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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渐兴农民“梯度大转移”
据《半月谈》第8期报道，两年前，当四川省青川县丰高山区农民王成祥为震后无力建房一筹莫展时，亲戚把他介绍到了浅丘农区德阳市罗江县慧觉镇。这里的一户农民。早巳在城里定居，一幢两层小楼已闲置近10年，自留地也被撂荒。王成祥买下了这幢房子，在此安了家。
到梦想中的平原安家落户的山区农民，远不止王成祥一家。如今，这种农民自发或有组织地进行“替代性”迁徙的现象，已不仅仅出现在一地一市。在四川、重庆、广西等西部地区，在地震灾区、贫困山区、地质灾害频发区等众多不宜居住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向——般农业区转移，替代当地常年外出务工人员耕种土地，而被替代农民也逐渐“割掉”留在农村最后的“尾巴”，转化为真正的城镇居民。
当一批又一批农民从大山中搬迁到平原，浅丘地区农村后，他们却尴尬地发现，由户籍决定的承包地、农村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关系长远发展的东西如同“浮萍”一般，让人觉得心里没底。即使掏钱买了当地农民的房子，但宅基地使用权人仍是原户主。“落不了户，分不到承包地，心里就不踏实。”王成祥说。
提到王家的落户问题，6社社长周清华说得很直白：“社员都很欢迎王成祥一家，但如果让他落户，社里就得从承包地中调整出一部分，而全村人均耕地仅有0.8亩。此外，村里还要搞清淤、通沟渠等公共建设，这都要支出，所以接纳外来户要征得——些必要的补偿，才能平衡各种利益关系。”
王成祥遇到的难题可能是所有白垄迁徙农民面临的困境。“据我所知，青川县5000多自主迁徙到外地的农民中，还没有一个人能在当地落户的，生产资料Ul无法配套。”青川县扶贫办主任雍天雄说。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刘俊说：“应当赋予农民完整土地财产权，亦即宅基地使用权可以自由流转。这样不仅有利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而且可缓解国有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两种不同所有权法律地位悬殊的问题，给中国农民自由迁徙的选择权。”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谈
如何解决政府“要粮”和农业“要钱”的矛盾
《学习时报》5月30日刊登记者李玉梅对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的访谈文章。韩长赋介绍说：刚刚过去的“十一五”，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自2004年以来的连续7年增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从“十二五”看，我国粮食生产可以说是有难得机遇，也面临不少困难挑战。其中，“要粮”与“要钱”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政府要粮食，农民要收益。目前种粮比较效益低，抓粮对GDP和财税贡献小。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需要做大量工作。务农种粮不划算是农民普遍反映的问题。由于比较效益低，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日趋严重。一些地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比重高达70%—80%，老人、妇女种地是普遍现象，有的地方50岁以上的占80%。
那么，应通过哪些政策措施来解决政府“要粮”和农民“要钱”的矛盾呢?
韩长赋说，我们常讲，推动粮食生产，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四靠市场。保障粮食安全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在目前粮食生产比较效益还偏低的情况下，政府“要粮”与农民“要钱”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矛盾的，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平衡的。过去我们靠行政命令推动农民务农种粮，现在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要依靠政策激励与价格引导并举才能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与此同时，要处理好产区和销区利益关系，建立利益协调机制，调动主产区政府抓粮的积极性。有了这两个积极性，粮食生产才能稳定发展。这是我们总的政策思路。
大旱反思三问题
《经济参考报》5月26日刊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的文章说，在干旱面前，曾经的“鱼米之乡”变成了一片焦渴的土地，带给我们一些需要反思的地方：
其一，“重排轻储”的治水思路要改：湖北、江西等地正常年份由于雨水偏多，过去的治水思路主要集中在排涝，也就是说把有限的资金主要用在了如何在下雨时赶紧把水排走，不要形成洪涝、这种冶水思，略对付雨水多时很有效，但却相对忽视了雨水季节平衡问题。应该建立起“排储结合”的均衡冶水思想：
其二，“两工”制度取消使农民即使在农闲时也难以组织劳动力对农田水利设施进行整修：这些原因导致我国不少地区农田水利早巳不堪重负，无法承担更大一点的干旱风险。
其三，水权分配问题凸显。三峡是不是带来大旱需要科学的研究与长期的邓察，但大坝建立之后长江上下游的水资损分配、大坝公司的发电效益与下游居民的用水权益矛盾如何解决则是一个大问题；
记得去年在内蒙之调研时，当地群众讲到这样一件事内蒙古东地区原来有一条河流，基本上可以解决上千游居民的用水问题，但自从：几年前上游修建大坝建了水库之后，上游水库不放水，下游用水要用钱买：下游群众当然不千，诅祖辈辈大家都共用这条河的水，现在你一拦，就搞起了“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线”招式，很难服人，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下游居民的用水权。
