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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丫头长我三岁。她家离我姥姥家只隔一户人家，正方形的一个院子，堂屋坐西向东，深深的木屋檐伸出来遮住屋子的光线，我进去过一两次，北面一个大土炕，中间一个方桌而已。
玲丫头的父亲，脖子左侧长了一个大大的疙瘩，他们叫做素袋子。他脊背驼得很厉害，走路脖子歪到一边，身子向前弓成了五六十度，手背在后面，一副很难受的样子。他本来是一个高大魁梧的人，可是他从没直起过腰。
玲丫头是家里姊妹中排行最小的，她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她的大哥和俩姐姐是他父亲第一个老婆生的，那个老婆死了后，他父亲续了房，又生了她小哥哥和她。
玲丫头有个哑巴姐姐，哑巴有一双深邃的大眼睛，浓密的睫毛，总像是在想什么事情，两条长辫子粗黑粗黑的。哑巴很爱干净，总是把花衬衣领子翻在蓝色的涤卡褂子外面。玲丫头的另一个姐姐叫“熊丫头”。估计她的名字是叫做旭的，被方言发成了“熊”。美丽的“熊”丫头很早就嫁到了城北面的远乡里，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亦不知道她的一丁点儿消息。
玲丫头同父异母的大哥绰号叫“俄罗斯”，我猜绰号的来由是他和哑巴一样长得高鼻子深眼窝，因此就被人叫成了“俄罗斯”。他们都像他们去世的母亲。玲丫头和她的小哥哥则截然长成了另一个样子。他们的母亲姓蒋，那个年代好像人们对所有姓蒋的人都没有好感一样，会被骂做“蒋光头”。玲丫头的母亲个头偏矮，她总是穿着比自己身体大几号的灰黑色衣服，袖子挽几道，裤子盖住了黑色条绒布鞋，扫在地上，走路肩膀有一些倾斜，说话总拖着很长的音。玲丫头的五官长得像她父亲，细小的皮泡眼，一个肉乎乎的大鼻子在五官中最显眼，但她皮肤细嫩而白，鼻梁和脸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雀斑。玲丫头是父母心里的宝贝，从未听见她的父母哥哥们责骂过她，她也不用干活，有大把的时间陪我玩。
我和玲丫头总是蹲在她家的院子里，玩吃子或是旮旯骨这样的游戏。吃子是把一大把杏核撒在地上，然后扔起乒乓球，在乒乓球弹起来的瞬间，要抓住地上的三五个杏核并接住球。这个游戏还有很多的细则，比如，一次抓几个，抓的时候不能动旁边紧挨的杏核等等。旮旯骨则是羊的关节骨，四个面不一样的形状，涂成了鲜红色，把乒乓球扔起来的瞬间，把骨头翻成一个面的，然后接住球。我们在地上一蹲就是几个小时，没人打搅。我的手指细，玲丫头的手指粗，胖乎乎的手掌，抓起子来或者用手指夹骨头不是很灵巧，我总是赢家，能把她的一大把杏核都赢来，而且赢到我索然无味。杏核和旮旯骨都是她的，虽每次是赢家，也得在游戏结束后全部还给她。玲丫头虽从头输到尾，但她从不主动来找我玩。过几天，我又想起赢她的趣味，又去找她玩，她也不拒绝。那时候我梦想能有四个旮旯骨，也只是想想而已，要拥有一副旮旯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我让她把赢的杏核真的给我一些的时候，她断然拒绝了。那时候，学校总要让学生在假期勤工俭学，开学后要交牙膏袋、冰棍棒、杏核等。冰棍棒是可以上街一根一根捡回去的，而姥姥家的新居民点落成后，原来老庄子的大杏树被砍去，那几百个杏核真的很难找。我要玲丫头把她把玩的那捧杏核送给我，大概有三百颗，她断然拒绝。然后我退了一步，要她送一半给我，她也不同意。后来我节节后退，要她送一百、五十、三十给我，但她一颗都没有送给我。我缠着哀求了她几天，她依然拒绝，这可能是对我一直赢她的一种彻底的胜利。而我心里则有一些埋怨。
