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区域内少数民族众多，音乐文化独具特色，民族乐器资源尤为丰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对贵州少数民族乐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综合性研究与介绍、乐器制作工艺与音乐形态、音乐文化内涵等方面对上世纪50年代至今70年间学界在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研究领域所发表的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分析，对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关键词]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综述
贵州少数民族众多，音乐资源丰富多彩，民族乐器作为少数民族音乐的固化形式，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自上世纪50年代，相关领域的学者们对贵州的少数民族乐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以论文、著作、集成等方式呈现，其中有很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但也有不足之处。因此，将贵州少数民族乐器文献研究现状以及学术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能够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以及对未来民族乐器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一、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的综合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田联韬、袁炳昌、李佺民等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央访问团就已着手进行贵州少数民族音乐的调研工作，其中包括对少数民族乐器的考察。早期如田联韬的《贵州苗族音乐初步介绍》以及李佺民的《贵州苗族的芦笙》皆为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的初步探索，为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的下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继续以该领域为研究方向的后人们提供了文献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是现存国内关于贵州少数民族乐器最为全面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基本涵盖了贵州少数民族器乐曲所有相关资料，书中将贵州民族器乐曲分为民间器乐曲、祭祀仪式音乐、宗教音乐三个部分，共收录乐曲1720首（套）。中央民族大学柯琳于20世纪90年代编著的《贵州少数民族乐器100种》较为系统地收录了贵州少数民族的各类乐器，并按照乐器学的理论体系将其分类，其中对每种乐器的历史概况、制作工艺、演奏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书中对乐器的形制结构以及音位指法以图片形式进行展示说明，并收录了大量的器乐曲谱，着重对于具有代表性的铜鼓、芦笙、木叶、侗族琵琶以及布依族月琴五种少数民族特色乐器进行了个例分析，进而阐述其民族文化价值。
由《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编辑部所编写的《贵州民族民间器乐资料》，该资料是编辑部为《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编写之前所进行的资料搜集与准备，文中将贵州各民族民间器乐分为贵州民间乐器与贵州民间歌乐两大类，在贵州民间乐器中包含独奏与乐器合奏两个部分及代表性曲目，并将每种乐器所演奏的器乐曲按其社会功能进行分类;甘绍成、吴怡玥的《对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对于包括贵州在内的所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乐器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总结，针对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建议;姚晖的《贵州民族民间吹管乐器的传承与发展》一文将贵州各少数民族吹管乐器进行了归纳总结，阐述其生存现状，并针对乐器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周惠萍、张应华、吴培安的《“贵州少数民族乐器图鉴”研究及其例说》，通过田野考察、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将贵州的眾多少数民族乐器以乐器分类法的方式进行分类，并着重对侗族弯头琵琶进行个例分析。张中笑、罗廷华主编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则是按照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模式，将贵州主要少数民族中的不同音乐类型分别进行阐述，在民族器乐的部分中，主要涉及乐器的本体形态并附有相应的器乐曲谱。张中笑、王立志、杨方刚主编的《贵州民间音乐概论》，不仅涉及贵州主要少数民族各类音乐形式，还将贵州各少数民族中共有的芦笙音乐单独作为一个部分进行介绍，以观各族芦笙音乐的异同。
二、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的制作工艺与音乐形态研究
民族乐器的制作工艺历来是民族器乐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如何使传统乐器制作技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改良制作材料还是创新制作方式？都成为该领域话题的热点。
谭亚敏的《从姊妹箫的成就看布依族民间艺人的艺术创新》，以布依族姊妹箫为切入点，通过民间艺人对其外观形制以及制作技艺的改良，深入探讨改良后的姊妹箫在表演方式与演奏效果上所取得的艺术提升;西南大学车博的硕士论文《黔东南苗族乐器制作技术传承及影响因素探析》，首先对于黔东南苗族人民所使用的乐器以中国传统的乐器分类方法进行分类并悉数介绍，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芦笙、木鼓、古瓢琴的制作工艺，从制作材料、制作工具、制作方法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中国音乐学院刘子婕的硕士毕业论文《该尔（从江簧管）的声学特性研究》，以贵州从江侗族的一种较为特殊的簧管乐器“该尔”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声学构成、发音原理及音响特性，探讨“该尔”制作和调音方法，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并通过借鉴其他民族乐器改良的方式方法对“该尔”的改良提出可行性建议;杨正平的《剖析苗族芦笙制作技艺与保养维修》，将苗族芦笙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制作工艺进行了详细剖析，并针对保存与演奏芦笙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欧阳平方的《贵州雷山苗族芦笙传统制作技艺及其声学性能分析》，着重对雷山苗族芦笙的具体制作流程：送气管和气斗制作，吹嘴、笙管和共鸣筒制作，簧片制作、调试组装进行详细描述;苏晓红的《苗族芦笙文化内涵与制作技艺传承路径探析》，以贵州雷山县丹江镇排卡村的苗族芦笙为研究对象，主要针对其制作工艺从选材、簧片制作、笙斗制作、笙管制作、共鸣管制作到校音共六个步骤进行阐述。吴媛姣、吐尔洪·司拉吉丁、梁元真的《侗族芦笙溯源及其制作流程工艺考》，分别从六洞自然环境与侗族传统芦笙溯源、选材、制作设备以及侗族传统芦笙传承人三个方面对于芦笙的制作工艺进行深入的剖析;赵晓楠的《芦笙的制作与芦笙工匠的传承》，以侗族芦笙的乐器本体与制作侗族芦笙的艺人二者为研究对象，详尽地记录了侗族芦笙的制作过程，包括选材、开孔、装饰等一系列工序。 诚然，有关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研究领域的成果颇为丰富，但多为音乐文化内涵的阐述，对其具体音乐形态的研究相对较少。张勇的《高硐侗族芦笙谱及“芦笙乐板”调查报告》主要研究了高硐侗族芦笙的“一字谱”的由来与发展。赵晓楠的《南部侗族芦笙谱的不同谱式及其历史发展轨迹》则是在张勇对侗族芦笙“一字谱”研究的基础上对小黄寨的“唱谱”、高增寨的“汉字谱”的详细研究，并且对比了这三种谱式，无论是芦笙谱本体的形态研究或是芦笙谱的历史发展皆阐述得较为详尽。钟峻程的《三江侗族芦笙调的和声思维》，以三江侗族原始的“三管芦笙”为研究对象，对其演奏的芦笙调中所运用的和声特征进行详尽分析，管中窥豹，进而揭示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和声内涵。蒋英的《布依族铜鼓十二则鼓乐研究》，着重将布依族“十二则鼓乐”的鼓谱、鼓调、谱式进行具体分析，并将贵州贞丰县与普定县两地区的鼓谱结构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分析其各自不同音乐特点;李杰的《贵州仡佬族民间吹打乐的音乐特征分析》，通过分析贵州不同地区仡佬族吹打乐的乐器构成、表演形式、曲牌样式等方面的内容，进一步表达吹打乐在仡佬族人民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三、贵州主要少数民族乐器的文化内涵研究
