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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许多次准备，某民间公益组织负责人罗青和志愿者曾浩决定在周末前往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对之前接受帮助的孩子进行回访，然而，原本愉快的旅行气氛却被曾浩的朋友——同是志愿者的李先生的一通电话改变了，他告诉曾浩，自己终于结束了那段长达八年的资助长跑，身心俱疲。
从开心事到尴尬事
八年前，曾浩在志愿者群里发布的一张照片，让远在河北的李先生决定捐助这个叫阿桑的四川省凉山州女孩儿，照片上脏兮兮的阿桑有着清澈、干净的眼神和简单、淳朴的笑容，那一年，阿桑的父母因为贩毒、吸毒被抓，除了她和弟弟，被病痛折磨到迈不开步的奶奶是家里的唯一劳动力。阿桑说，她现在只想给奶奶治病。
一年800元的生活费根本不够支撑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奶奶治病、阿桑和弟弟上学的责任一下子全部都落到了李先生一个人的身上，从外婆生病到家里养的猪生病，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阿桑要钱的频率越来越频繁，理由也越来越匪夷所思。因为河北到凉山州相距较远，李先生也没有办法每次确定，纵使心中疑云满布，但还是把钱一分不差地寄给阿桑。
几年后，曾浩陪着李先生来到凉山州看望阿桑，此时的阿桑已褪去了照片上稚嫩的模样，房屋虽然还是有些破败，但和以前比起来温暖了许多，屋内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阿桑的生活越来越稳定，原本应该高兴的李先生脸上表情却十分复杂。
与阿桑家庭一样在改变的还有阿桑的内心，曾浩从她的笑容里面看出了对他和李先生的讨好与谄媚。这个从小没有出过大山的孩子说，她以后就想当明星。一开始，李先生以为阿桑是因为缺乏关注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在后来相处中，李先生发现，阿桑之所以会向往明星的生活是因为万人追捧所带来的虚荣快感。
阿桑的改变让曾浩始料不及，他说，一开始大家都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本来是一件让双方都开心的事，却用这种尴尬的方式收场。除了物质，很少有人去关心阿桑内心的变化，比如，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要如何支配。第一次获得这么多人的关注，第一次获得无条件的帮助，正是太多的“第一次”让阿桑措手不及，在没有人帮助、疏导和监督的情况下养成了利用装可怜、找借口的方式便可以不劳而获的错误价值观。
“从我所了解到的‘一对一’是大部分经济能力较好的个人或群体会选择的资助方式，但是帮扶到最后99%不是不欢而散，就是不了了之。”曾浩说。“一对一”的帮扶产生“第二个阿桑”的可能性非常大。被资助孩子无底洞一样的需求只是让他们觉得“压力山大”的一小部分原因，还有一部分来自捐助资源和收获不成正比的心理落差。
“许多人就会想，我资助你学习、生活，但是你没有如期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或是拥有一份好的学历。”曾浩说有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是强求结果只会让双方都陷入僵局。
无论旅途的远近，每一次出发前，罗青会将所有新认识的或是早已熟识的志愿者们叫到一起，强调安全和注意事项，提到最多的便是“不要私自给小朋友钱和物”。这些听上去很不近人情的方式，罗青却说，这是出于对孩子和志愿者的保护。这种保护是为了避免“一对一”模式的弊端再次发生。
罗青感慨道，“即便是作足了准备，但是像这种让开心事变成尴尬事，甚至变成伤心事的状况，现在还在频频上演。出现这一现象源于大家对捐资助学的误区——大部分人觉得，捐资助学就是缺啥给啥就行了。这都是源于大家现在对于好生活和成功的定义还是停留在物质财富的高低上，同样，心理落差也会产生。”
骗局中的伤害
尽管在捐助方式上还存在诸多问题，但狭隘自私、不讲诚信的行为才是妨碍慈善事业和捐资助学的“绊脚石”。
2013年的某天，罗青打开微博，有人将一条为古蔺县某小学募捐袜子的消息转给了她。“就我所知，这个学校很早以前就接受过捐助了，现在仍然有几个企业定点对他们进行帮助。”罗青得知这个消息时显得很诧异，“而且，我们在当地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地不穿袜子是属于他们的民俗民风和习惯。”无独有偶，曾浩曾在“5·12”地震之后遇到了同类的尴尬。
“当时也是听说地震灾区有很多孩子文具、生活用品没有着落，我们带了很多铅笔、书包。等我到那里的时候才发现，每个小孩人均有几百支铅笔，七八个书包，资源严重浪费。”资源的重复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在捐资助学的过程中屡见不鲜，一方面因为没有统一平台统筹资源，再加上以捐助者意识为本体的捐助方式所造成的过剩；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受捐部门的暧昧态度。
