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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观摩若干“高效课堂”，对两种现象深为忧虑。
其他学科我不太懂，就只说说语文。
一是学生展示内容的应试化、低幼化。
“高效课堂”的主导思想是还课堂以学生。这没有什么问题。甚至还是一种纠偏——传统课堂确实存在着教师霸占课堂学生被边缘化的痼疾。但我非常期待看到的是：课堂还给了学生之后，学生做什么呢。
高效课堂的做法是学生在“导学案”的指导下先自学，然后课堂展示，互相质疑，教师点拨获得知识。从初衷来看，这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出在导学案的内容。
因为要便于操作——学生得分组展示，要适于板书，适于学生讲解，于是乎，导学案的内容就必得分板块，要能够很好地落实。这样一来，“导学”成为了导“知识”。至于思想、文化、文明、情感、艺术等对于语文可能更为珍贵的东西，不太好上“导学案”，于是便被忽略了，甚至完全省略了。
我前后观摩了若干堂“高效语文课”，学生确实动得很欢，但讲解的可惜几乎全是基础层面的东西。略微深入一点点的，也不过是练习册和参考书上的低层次内容。这实在不能怪老师，是学习的固定模式决定了学习内容的低幼化。
比如听《桃花源记》。授课老师自己也先跟我呻吟了：“王老师，这么上还是语文课吗？”确实非常为难我们的年轻老师。当学生课堂展示的全是“词性活用”“古今异义”“一词多义”等文言文的“言”方面的知识的时候，我想陶渊明也会愤怒的。正如另一位年轻老师在我面前捶胸顿足：“王老师啊，这可是《桃花源记》啊，这可是《桃花源记》啊？”
我听懂了他的言外之意：如果学《桃花源记》，重心居然放在这些东西上面，这不是暴殄天物吗？
我跟他一样感到惶恐和痛心。
语文学科和理科有很大的不同。其魅力恰恰在于知识的模糊性和情感的多元化。可以这么说，只有知识肢解，没有艺术和情怀支撑的语文课绝不会是动人的语文课——哪怕它适合于考试。
语文课跟相声一样，必须得“抖包袱”。在不断的情感濡染和理性感性交织渗透的引领中带着学生跨越千山万壑。语文是审美的历险。而一张导学案，把学生的思维全然固定，把所有历险过程全部首先定义为做题，这是语文的窄化和“死”化。
二是教师的边缘化。
看了几堂“高效课”，最着急的还不是学习内容的应试化，最着急的是教师的无所作为。这样的课堂模式固定甚至学生朗读教学目标都是程序化了的。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学生确实动得很多。可是老师呢？有的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边，有的无所事事地偶尔穿插几句话。从头到尾，极少见教师有什么创造性的行为。
这也不能怪老师。“导学案”已经把老师完全“出卖”了，教学程序一目了然，教学内容明明白白。学生几乎不用独立思考，所有内容《课文全解》等一类书上全都有。学生只需要照搬过来填写在导学案上，再板书上黑板即可夸夸其谈。加上课堂时间极其珍贵，老师被边缘化既是无奈，也成自愿。
据说“高效课堂”以教师讲解的多少来衡定课堂效益，总之是讲得越少越好。据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一位很著名的高效数学教师，每一天都用秒表卡自己的讲课时间，最后终于把教师的讲解成功下降到了3分钟。于是皆大欢喜成为典型。
数学课这么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较之于语文，数学确实明白透彻得多：课堂完全试题化绝不会有人诟病。在中学，数学就是解题，就这么简单。但语文真的没有这么简单。课堂上语文教师声情并茂的诵读点拨本就天然属于语文的一部分。讲得过多肯定不好，但完全不讲或者讲得不精彩，我以为是对语文责任的推脱和逃避。
而这样长期把课堂“焦点”彻底让位给学生，我以为对语文教师的专业成长是很可怕的。语文教师的职业兴趣来自于什么地方？前段时间和校长聊天，我提到一个观点：你给老师过生日送礼物很重要，关心老师的起居家人也很重要，但这些都是外围力量。真正促进教师的职业兴趣蓬勃发展的，是教师在课堂上的高峰体验，是来自于师生的情感和智慧高度交锋融合之后产生的美感。只有这个东西，才能让教师痴迷于课堂，痴迷于教育。
讲与不讲，讲得多与少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教师是否讲到了学生的心中，点燃了学生的情怀和智慧。