（一）苗族乐器
众所周知，在貴州的各个少数民族中，人数众多，广泛分布的当属苗族，不仅如此，苗族的音乐文化也颇为丰富，其中民族乐器更是多样，因此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们对苗族乐器进行了考察与研究，涌现了一大批学术成果。现将苗族乐器的相关文献按照乐器学的理论体系进行梳理与分析。
以贵州苗族的众多乐器来说，吹管乐器最为丰富，使用也较为频繁，大致有芦笙、芒筒、三眼笛、三眼箫、箫筒、唢呐、夜箫等数十种吹管乐器。
杨通俊的《丹寨县苗族芒筒芦笙乐舞表演形态变迁——以丹寨县芒筒芦笙乐舞为例》，以贵州丹寨县的芒筒芦笙两种乐器共同呈现的音乐表演形式为研究对象，对其生存现状、乐器形制、历史源流、社会功能进行阐述。张应华的《贵州梭戛“长角苗”标志性乐器三眼箫的调查与研究》、刘丽娜的《浅谈长角苗“三眼箫”与婚恋文化——以织金县阿弓镇为例》，以贵州两地 “长角苗”的婚恋仪式音乐中的三眼箫为切入点，着重介绍了三眼箫的制作工艺、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价值。黎方青、潘章的《苗族四眼箫》，指出四眼箫是苗族吹管乐器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其乐器形制与音色效果都较为特别。贵州师范大学徐安春的硕士毕业论文《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龙吟镇大花苗音乐现状研究》，以贵州龙吟镇的各种苗族传统音乐现状为研究对象，在其传统乐器的部分提到了口弦和木叶，尤其对口弦特殊的演奏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继而针对两种乐器的艺术形态进行分析，并表明两者的音色差异较大。
关于贵州苗族弹弦乐器的研究主要以古瓢琴为主，袁源的《贵州黔东南苗族舞蹈的原生态意味》一文提到，“黔东南苗族舞蹈‘古瓢舞’，是流行于丹寨苗族村寨中带有祭祀和自娱性质的最古老、最原始的舞蹈，以古瓢琴伴奏而得名”，因此可以看出，古瓢琴是苗族原始音乐的伴奏乐器，存在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雅文在《古瓢琴及其音乐》一文中指出，古瓢琴虽为苗族的传统乐器，但其特殊性在于此种乐器的原始形式只存在于黔南自治州三都县都江乡的一些苗族村寨中，自古古瓢琴与古瓢舞相生相依，琴舞合演成为苗族人民闲暇期间的重要娱乐方式;赵凌的《能说话的古瓢琴——基于黔南苗族古瓢琴的调查与研究》，以民族音乐学中的主、客位观的研究理念对古瓢琴的发展状况、制作工艺、演奏方法进行阐述，并提出苗族古瓢琴与侗族牛腿琴在制作材料、方式与音响特点方面极为相似的看法。
在众多流行于贵州苗族的打击乐器中，以木鼓和铜鼓为代表乐器。延边大学郭茜的硕士论文《苗族反排木鼓舞的传承研究》，以苗族反排木鼓舞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木鼓舞的主要伴奏乐器苗族木鼓的制作技艺、乐器形制及演奏方式等方面的论述，进一步表明木鼓对于苗族人民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有关贵州苗族铜鼓的相关文献将在本文的第四部分进行详细阐述，在此不做赘述。
（二）布依族乐器
将贵州的布依族传统乐器按照中国民族乐器的分类方法大致可分为吹管乐器、拉弦乐器与打击乐器三大类。现将这三大类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分析。
贵州布依族的吹管乐器有姊妹箫、勒尤、对箫、勒浪、长号、唢呐、笔管等，其中对于姊妹箫、勒尤、勒浪的研究成果尤为丰富。贵州大学陈赟的硕士论文《对贵州民间乐器姊妹箫的调查、观察与思考》，对七次田野调查所获取的有关姊妹箫的视频、音频、史籍、著作等资料进行了全面的综合性研究，其中涉及布依族、苗族的各类姊妹箫乐曲，针对这些乐曲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从乐器发展的规律中去了解其生存现状，分析其文化内涵;王星治的《六枝落别布依族民间吹管乐器姊妹箫及音乐初探》，将着重点置于姊妹箫音乐的本体形态特征上，并对贵州六盘水各地民间艺人所演奏的姊妹箫曲进行分析。庞玲、谭良举的《姊妹箫》，对民间艺人陈自清所演奏的四首不同场景中的姊妹箫曲进行记谱，并对其内在音乐形态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分析;张合胤的《布依族音乐艺术中的奇葩——勒浪》，对布依族传统吹管乐器——勒浪的历史起源、乐器形制与主要音乐特征进行阐述，在勒浪的音乐特征方面，着重提到了勒浪演奏曲调时的随意性与即兴发挥的特点;李继昌的《“对箫”情思》，以阐述作者田野考察过程的方式对布依族传统乐器“对箫”的特殊吹奏特点与布依族大、小歌声部结合的法则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入探究。贵州师范大学王润霖的硕士论文《贞丰县布依族祭田仪式音乐研究》，以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探究贵州贞丰县布依族祭田仪式音乐，在此仪式中使用了一些非旋律性的乐器，其中以布依长号为代表，此长号的音响效果为阵阵轰鸣声，其特殊的音乐表现力使得祭田仪式更加庄重严肃。杨正中、毛鹰的《布依族唢呐艺术研究》，主要针对布依族唢呐的音乐本体形态进行了具体论述，并将其单独演奏形式与鼓、铓锣所组成的器乐合奏形式分别进行阐述，表明了唢呐以其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活跃在布依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陈文兴的《布依族竹管乐器——大嘀珑》、柯琳编著的《贵州少数民族乐器100种》以及《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编辑部编写的《贵州民族民间器乐资料》中有关“嗒滴珑”的部分皆为布依族传统乐器“da di rod”的介绍，所不同的是前者将“da di rod”解释为“竹制唢呐”，后者则译为“木唢呐”。针对该问题，笔者查阅了《布依汉词典》后得知，“rod”又“faix”，“rod”在布依语中意为竹子，“faix”在布依语中意为木头，因此笔者推测，可能由于古时地理环境的因素导致各地布依族人民并未互通往来，对于该乐器也并未形成标准化的读音，各地有各地的叫法，致使其语音解释的差异，如若想将这个问题彻底解释清楚，还有待后辈学者继续进行深入探究。 牛骨胡、葫芦胡是贵州布依族代表性拉弦乐器，较多用于 “布依八音”与“布依戏”的乐器伴奏中。由于以三种乐器进行个案研究的文献较少，因此笔者将有关布依族器乐形式中涉及这三种乐器的研究成果分别进行梳理与分析。中央音乐学院刘玲玲的博士论文《贵州布依戏研究——以贵州省册亨县布依戏为案例》，在布依戏主要器乐曲牌分析中提到了布依戏传统拉弦伴奏乐器主要有牛骨胡、葫芦胡、二胡、月琴，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的布依戏队所使用的乐器也略有区别;中央民族大学陈思思的硕士论文《布依八音展演互动及社会功能研究》，将“布依八音”在四个不同演出场所演出乐曲《贺喜堂》中使用的乐器进行了一一列举，虽然在乐器的选用方面不完全一致，但牛骨胡与葫芦胡两种弹拨乐器在四次演出中皆有出现，由此说明牛骨胡与葫芦胡在“布依八音”演奏中的重要地位。
贵州布依族的传统打击乐器类型较少，种类较为单一，皆以铜鼓为主，并且铜鼓这种民族乐器多存在于贵州的各个少数民族中。基于上述情况，笔者在本文的第四部分将铜鼓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研究分析，在此不进行详细阐述。
（三）侗族乐器
贵州省的侗族主要分布在从江、榕江、铜仁、松桃、荔波、黎平、锦屏、天柱等县市，因此侗族传统乐器的流传区域也较为广泛。薛良1953年发表在《人民音乐》期刊中的《侗家音乐的简单介绍》一文中提到：“侗家所使用的乐器，有芦笙、牛巴腿琴、琵琶、二胡、月琴、箫、洋琴、锣、鼓等，其中以芦笙、牛巴腿琴、琵琶为主，像二胡、洋琴和箫等都是自外传入的，不属于侗家特有的乐器。”王俊的《侗族民间音乐论要》，关于民间器乐部分写有：“侗族民间乐器有10余种，最常用且最具民族特色的有四种，即：侗族芦笙、侗笛、侗琵琶、牛腿琴。”依据于此，笔者将对侗族主要乐器芦笙、侗笛、牛腿琴、琵琶的研究成果进行剖析。由于侗族的传统原生乐器较少，在此不做详细分类。