等到我不玩游戏的时候，也就和玲丫头彻底地没有了来往，玲丫头初中毕业后再没有上学。再有了她的消息，就是听说她结婚了，嫁给了周边农村的一户人家。后来又听母亲说，她就在我家附近的那个大市场贩菜，而且生意做得越来越大。
有一次我在那个菜市场周围见到了玲丫头，她坐在一辆三轮摩托车上。她和别的菜贩子不一样，烫着个爆炸头，头发染成了黄色，一双洁白的花边短袜翻在黑色紧身裤上，原本白皙的皮肤上扑了很多粉。玲丫头看着过上了不错的生活。
后来姥姥家的村庄被强行拆迁，村子里的人作鸟兽散，都到城里谋生去了。听说玲丫头的小哥哥也在贩菜，那个“俄罗斯”干什么则不得而知。可是，听说她的父母在捡垃圾。我想，那俩老人注定是在土地上才能生活的，那个村里的人熟悉了他们，从来不会觉得他们有啥不一样。在城里他们是不能融入生活的，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样的衣服漂亮，什么样的生活享受。他们只会忙碌和土地有关的事情，然后就是吃饭睡觉，闲着的时候搭着烟袋子蹲在门前的树沟边抽烟，失去了土地的他们选择了一种在城乡结合部流浪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城市是永远拒绝而又陌生的。
兵葫芦
他的名字叫建兵，她妈经常喊他兵娃子，现在也还是这样叫他。而在姥姥家那个村庄里，大家都喊他兵葫芦，也不知道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
兵葫芦比我大三岁，论辈分我得叫他叔叔。那时候我是城里的孩子，每次回到乡下都有一种优越感，这样的叔叔有好几个，常会和他们一起玩。兵葫芦大脑袋、方脸盘，眼睛和嘴巴都很大。他的瞳孔是发黄的，那双大眼睛总是瞌睡的样子，即使平时也空洞而没有光彩，偶尔吊着两道长长的鼻涕。他经常站在他家院门口一天到晚咧个大嘴笑。
小时候，我既不会叫他叔叔，也不会叫他兵葫芦，我只是直接说：你，怎么怎么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一年，他的满脸都结上了黑色的血痂，这才看到他的两个眼睛灵活起来了，在黑色的壳里骨碌转动着。他说是让骆驼踏了一蹄子。我问他，那为什么骆驼要踏你呢？一定是你惹恼它了。他虽详细地讲了被骆驼踢的过程，但我还是没听明白，总之是他惹恼人家。
家里人都说，她母亲打他非常厉害，总是在头上猛敲，所以兵娃子就被母亲打愣了，在大人们的眼里，他愣得很。后来我知道了他有一个特别的强项。夏天，伙伴们一块去村里的沟沟坎坎玩，有几次兵娃子也去了，他竟然在杂草丛生的水沟里发现了一棵杏树苗，他小心翼翼地挖出来捧在手里，仔细一看，那个苗的确和别的不一样，嫩绿的叶子，长得有力量有形状，像是要长成一棵树的样子。我真是特别惊讶他的这种发现能力。此前，姥姥家的老庄子门口有两棵大杏树，夏天我睡在树叶飒飒、清风摇曳的杏树下，老庄子被拆去以后，杏树也被砍去了，那是一件很令人伤心的事，我非常想念那两棵大杏树。兵葫芦从地埂上发现野杏树的苗儿后，我就特别也想发现几棵，把它种在新房子的后面，新的居民点除了一排排白杨外，没有一户人家的房子后面有能开花结果的树。兵葫芦如获至宝，把那棵杏树捧在手里拿回家去了。就在那一瞬间我开始崇拜他，央求他教我认杏树苗，我也好挖一棵回去。那个夏天，我跑了很多的沟沟坎坎，但是一无所获。 多年后偶尔去他家，看到院子中间有个花池，里面种着一棵树，长得半死不活，一点儿也不旺盛。我想，是那时候我们一起发现的那棵苗儿吗？