教师的讲，如果极富有个性和文才，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曾经读到这样的典故：
西南联合大学的国学大师刘文典，恃才傲物，不可一世。他曾和学生在三五月圆之夜，团团围坐在草坪上，吟诵《月赋》，那种情景，让钱理群先生思慕不已。
同样是刘文典，有一次警报响起，他挟着一个破布包，往郊外逃窜，正好遇见沈从文夺路狂奔。刘文典火冒三丈，侧过身大骂沈从文：“我跑是为了庄子而跑，你这个该死的，你为谁而跑？”
每每读至此，我一方面震惊于刘文典的狂妄，一方面又同情沈从文先生。
作为先生，首先是真性情，其次才是真学问。
才高八斗的刘文典，自认为世界上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另半个是冯友兰。每当刘文典开讲《庄子》，吴宓等西南联合大学几位重量级教授便前往听讲。刘文典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讲到精彩处，戛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呵？”吴宓闻听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吴宓号称清华四大教授之一，是钱钟书先生的授业恩师，尚且对其恭敬如此。
老师有真性情，洒脱不羁，随心所欲，呈现一种自然生命的姿态。这种教学，就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而是一种生命的唤醒和启迪，它给予学生的必然是生命的浸染、熏陶、舒展，传递的则必然是自由天性的裸露，个体生命的承担，独立人格的追寻。
真实的生命，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教育也该如此。
这样的老师，如果不讲，那该是学生多么大的损失啊。
俗语说，教师是靠“嘴皮子”吃饭的。讲的水平，任何时候都是衡量教师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而教师，如果以“还课堂以学生”为借口，降低自己讲的质量，退化了讲的能力，这对于语文，实在可算是灾难了。
所以，高效课堂如果要真正成为好东西，必须在两个方面实现突破：
一是教学内容不能应试化、低幼化。二是教师在课堂上不能边缘化。
课堂，必须成为师生都双赢的场所，我们的教学才有希望。（来源：网易）
其他学科我不太懂，就只说说语文。
一是学生展示内容的应试化、低幼化。
“高效课堂”的主导思想是还课堂以学生。这没有什么问题。甚至还是一种纠偏——传统课堂确实存在着教师霸占课堂学生被边缘化的痼疾。但我非常期待看到的是：课堂还给了学生之后，学生做什么呢。
高效课堂的做法是学生在“导学案”的指导下先自学，然后课堂展示，互相质疑，教师点拨获得知识。从初衷来看，这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出在导学案的内容。
因为要便于操作——学生得分组展示，要适于板书，适于学生讲解，于是乎，导学案的内容就必得分板块，要能够很好地落实。这样一来，“导学”成为了导“知识”。至于思想、文化、文明、情感、艺术等对于语文可能更为珍贵的东西，不太好上“导学案”，于是便被忽略了，甚至完全省略了。
我前后观摩了若干堂“高效语文课”，学生确实动得很欢，但讲解的可惜几乎全是基础层面的东西。略微深入一点点的，也不过是练习册和参考书上的低层次内容。这实在不能怪老师，是学习的固定模式决定了学习内容的低幼化。
比如听《桃花源记》。授课老师自己也先跟我呻吟了：“王老师，这么上还是语文课吗？”确实非常为难我们的年轻老师。当学生课堂展示的全是“词性活用”“古今异义”“一词多义”等文言文的“言”方面的知识的时候，我想陶渊明也会愤怒的。正如另一位年轻老师在我面前捶胸顿足：“王老师啊，这可是《桃花源记》啊，这可是《桃花源记》啊？”
我听懂了他的言外之意：如果学《桃花源记》，重心居然放在这些东西上面，这不是暴殄天物吗？
我跟他一样感到惶恐和痛心。
语文学科和理科有很大的不同。其魅力恰恰在于知识的模糊性和情感的多元化。可以这么说，只有知识肢解，没有艺术和情怀支撑的语文课绝不会是动人的语文课——哪怕它适合于考试。
语文课跟相声一样，必须得“抖包袱”。在不断的情感濡染和理性感性交织渗透的引领中带着学生跨越千山万壑。语文是审美的历险。而一张导学案，把学生的思维全然固定，把所有历险过程全部首先定义为做题，这是语文的窄化和“死”化。
二是教师的边缘化。