对于侗族吹管乐器侗笛的研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曾杜克的《双管侗笛》、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的《侗笛》皆为关于贵州侗族传统乐器——侗笛最初的探索，其中指出侗笛的产生是禾秆笛演变而来的，并对侗笛的形制、发声原理、演奏方法作出了简要介绍;董桓的《侗笛音乐调查研究》，主要对侗笛的演奏方法及表现方式进行分析，并针对古老的侗笛如何適应现代发展方式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贵州侗族牛腿琴研究领域，何洪的《牛腿琴》、周恒山的《侗族牛腿琴与牛腿琴歌》皆是对贵州各地区侗族牛腿琴的简要介绍，主要对其形制、流传区域、演奏方式进行说明;吉首大学宋林的硕士论文《侗族牛腿琴歌与其生境的适应研究——以从江县占里村为例》，将贵州从江县占里村侗族人民演唱的牛腿琴歌作为研究个案，以民族学的研究视角对牛腿琴歌及其伴奏乐器牛腿琴进行深入探究，其中包括牛腿琴的制作工艺、音乐本体形态、演奏技法等内容;贵州师范大学蒋筝筝的硕士论文《论侗族牛腿琴的特点及其民俗学特征》，以贵州榕江三宝侗寨、“七十二寨”地区和从江、黎平的交界处“六洞”等地区的侗族人民使用的牛腿琴为研究对象，从牛腿琴的形制结构、音乐本体形态、演奏方法、器乐曲目等方面进行研究，通过将不同地区的牛腿琴进行比较发现，由于区域不同，其音色、形制也不尽相同;冯毓杰、吴媛娇的《贵州从江县高增乡侗族音乐文化资源调查》，主要针对贵州从江县高增乡的侗族音乐进行田野调查，发现广泛流行的民族乐器有：芦笙、侗族琵琶、牛腿琴、木叶等，在有关牛腿琴的部分中说明了牛腿琴既可单独演奏又可与其他乐器一起为情歌对唱伴奏，并在演奏的时候可根据情绪即兴加花，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笔者研究发现，侗族琵琶主要是作为侗族琵琶歌的伴奏乐器进行表演，与侗族琵琶歌共同演绎，其关系密不可分、相生相伴。因此，将侗族琵琶与琵琶歌的相关文献在此进行分析。张贵华的《侗族琵琶歌的社会功能及其审美文化特征》、石庆玉的《浅谈侗族琵琶歌的艺术特色及改革构想》，皆为侗族琵琶及其琵琶歌的综合性研究;张玉美的《贵州黎平三龙侗族琵琶调查报告》，通过对贵州黎平三龙地区侗族三种琵琶的个案研究，继而探寻三种琵琶在不同场合的社会功能。韩梅的《嘎琵琶的民俗考察及有关音乐学问题的考察》，以流行于贵州、湖南、广西侗族地区的民歌——嘎琵琶为个例分析，针对三地“嘎琵琶”的伴奏乐器侗族琵琶的形制、定弦、演奏方法及跟腔形态进行详细对比，阐述其异同。朱腾蛟的《贵州车江侗族嘎琵琶的歌唱表演风格与展演程式研究》，运用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等研究方法，将贵州榕江县车江地区的“嘎琵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研究，作者认为：“不同地区的‘嘎琵琶’在旋律音调、歌唱方法、伴奏乐器以及对歌形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形成‘嘎琵琶’的多种类型。”在伴奏乐器的部分，通过对比不同地区“嘎琵琶”的伴奏乐器——侗族琵琶在乐器本体、演奏方式等内容，尤其是在弦数的差异上，分析其不同的特点以及对歌唱风格的影响。
（四）其他少数民族乐器
除了上述民族乐器较为丰富的少数民族以外，贵州水族、彝族、仡佬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也均有其特有的传统乐器，但由于其乐器相关研究较为零散，在此就不单独按照民族划分一一列举，而是将有关贵州其他少数民族乐器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分析。
水族乐器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芦笙与铜鼓，有关这两种乐器的文献在本章不做具体论述，其研究成果将在下一部分展开分析。
仡佬族乐器研究领域，张中笑主编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仡佬族篇、水族篇：山奇水秀》，有关仡佬族乐器的章节中提到了泡木筒、哈姆表、唢呐三种乐器。另外，在《贵州少数民族音乐中》曾写到：“仡佬族乐器有芦笙、唢呐、木叶、泡木筒和锣鼓等在民族杂居区，也是仡佬族音乐文化受其他民族音乐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还使用箫、笛、月琴、二胡、四胡等各民族通用的乐器。”雅文的《古朴淳厚、优美动人——仡佬族民间音乐概述》，对贵州仡佬族乐器的表演形式作了简要概述;贵州民族大学谭理英的硕士论文《贵州大狗场仡佬族音乐研究》，提到有关于贵州大狗场仡佬族的乐器主要有铜鼓、泡筒、二胡、箫筒、板胡、月琴等，但通过实地考察发现这些乐器现已失传，只能在老人家的口中得到关于这些乐器的一些零碎信息，因此，针对该地区的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有关民族音乐传承与保护的可行性建议;刘云松、彭彩虹的《仡佬族音乐文化的结构分析与意义阐释》，在论述仡佬族民间乐器的部分，将视角聚焦于表现力最为丰富的唢呐上，通过对83首唢呐曲的结构分析，得出仡佬族唢呐音乐主要以五声调式为主，其中较多为商、宫、徵调式，而角、羽调式较少使用的结论。 彝族乐器研究领域，主要以唢呐与莫轰为研究重点。雷玉瑶的《少数民族吹管乐器中的瑰宝——对彝族民间乐器莫轰的考察研究》与周正军、胡家勋的《莫轰≠唢呐》对唢呐和莫轰两种彝族传统乐器在历史起源、形制结构、演奏形式、社会功能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比较探究，并进一步阐述其差异性。高树林的《悲与喜的交响——黔西北普宜镇彝族民间音乐文化采风述略》对喜事和丧事两种不同场合的彝族音乐分别进行论述，在器乐部分提及月琴与莫轰（形似唢呐），此种写法可以看出，作者认为莫轰并不等同于唢呐。崔有昌的《六盘水境内彝族民间音乐考察研究》，在针对贵州六盘水地区彝族传统乐器唢呐的介绍中，写到：“唢呐，彝语叫莫轰”，这与前三篇文章中有关唢呐与莫轰存在差异的观点大相径庭，唢呐与莫轰之间的联系到底如何，还需继续深入的调查研究。陈世军的《试论彝族唢呐与彝族民俗的关系》，以民族学的研究视域对彝族唢呐的各种社会功能进行概述。
有关贵州土家族的传统乐器研究，多以合奏形式出现。邓光华编著的《贵州土家族傩仪式音乐研究》、张中笑主编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土家族篇：武陵土风》均认为土家族乐器多出现于仪式音乐的合奏部分中。
毛南族乐器研究领域，杨殿斛的《贵州毛南族音乐文化述略》提到毛南族乐器主要用于各种民俗活动中，使用较为频繁的有：唢呐、大号、铜鼓、皮鼓等。赵凌的《习俗、阶序化和仪式音乐——贵州平塘县毛南族丧葬仪式中的铜鼓和皮鼓研究》与陈重的《贵州卡蒲毛南族（佯僙人）丧葬仪式中的铜鼓音乐》，皆为铜鼓与皮鼓两种乐器在贵州毛南族丧葬仪式中的具体应用。
瑶族乐器研究领域，吴朝光、苏沙宁的《青瑶独弦胡艺术现状及其保护与传承的若干思考》，以贵州省荔波县瑶麓乡的青瑶人所使用的独弦胡为研究对象，以民俗学的研究视角探寻独弦胡在青瑶人婚姻习俗上的独特意义，并对其传承与保护提出建议。
四、贵州芦笙、铜鼓专题研究
通过梳理贵州民族乐器的相关文献，笔者发现，由于芦笙与铜鼓这两种乐器广泛分布于贵州各少数民族中，因此，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对这两种民族乐器进行深入探究，涌現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基于上述情况，笔者在此将芦笙与铜鼓的各类文献单独列出，作为专题进行论述。
（一）芦笙
贵州苗族芦笙研究领域，1951年，李佺民在《贵州苗族的芦笙》一文中，对普遍流行于苗族地区的芦笙进行了普及性的介绍，其中包括苗族芦笙的社会功能、形制种类、器乐曲谱等等内容;1958年，由何芸、简其华、张淑珍发表在《音乐研究》上的《苗族的芦笙——中国兄弟民族乐器介绍》一文，运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将贵州两地的苗族芦笙音乐在其社会功能、音乐形态、演奏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1959年，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著的《苗族芦笙》，以贵州黄平县和丹寨县的苗族芦笙为重点研究对象，系统阐述了其演奏类型、吹奏技巧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关于贵州苗族吹管乐器的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这些学术成果的出现为后来吹管乐器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秦序的《芦笙起源初探》《芦笙起源初探（续）》，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传统乐器芦笙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史籍文献资料以及田野调查，对芦笙的历史、发展历程进行追踪溯源，深入探讨葫芦笙与芦笙之间的密切联系。刘振涛的《我国芦笙音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将1949年以后各少数民族有关芦笙音乐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与分析，研究对象较为全面，涵盖国内外有关芦笙的史籍论著;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包括苗族、侗族、水族等主要使用芦笙的少数民族;研究内容也较为多元，囊括芦笙的乐器本体研究、芦笙音乐文化研究、芦笙的音乐形态研究、“芦笙语”研究、芦笙乐器的传承发展研究等方面。王化伟的《贵州苗族芦笙文化初探》、杨方刚的《贵州苗族芦笙文化研究》，皆对苗族芦笙音乐的历史变迁、演奏方式、社会功能进行了详细介绍。贵州民族大学唐卿的硕士论文《台江县反排村苗族芦笙文化变迁研究》、欧阳平方《从贵州雷山苗族芦笙音乐文化变迁看“附魅”到“祛魅”》，皆为贵州不同地区苗族芦笙音乐文化的个案研究，以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对苗族芦笙音乐在不同语境下的“前世今生”进行全面系统的剖析。贵州师范大学肖霄的硕士论文《丹寨县苗族祭尤节仪式音乐文化研究》、王德埙的《贵州祭祀芦笙之考察与研究》都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探讨芦笙音乐在苗族人民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及其重要价值。杨方刚的《贵州传统芦笙音乐研究的社会视角》，文章基于音乐内在本体特征与外在生成环境两个角度，对贵州苗族民间传统芦笙音乐的实际功用进行论述。关于贵州苗族芦笙音乐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发表在《中国音乐学》2020年第2期欧阳平方撰写的《口传.表述.认知.场景——黔东南雷山苗族芦笙音乐的习得过程研究》，该文以黔东南雷山苗族芦笙音乐为研究对象，以口传心授习得方式为研究角度，以芦笙的形制构造、指法记忆、曲调习得等等为研究内容，深入探究根植于贵州雷山苗族人民的音乐文化观念。