“捐助其实要尊重孩子也要尊重他们所习惯的生活，并不是我看到了觉得你缺，你就是缺。”罗青打了一个比方，个别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不穿袜子是因为民族习惯，但是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讲，缺少和习惯并没有太多的概念，没有人引导他们究竟要如何面对蜂拥而至的志愿者和公益组织。这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有些人会自觉地把自己当成弱势群体来看待，利用同情心来赚取利益，有些会直接感觉到自尊心受损，从而产生抵抗情绪。但是，一旦物资到达学校，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明情况，并站出来拒绝呢？
“有些学校的确是贫困，师资力量各个方面都需要帮助，但是有些校长，则是抱着来者不拒的态度，他们就像是成年版的‘阿桑’，只要接受过一次无偿的帮助，便把装可怜、哭穷作为一种方式和手段来获得利益，因为没有人会嫌钱多。”曾浩说，除此之外，他们经常看到一个学生申请多份助学基金，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不等，甚至有些人为了得到助学金不惜撒谎将健在的父母说成过世。
“扎堆的地方物资堆积如山，而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仍然在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提到这样资源的浪费，罗青眉头深锁，每到冬天就进行“暖冬”行动的她非常明白，一件羽绒服、一双袜子对于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意味着什么。
正是因为想要将资源浪费降到最低，罗青除了选择自己寻找需要帮助的学校和孩子之外，便是以项目的方式定点和某一座需要帮助的学校进行合作。 “在和学校合作的时候，我们会有相关的条件，如果是针对学生，比如教职工的子女、机关或是事业单位的子女、父母在外打工有稳定收入的、父母做生意的子女都没有办法参选，老师也会有年纪或者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设置这些捐助的条件，就是为了做到无论捐资助学是针对的谁，整个过程都必须是可控的。”罗青所说的可控是对受捐人群的核查和回访。
为了确保每一笔钱都用在了应该用的地方，罗青和曾浩都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对受捐孩子进行回访，与他们沟通。即便是做到了每个月都做回访也没有办法阻止校方负责人怀着侥幸心理换人。
“因为很多原因大家并不能频繁出入捐助点，后来我们发现，只要每次去，就会出现一两个不一样的面孔，我们无论怎么问，他们都是一口咬定时间间隔太久，以我们没有记住为理由搪塞我们。”曾浩说，他和罗青一样，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颇感无奈。
“有时候的确是因为地区太穷了，但是我们的能力也有限，没有办法做到面面俱到，校方负责人才会想出这种办法，他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获得资助，而有的时候，则是某些负责人‘顶风作案’自己窜改了资助名单。”
2013年年底，因为忙于年底结算和其他的工作，罗青没能及时将合江县某学校的资助名单交给志愿者。
“当时的确有点忙，我也不在泸州，我就想这个名单上的孩子都是确定并且做过前期核实的，应该不会有问题，我就让校方负责人直接把名单发给资助方。”罗青说，一个星期之后，罗青突然接到了志愿者的电话。
“这个志愿者是专门做归档登记的，他后来拿到校方负责人发给资助方的名单时发现，和我们之前确定的名单完全不一样。但是，在当时，第一批钱已经给学校汇过去了。”罗青提到这件事还是止不住的懊恼，她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在自己身上，如果当时就多看一眼，事情会不会朝着另外一个圆满的结局发展呢。接到消息之后，罗青第一时间带着志愿者来到这所学校进行回访，却发现名单上的这些孩子都与负责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在查证核实之后，我们就会直接撤资，而这其中的损失已不能仅仅用金钱来衡量了，我们心痛的是每个志愿者背后的付出和失望。”曾浩说，“现在，我们亟需一个平台来统筹和规范资源，特别是对助学资金的来源、管理、使用、审批以及受助者的选择范围、审查等进行明确规范。”
“秀场”上的捐助悲剧
在当下，权威机构的公信力下降，推进了民间公益组织的壮大和崛起。民间正能量的扩大原本对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有着巨大的作用，但是，罗青发现现代人对公益组织的理解则从“有钱人的秀场”变为了“引领时尚的潮流”。
