版本。我们如今仍然以“凯恩斯主义”命名的此类模型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用于判断各种政府政策会对GDP和就业水平产生何种影响。
各种类型的经济预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其他学派，总是伴随着永无休止的挑战。模型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复杂的经济现实的巨大简化。即使在一个相对简单的市场经济体中，GDP的创造也意味着每天实际发生了千百万次的人际交互作用。任何经济模型都只能把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考虑进来，经济学家们只能处理数量有限的方程组，假设它们反映了现代经济的基本驱动因素。
在实际操作中，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模型构造者会不断调整所选择的变量和方程的组合，直到其运行结果能以经济上可靠的形式重现真实的历史数据。所有预测者都必须判断，哪些数量有限的“等式”能最有效地反映经济体运行的总体特征。
在1960年代，由于为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服务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CEA）采用的预测模型的成功，已经得名为经济计量学的这门学科从象牙塔走上了经济政策制定的前线。到1960年代后期，经济计量模型已成为政府和私人部门决策的必备组成部分，并延续至今。
然而预测者的前途一直不平坦。简单的模型在教室里能很好发挥指导作用，但在外面的世界却很遗憾地不那么成功。在凯恩斯的理论模板被经济学界广泛接受后不久，美国经济就开始呈现出一种与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某些基本原则相矛盾的特征。例如，凯恩斯主义认为，失业的增加反映着经济活动放缓，从而会降低通货膨胀率。但在1970年代的多数时期，失业率都在上升，而通货膨胀率依然高企不下，这种现象在当时被称为“滞胀”（stagflation）。
于是，十年之前还让政府经济学家们显得颇具先见之明的预测工具，开始暴露出错漏。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此时更多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他指出，当时的扩张式经济政策通过快速增加货币供应提高了市场的通胀预期，其影响超过了劳动力市场疲软导致的通货紧缩效应。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发展出了货币主义经济理论和基于货币供应增速的预测工具，他们对1970年代后期的经济形势的预测准确度远远超越了各种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变体。因此到1970年代末，美联储每周发布的货币供应数据，就像如今公布的失业率数据一样令市场高度关注。
到1980年代，随着通货膨胀受到控制（这部分归功于美联储限制了货币供应增速），一种更为精炼的凯恩斯主义得以重生，其中对滞胀进行了修正，以反映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要性。新模型在随后的20年里运行得相当出色，当然主要是因为市场上没有出现重大的结构性破坏事件。其中，美联储建构的模型结合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近期以来经济理论研究的其他成果，表现尤其突出，在我的任期内给美联储理事会提供了特别大的决策支持。 惊天之变
然而，2008年9月的危机却几乎没有人预见到，宏观经济模型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遭遇了彻底失败，这令经济学界大为沮丧。直到危机爆发，美联储理事会高度发达的预测体系都没有看到任何衰退的迹象。在业界颇具声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模型也是如此，他们在2007年春季还报告说，“自2006年9月以来……全球的经济风险有所下降……美国经济总体上运行良好……其他地方的信号也非常令人鼓舞”。美国金融业的翘楚摩根大通银行甚至在2008年9月12日（危机爆发3天前）还预测说，美国的GDP增长将在2009年上半年加速。
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几乎所有声名卓著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在此次事件上都错得如此离谱？
我的思考将从对“动物野性”的分析开始，这个知名术语为凯恩斯所发明，用以描述“一种自发的行动本能，而非不采取作为，同时这种行动也不是对加权收益值和成功概率的理性判断的结果。”[viii]凯恩斯讨论的野性精神是从事经济活动的驱动力，我们的讨论对此概念有所扩充，把恐惧所导致的风险规避的一面也包括进来。我对这种野性精神及其捉摸不定的特性早有体会，1959年，作为年轻经济学家，我在一次公开预测中首次深切体会到犯错的滋味。我在《财富》（Fortune）杂志中撰文，对投资者的“过分乐观”感到担忧，但后来发现，当时距离大牛市的顶峰还差得很远。[ix][x]问题并不在于我和其他经济预测者不知道市场容易陷入野性乃至狂乱状态，会脱离任何理性基础，而在于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实在太难以测算，几乎不适用任何可靠的系统分析。