贵州侗族芦笙研究领域，贵州省民委文教处所编的《贵州芦笙文化》，分别从芦笙的传说和历史、芦笙的种类和分布、芦笙词和芦笙曲、芦笙舞、著名芦笙手与芦笙工匠等六个方面对贵州省辖内的所有少数民族包括侗族在内的芦笙音乐进行了全面的概述;张中笑主编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芦笙篇：芦笙乐谭》，对侗族芦笙这种少数民族的特色乐器进行了科普性的介绍，并着重阐释其音乐文化内涵以及芦笙音乐对侗族人民生活所产生的影响;高敏的《乐器，音乐文化的重要载体——从芦笙说开去》，以西南地区侗族芦笙为例，运用比较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其与二胡、琵琶这些不同类型的乐器所蕴涵的文化内涵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对侗族芦笙本体结构形态与侗族多声部民歌之间的关系进行横向论述，表达出器乐作为音乐的重要载体，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杨方刚的《贵州民间芦笙音乐文化研究》，重点阐述了从民间艺人“口传心授”进行音乐传承，到现在以记录芦笙谱的方式将侗族芦笙音乐的进一步传承，从口头到书写，这两种递进的传承方式说明了侗族芦笙音乐在历史的进程中并未停滞不前，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贵州水族芦笙研究领域，赵凌、谢传红的《贵州都匀市套头山区水族乐器的民间传承方法调查报告》一文中写到：“本文所述水族乐器包括铜鼓、木鼓、芦笙、鼓吹。这几种乐器不属于水族独有，然而在水族音乐以及水族日常音乐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由此可以看出，铜鼓、芦笙等乐器对水族人民的重大影响力。韦祖雄的《水族芦笙乐舞解读》，对 “水族芦笙是从苗族芦笙传过来的”这一观点进行辩证思考，并通过水族芒筒芦笙乐舞与苗族芒筒芦笙乐舞的差异性研究，表明芦笙舞是水族的原生传统表演形式。
（二）铜鼓
铜鼓产生至今已经有2700余年，历史文化底蕴极为丰厚。铜鼓不仅分布地区广泛如我国南方的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其社会功能属性更是多元。因此，将贵州铜鼓作为一个专题研究具有必要性。
贵州苗族铜鼓研究领域，杨元龙的《黔东南苗族铜鼓来源、功用及其表演》，对于贵州苗族铜鼓的社会功能及表演形式进行了简要介绍。贵州民族大学谭远的硕士论文《贵州黔东南掌坳苗族铜鼓音乐研究》，以贵州黔东南掌坳苗族铜鼓音乐为个案研究，将其铜鼓的历史源流、形制、音乐本体形态、音乐文化内涵进行综合性的阐述;淳于步、潘娟、顾晓莲的《族群艺术学语境下关于苗族文化的思考——麻江型铜鼓在苗族中部方言区的文化归属》，以史学的研究视角对贵州苗族麻江型铜鼓的应用功能及文化归属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
贵州布依族铜鼓研究领域，蒋英编著的《布依族铜鼓文化》，依托于作者数次田野考察，将贵州各地布依族传统乐器——铜鼓的历史起源、文化内涵、音乐特征等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罗洪庆主编的《布依学研究》，关于布依族铜鼓的文章有《黔中布依族铜鼓研究》《布依族铜鼓戏三则》，皆为布依族铜鼓音乐文化内涵以及铜鼓在社会功能中各种表演方式的探讨;杨毅的《身份认同与布依族铜鼓文化研究》，将布依族铜鼓文化与壮族铜鼓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并针对两者所呈现出的不同音乐特征进行阐述。
有关水族铜鼓的研究成果，多以其音乐文化为主要内容。刘世彬的《水族的铜鼓文化》、王克松的《水族铜鼓考略》、潘利红的《水族铜鼓文化属性的考察与研究》，皆为贵州水族铜鼓音乐文化方面的探索;赵凌的《水族铜鼓音乐文化研究》一书，将水族铜鼓的“前世今生”进行了详细阐述，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第三部分将水族铜鼓分别与贵州瑶族、毛南族、布依族铜鼓有关音乐文化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比较研究。谢传红的《贵州三都水族、布依族铜鼓音乐文化比较探析》，将贵州三都县的水族、布依族人民所使用的铜鼓进行比较研究，主要针对铜鼓的演奏形式、表演场域以及节奏特点进行具体对比，两者在民族文化、审美观念等方面的不同点甚多，从而体现出铜鼓对于两族人民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
瑶族铜鼓研究领域，赵凌的《白裤瑶铜鼓音乐文化的地方性知识——以贵州省懂蒙寨为例》，将着眼点落在白裤瑶人民在丧葬仪式中铜鼓与木鼓的运用上，对仪式流程进行了详细介绍，其中着重介绍了铜鼓、木鼓的具体使用方式;赵凌的《黔桂白裤瑶铜鼓音乐文化研究》对广西、贵州两省白裤瑶所使用的铜鼓进行比对分析，其中涉及铜鼓的使用习俗、场合，并重点将两地铜鼓在使用时的节奏差异进行深入研究;杨殿虎的《瑶山白裤瑶音乐的文化生态学叙事》，文中提到：“瑶山白裤瑶没有现在严格意义上的乐器，自然也没有音乐演奏意义上的器乐，仅有的乐器，只是一些简单的敲击器物和鸣叫类吹奏器具……在白裤瑶民心中，木鼓很是贵重，具有极高的地位，是家族的象征和徽记，每个家族有一个木鼓，并且只准许有一个。铜鼓没有木鼓那样受人敬重的地位，却以多为荣。从白裤瑶的生产力状况和资源条件来看，可判断铜鼓不是白裤瑶的民族乐器，而且也没有仿制的条件。”因此，铜鼓与木鼓是否贵州白裤瑶的原生传统乐器，还需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探究。谢传红的《白裤瑶铜鼓音乐文化研究综述》，将上世纪80年代至今有关白裤瑶铜鼓音乐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分析。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目前白裤瑶铜鼓音乐的研究主要以广西白裤瑶为对象，贵州白裤瑶铜鼓音乐的研究成果较少，研究内容也较为单一。
五、结语
20世纪50年代至今，在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研究中，其研究视角较为多元，基本涵盖了各少数民族乐器的文化内涵，音乐本体形态与特征、乐器制作技艺等方面的内容。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出，学界将关注点集中在苗族、布依族、侗族这三个世居民族中，究其原因，与这些少数民族在贵州人数众多、支系庞大、分布较广，且研究贵州民族乐器的专家学者多存在于这些民族中不无关系。另外，芦笙与铜鼓的研究也是重点之一。虽然，这些研究成果的理论指导意义十分重大，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的覆盖范围不够广泛。当前的研究大多以苗族、布依族、侗族为研究重点，除此之外，对于贵州其他世居民族的乐器研究较为少见，例如土家族的乐器研究还只停留在仪式音乐的伴奏当中，并未将其抽离出来进行单独阐述，又如贵州彝族的相关文献中只提到了唢呐与莫轰这两件乐器，贵州彝族是否只有这两件乐器还是其他传统乐器未被发掘研究还有待考证。
其二，某些少数民族传统乐器的名称读音尚未统一，存在歧义。由于少数民族所处地区较为封闭，同族语言未进行标准化统一，导致同种乐器的读音在文献中所表达的意思相差甚远，具体体现为布依族的“da di rod”和彝族的唢呐与莫轰等，有待学者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取更多的素材进行具体分析。
其三，研究内容较为单一。纵观贵州各少数民族乐器的个例研究，其中多以音乐文化内涵为主，对其乐器的社会功能、象征意义多有阐述，涉及乐器音乐本体形态的研究皆以乐器所演奏器乐曲中的调式调性、节奏节拍、旋律特点等内容为主，而对于乐器本身的音响特性却较少提及，在这方面的研究未成体系。
其四，有关少数民族乐器的对比研究还较为空白，具体体现为同一族群跨区域的比较分析。的确，同一族群的传统乐器在贵州不同地区所呈现出的差异性研究虽在文献中有所体现，但遗憾的是研究不够深入，研究范围也仅限于贵州省内地区，而同一少数民族的传统乐器在跨界地区的研究却较少涵盖。
综上所述，在涉及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的研究中，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这些薄弱环节都值得学者在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的研究领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
参考文献：
[1] 田联韬.贵州苗族音乐初步介绍 [J].西南音乐，1951（5、6、7）.
[2] 李佺民.贵州苗族的芦笙 [J].人民音乐，1951（2）.
[3]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6.
[4] 柯琳《贵州少数民族乐器100种》[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5] 甘绍成，吴怡玥.对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9（2）.
[6] 姚晖.贵州民族民间吹管乐器的传承与发展[J].贵州社会科学，2013（9）.
[7] 周惠萍，张应华，吴培安.“贵州少数民族乐器图鉴”研究及其例说[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0（2）.
[8] 张中笑，罗廷华.贵州少数民族音乐[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
[9] 张中笑，王立志，杨方刚.贵州民间音乐概论[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0.
[10] 谭亚敏.从姊妹箫的成就看布依族民间艺人的艺术创新[J].民族音乐，2018（5）.