某次捐助过程中，企业负责人让被资助的孩子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将钱高举照相。作为中间人的罗青发现，孩子脸上的笑容很牵强，出于对孩子自尊的保护，罗青暂停了资助过程。“我们从来不觉得企业的宣传和捐赠之间有什么矛盾，捐助的整个过程就是企业宣传最好的方式，但是，前提必须是纯粹的公益，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并非是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家企业的业绩，而是一个团体的心血。”
“让一个价值观尚未形成的孩子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整个捐助过程已经不再单纯了。孩子的内心会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可怜人，需要受助，然而对于正在观看的其他同学而言，也会产生一种新的认知——钱是可以不劳而获的。”罗青解释说，民间正能量的意义是在于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当有些人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有利可图时，“善意”则变成了“恶意”，那些被资助的孩子便成为了利益的牺牲品。
“我以前也是被资助的对象，以前学校发给我们的牛奶，都是企业给我们提供的，我没有见过他们，但是我却记住了那个牛奶的品牌，直到现在，我依然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曾浩感慨道，“我们会记住‘中国首善’邵逸夫老先生给我们盖的教室、捐的图书，却不会记住那些让同学拿着钱照相的企业，真正感染到孩子的内心，就是最好的企业宣传。”
教育专家认为，这种作秀式的资助是学校最好规避的。“是不是作秀，我们从他们的资助方式上就能看出来了，但是重要的环节还是在学校，所以校长才是让这些孩子免受伤害的最好的‘保护神’。”
同时，为了规范基金会的组织和活动，维护基金会、捐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2004年2月11日，国务院第39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基金会管理条例》。
“对于民间逐渐壮大的公益慈善组织来说，注册就像公民拥有身份证一样，如果没有了这么一张合法证明，组织的所有活动都将受到限制。”基于此，曾浩决定先去民政部门注册公益组织。
这天，早早起床的曾浩整装待发，直到后来回忆这一天时，他自嘲道：“我只猜中了开始，但是没有猜中结局。”
“在《基金会管理条例》将基金会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和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时，我们民间组织就是后者，这个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非公募基金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的方法就是寻求合作。”曾浩说，合作本意是为了规范市场，但是无形中也扰乱了原本的市场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如果我要挂靠政府的基金会的话，所要求的启动资金——200万并不会全部用于慈善事业，其中10%是留给该基金会的挂靠费。”曾浩说，这笔20万元的挂靠费以每年每个孩子1200元的基本生活费来算，大约可以资助166个孩子，这相当于好几个偏僻山区村小的总量。不仅仅是挂靠费的不合理，资助的款项在使用过程中也会损失5%～8%。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非政府组织研究所所长王名表示，“由于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很多社会组织难以获得合法身份。民政部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将近46万家，2012年时，没有登记的在300万到400万家。”
“归口登记、分级管理”就是王所长所说的双重管理体制，作为有合理身份却没有政策倾斜的私募基金会，他们的每一笔费用、每一步都举步维艰，曾浩苦笑，“纯民间公益组织就像不受宠的孩子，无名无分、道路受阻且长，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累觉不爱’，你懂的。”
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曾浩最终还是搁浅了成立基金会的想法。“说到底这些问题就是之前公募基金会的不透明和绝对权威导致的。我们挂靠在他们名下，捐助的钱也可以一分不落地全部打入需要帮助的孩子们的账户中，并且公开资金流向的明细，此时，我们的志愿者只用做回访和监督这一个环节就行了，降低成本，才能帮助更多的人。”