但如今，在过去几年深入研究动物野性精神在严重危机期间的表现后，我又形成这样的观点：人们的非理性行为有着比我们以前设想的更为系统性的特征，尤其在极端经济紧张时期。或者说，这种非理性行为是可以被测算的，可以成为经济预测过程和经济政策制定的内在组成部分。
在视角转化中，我近来逐渐意识到这种“野性”其实展现了某种“一致性”，它将非常有助于我们发现即将出现的股票、商品或汇率的资产价格泡沫，乃至预见泡沫最终破灭的经济后果和复苏前景。
特别是在本书第一章中，我将试图辨析某些行为动机-野性-的特征，诸如狂热、恐惧、惊慌、乐观等等，并讨论这些本性及其形成的文化传统如何与理性经济行为相互作用，并导致重大的市场影响。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经济人假设连同肮脏的洗澡水一起倒掉，因为尽管有大量证据显示非理性市场行为的持续存在，但数据也依然表明，理性经济判断从长期来看依然引导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前进方向。当然众所周知，长期可能意味着相当长的时间。
这是个令我颇感意外的电话。2008年3月16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有风的星期日下午，我刚从室内网球场回家，美联储理事会的某位高级官员来电话警示说，理事会刚刚宣布在数十年来第一次动用《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中含义模糊但具有爆炸性影响的第13条第3款的授权。概况地说，第13条第3款的含义是授予美联储接近于无限制地向任何人借出现金的权力。3月16日，美联储授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借出290亿美元，以帮助摩根大通公司实现对贝尔斯登公司的收购。
成立于1923年的贝尔斯登公司是一流投资银行中规模最小的，当时已处于破产边缘，前一周才刚刚挥霍掉近200亿美元。贝尔斯登的衰落揭开了此后延续六个月的全球金融局势恶化的序幕，最终在2008年9月15日导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当然，1930年代的大萧条引起的经济滑坡幅度要大得多，但为日常商业活动服务的短期金融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如此大面积的瘫痪，此前还从未有过。随着投资者们的情绪从狂热跌入恐慌，市场流动性几乎在一夜之间干涸，庞大而复杂的金融体系被瓦解，引起全世界范围的经济活动紧缩。在9月那个宿命之日以及之后的数周，人性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从表面上看，本次金融危机也代表着经济预测行业的生存危机。 我希望弄清楚我们为何错得那样离谱，从我们做过的这些事情中又能够学到什么。
预测的必要性
尽管我们并不希望如此，但经济预测始终是门关于概率的学问。“硬科学”在度量物质世界运动时所能达到的确定程度，在经济领域似乎不可企及。然而预测虽然时有失败，却从未被人们放弃，它是人性中深藏的必需品。我们对于自己所处世界的事件进程预见得越多，就越有能力为应对这些事件做好准备，从而改善生活品质。
我们内心深知，对远期的预见能力是有限的。毫无疑问，甚至从文字出现之前开始，这种认识就推动我们寻找途径来弥补这一恼人的“缺陷”。在古希腊，国王和将军们在采取政治或军事冒险行动前要征询特尔斐城的先知们的建议。两千多年之后，欧洲国家还在为诺查丹马斯的神秘预言所痴狂。今天的算命人和选股人都还有着不错的营生。预测的不断失败并不能阻止我们对无法实现的先知先觉的追求，因为人类的本性使然。
经济计量学
我们预见未来的努力在历史上有一个关键转折点，那就是过去80年以来以模型为基础的经济预测学科的发展。该学科采用了物理学中使用的同样的数学工具，政府和私人部门中几乎所有经济预测人员都使用这些工具，以建立可以“解释”过去的模型，期盼未来或许更易于把握。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奠定了当今宏观经济模型的基本框架。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影响了大多数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凯恩斯本人的模型则是个完整但简化的刻画市场经济的主要部分如何运转的版本。我们如今仍然以“凯恩斯主义”命名的此类模型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用于判断各种政府政策会对GDP和就业水平产生何种影响。
各种类型的经济预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其他学派，总是伴随着永无休止的挑战。模型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复杂的经济现实的巨大简化。即使在一个相对简单的市场经济体中，GDP的创造也意味着每天实际发生了千百万次的人际交互作用。任何经济模型都只能把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考虑进来，经济学家们只能处理数量有限的方程组，假设它们反映了现代经济的基本驱动因素。
在实际操作中，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模型构造者会不断调整所选择的变量和方程的组合，直到其运行结果能以经济上可靠的形式重现真实的历史数据。所有预测者都必须判断，哪些数量有限的“等式”能最有效地反映经济体运行的总体特征。