作者简介： 汪月，云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硕士研究生;杨琛，云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管乐器制作技艺数字化传承研究”（项目编号：19VJX159）階段性研究成果。
[关键词]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综述
贵州少数民族众多，音乐资源丰富多彩，民族乐器作为少数民族音乐的固化形式，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自上世纪50年代，相关领域的学者们对贵州的少数民族乐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以论文、著作、集成等方式呈现，其中有很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但也有不足之处。因此，将贵州少数民族乐器文献研究现状以及学术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能够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以及对未来民族乐器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一、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的综合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田联韬、袁炳昌、李佺民等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央访问团就已着手进行贵州少数民族音乐的调研工作，其中包括对少数民族乐器的考察。早期如田联韬的《贵州苗族音乐初步介绍》以及李佺民的《贵州苗族的芦笙》皆为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的初步探索，为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的下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继续以该领域为研究方向的后人们提供了文献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是现存国内关于贵州少数民族乐器最为全面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基本涵盖了贵州少数民族器乐曲所有相关资料，书中将贵州民族器乐曲分为民间器乐曲、祭祀仪式音乐、宗教音乐三个部分，共收录乐曲1720首（套）。中央民族大学柯琳于20世纪90年代编著的《贵州少数民族乐器100种》较为系统地收录了贵州少数民族的各类乐器，并按照乐器学的理论体系将其分类，其中对每种乐器的历史概况、制作工艺、演奏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书中对乐器的形制结构以及音位指法以图片形式进行展示说明，并收录了大量的器乐曲谱，着重对于具有代表性的铜鼓、芦笙、木叶、侗族琵琶以及布依族月琴五种少数民族特色乐器进行了个例分析，进而阐述其民族文化价值。
由《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编辑部所编写的《贵州民族民间器乐资料》，该资料是编辑部为《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编写之前所进行的资料搜集与准备，文中将贵州各民族民间器乐分为贵州民间乐器与贵州民间歌乐两大类，在贵州民间乐器中包含独奏与乐器合奏两个部分及代表性曲目，并将每种乐器所演奏的器乐曲按其社会功能进行分类;甘绍成、吴怡玥的《对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对于包括贵州在内的所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乐器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总结，针对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建议;姚晖的《贵州民族民间吹管乐器的传承与发展》一文将贵州各少数民族吹管乐器进行了归纳总结，阐述其生存现状，并针对乐器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周惠萍、张应华、吴培安的《“贵州少数民族乐器图鉴”研究及其例说》，通过田野考察、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将贵州的眾多少数民族乐器以乐器分类法的方式进行分类，并着重对侗族弯头琵琶进行个例分析。张中笑、罗廷华主编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则是按照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模式，将贵州主要少数民族中的不同音乐类型分别进行阐述，在民族器乐的部分中，主要涉及乐器的本体形态并附有相应的器乐曲谱。张中笑、王立志、杨方刚主编的《贵州民间音乐概论》，不仅涉及贵州主要少数民族各类音乐形式，还将贵州各少数民族中共有的芦笙音乐单独作为一个部分进行介绍，以观各族芦笙音乐的异同。
二、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的制作工艺与音乐形态研究
民族乐器的制作工艺历来是民族器乐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如何使传统乐器制作技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改良制作材料还是创新制作方式？都成为该领域话题的热点。
谭亚敏的《从姊妹箫的成就看布依族民间艺人的艺术创新》，以布依族姊妹箫为切入点，通过民间艺人对其外观形制以及制作技艺的改良，深入探讨改良后的姊妹箫在表演方式与演奏效果上所取得的艺术提升;西南大学车博的硕士论文《黔东南苗族乐器制作技术传承及影响因素探析》，首先对于黔东南苗族人民所使用的乐器以中国传统的乐器分类方法进行分类并悉数介绍，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芦笙、木鼓、古瓢琴的制作工艺，从制作材料、制作工具、制作方法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中国音乐学院刘子婕的硕士毕业论文《该尔（从江簧管）的声学特性研究》，以贵州从江侗族的一种较为特殊的簧管乐器“该尔”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声学构成、发音原理及音响特性，探讨“该尔”制作和调音方法，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并通过借鉴其他民族乐器改良的方式方法对“该尔”的改良提出可行性建议;杨正平的《剖析苗族芦笙制作技艺与保养维修》，将苗族芦笙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制作工艺进行了详细剖析，并针对保存与演奏芦笙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欧阳平方的《贵州雷山苗族芦笙传统制作技艺及其声学性能分析》，着重对雷山苗族芦笙的具体制作流程：送气管和气斗制作，吹嘴、笙管和共鸣筒制作，簧片制作、调试组装进行详细描述;苏晓红的《苗族芦笙文化内涵与制作技艺传承路径探析》，以贵州雷山县丹江镇排卡村的苗族芦笙为研究对象，主要针对其制作工艺从选材、簧片制作、笙斗制作、笙管制作、共鸣管制作到校音共六个步骤进行阐述。吴媛姣、吐尔洪·司拉吉丁、梁元真的《侗族芦笙溯源及其制作流程工艺考》，分别从六洞自然环境与侗族传统芦笙溯源、选材、制作设备以及侗族传统芦笙传承人三个方面对于芦笙的制作工艺进行深入的剖析;赵晓楠的《芦笙的制作与芦笙工匠的传承》，以侗族芦笙的乐器本体与制作侗族芦笙的艺人二者为研究对象，详尽地记录了侗族芦笙的制作过程，包括选材、开孔、装饰等一系列工序。 诚然，有关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研究领域的成果颇为丰富，但多为音乐文化内涵的阐述，对其具体音乐形态的研究相对较少。张勇的《高硐侗族芦笙谱及“芦笙乐板”调查报告》主要研究了高硐侗族芦笙的“一字谱”的由来与发展。赵晓楠的《南部侗族芦笙谱的不同谱式及其历史发展轨迹》则是在张勇对侗族芦笙“一字谱”研究的基础上对小黄寨的“唱谱”、高增寨的“汉字谱”的详细研究，并且对比了这三种谱式，无论是芦笙谱本体的形态研究或是芦笙谱的历史发展皆阐述得较为详尽。钟峻程的《三江侗族芦笙调的和声思维》，以三江侗族原始的“三管芦笙”为研究对象，对其演奏的芦笙调中所运用的和声特征进行详尽分析，管中窥豹，进而揭示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和声内涵。蒋英的《布依族铜鼓十二则鼓乐研究》，着重将布依族“十二则鼓乐”的鼓谱、鼓调、谱式进行具体分析，并将贵州贞丰县与普定县两地区的鼓谱结构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分析其各自不同音乐特点;李杰的《贵州仡佬族民间吹打乐的音乐特征分析》，通过分析贵州不同地区仡佬族吹打乐的乐器构成、表演形式、曲牌样式等方面的内容，进一步表达吹打乐在仡佬族人民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三、贵州主要少数民族乐器的文化内涵研究
（一）苗族乐器
众所周知，在貴州的各个少数民族中，人数众多，广泛分布的当属苗族，不仅如此，苗族的音乐文化也颇为丰富，其中民族乐器更是多样，因此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们对苗族乐器进行了考察与研究，涌现了一大批学术成果。现将苗族乐器的相关文献按照乐器学的理论体系进行梳理与分析。
