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写作或者文学世界看作一个游戏场，在我们上场参与游戏之前，游戏的规则已经成型并且运转了多年，一个写作者能做的无非是谨慎地观察模仿，试探着去参与，直到融入这个世界。如果不是一个彻底的游戏重组者，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投入或多或少的热情。出生于1980年代的作家小昌，并没有在80后作家声势煊赫时开始写作，但却是一个投入热情较多的写作者，敏感多思的天性与广泛的阅读让他体会到文学世界的魅力，进而投身到以语言文字去编织世界的事业中来。近年来在《钟山》《十月》《花城》《上海文学》等发表大量中短篇作品，入选国内多种重要选本，小说集《小河夭夭》入选中国作协 21 世纪文学之星 2015 卷，长篇移民寻根小说《白的海》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广西年轻一代写作者中的佼佼者。
　　小昌的作品得到了一些业界的认可，譬如黄平的《边缘的青年与边缘的文学》赞赏边缘青年的情感结构，马兵的《归乡者、悬置者与时代病人》以对时代病虚无的内在反省去理解小昌作品潜在的能量，唐诗人的《犹豫不安的“人”》认同小昌叙事的迷宫与人物情感之错综复杂，曾攀的《幻梦征兆、疾病隐喻与主体形构》指出小昌小说中重复出现的幻梦征兆与疾病隐喻导致的主体形构上的重合或分裂。另外，李北京的《小河和大海与小昌的小说世界》，以小河和大海的意象联系起乡村与城镇世界，覃莉的《困与逃的对立：小昌 〈 白的海 〉 小 说的地理空间建构》，专门聚焦小昌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白的海》，把“鱼嘴镇”作为一个特定文化地理空间，讨论其中的现代困境与精神难题。在纯文学接受不甚景气的环境下，小昌的创作在传统文学的评价机制中，获得了最大善意的阐释与解读空间。
　　一
　　小昌出生在山东的农村，上大学之后离开故地，辗转到异地他乡广西桂林、北海等城市，富士康的工作经历，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活，与当代中国转型期众多出生于1980年代的青年人有着大致相似的履历，寻找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安顿自己的生活，“在陌生人描绘的经纬线上寻找自己的位置是个人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①。每一个离开故乡去外地谋生的年轻人都会理解小昌作品中浓墨重彩的两个世界——乡村与城市，附带着具体的意义体系。叙事者或者那个讲故事的人，天然地分成两个，一方面念念不忘内陆乡村的生老病死的往事、少年伤痕、难堪与秘密、成长的爱与痛，它们熔铸成一些结实的情节，纪念碑一样耸立在不同的小说中;另一方面他又从成年世俗生活开始的一刻，被镶嵌在第二故乡的风雨中，第二故乡在小昌的小说中一般是指广西北海，一个边地和海湾热带城市，清楚地折射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微影像，这里留驻了众多外地人，有一种现代城市的神秘气息和边地城市的另类现代感，其间的困顿与索求，熙来攘往，故事不绝如缕。两个世界有时候看起来泾渭分明，有时候又以各种方式交融在一起，互为彼此故事和情感的对照。
　　小昌对乡村世界，采取了平视的角度，“我的小说大多在写自己，而且我认为好的小说该回到自己”②，往往给人一种作家的自传性的错觉，这是一种方便地处理过去的方式。在地理的流动与社会的流动中，乡村的记忆必然已经成为过去，而乡村叙事变成对过去反复重申的阐释，“过去是可变的，易变的、不断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回忆过去的经历时往往反复进行新的解释。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有多少观点，他就有多少不同的经历。我们召唤一些事件，认为他极端重要;却把另一些事件打入另册，并逐渐遗忘”③。
