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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中心城市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开拓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路，那么中国革命是否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文通过探析上海这样典型的大城市在中国革命道路开拓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中心城市依然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发挥着不同于经典著作中设想的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从而揭示中国革命的独特逻辑。
[关键词]中国革命;中心城市;内在逻辑;思想文化引领 ;东方道路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10-0019-05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中心城市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中国革命则开拓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路，中心城市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似乎就不重要了。而其实并非如此。
中国革命进程中，中心城市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海是个典型），但是发挥着不同于经典作家设想的发达国家以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体现了中国革命独特的逻辑。这一独特逻辑既不是以城市为中心，也不能够简单地理解为以农村为主导。中国作为落后国家，其革命依然遵循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依然在遵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运动规律基础上的创新。这就涉及到理解和认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中国革命道路开拓中的重要作用问题。上海具有的现代生产力、新文化的水准以及现代开放性，尤其是其现代社会结构——特别是工人阶级的迅速成长壮大，均为中国革命的启动奠定了不可忽略的基础。认识到这些基本要素，就可以懂得中国革命的自身特点以及落后的中国最终能够实现历史性的跨越的原由。
一、从社会发展的特点来看，中国革命缘起的大城逻辑体现在，上海为中国革命的启动发挥了思想文化引领的重要作用
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如果仅从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落后国家应该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是经济决定论，而是在肯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作用的基础上，重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重视先进的思想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引领。恩格斯对社会发展“合力”的论述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
中国革命精彩地体现了先进思想文化引领的特点，深刻地契合了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特点。理解先进思想文化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和革命关联性的起点在于：总体上社会发展滞后，但一方面先进的工业已经开始在中国落脚，另一方面思想文化的发展又具有相对独立性。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中国革命的成功就在于尊重和充分运用这些历史条件。20世纪初，中国生产力总体落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分析党的经济政策理论和原则性问题时还强调了整体的落后：“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3]但总体落后中也有亮点。中国近现代工业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1914年有18.1%集中在上海。[4]以中国最发达的棉纺织业为例，1918年全国纺锭的83.3%集中在江苏（包括上海），而上海又占其中的61.8%，广大的内地，如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连一枚锭子也没有。[5]上海作为中心城市在全国工业生产力中的贡献力可见一斑。上海与整个中国的发展形成强烈的反差。
上海作为中心城市对中国近现代工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尽管它依旧不能够改变整个中国生产力发展落后的面貌，但仍然提供了中国变革的重要基础，它支撑了先进文化的引入。先进文化如同火种一般，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漫天烽火。这种中心城市支撑的逻辑不同于发达生产力支撑的逻辑。但正是这一逻辑彰显出“大城”对“大道”的宝贵贡献。如果说一定要等到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话，那么中国实际上就被杜绝了走社会主义大路的可能性，依然按照西欧的道路来慢慢行进。因为直到今天，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还在比较稳定地发展着。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中国革命，体现了这一革命在中国的特殊性，而这一特殊性又进一步开拓了普遍性的道路，在偶然中体现必然。上海这样的大城的贡献，就体现这种统一。
中国大道的开拓是从先进思想文化的引入开始的。上海是先进思想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1843年开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墨海书馆，上海就有了第一个编译出版西方书籍的机构，随即美华书馆、益智书会、译书公会、商务印书馆等相继问世，分别创立于1850年的《北华捷报》和1961年的《上海每日時报》成为了最早发行的外文报刊。[6]上海迅速发展成为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最大窗口和传播中心。这里集中了全国最早、最多的中外文报刊，最多、最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严复翻译的西方学术名著，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最初都是在这里出版发行。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西书80%以上是属于自然科学，而进入19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上海广学会的译书80%为社会科学著作。同时，创办于上海的徐汇公学、裨文女墅等也成为了新式学校的早期代表。可以看出，上海开埠以后，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传播方面于全国具有绝对的优势。 一方面，上海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平台。在1920年至1921年中共创建前后这段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出版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20种，英国的《泰晤士报》在1911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在中国思想更新的过程中，还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和商务印书馆相比。[7]1898年夏，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书中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生平和思想，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出版物中。同样创办于上海的《新青年》杂志，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9年，李大钊轮值编辑《新青年》时将其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其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8]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翻译也不是偶然的。1919年6月，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上海创办的《星期评论》周刊，以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闻名，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发行量曾达3万多份。《共产党宣言》正是《星期评论》周刊力邀陈望道的结果。《共产党宣言》的问世，对于无产阶级群众和革命者起到了思想指南的作用。先进文化在上海的传播，对于中国革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不可比拟的文化根基。