在1960年代，由于为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服务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CEA）采用的预测模型的成功，已经得名为经济计量学的这门学科从象牙塔走上了经济政策制定的前线。到1960年代后期，经济计量模型已成为政府和私人部门决策的必备组成部分，并延续至今。
然而预测者的前途一直不平坦。简单的模型在教室里能很好发挥指导作用，但在外面的世界却很遗憾地不那么成功。在凯恩斯的理论模板被经济学界广泛接受后不久，美国经济就开始呈现出一种与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某些基本原则相矛盾的特征。例如，凯恩斯主义认为，失业的增加反映着经济活动放缓，从而会降低通货膨胀率。但在1970年代的多数时期，失业率都在上升，而通货膨胀率依然高企不下，这种现象在当时被称为“滞胀”（stagflation）。
于是，十年之前还让政府经济学家们显得颇具先见之明的预测工具，开始暴露出错漏。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此时更多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他指出，当时的扩张式经济政策通过快速增加货币供应提高了市场的通胀预期，其影响超过了劳动力市场疲软导致的通货紧缩效应。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发展出了货币主义经济理论和基于货币供应增速的预测工具，他们对1970年代后期的经济形势的预测准确度远远超越了各种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变体。因此到1970年代末，美联储每周发布的货币供应数据，就像如今公布的失业率数据一样令市场高度关注。
到1980年代，随着通货膨胀受到控制（这部分归功于美联储限制了货币供应增速），一种更为精炼的凯恩斯主义得以重生，其中对滞胀进行了修正，以反映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要性。新模型在随后的20年里运行得相当出色，当然主要是因为市场上没有出现重大的结构性破坏事件。其中，美联储建构的模型结合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近期以来经济理论研究的其他成果，表现尤其突出，在我的任期内给美联储理事会提供了特别大的决策支持。 惊天之变
然而，2008年9月的危机却几乎没有人预见到，宏观经济模型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遭遇了彻底失败，这令经济学界大为沮丧。直到危机爆发，美联储理事会高度发达的预测体系都没有看到任何衰退的迹象。在业界颇具声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模型也是如此，他们在2007年春季还报告说，“自2006年9月以来……全球的经济风险有所下降……美国经济总体上运行良好……其他地方的信号也非常令人鼓舞”。美国金融业的翘楚摩根大通银行甚至在2008年9月12日（危机爆发3天前）还预测说，美国的GDP增长将在2009年上半年加速。
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几乎所有声名卓著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在此次事件上都错得如此离谱？
我的思考将从对“动物野性”的分析开始，这个知名术语为凯恩斯所发明，用以描述“一种自发的行动本能，而非不采取作为，同时这种行动也不是对加权收益值和成功概率的理性判断的结果。”[viii]凯恩斯讨论的野性精神是从事经济活动的驱动力，我们的讨论对此概念有所扩充，把恐惧所导致的风险规避的一面也包括进来。我对这种野性精神及其捉摸不定的特性早有体会，1959年，作为年轻经济学家，我在一次公开预测中首次深切体会到犯错的滋味。我在《财富》（Fortune）杂志中撰文，对投资者的“过分乐观”感到担忧，但后来发现，当时距离大牛市的顶峰还差得很远。[ix][x]问题并不在于我和其他经济预测者不知道市场容易陷入野性乃至狂乱状态，会脱离任何理性基础，而在于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实在太难以测算，几乎不适用任何可靠的系统分析。
但如今，在过去几年深入研究动物野性精神在严重危机期间的表现后，我又形成这样的观点：人们的非理性行为有着比我们以前设想的更为系统性的特征，尤其在极端经济紧张时期。或者说，这种非理性行为是可以被测算的，可以成为经济预测过程和经济政策制定的内在组成部分。
在视角转化中，我近来逐渐意识到这种“野性”其实展现了某种“一致性”，它将非常有助于我们发现即将出现的股票、商品或汇率的资产价格泡沫，乃至预见泡沫最终破灭的经济后果和复苏前景。
特别是在本书第一章中，我将试图辨析某些行为动机-野性-的特征，诸如狂热、恐惧、惊慌、乐观等等，并讨论这些本性及其形成的文化传统如何与理性经济行为相互作用，并导致重大的市场影响。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经济人假设连同肮脏的洗澡水一起倒掉，因为尽管有大量证据显示非理性市场行为的持续存在，但数据也依然表明，理性经济判断从长期来看依然引导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前进方向。当然众所周知，长期可能意味着相当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