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期广东城市文学的“南中国城”想象呈现出丰富立体的面貌，从全球化/本土化视阈来看，“南中国城”或被想象为国际化大都市，或被打造成本土化都市群。前者的同质化与标准化趋向使其沦为面目模糊的现代化符号，“南中国城”想象因而堕入没有时空背景的全球化陷阱中;后者的地方性书写虽抓住了城市的灵魂与根脉，却存在过于注重地域风格、固守传统甚至格式化传统等弊端。“南中国城”想象应以全球本土化的眼光接纳各种异质性文化的进入，以文化间性思维发掘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性和共通性，从而建构一个求同存异、多元共生的“南中国城”。
　　关键词：全球本土化;文化间性;“南中国城”想象;广东城市文学
　　时尚杂志《新周刊》曾对中国几大城市做过以下评价：北京最大气，上海最奢华，而广州最说不清，它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无，因此广州被称作“最说不清楚的城市”。“说不清”不仅是对广州的城市评价，亦是“南中国城”①的群体特征。在这里，现代与传统共存，时尚与落后兼有，市民与农民并列，南人和北人扎堆，既有都市里的村庄，又有村庄里的都市，最终绘成了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大都市圈。而“说不清”不仅源于珠三角大都市圈在城市化进程中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呈现的驳杂多元，城市观察者的个体独特性更使城市阐释众说纷纭，无法说清。现实城市因历史、文化与个体身份等因素而复杂难言，文学中的城市更是变化多端、丰富多样。对于广东新时期作家而言，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书写着城市的故事，用不同的话语表达着城市想象，用不同语词建构出多样化的城市形态，从而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叙事格局与“南中国城”形象的多面性，构成了形态迥异又浑然一体的城市交响曲。
　　但遗憾仍然存在，“南中国城”的文学形象并不像北京、上海那般鲜明生动并深入人心。提起北京，我们会想到老舍的四合院世界;谈到上海，我们会沉浸于张爱玲的十里洋场，王安忆的弄堂人生。可广州也好，深圳也罢，我们似乎难以找寻到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记忆。尽管广东新时期作家们竭力在“全球-本土”“现代-传统”“物质-精神”等多重矛盾与冲突中探索“南中国城”的多元形象，但他们的城市想象仍存在平面化、片面化、感官化乃至模式化等缺陷。他们要不呈现城市的现代化与全球化特征，如奢华的物质、膨胀的欲望、现代的空间、严重的阶层对立等等;要不简单地以民居民俗表现地域文化，如小女人散文一味沉浸于岭南饮食文化与建筑文化的介绍与书写;要不以偏概全，将南中国的文化记忆简化为西关大屋与东关洋楼，如梁凤莲的《西关小姐》《东山大少》等。深入把握岭南文化，以岭南平民人生或岭南时代风云昭显岭南文化，倾力建构城市文化精神的出色作品并不多见，这于广东新时期城市想象来说着实是一种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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