另一方面，先进思想文化在上海的传播，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理论武装，为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党组织提供了思想准备。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到1920年，上海的产业工人约有30万人，占到了总人口的20%，而当时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比例还不到5‰，上海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根据地。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通俗的《劳动界》杂志，专供工人阅读。同时，李启汉等还在沪西创办了工人半日学校。192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会员有1300余人。[9]这些动作都走到了全国前列，为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加强对工人阶级的理论武装，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这座思想文化走在前列的中心城市，给中国近代以来的变革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启迪：对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来说，工业基础和经济发展的硬件条件难以在短时间内提升，中国社会生产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无法在较短的时期弥补;但思想理论和先进文化的“软实力”却可以迅速传播。以先进思想文化的牵引来满足落后国家社会革命的需求，上海首当其冲。正如毛泽东在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何能在中国发生如此大的作用时指出的，“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样的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10]。上海对于创造这种社会条件和社会革命的思想文化的准备、发挥作用是首屈一指的。
二、从社会发展的基本范式来看，上海印证并发展了马克思东方道路的理论，深刻体现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逻辑
东方道路理论是马克思在19世纪70至80年代论述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以及农村公社历史命运时形成的。东方社会起初并非马克思关注的重点，19世纪70年代，米海诺夫斯基在《祖国纪实》杂志上对《资本论》作了错误的解释，马克思开始把研究目光投向世界东方，思考以俄国为代表的落后国家如何突破西欧各国“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11]的“历史必然性”[12]的一系列重要阐释。
理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马克思的理论建构首先是立足于分析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础，这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也最能够揭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态势。正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3]，分析走在社会发展前列的西欧，当然对整个人类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并不等于机械地把对西欧的分析套用到其他地区。所以马克思对“钥匙”功能的肯定是有前提的，即“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14]。
正是基于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马克思把《资本论》论述的关于资本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在西欧各国”[15]，反对对《资本论》分析简单地套用和推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6]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资本论》分析的“钥匙”功能，反对的实际上是教条主义的理解。所以马克思明确地说：“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17]很清楚，马克思希望对东方社会国家的革命问题做更加深入和仔细的分析，不要随意地套用既有的理论——这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如果说东方道路体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的话，马克思是这一特殊性命题的确立者。
马克思不仅确立了东方道路的特殊命题，还深刻地阐述了东方道路开拓的一个内在逻辑，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8]。必须解决如何认识和真正遵循“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内在逻辑。审视后來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进程——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受到这一内在逻辑的影响。
中国革命是否遵循了这一逻辑，是十分值得探讨和深思的问题。仅仅看到中国是落后国家这一属性是不够的，也无法理解马克思“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论断。中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其发展的不均衡性。在总体处于不发达的社会发展状态下，少数地区和城市具有了这一时代较高的发展水平。有这一点的存在，就不能够简单地从落后国家来分析中国的革命问题，即一定要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先进生产力和文明成果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影响。 如前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传播方面处于首屈一指的地位，而先进文化当然应该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重要内容，当然也构成了马克思所设想的“跨越”的必要条件之一。文明成果的吸收对落后国家来讲，速度必然快于这些文明成果原创的进程，这本身就是一种跨越式的发展。马克思在分析俄国时就明确地指出：“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19]
上海具有先进文化传播的领先地位决不是偶然的，先进生产力在上海的形成并不需要慢慢地从头再来。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开埠以来形成的特有格局，使马克思对俄国的分析很精彩地体现在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商埠，上海天然地拥有“占据一切积极的成果”的绝对优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经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港口有着贸易往来，对外贸易值始终占全国总额的50%左右，牢固确立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地位。同时，上海在全国贸易中心中也成为了转口贸易、埠际贸易的中心。从上海进口的机制产品，有70%以上要运到内地其他口岸;从内地运到上海来的原料及初级加工品，有80%以上要出口到国外或运到国内其他口岸。[20]