以贵州苗族的众多乐器来说，吹管乐器最为丰富，使用也较为频繁，大致有芦笙、芒筒、三眼笛、三眼箫、箫筒、唢呐、夜箫等数十种吹管乐器。
杨通俊的《丹寨县苗族芒筒芦笙乐舞表演形态变迁——以丹寨县芒筒芦笙乐舞为例》，以贵州丹寨县的芒筒芦笙两种乐器共同呈现的音乐表演形式为研究对象，对其生存现状、乐器形制、历史源流、社会功能进行阐述。张应华的《贵州梭戛“长角苗”标志性乐器三眼箫的调查与研究》、刘丽娜的《浅谈长角苗“三眼箫”与婚恋文化——以织金县阿弓镇为例》，以贵州两地 “长角苗”的婚恋仪式音乐中的三眼箫为切入点，着重介绍了三眼箫的制作工艺、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价值。黎方青、潘章的《苗族四眼箫》，指出四眼箫是苗族吹管乐器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其乐器形制与音色效果都较为特别。贵州师范大学徐安春的硕士毕业论文《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龙吟镇大花苗音乐现状研究》，以贵州龙吟镇的各种苗族传统音乐现状为研究对象，在其传统乐器的部分提到了口弦和木叶，尤其对口弦特殊的演奏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继而针对两种乐器的艺术形态进行分析，并表明两者的音色差异较大。
关于贵州苗族弹弦乐器的研究主要以古瓢琴为主，袁源的《贵州黔东南苗族舞蹈的原生态意味》一文提到，“黔东南苗族舞蹈‘古瓢舞’，是流行于丹寨苗族村寨中带有祭祀和自娱性质的最古老、最原始的舞蹈，以古瓢琴伴奏而得名”，因此可以看出，古瓢琴是苗族原始音乐的伴奏乐器，存在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雅文在《古瓢琴及其音乐》一文中指出，古瓢琴虽为苗族的传统乐器，但其特殊性在于此种乐器的原始形式只存在于黔南自治州三都县都江乡的一些苗族村寨中，自古古瓢琴与古瓢舞相生相依，琴舞合演成为苗族人民闲暇期间的重要娱乐方式;赵凌的《能说话的古瓢琴——基于黔南苗族古瓢琴的调查与研究》，以民族音乐学中的主、客位观的研究理念对古瓢琴的发展状况、制作工艺、演奏方法进行阐述，并提出苗族古瓢琴与侗族牛腿琴在制作材料、方式与音响特点方面极为相似的看法。
在众多流行于贵州苗族的打击乐器中，以木鼓和铜鼓为代表乐器。延边大学郭茜的硕士论文《苗族反排木鼓舞的传承研究》，以苗族反排木鼓舞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木鼓舞的主要伴奏乐器苗族木鼓的制作技艺、乐器形制及演奏方式等方面的论述，进一步表明木鼓对于苗族人民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有关贵州苗族铜鼓的相关文献将在本文的第四部分进行详细阐述，在此不做赘述。
（二）布依族乐器
将贵州的布依族传统乐器按照中国民族乐器的分类方法大致可分为吹管乐器、拉弦乐器与打击乐器三大类。现将这三大类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分析。
贵州布依族的吹管乐器有姊妹箫、勒尤、对箫、勒浪、长号、唢呐、笔管等，其中对于姊妹箫、勒尤、勒浪的研究成果尤为丰富。贵州大学陈赟的硕士论文《对贵州民间乐器姊妹箫的调查、观察与思考》，对七次田野调查所获取的有关姊妹箫的视频、音频、史籍、著作等资料进行了全面的综合性研究，其中涉及布依族、苗族的各类姊妹箫乐曲，针对这些乐曲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从乐器发展的规律中去了解其生存现状，分析其文化内涵;王星治的《六枝落别布依族民间吹管乐器姊妹箫及音乐初探》，将着重点置于姊妹箫音乐的本体形态特征上，并对贵州六盘水各地民间艺人所演奏的姊妹箫曲进行分析。庞玲、谭良举的《姊妹箫》，对民间艺人陈自清所演奏的四首不同场景中的姊妹箫曲进行记谱，并对其内在音乐形态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分析;张合胤的《布依族音乐艺术中的奇葩——勒浪》，对布依族传统吹管乐器——勒浪的历史起源、乐器形制与主要音乐特征进行阐述，在勒浪的音乐特征方面，着重提到了勒浪演奏曲调时的随意性与即兴发挥的特点;李继昌的《“对箫”情思》，以阐述作者田野考察过程的方式对布依族传统乐器“对箫”的特殊吹奏特点与布依族大、小歌声部结合的法则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入探究。贵州师范大学王润霖的硕士论文《贞丰县布依族祭田仪式音乐研究》，以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探究贵州贞丰县布依族祭田仪式音乐，在此仪式中使用了一些非旋律性的乐器，其中以布依长号为代表，此长号的音响效果为阵阵轰鸣声，其特殊的音乐表现力使得祭田仪式更加庄重严肃。杨正中、毛鹰的《布依族唢呐艺术研究》，主要针对布依族唢呐的音乐本体形态进行了具体论述，并将其单独演奏形式与鼓、铓锣所组成的器乐合奏形式分别进行阐述，表明了唢呐以其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活跃在布依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陈文兴的《布依族竹管乐器——大嘀珑》、柯琳编著的《贵州少数民族乐器100种》以及《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编辑部编写的《贵州民族民间器乐资料》中有关“嗒滴珑”的部分皆为布依族传统乐器“da di rod”的介绍，所不同的是前者将“da di rod”解释为“竹制唢呐”，后者则译为“木唢呐”。针对该问题，笔者查阅了《布依汉词典》后得知，“rod”又“faix”，“rod”在布依语中意为竹子，“faix”在布依语中意为木头，因此笔者推测，可能由于古时地理环境的因素导致各地布依族人民并未互通往来，对于该乐器也并未形成标准化的读音，各地有各地的叫法，致使其语音解释的差异，如若想将这个问题彻底解释清楚，还有待后辈学者继续进行深入探究。 牛骨胡、葫芦胡是贵州布依族代表性拉弦乐器，较多用于 “布依八音”与“布依戏”的乐器伴奏中。由于以三种乐器进行个案研究的文献较少，因此笔者将有关布依族器乐形式中涉及这三种乐器的研究成果分别进行梳理与分析。中央音乐学院刘玲玲的博士论文《贵州布依戏研究——以贵州省册亨县布依戏为案例》，在布依戏主要器乐曲牌分析中提到了布依戏传统拉弦伴奏乐器主要有牛骨胡、葫芦胡、二胡、月琴，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的布依戏队所使用的乐器也略有区别;中央民族大学陈思思的硕士论文《布依八音展演互动及社会功能研究》，将“布依八音”在四个不同演出场所演出乐曲《贺喜堂》中使用的乐器进行了一一列举，虽然在乐器的选用方面不完全一致，但牛骨胡与葫芦胡两种弹拨乐器在四次演出中皆有出现，由此说明牛骨胡与葫芦胡在“布依八音”演奏中的重要地位。
贵州布依族的传统打击乐器类型较少，种类较为单一，皆以铜鼓为主，并且铜鼓这种民族乐器多存在于贵州的各个少数民族中。基于上述情况，笔者在本文的第四部分将铜鼓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研究分析，在此不进行详细阐述。
（三）侗族乐器
贵州省的侗族主要分布在从江、榕江、铜仁、松桃、荔波、黎平、锦屏、天柱等县市，因此侗族传统乐器的流传区域也较为广泛。薛良1953年发表在《人民音乐》期刊中的《侗家音乐的简单介绍》一文中提到：“侗家所使用的乐器，有芦笙、牛巴腿琴、琵琶、二胡、月琴、箫、洋琴、锣、鼓等，其中以芦笙、牛巴腿琴、琵琶为主，像二胡、洋琴和箫等都是自外传入的，不属于侗家特有的乐器。”王俊的《侗族民间音乐论要》，关于民间器乐部分写有：“侗族民间乐器有10余种，最常用且最具民族特色的有四种，即：侗族芦笙、侗笛、侗琵琶、牛腿琴。”依据于此，笔者将对侗族主要乐器芦笙、侗笛、牛腿琴、琵琶的研究成果进行剖析。由于侗族的传统原生乐器较少，在此不做详细分类。
对于侗族吹管乐器侗笛的研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曾杜克的《双管侗笛》、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的《侗笛》皆为关于贵州侗族传统乐器——侗笛最初的探索，其中指出侗笛的产生是禾秆笛演变而来的，并对侗笛的形制、发声原理、演奏方法作出了简要介绍;董桓的《侗笛音乐调查研究》，主要对侗笛的演奏方法及表现方式进行分析，并针对古老的侗笛如何適应现代发展方式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贵州侗族牛腿琴研究领域，何洪的《牛腿琴》、周恒山的《侗族牛腿琴与牛腿琴歌》皆是对贵州各地区侗族牛腿琴的简要介绍，主要对其形制、流传区域、演奏方式进行说明;吉首大学宋林的硕士论文《侗族牛腿琴歌与其生境的适应研究——以从江县占里村为例》，将贵州从江县占里村侗族人民演唱的牛腿琴歌作为研究个案，以民族学的研究视角对牛腿琴歌及其伴奏乐器牛腿琴进行深入探究，其中包括牛腿琴的制作工艺、音乐本体形态、演奏技法等内容;贵州师范大学蒋筝筝的硕士论文《论侗族牛腿琴的特点及其民俗学特征》，以贵州榕江三宝侗寨、“七十二寨”地区和从江、黎平的交界处“六洞”等地区的侗族人民使用的牛腿琴为研究对象，从牛腿琴的形制结构、音乐本体形态、演奏方法、器乐曲目等方面进行研究，通过将不同地区的牛腿琴进行比较发现，由于区域不同，其音色、形制也不尽相同;冯毓杰、吴媛娇的《贵州从江县高增乡侗族音乐文化资源调查》，主要针对贵州从江县高增乡的侗族音乐进行田野调查，发现广泛流行的民族乐器有：芦笙、侗族琵琶、牛腿琴、木叶等，在有关牛腿琴的部分中说明了牛腿琴既可单独演奏又可与其他乐器一起为情歌对唱伴奏，并在演奏的时候可根据情绪即兴加花，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笔者研究发现，侗族琵琶主要是作为侗族琵琶歌的伴奏乐器进行表演，与侗族琵琶歌共同演绎，其关系密不可分、相生相伴。因此，将侗族琵琶与琵琶歌的相关文献在此进行分析。张贵华的《侗族琵琶歌的社会功能及其审美文化特征》、石庆玉的《浅谈侗族琵琶歌的艺术特色及改革构想》，皆为侗族琵琶及其琵琶歌的综合性研究;张玉美的《贵州黎平三龙侗族琵琶调查报告》，通过对贵州黎平三龙地区侗族三种琵琶的个案研究，继而探寻三种琵琶在不同场合的社会功能。韩梅的《嘎琵琶的民俗考察及有关音乐学问题的考察》，以流行于贵州、湖南、广西侗族地区的民歌——嘎琵琶为个例分析，针对三地“嘎琵琶”的伴奏乐器侗族琵琶的形制、定弦、演奏方法及跟腔形态进行详细对比，阐述其异同。朱腾蛟的《贵州车江侗族嘎琵琶的歌唱表演风格与展演程式研究》，运用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等研究方法，将贵州榕江县车江地区的“嘎琵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研究，作者认为：“不同地区的‘嘎琵琶’在旋律音调、歌唱方法、伴奏乐器以及对歌形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形成‘嘎琵琶’的多种类型。”在伴奏乐器的部分，通过对比不同地区“嘎琵琶”的伴奏乐器——侗族琵琶在乐器本体、演奏方式等内容，尤其是在弦数的差异上，分析其不同的特点以及对歌唱风格的影响。