　　小昌在乡村叙事中召唤了情感的共同体，返乡者小心翼翼去试探和恢复的友谊、亲情，被往事浸染过的风物和空间等，他们带着清醒而冷静的视角。而重复出现的女性非自然性死亡，却是惊悚而刺目的，越出我们在乡村叙事中常见的情感轴线。比如《小河夭夭》提到水闸那里有很深的一处水洼，常能钓到大鱼，但人迹罕至，“那里死過很多人，尤其是女人。村里的女人生了气，闹了别扭，想不开就去寻死。很早之前，常喝农药，也许那样死得有些难堪。不知什么时候起，大家开始不约而同地去水闸了。朝深水里一跳，让家里人去后悔吧。信邪的人说那里有很多小鬼儿，一下水，就身不由己”。这个情节在《点将台》里再次重现，小安的娘“爬到城墙上喝下一整瓶敌敌畏，喝完没事人似的，……扑腾了一阵，就没动静了。人再次被发现时，早已面目全非，身上落满了豆大的绿头苍蝇，一身绿，嗡嗡地叫。万人坑阴气飒飒，村里人很少去，那地方邪气重，常听人说，一到深夜，鬼火到处在飘，隐约能听到战鼓声、喊杀声”。重要的压抑的社会事件被小昌冷静地叙述成偶然的日常的事件，它们带来没有波澜的普通死亡，而在笔锋转折处，非自然死亡又跟历史、地域性组合为鬼影幢幢的世界。到《天贵》这部作品，同样写母亲之死，却平添了戏谑的味道。一个男人孤独地面对母亲死亡的场面和生命最后的仪式，这让儿子在村庄里获得了尊严，从来没有人如此重视过他，被家族中最有威望的男人叫到一边，你来我往和颜悦色。《天贵》打开了母亲的历史，一个被拐卖来的贵州女人惨痛无法诉说的历史，她受侮辱、损害，潦草的一生像巨大狰狞的缺口敞开在乡村的天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当代中国发达的乡村叙事传统中，小昌的乡村世界事实上并没有提供新鲜的审美经验和思想经验，他淡化了阶层、经济、性别等视角，以童年、回访者的视角抽取了个人创伤性记忆的部分，于是乡村成为个人之殇。《天贵》中主人公回忆了少年时期的一次出逃，“他去了海边，人生第一次看了海，海让他感到了宁静，让他觉得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④。远处或者另一种空间是对乡村世界的克服和解决，归来者是现在的视角，他们都曾经是出逃者，天贵任性的爱情也像是一次出逃，去克服此地的不适和寻找存在感。小昌让作品中人物逃离的空间是新鲜而独特的，一个与海洋有关的不稳定的南方世界由此在作品中诞生。
　　二
　　中国文学对海洋文明的叙事始终没有成为重要的生长点，小昌由于个人生活阅历的便利，在近年的创作中，加入了众多的海洋元素和南方生活气息。评论界最近提出新南方写作的概念，新南方所指的是南方以南，跟我们经常提及的江南不同，是一个需要被重新看到的地方性叙事，是值得在文学中被重新发现和讨论的中国故事与精神特质，它既是一个地理空间又是一种精神空间。《圆堡》虚构了一个离奇的海边乌托邦（恶托邦）的空间，这个空间不是此前乡土小说中那个诗意的大海意象，而是世俗世界尽头的一间实验室。小说无头无尾，故事从中间开始，“成为老扁的第一天，他就上路了”。我们在小说中无法获取更多关于老扁的身世与价值观，来自哪里去往何处，他就像一个符号离散在故事的天空，主人公就像进入一个游戏一样，承袭了老扁的身份和使命，“扮成老扁去给一个老女人弹钢琴。老扁就是干这个的，靠给别人弹钢琴挣了不少钱。他认识不少阔太太，他给那些阔太太弹门德尔松，甚至手把手教她们。他喜欢门德尔松。他为了成为真正的老扁，不得不练很多首门德尔松的曲子”⑤。接下来，老扁进入了一个圆堡的魔幻现实世界，这个世界由管家老莫、太太和小雨三个奇怪的女人为主体，还有诗人、司机、陈阿姨等，一个无理性地苛求爱的世界。这个世界抽离了具体的生存图景，饰以阶层、爱情、亲情、禁锢与逃离等元素花边，替代了完整的有起承转合的人生故事。小昌好像是一个谜语的制造者，错乱地设置了各种可能性的谜面，似是而非的杀人案、逃离与追逐的游戏、虚构的爱情，而不去理会我们在悬疑小说世界所经常看到的缜密逻辑与因果关系，这个世界是错乱迷离的，彻底逆转了秩序与合理性，文字变成制造错乱的工具。如果为这个莫名其妙的世界命名为乌托邦或者恶托邦的话，在小说主体线索上似乎也是成立的，一个正常人走进一个异乎寻常的感官刺激和情感重口的世界，最后沉迷于这个世界，正如小说中小雨披头直面向他预言的“你会爱上这里的，接着你就离不开了”。最后“他喜欢上这里了，他想住下去，永远住下去，像小雨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