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为了有系统地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向民众开展革命宣传,在上海建立起了第一个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我国近代的出版机构,多称“书局”、“书社”、“印书馆”等,而该社首次使用了“出版社”的名称。
　　李达是湖南零陵(今永州市)人,1920年夏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在沪寓所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就是人民出版社社址。此系一楼一底的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房屋,建筑面积74平方米,门额刻着吉祥图案,内有小天井,底层是客堂,楼上前楼为李达的书房兼卧室,后面亭子间即编辑部,楼下是客厅。这里虽然简陋,但周围民居成片,门户相仿,便于隐蔽;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因前后有门,独进独出,四通八达,可以迅速撤离。
　　《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曾登载《人民出版社通告》,阐明其宗旨和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
　　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则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20种以上。”经李达的具体筹划,人民出版社拟定了内容丰富的出版计划,准备推出“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读物9种。由于那时环境十分险恶,条件非常艰苦,最终这些书籍未能全部出齐。
　　陈独秀当年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及,仅数月的时间里,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书籍12种,各印3000册。
　　李达在负责人民出版社期间,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所编印的书籍都通过可靠关系秘密运送到各地。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谈到:“‘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当时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根据地,人民出版社为确保安全,编辑的书籍标明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址写作“广州昌兴马路26号”,使敌人无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进行查禁。“广州昌兴马路26号”原是遭法租界巡捕房逼迫由沪迁粤的新青年社社址,后来新青年社搬至隔壁,《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曾发布启事称:“本社现已迁移隔壁,即昌兴马路二十八号,一切信件均请寄至此处。”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函邀前往长沙,去湖南自修大学工作。翌年夏秋间,人民出版社归并到广州新青年社(顺便说明,1931年9月至1932年7月,在河北保定又有党领导的人民出版社,也叫北方人民出版社,由王辛民负责,曾重版《共产党宣言》等几十种书籍)。人民出版社虽独立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所以蔡和森在1926年撰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指出:“人民出版社……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出版社社址与中共“二大”会址为同一处。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
　　 (责编 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