（四）其他少数民族乐器
除了上述民族乐器较为丰富的少数民族以外，贵州水族、彝族、仡佬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也均有其特有的传统乐器，但由于其乐器相关研究较为零散，在此就不单独按照民族划分一一列举，而是将有关贵州其他少数民族乐器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分析。
水族乐器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芦笙与铜鼓，有关这两种乐器的文献在本章不做具体论述，其研究成果将在下一部分展开分析。
仡佬族乐器研究领域，张中笑主编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仡佬族篇、水族篇：山奇水秀》，有关仡佬族乐器的章节中提到了泡木筒、哈姆表、唢呐三种乐器。另外，在《贵州少数民族音乐中》曾写到：“仡佬族乐器有芦笙、唢呐、木叶、泡木筒和锣鼓等在民族杂居区，也是仡佬族音乐文化受其他民族音乐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还使用箫、笛、月琴、二胡、四胡等各民族通用的乐器。”雅文的《古朴淳厚、优美动人——仡佬族民间音乐概述》，对贵州仡佬族乐器的表演形式作了简要概述;贵州民族大学谭理英的硕士论文《贵州大狗场仡佬族音乐研究》，提到有关于贵州大狗场仡佬族的乐器主要有铜鼓、泡筒、二胡、箫筒、板胡、月琴等，但通过实地考察发现这些乐器现已失传，只能在老人家的口中得到关于这些乐器的一些零碎信息，因此，针对该地区的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有关民族音乐传承与保护的可行性建议;刘云松、彭彩虹的《仡佬族音乐文化的结构分析与意义阐释》，在论述仡佬族民间乐器的部分，将视角聚焦于表现力最为丰富的唢呐上，通过对83首唢呐曲的结构分析，得出仡佬族唢呐音乐主要以五声调式为主，其中较多为商、宫、徵调式，而角、羽调式较少使用的结论。 彝族乐器研究领域，主要以唢呐与莫轰为研究重点。雷玉瑶的《少数民族吹管乐器中的瑰宝——对彝族民间乐器莫轰的考察研究》与周正军、胡家勋的《莫轰≠唢呐》对唢呐和莫轰两种彝族传统乐器在历史起源、形制结构、演奏形式、社会功能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比较探究，并进一步阐述其差异性。高树林的《悲与喜的交响——黔西北普宜镇彝族民间音乐文化采风述略》对喜事和丧事两种不同场合的彝族音乐分别进行论述，在器乐部分提及月琴与莫轰（形似唢呐），此种写法可以看出，作者认为莫轰并不等同于唢呐。崔有昌的《六盘水境内彝族民间音乐考察研究》，在针对贵州六盘水地区彝族传统乐器唢呐的介绍中，写到：“唢呐，彝语叫莫轰”，这与前三篇文章中有关唢呐与莫轰存在差异的观点大相径庭，唢呐与莫轰之间的联系到底如何，还需继续深入的调查研究。陈世军的《试论彝族唢呐与彝族民俗的关系》，以民族学的研究视域对彝族唢呐的各种社会功能进行概述。
有关贵州土家族的传统乐器研究，多以合奏形式出现。邓光华编著的《贵州土家族傩仪式音乐研究》、张中笑主编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土家族篇：武陵土风》均认为土家族乐器多出现于仪式音乐的合奏部分中。
毛南族乐器研究领域，杨殿斛的《贵州毛南族音乐文化述略》提到毛南族乐器主要用于各种民俗活动中，使用较为频繁的有：唢呐、大号、铜鼓、皮鼓等。赵凌的《习俗、阶序化和仪式音乐——贵州平塘县毛南族丧葬仪式中的铜鼓和皮鼓研究》与陈重的《贵州卡蒲毛南族（佯僙人）丧葬仪式中的铜鼓音乐》，皆为铜鼓与皮鼓两种乐器在贵州毛南族丧葬仪式中的具体应用。
瑶族乐器研究领域，吴朝光、苏沙宁的《青瑶独弦胡艺术现状及其保护与传承的若干思考》，以贵州省荔波县瑶麓乡的青瑶人所使用的独弦胡为研究对象，以民俗学的研究视角探寻独弦胡在青瑶人婚姻习俗上的独特意义，并对其传承与保护提出建议。
四、贵州芦笙、铜鼓专题研究
通过梳理贵州民族乐器的相关文献，笔者发现，由于芦笙与铜鼓这两种乐器广泛分布于贵州各少数民族中，因此，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对这两种民族乐器进行深入探究，涌現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基于上述情况，笔者在此将芦笙与铜鼓的各类文献单独列出，作为专题进行论述。
（一）芦笙
贵州苗族芦笙研究领域，1951年，李佺民在《贵州苗族的芦笙》一文中，对普遍流行于苗族地区的芦笙进行了普及性的介绍，其中包括苗族芦笙的社会功能、形制种类、器乐曲谱等等内容;1958年，由何芸、简其华、张淑珍发表在《音乐研究》上的《苗族的芦笙——中国兄弟民族乐器介绍》一文，运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将贵州两地的苗族芦笙音乐在其社会功能、音乐形态、演奏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1959年，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著的《苗族芦笙》，以贵州黄平县和丹寨县的苗族芦笙为重点研究对象，系统阐述了其演奏类型、吹奏技巧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关于贵州苗族吹管乐器的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这些学术成果的出现为后来吹管乐器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秦序的《芦笙起源初探》《芦笙起源初探（续）》，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传统乐器芦笙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史籍文献资料以及田野调查，对芦笙的历史、发展历程进行追踪溯源，深入探讨葫芦笙与芦笙之间的密切联系。刘振涛的《我国芦笙音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将1949年以后各少数民族有关芦笙音乐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与分析，研究对象较为全面，涵盖国内外有关芦笙的史籍论著;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包括苗族、侗族、水族等主要使用芦笙的少数民族;研究内容也较为多元，囊括芦笙的乐器本体研究、芦笙音乐文化研究、芦笙的音乐形态研究、“芦笙语”研究、芦笙乐器的传承发展研究等方面。王化伟的《贵州苗族芦笙文化初探》、杨方刚的《贵州苗族芦笙文化研究》，皆对苗族芦笙音乐的历史变迁、演奏方式、社会功能进行了详细介绍。贵州民族大学唐卿的硕士论文《台江县反排村苗族芦笙文化变迁研究》、欧阳平方《从贵州雷山苗族芦笙音乐文化变迁看“附魅”到“祛魅”》，皆为贵州不同地区苗族芦笙音乐文化的个案研究，以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对苗族芦笙音乐在不同语境下的“前世今生”进行全面系统的剖析。贵州师范大学肖霄的硕士论文《丹寨县苗族祭尤节仪式音乐文化研究》、王德埙的《贵州祭祀芦笙之考察与研究》都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探讨芦笙音乐在苗族人民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及其重要价值。杨方刚的《贵州传统芦笙音乐研究的社会视角》，文章基于音乐内在本体特征与外在生成环境两个角度，对贵州苗族民间传统芦笙音乐的实际功用进行论述。关于贵州苗族芦笙音乐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发表在《中国音乐学》2020年第2期欧阳平方撰写的《口传.表述.认知.场景——黔东南雷山苗族芦笙音乐的习得过程研究》，该文以黔东南雷山苗族芦笙音乐为研究对象，以口传心授习得方式为研究角度，以芦笙的形制构造、指法记忆、曲调习得等等为研究内容，深入探究根植于贵州雷山苗族人民的音乐文化观念。
