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型时代,你一定见过人们眼睛里那强烈难遏的愤怒。在这个历史悠久、土地广袤的国度里,从来都不缺少苦难,也不缺少对苦难的坚忍。但是,从贵州瓮安到云南孟连,到湖北石首,再到吉林通化,我们也都看见,当眼神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当怨恨蔓延,当压抑爆发,暴力会瞬间撕裂一切,包括本该主宰生活的和谐。在群体性冲突事件中,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者。只是,从地方政府发布的通告中,我们往往能听到对“黑恶势力、不法分子”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官方定性,那严厉训诫的语气仍然是群体性冲突事件中暴力对抗行为的一部分。
　　在这里,简单的“抓坏人”思维显然是无效的。在心理学的视野中,我们往往愿意将所谓“坏人”还原为心理贫乏、充满敌意、由于紧张和恐惧而未能充分发展其人性潜能的病态人士。我想尽量避免在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场景中简单地为人贴标签,而是试图去理解。为什么在一些局部的社会场景中,一旦仇怨之情瞬間释放,人们就狂躁地投掷石块、挥舞拳头、呼喊和焚烧?那些朴实得看起来软弱无助的人,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感到忍无可忍,必须以惊天动地的破坏性行动来挣脱内心深重的被剥夺感。这当然是一种情感的严重偏差错乱。亚伯拉罕·马斯洛说过:“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人性才表现为善。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人们更容易表现出心理病态和丑恶行为。”所以,面对“心理病态和丑恶行为”,我们有必要追问足以诱发它们的“恶劣的环境条件”及其成因。
　　没有人未曾遭遇过强烈的痛苦与严重的挫折。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大都是在浩劫时期度过其荒芜的少年时代。转型社会的莫测风云,又剥夺了他们原本单纯的心境和稳定的生活。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既不坚强也不完美。克莱尔·格雷伍斯依据马斯洛的理论预设来研究组织内部的个体人格,他将所有人划归七种由低到高的人格水平。其中第四层次是“寻求攻击力”层次。被划入这一人格水平的人往往都是易怒和好斗的。在群体性冲突事件中,他们似乎是当然的参与者。处在“寻求攻击力”层次的人们不缺乏对疼痛的敏感和对情绪的表达,当恶劣的环境条件冲击着他们的感官,他们立即感到生活中曾经遭受过的所有屈辱叠加在一起。当本能的力量在那个可怕的瞬间支配了一切,你无法简单地责备他们不明真相。因为你没有理由说他们置身其中的恶劣的环境条件只是一种病态的想象。对于他们的过度反应,问题在于他们需要面对自我的真相。他们受困于内部那个迷惘不安的自我:除了斗争与忍耐,他所经历的教育和文化并未赋予他更多的备选项。如何恰如其分地回应恶劣的环境条件才称得上健康?受困于过往消极的人生经验的人们如何进一步成长?思考这些真实而迫切的问题远比贴标签式的定性要有意义得多。
　　从人格的第四层次(“寻求攻击力”层次)再往上发展,就进入了被称作“社会中心论”层次的第五层次。在这一人格水平上,人们醉心于社会公益事业,更专注于如何使社会能够良好地运行。处于这一人格水平之上的人们,心理和经济上,都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保障。这再次印证了马斯洛的观点:人类心理的善,并不是无条件的、永久的。换句话说,要求人们向善,就必须有允许他们向善的条件存在。在群体性冲突事件的相关场景中,权力可以通行无阻,权利却常常受到无情的压制。倘若权力缺乏约束,转型时代的“转型正义”必定会缺席,人们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承受着断裂的痛楚,客观条件诱发人们的愤世嫉俗和怀疑感,甚至在一些特定的时刻加重了这种绝望的心理特征。譬如,在贵州瓮安,“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石宗源语)在湖北巴东,邓贵大将一沓人民币砸在邓玉娇的脸上。在无数相似的场景中,心在抽搐,血在奔涌,空气在凝固。即便内心的攻击性扭曲了人们的视野,也不能够简单地说那个并不美好的世界只是他们的错觉。因为恰恰是那个并不美好的世界让他们迷困于错觉之中。
　　一个更趋向合理的社会总是植根于一些基本的人类情感,譬如对他人的怜悯与尊重。因此当我们发现,在某些情境下,权力的蛮横几乎成为生活中唯一真实的控制力量,这时有人只能要求透过扭转地方官员心理的暴戾化,来疏解社会弱势群体心理的暴戾化,在基层社会的很多地方,由于权力的钳制,人们无法自由而有效地彼此沟通联络,无法在公共领域中缓释内在的压力与苦痛,更无法借助理性有序的社团空间与社区空间展开积极而有建设性的社会参与。没有一个强大而理性的民间社会作为中间缓冲地带,来包容弱势群体的成长,平复社会撕裂造成的内心创伤,人们就很难不为绝望而冲动。“纵贯线”乐队在《亡命之徒》中唱道:“夜雾那么浓,开阔而汹涌,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迷宫。”倘若一个社会能够以理解、接纳和爱的态度来面对那些因迷惘和伤痛而绝望的“亡命之徒”,使他们渐渐回复原本的平静与良善,人们对于走出盲目而危险的“迷宫”结构就一定会建立起信任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