兵葫芦有一个弟弟，长得高大英俊，叫强娃子。等我们都长大的时候，村庄周围慢慢地建起了高楼大厦，低矮的居民点成了破败的城中村。土地已经无法养活那些村里的年轻人，强娃子和兵葫芦都到城里上班了，兵葫芦在一家家具公司做油漆工，强娃子在酒厂酿造车间酿酒。有一年，我在市里的街上碰见了多年未见的兵葫芦，没想到他竟然更愣了。他本来是我的叔叔辈的，可是那天见面，他竟然叫我姐，他应该把我母亲叫姐的。那条街正好是市中心的食街，我请他一块吃午饭。吃饭间，他说车间里油漆味很重，他的眼睛经常很疼。我想，他的脑子可能是被油漆味熏坏了吧？回家对母亲提起这事，她也无语。
兵葫芦家接二连三传来坏消息，他的弟弟得了急病。那年冬天，媒体报道是近三十年来最寒冷的冬天，可他弟弟从酒厂下班后天天都玩得很晚才回家。有天说是头痛，就当感冒吃了几粒药，结果头剧痛，到了医院说是脑结核，住进了感染病房。几个月过去，命算是保住了，可坐上了轮椅，且永远也无法站立。那时候，强娃子已经有了女朋友，他瘫了后，女朋友看过几次后就再也没有去过。瘫了几年后，又因胰腺炎去世。这件事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个同学，他是双胞胎，哥哥有点儿弱智，他在我们班体育各方面都很出色，人也勤快。可是五年级的一天中午我们去上学的时候，传来消息说，中午他去水库游泳被淹死了。那时候，老师或者所有熟悉他的人都有一个想法：老天不长眼，干嘛不要了他有点傻的哥哥的命？但想法是憋在肚子里的，没有人敢说出来。
城中村拆迁后，兵葫芦家的房子立在了那里，成了最后的钉子户。兵葫芦的弟弟一病数年且刚去世，他们家成了村里的贫困户。那个组里的人虽然都不想搬离，但是他们又不乐意和兵葫芦家的破房子一起显眼地摆在路边，成为最后的钉子户，贫困毕竟是这个时代的一道伤疤。
最终，兵葫芦一家也搬迁了，被安置在城里的经济适用房小区。母亲只要去看望姥姥就时常能够带回各种各样的消息。兵葫芦的父亲成了一名清洁工，兵葫芦也分了一套经济适用房结婚了，听说他媳妇长得不赖，是一家商场的售货员。两三年后的一天，母亲从姥姥家回来又说，兵葫芦的父亲病了，肠癌。因为没有钱，兵葫芦的父亲纠结在到底要不要化疗和手术，住了几天医院就回家了。亲戚们给他打听了土方子，用蒲公英的花煮了水喝，去湿毒。又到后来，一次全家人清明扫墓时见到他，患癌一年后他精神还好。后来又有医生说是痔疮，又有医生说是癌症晚期，他也没有好好医治过，听母亲说只是越来越虚弱，每天疼痛难忍时就趴在一个棉垫子上。
春天，姥姥摔坏腿住院，我在病房里见到了兵葫芦的妈和女儿，女儿乖巧伶俐。兵葫芦也去了，他穿着一身保安制服，没戴帽子，风风张张地推了门进来，扯嗓子喊着说：“哎呀！我以为是三楼，走错了病房了。”一边说一边还是像以前那样“嘿嘿嘿”笑着。竟然说话间背对着我姥姥坐在了病床边上，而我姥姥正非常痛苦地躺在病床上。我们都熟悉他，也都并不见怪。
他的母亲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说男人的病，似乎已经确定是癌症了，她说的很多话里都一个字，就是看病需要“钱”，他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这一次见到兵葫芦，已经时隔十多年了。他已经离婚，自己带着孩子。而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他竟然没有一点儿苍老和疲惫的迹象，大概一天什么也不想吧。其实，很多人在别人眼中过得挺不幸的，可是，他自己没什么高要求，不知所痛，也就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不幸。反之，在别人眼中过得很精彩的人，反倒是痛楚很多呐。
