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许德珩是九三学社首任主席,生于1890年,属虎。九三学社第二任主席周培源,生于1902年,也属虎,我称呼他周公公。1989年10月17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医院北楼病房举行活动,庆贺我的祖父步入百岁之年。早晨,我给祖父穿上了红色的寿袍。不久,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周培源主席和严济慈名誉主席陪同万里委员长和习仲勋副委员长来到病房。万里委员长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向我祖父祝贺生日。他对我祖父说,许老,您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习仲勋副委员长祝我祖父健康长寿。我祖父十分高兴地与他们握手致谢。当周培源主席走到我祖父的身边时,我祖父伸出双手紧握住这位继任者的手,久久没有放开,嘱托与希望,尽在不言中。此情此景令我十分感动。随后,国务院李鹏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江泽民总书记,全国政协王任重副主席代表全国政协和病中的李先念主席向我祖父祝贺生日。李鹏总理问周培源主席:“周老,您高寿啦?”周公公回答说:“我也是属虎的,比许老小一轮,许老是大老虎,我是小老虎。”他幽默的话语把大家全逗笑了。
　　
　　周老夫妇是我们家座上的鸿儒之一。我的祖父、祖母命我称呼他们周公公、周奶奶。童年的我,对于周公公与众不同的几个特点印象深刻。其一,周公公满头鹤发,雪白的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其二,周公公戴助听器。50年前,助听器是稀罕之物。我随同祖父见过的知名人物当中,记得只有周公公、郭沫若郭老和吴有训吴老戴助听器。其三,周公公戴无框的金丝眼镜。对于喜爱汽车的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周公公坐的是一辆美国雪佛兰牌轿车。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轿车都是国有的,由国家统一购置,根据需要和级别配备给干部使用。到了20世纪60年代,街上跑的轿车几乎都是苏联制造的,比如吉斯牌、吉姆牌、伏尔加牌和胜利牌等,相当于今天的国产车。来我家的客人中,坐美制轿车的周公公和坐英制轿车的水产部杨扶清副部长令我特别感兴趣。在我的童心中,周公公是大科学家、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北京大学的副校长。至于他来我家时与我祖父谈话的内容,我就不关心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九三学社被红卫兵勒令取消,机关被红卫兵占据了。祖父亲自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九三学社机关的门口,声明九三学社从即日起取消。在此17年之前,九三学社内部曾经商议过解散的事情。那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九三学社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其政治纲领,其成员在各自的教学和科研岗位上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一部分社员认为,九三学社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可以解散了。此动议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劝止了。他们认为,九三学社不仅不能解散,还要继续发展。谁知,17年后,九三学社就这样被取消了。不久,水产部的工作也停止了。祖父天天关在家中,因为担心给对方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朋友之间的来往全部中断了。祖父偶尔出门,上天安门城楼陪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平时,他在家里通过阅读红卫兵出版的各种小报了解运动的情况。那时,我的父亲和姑姑都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没有行动自由。祖父命我的母亲把街上卖的各种小报买回来给他看。通过这些报纸,祖父不仅可以了解到运动的动向,还可以间接地了解到一些老朋友的处境。
　　1967年底的一天,祖父看罢小报十分气愤地说,北大的红卫兵到周培源家抄家,还用木棒打他,幸亏周培源的女儿力气大,用胳臂挡住了木棒,真是岂有此理!他又读了一会儿,很少骂人的祖父说了一句:“混账!”后来才知道,小报报道的内容不准确。当时周公公已经被支持他的学生保护起来了,周奶奶和他们的女儿被来抄家的学生和工人打伤了。过了一段时间,在得知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周公公担任了革委会的副主任以后,祖父对周公公的安全比较放心了。
　　1969年夏末,祖父在北京大学的老同学范文澜去世了。当祖父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伤感地赋《忆友》诗一首:
　　
　　留滞京华又见秋,暮年身世转悠悠。
　　旧交零落新知少,怕向人前说旧游。
　　
　　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以后,国内的政治气氛有所缓和。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周公公多次陪同周总理接待来访的美籍科学家,祖父也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祖父认为,他现在出门看朋友,已经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了,遂恢复了到北大看望老朋友的习惯。我曾经多次陪祖父到燕南园看望周公公、周奶奶、魏建功先生和住在周公公家对门的汤用彤的夫人;到燕东园看望游国恩、赵廼摶先生。后来,周公公、周奶奶也像往常一样到我家做客了。一次,在我家,周奶奶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她说:“许老,你知道北大外语系怎么‘开门办学’吗?他们到农村去,用英语斗地主。久经运动的地主竟被他们吓得够呛。因为地主们听不懂学生说的话,看到学生们愤怒地呱啦呱啦地叫喊,不知道学生要如何处置他们,所以吓得发抖。”听了周奶奶讲的故事,祖父和祖母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之后,他们又为北大的教育沦落到如此地步感到十分悲哀。
　　1978年,周公公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次年4月,周公公率北京大学代表团到美国、加拿大和欧洲访问、考察,先后参观访问了21所高等院校,历时五个月。当他了解到西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水平,再看看因十年内乱造成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十分落后的状况,非常着急。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周公公将他的感受写成《访美有感——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一文,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不料,周公公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番热情和建议却被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斥为“不要党的领导”。
　　一天,周公公和周奶奶来到我家,向我祖父诉苦。周公公说:“许老,我看到中国大学落后的现状十分着急,才写了这篇东西。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了一年多了,没想到极左的人还大有人在。他们批判我是‘专家治校’,‘反对党的领导’,还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我,我拭目以待。”周奶奶说:“许老,培源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他当不了这个校长了,跟他们着不了这个急了。你跟中央说说,给他换个地方工作吧。”对于老朋友的处境,祖父十分同情。关于专家治校的问题,祖父在1957年时就曾经提过并险些因此被划为“右派分子”。祖父压住内心的不平,对周公公周奶奶劝慰了一番。后来,祖父多次向中共中央反映周公公的工作问题。在1980年9月闭幕的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周公公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前,周公公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为了方便参加全国政协和九三学社的工作,周公公从北大的燕南园搬到了北太平庄4号院。当时,民主党派的工作刚刚恢复,百废待兴,周公公协助祖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对九三学社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1月,祖父长期住院治疗后,周公公主持九三学社的工作。祖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辞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由周培源担任主席的申请。在1989年1月闭幕的九三学社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公公当选为九三学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祖父当选为名誉主席。
　　此后,周公公主持了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三江水电资源的论证,以及大西南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的研究论证,提交了《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区的建议》等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建议,使九三学社的参政议政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不幸的是,周公公在1993年去世了。
　　祖父和周公公这两只“老虎”早已离我而去,但我所亲历的他们交往的故事恍如昨日,难以忘记。
　　(责任编辑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