贵州侗族芦笙研究领域，贵州省民委文教处所编的《贵州芦笙文化》，分别从芦笙的传说和历史、芦笙的种类和分布、芦笙词和芦笙曲、芦笙舞、著名芦笙手与芦笙工匠等六个方面对贵州省辖内的所有少数民族包括侗族在内的芦笙音乐进行了全面的概述;张中笑主编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芦笙篇：芦笙乐谭》，对侗族芦笙这种少数民族的特色乐器进行了科普性的介绍，并着重阐释其音乐文化内涵以及芦笙音乐对侗族人民生活所产生的影响;高敏的《乐器，音乐文化的重要载体——从芦笙说开去》，以西南地区侗族芦笙为例，运用比较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其与二胡、琵琶这些不同类型的乐器所蕴涵的文化内涵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对侗族芦笙本体结构形态与侗族多声部民歌之间的关系进行横向论述，表达出器乐作为音乐的重要载体，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杨方刚的《贵州民间芦笙音乐文化研究》，重点阐述了从民间艺人“口传心授”进行音乐传承，到现在以记录芦笙谱的方式将侗族芦笙音乐的进一步传承，从口头到书写，这两种递进的传承方式说明了侗族芦笙音乐在历史的进程中并未停滞不前，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贵州水族芦笙研究领域，赵凌、谢传红的《贵州都匀市套头山区水族乐器的民间传承方法调查报告》一文中写到：“本文所述水族乐器包括铜鼓、木鼓、芦笙、鼓吹。这几种乐器不属于水族独有，然而在水族音乐以及水族日常音乐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由此可以看出，铜鼓、芦笙等乐器对水族人民的重大影响力。韦祖雄的《水族芦笙乐舞解读》，对 “水族芦笙是从苗族芦笙传过来的”这一观点进行辩证思考，并通过水族芒筒芦笙乐舞与苗族芒筒芦笙乐舞的差异性研究，表明芦笙舞是水族的原生传统表演形式。
（二）铜鼓
铜鼓产生至今已经有2700余年，历史文化底蕴极为丰厚。铜鼓不仅分布地区广泛如我国南方的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其社会功能属性更是多元。因此，将贵州铜鼓作为一个专题研究具有必要性。
贵州苗族铜鼓研究领域，杨元龙的《黔东南苗族铜鼓来源、功用及其表演》，对于贵州苗族铜鼓的社会功能及表演形式进行了简要介绍。贵州民族大学谭远的硕士论文《贵州黔东南掌坳苗族铜鼓音乐研究》，以贵州黔东南掌坳苗族铜鼓音乐为个案研究，将其铜鼓的历史源流、形制、音乐本体形态、音乐文化内涵进行综合性的阐述;淳于步、潘娟、顾晓莲的《族群艺术学语境下关于苗族文化的思考——麻江型铜鼓在苗族中部方言区的文化归属》，以史学的研究视角对贵州苗族麻江型铜鼓的应用功能及文化归属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
贵州布依族铜鼓研究领域，蒋英编著的《布依族铜鼓文化》，依托于作者数次田野考察，将贵州各地布依族传统乐器——铜鼓的历史起源、文化内涵、音乐特征等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罗洪庆主编的《布依学研究》，关于布依族铜鼓的文章有《黔中布依族铜鼓研究》《布依族铜鼓戏三则》，皆为布依族铜鼓音乐文化内涵以及铜鼓在社会功能中各种表演方式的探讨;杨毅的《身份认同与布依族铜鼓文化研究》，将布依族铜鼓文化与壮族铜鼓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并针对两者所呈现出的不同音乐特征进行阐述。
有关水族铜鼓的研究成果，多以其音乐文化为主要内容。刘世彬的《水族的铜鼓文化》、王克松的《水族铜鼓考略》、潘利红的《水族铜鼓文化属性的考察与研究》，皆为贵州水族铜鼓音乐文化方面的探索;赵凌的《水族铜鼓音乐文化研究》一书，将水族铜鼓的“前世今生”进行了详细阐述，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第三部分将水族铜鼓分别与贵州瑶族、毛南族、布依族铜鼓有关音乐文化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比较研究。谢传红的《贵州三都水族、布依族铜鼓音乐文化比较探析》，将贵州三都县的水族、布依族人民所使用的铜鼓进行比较研究，主要针对铜鼓的演奏形式、表演场域以及节奏特点进行具体对比，两者在民族文化、审美观念等方面的不同点甚多，从而体现出铜鼓对于两族人民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
瑶族铜鼓研究领域，赵凌的《白裤瑶铜鼓音乐文化的地方性知识——以贵州省懂蒙寨为例》，将着眼点落在白裤瑶人民在丧葬仪式中铜鼓与木鼓的运用上，对仪式流程进行了详细介绍，其中着重介绍了铜鼓、木鼓的具体使用方式;赵凌的《黔桂白裤瑶铜鼓音乐文化研究》对广西、贵州两省白裤瑶所使用的铜鼓进行比对分析，其中涉及铜鼓的使用习俗、场合，并重点将两地铜鼓在使用时的节奏差异进行深入研究;杨殿虎的《瑶山白裤瑶音乐的文化生态学叙事》，文中提到：“瑶山白裤瑶没有现在严格意义上的乐器，自然也没有音乐演奏意义上的器乐，仅有的乐器，只是一些简单的敲击器物和鸣叫类吹奏器具……在白裤瑶民心中，木鼓很是贵重，具有极高的地位，是家族的象征和徽记，每个家族有一个木鼓，并且只准许有一个。铜鼓没有木鼓那样受人敬重的地位，却以多为荣。从白裤瑶的生产力状况和资源条件来看，可判断铜鼓不是白裤瑶的民族乐器，而且也没有仿制的条件。”因此，铜鼓与木鼓是否贵州白裤瑶的原生传统乐器，还需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探究。谢传红的《白裤瑶铜鼓音乐文化研究综述》，将上世纪80年代至今有关白裤瑶铜鼓音乐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分析。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目前白裤瑶铜鼓音乐的研究主要以广西白裤瑶为对象，贵州白裤瑶铜鼓音乐的研究成果较少，研究内容也较为单一。
五、结语
20世纪50年代至今，在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研究中，其研究视角较为多元，基本涵盖了各少数民族乐器的文化内涵，音乐本体形态与特征、乐器制作技艺等方面的内容。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出，学界将关注点集中在苗族、布依族、侗族这三个世居民族中，究其原因，与这些少数民族在贵州人数众多、支系庞大、分布较广，且研究贵州民族乐器的专家学者多存在于这些民族中不无关系。另外，芦笙与铜鼓的研究也是重点之一。虽然，这些研究成果的理论指导意义十分重大，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的覆盖范围不够广泛。当前的研究大多以苗族、布依族、侗族为研究重点，除此之外，对于贵州其他世居民族的乐器研究较为少见，例如土家族的乐器研究还只停留在仪式音乐的伴奏当中，并未将其抽离出来进行单独阐述，又如贵州彝族的相关文献中只提到了唢呐与莫轰这两件乐器，贵州彝族是否只有这两件乐器还是其他传统乐器未被发掘研究还有待考证。
其二，某些少数民族传统乐器的名称读音尚未统一，存在歧义。由于少数民族所处地区较为封闭，同族语言未进行标准化统一，导致同种乐器的读音在文献中所表达的意思相差甚远，具体体现为布依族的“da di rod”和彝族的唢呐与莫轰等，有待学者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取更多的素材进行具体分析。
其三，研究内容较为单一。纵观贵州各少数民族乐器的个例研究，其中多以音乐文化内涵为主，对其乐器的社会功能、象征意义多有阐述，涉及乐器音乐本体形态的研究皆以乐器所演奏器乐曲中的调式调性、节奏节拍、旋律特点等内容为主，而对于乐器本身的音响特性却较少提及，在这方面的研究未成体系。
其四，有关少数民族乐器的对比研究还较为空白，具体体现为同一族群跨区域的比较分析。的确，同一族群的传统乐器在贵州不同地区所呈现出的差异性研究虽在文献中有所体现，但遗憾的是研究不够深入，研究范围也仅限于贵州省内地区，而同一少数民族的传统乐器在跨界地区的研究却较少涵盖。
综上所述，在涉及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的研究中，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这些薄弱环节都值得学者在贵州少数民族乐器的研究领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
参考文献：
[1] 田联韬.贵州苗族音乐初步介绍 [J].西南音乐，1951（5、6、7）.
[2] 李佺民.贵州苗族的芦笙 [J].人民音乐，1951（2）.
[3]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6.
[4] 柯琳《贵州少数民族乐器100种》[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5] 甘绍成，吴怡玥.对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9（2）.
[6] 姚晖.贵州民族民间吹管乐器的传承与发展[J].贵州社会科学，2013（9）.
[7] 周惠萍，张应华，吴培安.“贵州少数民族乐器图鉴”研究及其例说[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0（2）.
[8] 张中笑，罗廷华.贵州少数民族音乐[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
[9] 张中笑，王立志，杨方刚.贵州民间音乐概论[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0.
[10] 谭亚敏.从姊妹箫的成就看布依族民间艺人的艺术创新[J].民族音乐，2018（5）.
作者简介： 汪月，云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硕士研究生;杨琛，云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管乐器制作技艺数字化传承研究”（项目编号：19VJX159）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