便利的通商条件和繁忙的贸易往来牢固确立了上海的中心城市地位，上海不仅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21]，而且还从方方面面极大推动了现代化发展，成为落后中国吸收先进文明最快和最多的地方。从先进生产力的成果来看，如煤气、电灯、自来水、电报、电话、电车等均首先登陆上海，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工业的主要发源地;从政治文明的成果来看，三权分立制度、警察制度、法庭辩护制度、公司制度等等，无不率先在上海落户、生根，然后逐渐传播到内地。这些都为上海作为中国先进文化传播首屈一指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最好的注脚。美国学者、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白鲁恂曾经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22]
所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落后的近代中国要想实现“跨越”，必然要面临如何快速而直接获取资本主义成果为社会革命提供物质基础的现实命题。上海利用商埠城市的便利条件，充分吸纳和发展世界市场带来的一切文明成果，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它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基本前提，包含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一条件，遵循了马克思所阐述的跨越逻辑。因此，上海成为中国革命航船启航的地方，绝对不是偶然的。无论中国革命的道路后来怎么走，中国革命要从上海孕育和缘起，则是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的客观必然。
上海解放之际，《人民日报》刊载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祝上海解放》的新华社社论指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内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運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23]这是对上海在中国革命中的精准定位。
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来看，中国用实践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跨越理论的现实性。这是因为：其一，中国是真正的东方落后国家;其二，中国没有走西方现代化道路，却已经创造了不亚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并正在向着现代化强国迈进。可以信心满满地说，中国开辟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实现了落后国家的历史性跨越，而上海则在这一历史性跨越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3][10]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0.1515.
[4]雷麦.外人在华投资[M].蒋学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3.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8.
[6]吕超.海上异托邦——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上海形象[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15.
[7]周武.上海因何成为中国红色文化源头[N].解放日报，2019-03-12.
[8][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21.34.
[11][12][18][19][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21.837.837.821.821.
[13][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3.
[15][16][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9.466.269.
[20]熊月之.上海通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87.
[22]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J].二十一世纪，1992（2）：18.
[23]祝上海解放[N].人民日报，1949-05-29.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研究》（课题批准号19YJA71004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分别系华东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赵 菲
[关键词]中国革命;中心城市;内在逻辑;思想文化引领 ;东方道路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10-0019-05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中心城市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中国革命则开拓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路，中心城市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似乎就不重要了。而其实并非如此。
中国革命进程中，中心城市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海是个典型），但是发挥着不同于经典作家设想的发达国家以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体现了中国革命独特的逻辑。这一独特逻辑既不是以城市为中心，也不能够简单地理解为以农村为主导。中国作为落后国家，其革命依然遵循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依然在遵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运动规律基础上的创新。这就涉及到理解和认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中国革命道路开拓中的重要作用问题。上海具有的现代生产力、新文化的水准以及现代开放性，尤其是其现代社会结构——特别是工人阶级的迅速成长壮大，均为中国革命的启动奠定了不可忽略的基础。认识到这些基本要素，就可以懂得中国革命的自身特点以及落后的中国最终能够实现历史性的跨越的原由。
一、从社会发展的特点来看，中国革命缘起的大城逻辑体现在，上海为中国革命的启动发挥了思想文化引领的重要作用
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如果仅从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落后国家应该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是经济决定论，而是在肯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作用的基础上，重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重视先进的思想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引领。恩格斯对社会发展“合力”的论述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
中国革命精彩地体现了先进思想文化引领的特点，深刻地契合了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特点。理解先进思想文化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和革命关联性的起点在于：总体上社会发展滞后，但一方面先进的工业已经开始在中国落脚，另一方面思想文化的发展又具有相对独立性。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中国革命的成功就在于尊重和充分运用这些历史条件。20世纪初，中国生产力总体落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分析党的经济政策理论和原则性问题时还强调了整体的落后：“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3]但总体落后中也有亮点。中国近现代工业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1914年有18.1%集中在上海。[4]以中国最发达的棉纺织业为例，1918年全国纺锭的83.3%集中在江苏（包括上海），而上海又占其中的61.8%，广大的内地，如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连一枚锭子也没有。[5]上海作为中心城市在全国工业生产力中的贡献力可见一斑。上海与整个中国的发展形成强烈的反差。
