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十七年”时期大多数爱情叙事由于紧跟意识形态的要求，逐渐沦为意识形态的诠释工具，表现出概念化、类型化、简单化等特征。双百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环境的宽松，出现了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爱情叙事，从而实现了对主流话语一定程度的逸出。这些爱情叙事在叙事对象上发生转变，对知识分子的情感世界进行细致刻画，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摆脱了二元对立模式，尤其是作者的个体意识得到了不自觉地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