玲丫头的父亲，脖子左侧长了一个大大的疙瘩，他们叫做素袋子。他脊背驼得很厉害，走路脖子歪到一边，身子向前弓成了五六十度，手背在后面，一副很难受的样子。他本来是一个高大魁梧的人，可是他从没直起过腰。
玲丫头是家里姊妹中排行最小的，她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她的大哥和俩姐姐是他父亲第一个老婆生的，那个老婆死了后，他父亲续了房，又生了她小哥哥和她。
玲丫头有个哑巴姐姐，哑巴有一双深邃的大眼睛，浓密的睫毛，总像是在想什么事情，两条长辫子粗黑粗黑的。哑巴很爱干净，总是把花衬衣领子翻在蓝色的涤卡褂子外面。玲丫头的另一个姐姐叫“熊丫头”。估计她的名字是叫做旭的，被方言发成了“熊”。美丽的“熊”丫头很早就嫁到了城北面的远乡里，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亦不知道她的一丁点儿消息。
玲丫头同父异母的大哥绰号叫“俄罗斯”，我猜绰号的来由是他和哑巴一样长得高鼻子深眼窝，因此就被人叫成了“俄罗斯”。他们都像他们去世的母亲。玲丫头和她的小哥哥则截然长成了另一个样子。他们的母亲姓蒋，那个年代好像人们对所有姓蒋的人都没有好感一样，会被骂做“蒋光头”。玲丫头的母亲个头偏矮，她总是穿着比自己身体大几号的灰黑色衣服，袖子挽几道，裤子盖住了黑色条绒布鞋，扫在地上，走路肩膀有一些倾斜，说话总拖着很长的音。玲丫头的五官长得像她父亲，细小的皮泡眼，一个肉乎乎的大鼻子在五官中最显眼，但她皮肤细嫩而白，鼻梁和脸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雀斑。玲丫头是父母心里的宝贝，从未听见她的父母哥哥们责骂过她，她也不用干活，有大把的时间陪我玩。
我和玲丫头总是蹲在她家的院子里，玩吃子或是旮旯骨这样的游戏。吃子是把一大把杏核撒在地上，然后扔起乒乓球，在乒乓球弹起来的瞬间，要抓住地上的三五个杏核并接住球。这个游戏还有很多的细则，比如，一次抓几个，抓的时候不能动旁边紧挨的杏核等等。旮旯骨则是羊的关节骨，四个面不一样的形状，涂成了鲜红色，把乒乓球扔起来的瞬间，把骨头翻成一个面的，然后接住球。我们在地上一蹲就是几个小时，没人打搅。我的手指细，玲丫头的手指粗，胖乎乎的手掌，抓起子来或者用手指夹骨头不是很灵巧，我总是赢家，能把她的一大把杏核都赢来，而且赢到我索然无味。杏核和旮旯骨都是她的，虽每次是赢家，也得在游戏结束后全部还给她。玲丫头虽从头输到尾，但她从不主动来找我玩。过几天，我又想起赢她的趣味，又去找她玩，她也不拒绝。那时候我梦想能有四个旮旯骨，也只是想想而已，要拥有一副旮旯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我让她把赢的杏核真的给我一些的时候，她断然拒绝了。那时候，学校总要让学生在假期勤工俭学，开学后要交牙膏袋、冰棍棒、杏核等。冰棍棒是可以上街一根一根捡回去的，而姥姥家的新居民点落成后，原来老庄子的大杏树被砍去，那几百个杏核真的很难找。我要玲丫头把她把玩的那捧杏核送给我，大概有三百颗，她断然拒绝。然后我退了一步，要她送一半给我，她也不同意。后来我节节后退，要她送一百、五十、三十给我，但她一颗都没有送给我。我缠着哀求了她几天，她依然拒绝，这可能是对我一直赢她的一种彻底的胜利。而我心里则有一些埋怨。