看了几堂“高效课”，最着急的还不是学习内容的应试化，最着急的是教师的无所作为。这样的课堂模式固定甚至学生朗读教学目标都是程序化了的。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学生确实动得很多。可是老师呢？有的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边，有的无所事事地偶尔穿插几句话。从头到尾，极少见教师有什么创造性的行为。
这也不能怪老师。“导学案”已经把老师完全“出卖”了，教学程序一目了然，教学内容明明白白。学生几乎不用独立思考，所有内容《课文全解》等一类书上全都有。学生只需要照搬过来填写在导学案上，再板书上黑板即可夸夸其谈。加上课堂时间极其珍贵，老师被边缘化既是无奈，也成自愿。
据说“高效课堂”以教师讲解的多少来衡定课堂效益，总之是讲得越少越好。据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一位很著名的高效数学教师，每一天都用秒表卡自己的讲课时间，最后终于把教师的讲解成功下降到了3分钟。于是皆大欢喜成为典型。
数学课这么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较之于语文，数学确实明白透彻得多：课堂完全试题化绝不会有人诟病。在中学，数学就是解题，就这么简单。但语文真的没有这么简单。课堂上语文教师声情并茂的诵读点拨本就天然属于语文的一部分。讲得过多肯定不好，但完全不讲或者讲得不精彩，我以为是对语文责任的推脱和逃避。
而这样长期把课堂“焦点”彻底让位给学生，我以为对语文教师的专业成长是很可怕的。语文教师的职业兴趣来自于什么地方？前段时间和校长聊天，我提到一个观点：你给老师过生日送礼物很重要，关心老师的起居家人也很重要，但这些都是外围力量。真正促进教师的职业兴趣蓬勃发展的，是教师在课堂上的高峰体验，是来自于师生的情感和智慧高度交锋融合之后产生的美感。只有这个东西，才能让教师痴迷于课堂，痴迷于教育。
讲与不讲，讲得多与少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教师是否讲到了学生的心中，点燃了学生的情怀和智慧。
教师的讲，如果极富有个性和文才，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曾经读到这样的典故：
西南联合大学的国学大师刘文典，恃才傲物，不可一世。他曾和学生在三五月圆之夜，团团围坐在草坪上，吟诵《月赋》，那种情景，让钱理群先生思慕不已。
同样是刘文典，有一次警报响起，他挟着一个破布包，往郊外逃窜，正好遇见沈从文夺路狂奔。刘文典火冒三丈，侧过身大骂沈从文：“我跑是为了庄子而跑，你这个该死的，你为谁而跑？”
每每读至此，我一方面震惊于刘文典的狂妄，一方面又同情沈从文先生。
作为先生，首先是真性情，其次才是真学问。
才高八斗的刘文典，自认为世界上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另半个是冯友兰。每当刘文典开讲《庄子》，吴宓等西南联合大学几位重量级教授便前往听讲。刘文典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讲到精彩处，戛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呵？”吴宓闻听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吴宓号称清华四大教授之一，是钱钟书先生的授业恩师，尚且对其恭敬如此。
老师有真性情，洒脱不羁，随心所欲，呈现一种自然生命的姿态。这种教学，就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而是一种生命的唤醒和启迪，它给予学生的必然是生命的浸染、熏陶、舒展，传递的则必然是自由天性的裸露，个体生命的承担，独立人格的追寻。
真实的生命，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教育也该如此。
这样的老师，如果不讲，那该是学生多么大的损失啊。
俗语说，教师是靠“嘴皮子”吃饭的。讲的水平，任何时候都是衡量教师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而教师，如果以“还课堂以学生”为借口，降低自己讲的质量，退化了讲的能力，这对于语文，实在可算是灾难了。
所以，高效课堂如果要真正成为好东西，必须在两个方面实现突破：
一是教学内容不能应试化、低幼化。二是教师在课堂上不能边缘化。
课堂，必须成为师生都双赢的场所，我们的教学才有希望。（来源：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