为贴补村集体开支
广东部分村庙竟然被承包
据《南方农村报》5月31日报道，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七堡村村民李进前在1992年承包了村里的仙娘庙。
七堡村委会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仙娘庙承包合同期限一般为三年，“目前承包费一年大概是9万元。”但承包费一般不会分到村民手中，而是用于修桥、修路、抽水灌溉、村干部的工资等公共开支。
李进前表示，承包制是目前当地村庙管理的普遍做法。仙娘庙每次承包合同到期，便有不少人前来争夺下一期承包权，而通过类似招标的程序，报价高者方能最终如愿。都会村—位村民告诉记者，近几年农村建庙越来越多，“我们村近几年就建了大小几座庙宇，然后承包给一个‘庙仕’管理。”另一位村民说，“出资修庙的多是殷实的华侨，他们只在意庙宇能否顺利建成，或者其名字是否被刻在庙前的石碑上；香客们则关心他们所求的事是否能灵验，很少有人在乎所捐的香油钱去往何处。”
天价茶的味道
杭州的龙井茶的确有名，但一斤茶可以拍卖到11万元，还是让人惊讶了。有人说只有富人才能享受这样贵如黄金的茶叶，事实上，这样的天价茶叶吸引眼球意义或者“体现身份”的抽象概念，已经远远大于实际饮用价值。
毕竟只是一种饮品，不过在茶叶身上附加了一些“产地独特”、“文化深厚”的标签。让人觉得喝进肚子里的不是茶水，而是文化，并且让人觉得只有像自己这样身份尊贵的人才能喝到这样有文化的茶。如果将11万元一斤的茶叶与几百元一斤的茶叶作个化学分析，里面的成分又有什么区别呢?
杭州一位茶商说，天价龙井茶市场广阔。龙井茶还未开采，3万元一斤的茶叶，就预售了150公斤，分为1000份。一些老板想买天价茶，还得托关系才能买到，他们并不一定是自己喝，主要用来送礼。
这就是天价茶叶的渊薮。
茶不过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饮品，与西方人好咖啡一样。中国人饮茶与为人处世等同起来，讲求火候、茶具、环境和饮者的修养、情绪等，茶叶代表的是一种丰俭由人，娴静随心的品性。但是，当下的茶叶，已经成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模样，想喝出一盏茶的出世的意境来，已然是件困难的事了。
(摘自4月15日《羊城晚报》作者流沙)
据《半月谈》第8期报道，两年前，当四川省青川县丰高山区农民王成祥为震后无力建房一筹莫展时，亲戚把他介绍到了浅丘农区德阳市罗江县慧觉镇。这里的一户农民。早巳在城里定居，一幢两层小楼已闲置近10年，自留地也被撂荒。王成祥买下了这幢房子，在此安了家。
到梦想中的平原安家落户的山区农民，远不止王成祥一家。如今，这种农民自发或有组织地进行“替代性”迁徙的现象，已不仅仅出现在一地一市。在四川、重庆、广西等西部地区，在地震灾区、贫困山区、地质灾害频发区等众多不宜居住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向——般农业区转移，替代当地常年外出务工人员耕种土地，而被替代农民也逐渐“割掉”留在农村最后的“尾巴”，转化为真正的城镇居民。
当一批又一批农民从大山中搬迁到平原，浅丘地区农村后，他们却尴尬地发现，由户籍决定的承包地、农村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关系长远发展的东西如同“浮萍”一般，让人觉得心里没底。即使掏钱买了当地农民的房子，但宅基地使用权人仍是原户主。“落不了户，分不到承包地，心里就不踏实。”王成祥说。
提到王家的落户问题，6社社长周清华说得很直白：“社员都很欢迎王成祥一家，但如果让他落户，社里就得从承包地中调整出一部分，而全村人均耕地仅有0.8亩。此外，村里还要搞清淤、通沟渠等公共建设，这都要支出，所以接纳外来户要征得——些必要的补偿，才能平衡各种利益关系。”
王成祥遇到的难题可能是所有白垄迁徙农民面临的困境。“据我所知，青川县5000多自主迁徙到外地的农民中，还没有一个人能在当地落户的，生产资料Ul无法配套。”青川县扶贫办主任雍天雄说。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刘俊说：“应当赋予农民完整土地财产权，亦即宅基地使用权可以自由流转。这样不仅有利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而且可缓解国有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两种不同所有权法律地位悬殊的问题，给中国农民自由迁徙的选择权。”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谈
如何解决政府“要粮”和农业“要钱”的矛盾
《学习时报》5月30日刊登记者李玉梅对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的访谈文章。韩长赋介绍说：刚刚过去的“十一五”，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自2004年以来的连续7年增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从“十二五”看，我国粮食生产可以说是有难得机遇，也面临不少困难挑战。其中，“要粮”与“要钱”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政府要粮食，农民要收益。目前种粮比较效益低，抓粮对GDP和财税贡献小。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需要做大量工作。务农种粮不划算是农民普遍反映的问题。由于比较效益低，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日趋严重。一些地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比重高达70%—80%，老人、妇女种地是普遍现象，有的地方50岁以上的占80%。
那么，应通过哪些政策措施来解决政府“要粮”和农民“要钱”的矛盾呢?