等到我不玩游戏的时候，也就和玲丫头彻底地没有了来往，玲丫头初中毕业后再没有上学。再有了她的消息，就是听说她结婚了，嫁给了周边农村的一户人家。后来又听母亲说，她就在我家附近的那个大市场贩菜，而且生意做得越来越大。
有一次我在那个菜市场周围见到了玲丫头，她坐在一辆三轮摩托车上。她和别的菜贩子不一样，烫着个爆炸头，头发染成了黄色，一双洁白的花边短袜翻在黑色紧身裤上，原本白皙的皮肤上扑了很多粉。玲丫头看着过上了不错的生活。
后来姥姥家的村庄被强行拆迁，村子里的人作鸟兽散，都到城里谋生去了。听说玲丫头的小哥哥也在贩菜，那个“俄罗斯”干什么则不得而知。可是，听说她的父母在捡垃圾。我想，那俩老人注定是在土地上才能生活的，那个村里的人熟悉了他们，从来不会觉得他们有啥不一样。在城里他们是不能融入生活的，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样的衣服漂亮，什么样的生活享受。他们只会忙碌和土地有关的事情，然后就是吃饭睡觉，闲着的时候搭着烟袋子蹲在门前的树沟边抽烟，失去了土地的他们选择了一种在城乡结合部流浪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城市是永远拒绝而又陌生的。
兵葫芦
他的名字叫建兵，她妈经常喊他兵娃子，现在也还是这样叫他。而在姥姥家那个村庄里，大家都喊他兵葫芦，也不知道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
兵葫芦比我大三岁，论辈分我得叫他叔叔。那时候我是城里的孩子，每次回到乡下都有一种优越感，这样的叔叔有好几个，常会和他们一起玩。兵葫芦大脑袋、方脸盘，眼睛和嘴巴都很大。他的瞳孔是发黄的，那双大眼睛总是瞌睡的样子，即使平时也空洞而没有光彩，偶尔吊着两道长长的鼻涕。他经常站在他家院门口一天到晚咧个大嘴笑。
小时候，我既不会叫他叔叔，也不会叫他兵葫芦，我只是直接说：你，怎么怎么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一年，他的满脸都结上了黑色的血痂，这才看到他的两个眼睛灵活起来了，在黑色的壳里骨碌转动着。他说是让骆驼踏了一蹄子。我问他，那为什么骆驼要踏你呢？一定是你惹恼它了。他虽详细地讲了被骆驼踢的过程，但我还是没听明白，总之是他惹恼人家。
家里人都说，她母亲打他非常厉害，总是在头上猛敲，所以兵娃子就被母亲打愣了，在大人们的眼里，他愣得很。后来我知道了他有一个特别的强项。夏天，伙伴们一块去村里的沟沟坎坎玩，有几次兵娃子也去了，他竟然在杂草丛生的水沟里发现了一棵杏树苗，他小心翼翼地挖出来捧在手里，仔细一看，那个苗的确和别的不一样，嫩绿的叶子，长得有力量有形状，像是要长成一棵树的样子。我真是特别惊讶他的这种发现能力。此前，姥姥家的老庄子门口有两棵大杏树，夏天我睡在树叶飒飒、清风摇曳的杏树下，老庄子被拆去以后，杏树也被砍去了，那是一件很令人伤心的事，我非常想念那两棵大杏树。兵葫芦从地埂上发现野杏树的苗儿后，我就特别也想发现几棵，把它种在新房子的后面，新的居民点除了一排排白杨外，没有一户人家的房子后面有能开花结果的树。兵葫芦如获至宝，把那棵杏树捧在手里拿回家去了。就在那一瞬间我开始崇拜他，央求他教我认杏树苗，我也好挖一棵回去。那个夏天，我跑了很多的沟沟坎坎，但是一无所获。 多年后偶尔去他家，看到院子中间有个花池，里面种着一棵树，长得半死不活，一点儿也不旺盛。我想，是那时候我们一起发现的那棵苗儿吗？