曾浩说，中国的公益事业正在经历一个阵痛期——人口多、资源少、贫富不均，城镇化的提出也只是让农村大量年轻的劳动力涌入僧多粥少的城市，但是农村还是农村。他们现在所遇到的大部分困境都和这个现状有关。好在，阵痛期正在过去，有效的管理机制的建立和民间组织所带来的正能量，正在一点点改变那些艰难的生活。（本文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从开心事到尴尬事
八年前，曾浩在志愿者群里发布的一张照片，让远在河北的李先生决定捐助这个叫阿桑的四川省凉山州女孩儿，照片上脏兮兮的阿桑有着清澈、干净的眼神和简单、淳朴的笑容，那一年，阿桑的父母因为贩毒、吸毒被抓，除了她和弟弟，被病痛折磨到迈不开步的奶奶是家里的唯一劳动力。阿桑说，她现在只想给奶奶治病。
一年800元的生活费根本不够支撑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奶奶治病、阿桑和弟弟上学的责任一下子全部都落到了李先生一个人的身上，从外婆生病到家里养的猪生病，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阿桑要钱的频率越来越频繁，理由也越来越匪夷所思。因为河北到凉山州相距较远，李先生也没有办法每次确定，纵使心中疑云满布，但还是把钱一分不差地寄给阿桑。
几年后，曾浩陪着李先生来到凉山州看望阿桑，此时的阿桑已褪去了照片上稚嫩的模样，房屋虽然还是有些破败，但和以前比起来温暖了许多，屋内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阿桑的生活越来越稳定，原本应该高兴的李先生脸上表情却十分复杂。
与阿桑家庭一样在改变的还有阿桑的内心，曾浩从她的笑容里面看出了对他和李先生的讨好与谄媚。这个从小没有出过大山的孩子说，她以后就想当明星。一开始，李先生以为阿桑是因为缺乏关注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在后来相处中，李先生发现，阿桑之所以会向往明星的生活是因为万人追捧所带来的虚荣快感。
阿桑的改变让曾浩始料不及，他说，一开始大家都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本来是一件让双方都开心的事，却用这种尴尬的方式收场。除了物质，很少有人去关心阿桑内心的变化，比如，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要如何支配。第一次获得这么多人的关注，第一次获得无条件的帮助，正是太多的“第一次”让阿桑措手不及，在没有人帮助、疏导和监督的情况下养成了利用装可怜、找借口的方式便可以不劳而获的错误价值观。
“从我所了解到的‘一对一’是大部分经济能力较好的个人或群体会选择的资助方式，但是帮扶到最后99%不是不欢而散，就是不了了之。”曾浩说。“一对一”的帮扶产生“第二个阿桑”的可能性非常大。被资助孩子无底洞一样的需求只是让他们觉得“压力山大”的一小部分原因，还有一部分来自捐助资源和收获不成正比的心理落差。
“许多人就会想，我资助你学习、生活，但是你没有如期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或是拥有一份好的学历。”曾浩说有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是强求结果只会让双方都陷入僵局。
无论旅途的远近，每一次出发前，罗青会将所有新认识的或是早已熟识的志愿者们叫到一起，强调安全和注意事项，提到最多的便是“不要私自给小朋友钱和物”。这些听上去很不近人情的方式，罗青却说，这是出于对孩子和志愿者的保护。这种保护是为了避免“一对一”模式的弊端再次发生。
罗青感慨道，“即便是作足了准备，但是像这种让开心事变成尴尬事，甚至变成伤心事的状况，现在还在频频上演。出现这一现象源于大家对捐资助学的误区——大部分人觉得，捐资助学就是缺啥给啥就行了。这都是源于大家现在对于好生活和成功的定义还是停留在物质财富的高低上，同样，心理落差也会产生。”
骗局中的伤害
尽管在捐助方式上还存在诸多问题，但狭隘自私、不讲诚信的行为才是妨碍慈善事业和捐资助学的“绊脚石”。
2013年的某天，罗青打开微博，有人将一条为古蔺县某小学募捐袜子的消息转给了她。“就我所知，这个学校很早以前就接受过捐助了，现在仍然有几个企业定点对他们进行帮助。”罗青得知这个消息时显得很诧异，“而且，我们在当地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地不穿袜子是属于他们的民俗民风和习惯。”无独有偶，曾浩曾在“5·12”地震之后遇到了同类的尴尬。
“当时也是听说地震灾区有很多孩子文具、生活用品没有着落，我们带了很多铅笔、书包。等我到那里的时候才发现，每个小孩人均有几百支铅笔，七八个书包，资源严重浪费。”资源的重复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在捐资助学的过程中屡见不鲜，一方面因为没有统一平台统筹资源，再加上以捐助者意识为本体的捐助方式所造成的过剩；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受捐部门的暧昧态度。