上海作为中心城市对中国近现代工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尽管它依旧不能够改变整个中国生产力发展落后的面貌，但仍然提供了中国变革的重要基础，它支撑了先进文化的引入。先进文化如同火种一般，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漫天烽火。这种中心城市支撑的逻辑不同于发达生产力支撑的逻辑。但正是这一逻辑彰显出“大城”对“大道”的宝贵贡献。如果说一定要等到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话，那么中国实际上就被杜绝了走社会主义大路的可能性，依然按照西欧的道路来慢慢行进。因为直到今天，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还在比较稳定地发展着。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中国革命，体现了这一革命在中国的特殊性，而这一特殊性又进一步开拓了普遍性的道路，在偶然中体现必然。上海这样的大城的贡献，就体现这种统一。
中国大道的开拓是从先进思想文化的引入开始的。上海是先进思想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1843年开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墨海书馆，上海就有了第一个编译出版西方书籍的机构，随即美华书馆、益智书会、译书公会、商务印书馆等相继问世，分别创立于1850年的《北华捷报》和1961年的《上海每日時报》成为了最早发行的外文报刊。[6]上海迅速发展成为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最大窗口和传播中心。这里集中了全国最早、最多的中外文报刊，最多、最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严复翻译的西方学术名著，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最初都是在这里出版发行。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西书80%以上是属于自然科学，而进入19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上海广学会的译书80%为社会科学著作。同时，创办于上海的徐汇公学、裨文女墅等也成为了新式学校的早期代表。可以看出，上海开埠以后，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传播方面于全国具有绝对的优势。 一方面，上海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平台。在1920年至1921年中共创建前后这段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出版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20种，英国的《泰晤士报》在1911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在中国思想更新的过程中，还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和商务印书馆相比。[7]1898年夏，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书中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生平和思想，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出版物中。同样创办于上海的《新青年》杂志，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9年，李大钊轮值编辑《新青年》时将其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其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8]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翻译也不是偶然的。1919年6月，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上海创办的《星期评论》周刊，以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闻名，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发行量曾达3万多份。《共产党宣言》正是《星期评论》周刊力邀陈望道的结果。《共产党宣言》的问世，对于无产阶级群众和革命者起到了思想指南的作用。先进文化在上海的传播，对于中国革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不可比拟的文化根基。
另一方面，先进思想文化在上海的传播，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理论武装，为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党组织提供了思想准备。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到1920年，上海的产业工人约有30万人，占到了总人口的20%，而当时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比例还不到5‰，上海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根据地。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通俗的《劳动界》杂志，专供工人阅读。同时，李启汉等还在沪西创办了工人半日学校。192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会员有1300余人。[9]这些动作都走到了全国前列，为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加强对工人阶级的理论武装，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这座思想文化走在前列的中心城市，给中国近代以来的变革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启迪：对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来说，工业基础和经济发展的硬件条件难以在短时间内提升，中国社会生产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无法在较短的时期弥补;但思想理论和先进文化的“软实力”却可以迅速传播。以先进思想文化的牵引来满足落后国家社会革命的需求，上海首当其冲。正如毛泽东在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何能在中国发生如此大的作用时指出的，“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样的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10]。上海对于创造这种社会条件和社会革命的思想文化的准备、发挥作用是首屈一指的。
二、从社会发展的基本范式来看，上海印证并发展了马克思东方道路的理论，深刻体现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逻辑
东方道路理论是马克思在19世纪70至80年代论述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以及农村公社历史命运时形成的。东方社会起初并非马克思关注的重点，19世纪70年代，米海诺夫斯基在《祖国纪实》杂志上对《资本论》作了错误的解释，马克思开始把研究目光投向世界东方，思考以俄国为代表的落后国家如何突破西欧各国“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11]的“历史必然性”[12]的一系列重要阐释。
理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马克思的理论建构首先是立足于分析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础，这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也最能够揭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态势。正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3]，分析走在社会发展前列的西欧，当然对整个人类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并不等于机械地把对西欧的分析套用到其他地区。所以马克思对“钥匙”功能的肯定是有前提的，即“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14]。