兵葫芦有一个弟弟，长得高大英俊，叫强娃子。等我们都长大的时候，村庄周围慢慢地建起了高楼大厦，低矮的居民点成了破败的城中村。土地已经无法养活那些村里的年轻人，强娃子和兵葫芦都到城里上班了，兵葫芦在一家家具公司做油漆工，强娃子在酒厂酿造车间酿酒。有一年，我在市里的街上碰见了多年未见的兵葫芦，没想到他竟然更愣了。他本来是我的叔叔辈的，可是那天见面，他竟然叫我姐，他应该把我母亲叫姐的。那条街正好是市中心的食街，我请他一块吃午饭。吃饭间，他说车间里油漆味很重，他的眼睛经常很疼。我想，他的脑子可能是被油漆味熏坏了吧？回家对母亲提起这事，她也无语。
兵葫芦家接二连三传来坏消息，他的弟弟得了急病。那年冬天，媒体报道是近三十年来最寒冷的冬天，可他弟弟从酒厂下班后天天都玩得很晚才回家。有天说是头痛，就当感冒吃了几粒药，结果头剧痛，到了医院说是脑结核，住进了感染病房。几个月过去，命算是保住了，可坐上了轮椅，且永远也无法站立。那时候，强娃子已经有了女朋友，他瘫了后，女朋友看过几次后就再也没有去过。瘫了几年后，又因胰腺炎去世。这件事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个同学，他是双胞胎，哥哥有点儿弱智，他在我们班体育各方面都很出色，人也勤快。可是五年级的一天中午我们去上学的时候，传来消息说，中午他去水库游泳被淹死了。那时候，老师或者所有熟悉他的人都有一个想法：老天不长眼，干嘛不要了他有点傻的哥哥的命？但想法是憋在肚子里的，没有人敢说出来。
城中村拆迁后，兵葫芦家的房子立在了那里，成了最后的钉子户。兵葫芦的弟弟一病数年且刚去世，他们家成了村里的贫困户。那个组里的人虽然都不想搬离，但是他们又不乐意和兵葫芦家的破房子一起显眼地摆在路边，成为最后的钉子户，贫困毕竟是这个时代的一道伤疤。
最终，兵葫芦一家也搬迁了，被安置在城里的经济适用房小区。母亲只要去看望姥姥就时常能够带回各种各样的消息。兵葫芦的父亲成了一名清洁工，兵葫芦也分了一套经济适用房结婚了，听说他媳妇长得不赖，是一家商场的售货员。两三年后的一天，母亲从姥姥家回来又说，兵葫芦的父亲病了，肠癌。因为没有钱，兵葫芦的父亲纠结在到底要不要化疗和手术，住了几天医院就回家了。亲戚们给他打听了土方子，用蒲公英的花煮了水喝，去湿毒。又到后来，一次全家人清明扫墓时见到他，患癌一年后他精神还好。后来又有医生说是痔疮，又有医生说是癌症晚期，他也没有好好医治过，听母亲说只是越来越虚弱，每天疼痛难忍时就趴在一个棉垫子上。
春天，姥姥摔坏腿住院，我在病房里见到了兵葫芦的妈和女儿，女儿乖巧伶俐。兵葫芦也去了，他穿着一身保安制服，没戴帽子，风风张张地推了门进来，扯嗓子喊着说：“哎呀！我以为是三楼，走错了病房了。”一边说一边还是像以前那样“嘿嘿嘿”笑着。竟然说话间背对着我姥姥坐在了病床边上，而我姥姥正非常痛苦地躺在病床上。我们都熟悉他，也都并不见怪。
他的母亲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说男人的病，似乎已经确定是癌症了，她说的很多话里都一个字，就是看病需要“钱”，他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这一次见到兵葫芦，已经时隔十多年了。他已经离婚，自己带着孩子。而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他竟然没有一点儿苍老和疲惫的迹象，大概一天什么也不想吧。其实，很多人在别人眼中过得挺不幸的，可是，他自己没什么高要求，不知所痛，也就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不幸。反之，在别人眼中过得很精彩的人，反倒是痛楚很多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