“捐助其实要尊重孩子也要尊重他们所习惯的生活，并不是我看到了觉得你缺，你就是缺。”罗青打了一个比方，个别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不穿袜子是因为民族习惯，但是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讲，缺少和习惯并没有太多的概念，没有人引导他们究竟要如何面对蜂拥而至的志愿者和公益组织。这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有些人会自觉地把自己当成弱势群体来看待，利用同情心来赚取利益，有些会直接感觉到自尊心受损，从而产生抵抗情绪。但是，一旦物资到达学校，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明情况，并站出来拒绝呢？
“有些学校的确是贫困，师资力量各个方面都需要帮助，但是有些校长，则是抱着来者不拒的态度，他们就像是成年版的‘阿桑’，只要接受过一次无偿的帮助，便把装可怜、哭穷作为一种方式和手段来获得利益，因为没有人会嫌钱多。”曾浩说，除此之外，他们经常看到一个学生申请多份助学基金，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不等，甚至有些人为了得到助学金不惜撒谎将健在的父母说成过世。
“扎堆的地方物资堆积如山，而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仍然在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提到这样资源的浪费，罗青眉头深锁，每到冬天就进行“暖冬”行动的她非常明白，一件羽绒服、一双袜子对于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意味着什么。
正是因为想要将资源浪费降到最低，罗青除了选择自己寻找需要帮助的学校和孩子之外，便是以项目的方式定点和某一座需要帮助的学校进行合作。 “在和学校合作的时候，我们会有相关的条件，如果是针对学生，比如教职工的子女、机关或是事业单位的子女、父母在外打工有稳定收入的、父母做生意的子女都没有办法参选，老师也会有年纪或者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设置这些捐助的条件，就是为了做到无论捐资助学是针对的谁，整个过程都必须是可控的。”罗青所说的可控是对受捐人群的核查和回访。
为了确保每一笔钱都用在了应该用的地方，罗青和曾浩都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对受捐孩子进行回访，与他们沟通。即便是做到了每个月都做回访也没有办法阻止校方负责人怀着侥幸心理换人。
“因为很多原因大家并不能频繁出入捐助点，后来我们发现，只要每次去，就会出现一两个不一样的面孔，我们无论怎么问，他们都是一口咬定时间间隔太久，以我们没有记住为理由搪塞我们。”曾浩说，他和罗青一样，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颇感无奈。
“有时候的确是因为地区太穷了，但是我们的能力也有限，没有办法做到面面俱到，校方负责人才会想出这种办法，他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获得资助，而有的时候，则是某些负责人‘顶风作案’自己窜改了资助名单。”
2013年年底，因为忙于年底结算和其他的工作，罗青没能及时将合江县某学校的资助名单交给志愿者。
“当时的确有点忙，我也不在泸州，我就想这个名单上的孩子都是确定并且做过前期核实的，应该不会有问题，我就让校方负责人直接把名单发给资助方。”罗青说，一个星期之后，罗青突然接到了志愿者的电话。
“这个志愿者是专门做归档登记的，他后来拿到校方负责人发给资助方的名单时发现，和我们之前确定的名单完全不一样。但是，在当时，第一批钱已经给学校汇过去了。”罗青提到这件事还是止不住的懊恼，她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在自己身上，如果当时就多看一眼，事情会不会朝着另外一个圆满的结局发展呢。接到消息之后，罗青第一时间带着志愿者来到这所学校进行回访，却发现名单上的这些孩子都与负责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在查证核实之后，我们就会直接撤资，而这其中的损失已不能仅仅用金钱来衡量了，我们心痛的是每个志愿者背后的付出和失望。”曾浩说，“现在，我们亟需一个平台来统筹和规范资源，特别是对助学资金的来源、管理、使用、审批以及受助者的选择范围、审查等进行明确规范。”
“秀场”上的捐助悲剧
在当下，权威机构的公信力下降，推进了民间公益组织的壮大和崛起。民间正能量的扩大原本对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有着巨大的作用，但是，罗青发现现代人对公益组织的理解则从“有钱人的秀场”变为了“引领时尚的潮流”。
某次捐助过程中，企业负责人让被资助的孩子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将钱高举照相。作为中间人的罗青发现，孩子脸上的笑容很牵强，出于对孩子自尊的保护，罗青暂停了资助过程。“我们从来不觉得企业的宣传和捐赠之间有什么矛盾，捐助的整个过程就是企业宣传最好的方式，但是，前提必须是纯粹的公益，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并非是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家企业的业绩，而是一个团体的心血。”