韩长赋说，我们常讲，推动粮食生产，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四靠市场。保障粮食安全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在目前粮食生产比较效益还偏低的情况下，政府“要粮”与农民“要钱”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矛盾的，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平衡的。过去我们靠行政命令推动农民务农种粮，现在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要依靠政策激励与价格引导并举才能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与此同时，要处理好产区和销区利益关系，建立利益协调机制，调动主产区政府抓粮的积极性。有了这两个积极性，粮食生产才能稳定发展。这是我们总的政策思路。
大旱反思三问题
《经济参考报》5月26日刊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的文章说，在干旱面前，曾经的“鱼米之乡”变成了一片焦渴的土地，带给我们一些需要反思的地方：
其一，“重排轻储”的治水思路要改：湖北、江西等地正常年份由于雨水偏多，过去的治水思路主要集中在排涝，也就是说把有限的资金主要用在了如何在下雨时赶紧把水排走，不要形成洪涝、这种冶水思，略对付雨水多时很有效，但却相对忽视了雨水季节平衡问题。应该建立起“排储结合”的均衡冶水思想：
其二，“两工”制度取消使农民即使在农闲时也难以组织劳动力对农田水利设施进行整修：这些原因导致我国不少地区农田水利早巳不堪重负，无法承担更大一点的干旱风险。
其三，水权分配问题凸显。三峡是不是带来大旱需要科学的研究与长期的邓察，但大坝建立之后长江上下游的水资损分配、大坝公司的发电效益与下游居民的用水权益矛盾如何解决则是一个大问题；
记得去年在内蒙之调研时，当地群众讲到这样一件事内蒙古东地区原来有一条河流，基本上可以解决上千游居民的用水问题，但自从：几年前上游修建大坝建了水库之后，上游水库不放水，下游用水要用钱买：下游群众当然不千，诅祖辈辈大家都共用这条河的水，现在你一拦，就搞起了“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线”招式，很难服人，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下游居民的用水权。
为贴补村集体开支
广东部分村庙竟然被承包
据《南方农村报》5月31日报道，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七堡村村民李进前在1992年承包了村里的仙娘庙。
七堡村委会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仙娘庙承包合同期限一般为三年，“目前承包费一年大概是9万元。”但承包费一般不会分到村民手中，而是用于修桥、修路、抽水灌溉、村干部的工资等公共开支。
李进前表示，承包制是目前当地村庙管理的普遍做法。仙娘庙每次承包合同到期，便有不少人前来争夺下一期承包权，而通过类似招标的程序，报价高者方能最终如愿。都会村—位村民告诉记者，近几年农村建庙越来越多，“我们村近几年就建了大小几座庙宇，然后承包给一个‘庙仕’管理。”另一位村民说，“出资修庙的多是殷实的华侨，他们只在意庙宇能否顺利建成，或者其名字是否被刻在庙前的石碑上；香客们则关心他们所求的事是否能灵验，很少有人在乎所捐的香油钱去往何处。”
天价茶的味道
杭州的龙井茶的确有名，但一斤茶可以拍卖到11万元，还是让人惊讶了。有人说只有富人才能享受这样贵如黄金的茶叶，事实上，这样的天价茶叶吸引眼球意义或者“体现身份”的抽象概念，已经远远大于实际饮用价值。
毕竟只是一种饮品，不过在茶叶身上附加了一些“产地独特”、“文化深厚”的标签。让人觉得喝进肚子里的不是茶水，而是文化，并且让人觉得只有像自己这样身份尊贵的人才能喝到这样有文化的茶。如果将11万元一斤的茶叶与几百元一斤的茶叶作个化学分析，里面的成分又有什么区别呢?
杭州一位茶商说，天价龙井茶市场广阔。龙井茶还未开采，3万元一斤的茶叶，就预售了150公斤，分为1000份。一些老板想买天价茶，还得托关系才能买到，他们并不一定是自己喝，主要用来送礼。
这就是天价茶叶的渊薮。
茶不过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饮品，与西方人好咖啡一样。中国人饮茶与为人处世等同起来，讲求火候、茶具、环境和饮者的修养、情绪等，茶叶代表的是一种丰俭由人，娴静随心的品性。但是，当下的茶叶，已经成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模样，想喝出一盏茶的出世的意境来，已然是件困难的事了。
(摘自4月15日《羊城晚报》作者流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