正是基于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马克思把《资本论》论述的关于资本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在西欧各国”[15]，反对对《资本论》分析简单地套用和推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6]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资本论》分析的“钥匙”功能，反对的实际上是教条主义的理解。所以马克思明确地说：“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17]很清楚，马克思希望对东方社会国家的革命问题做更加深入和仔细的分析，不要随意地套用既有的理论——这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如果说东方道路体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的话，马克思是这一特殊性命题的确立者。
马克思不仅确立了东方道路的特殊命题，还深刻地阐述了东方道路开拓的一个内在逻辑，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8]。必须解决如何认识和真正遵循“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内在逻辑。审视后來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进程——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受到这一内在逻辑的影响。
中国革命是否遵循了这一逻辑，是十分值得探讨和深思的问题。仅仅看到中国是落后国家这一属性是不够的，也无法理解马克思“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论断。中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其发展的不均衡性。在总体处于不发达的社会发展状态下，少数地区和城市具有了这一时代较高的发展水平。有这一点的存在，就不能够简单地从落后国家来分析中国的革命问题，即一定要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先进生产力和文明成果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影响。 如前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传播方面处于首屈一指的地位，而先进文化当然应该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重要内容，当然也构成了马克思所设想的“跨越”的必要条件之一。文明成果的吸收对落后国家来讲，速度必然快于这些文明成果原创的进程，这本身就是一种跨越式的发展。马克思在分析俄国时就明确地指出：“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19]
上海具有先进文化传播的领先地位决不是偶然的，先进生产力在上海的形成并不需要慢慢地从头再来。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开埠以来形成的特有格局，使马克思对俄国的分析很精彩地体现在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商埠，上海天然地拥有“占据一切积极的成果”的绝对优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经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港口有着贸易往来，对外贸易值始终占全国总额的50%左右，牢固确立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地位。同时，上海在全国贸易中心中也成为了转口贸易、埠际贸易的中心。从上海进口的机制产品，有70%以上要运到内地其他口岸;从内地运到上海来的原料及初级加工品，有80%以上要出口到国外或运到国内其他口岸。[20]
便利的通商条件和繁忙的贸易往来牢固确立了上海的中心城市地位，上海不仅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21]，而且还从方方面面极大推动了现代化发展，成为落后中国吸收先进文明最快和最多的地方。从先进生产力的成果来看，如煤气、电灯、自来水、电报、电话、电车等均首先登陆上海，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工业的主要发源地;从政治文明的成果来看，三权分立制度、警察制度、法庭辩护制度、公司制度等等，无不率先在上海落户、生根，然后逐渐传播到内地。这些都为上海作为中国先进文化传播首屈一指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最好的注脚。美国学者、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白鲁恂曾经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22]
所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落后的近代中国要想实现“跨越”，必然要面临如何快速而直接获取资本主义成果为社会革命提供物质基础的现实命题。上海利用商埠城市的便利条件，充分吸纳和发展世界市场带来的一切文明成果，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它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基本前提，包含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一条件，遵循了马克思所阐述的跨越逻辑。因此，上海成为中国革命航船启航的地方，绝对不是偶然的。无论中国革命的道路后来怎么走，中国革命要从上海孕育和缘起，则是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的客观必然。
上海解放之际，《人民日报》刊载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祝上海解放》的新华社社论指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内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運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23]这是对上海在中国革命中的精准定位。
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来看，中国用实践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跨越理论的现实性。这是因为：其一，中国是真正的东方落后国家;其二，中国没有走西方现代化道路，却已经创造了不亚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并正在向着现代化强国迈进。可以信心满满地说，中国开辟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实现了落后国家的历史性跨越，而上海则在这一历史性跨越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3][10]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0.1515.
[4]雷麦.外人在华投资[M].蒋学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3.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8.
[6]吕超.海上异托邦——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上海形象[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15.
[7]周武.上海因何成为中国红色文化源头[N].解放日报，2019-03-12.
[8][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21.34.
[11][12][18][19][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21.837.837.821.821.
[13][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3.
[15][16][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9.466.269.
[20]熊月之.上海通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87.
[22]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J].二十一世纪，1992（2）：18.
[23]祝上海解放[N].人民日报，1949-05-29.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研究》（课题批准号19YJA71004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分别系华东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赵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