“让一个价值观尚未形成的孩子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整个捐助过程已经不再单纯了。孩子的内心会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可怜人，需要受助，然而对于正在观看的其他同学而言，也会产生一种新的认知——钱是可以不劳而获的。”罗青解释说，民间正能量的意义是在于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当有些人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有利可图时，“善意”则变成了“恶意”，那些被资助的孩子便成为了利益的牺牲品。
“我以前也是被资助的对象，以前学校发给我们的牛奶，都是企业给我们提供的，我没有见过他们，但是我却记住了那个牛奶的品牌，直到现在，我依然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曾浩感慨道，“我们会记住‘中国首善’邵逸夫老先生给我们盖的教室、捐的图书，却不会记住那些让同学拿着钱照相的企业，真正感染到孩子的内心，就是最好的企业宣传。”
教育专家认为，这种作秀式的资助是学校最好规避的。“是不是作秀，我们从他们的资助方式上就能看出来了，但是重要的环节还是在学校，所以校长才是让这些孩子免受伤害的最好的‘保护神’。”
同时，为了规范基金会的组织和活动，维护基金会、捐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2004年2月11日，国务院第39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基金会管理条例》。
“对于民间逐渐壮大的公益慈善组织来说，注册就像公民拥有身份证一样，如果没有了这么一张合法证明，组织的所有活动都将受到限制。”基于此，曾浩决定先去民政部门注册公益组织。
这天，早早起床的曾浩整装待发，直到后来回忆这一天时，他自嘲道：“我只猜中了开始，但是没有猜中结局。”
“在《基金会管理条例》将基金会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和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时，我们民间组织就是后者，这个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非公募基金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的方法就是寻求合作。”曾浩说，合作本意是为了规范市场，但是无形中也扰乱了原本的市场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如果我要挂靠政府的基金会的话，所要求的启动资金——200万并不会全部用于慈善事业，其中10%是留给该基金会的挂靠费。”曾浩说，这笔20万元的挂靠费以每年每个孩子1200元的基本生活费来算，大约可以资助166个孩子，这相当于好几个偏僻山区村小的总量。不仅仅是挂靠费的不合理，资助的款项在使用过程中也会损失5%～8%。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非政府组织研究所所长王名表示，“由于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很多社会组织难以获得合法身份。民政部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将近46万家，2012年时，没有登记的在300万到400万家。”
“归口登记、分级管理”就是王所长所说的双重管理体制，作为有合理身份却没有政策倾斜的私募基金会，他们的每一笔费用、每一步都举步维艰，曾浩苦笑，“纯民间公益组织就像不受宠的孩子，无名无分、道路受阻且长，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累觉不爱’，你懂的。”
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曾浩最终还是搁浅了成立基金会的想法。“说到底这些问题就是之前公募基金会的不透明和绝对权威导致的。我们挂靠在他们名下，捐助的钱也可以一分不落地全部打入需要帮助的孩子们的账户中，并且公开资金流向的明细，此时，我们的志愿者只用做回访和监督这一个环节就行了，降低成本，才能帮助更多的人。”
曾浩说，中国的公益事业正在经历一个阵痛期——人口多、资源少、贫富不均，城镇化的提出也只是让农村大量年轻的劳动力涌入僧多粥少的城市，但是农村还是农村。他们现在所遇到的大部分困境都和这个现状有关。好在，阵痛期正在过去，有效的管理机制的建立和民间组织所带来的正能量，正在一点点改变那些艰难的生活。（本文所有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