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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的路程，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贫富差距过大，特别是社会阶层固化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本文在分析社会阶层固化的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不利影响之后，利用一个经济学模型从寻租及教育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社会阶层固化的机理，并给出相应解决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寻租活动的建议。
〔关键词〕社会阶层固化；教育资源；寻租投入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5）03-0044-07
一、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90年的18 667.82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568 845.21亿元以及2014年的636 463.00亿元。在经济逐步繁荣的同时，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开始初步形成并显现，贫富差距的增大在近二十年里愈演愈烈，直到现在广受诟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3—2014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在0.48上下，虽然整体上呈小幅下降的趋势，但仍高于国际公认的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0.4。如果将部分群体的隐形福利计算在内，中国实际的收入差距可能比基尼系数显示的更大。更为严重的是，所谓的“马太效应”使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趋势。中国现在社会阶层固化现象不仅减缓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而且为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稳定发展埋下了诸多隐患。
经济层面：（1）固化的社会阶层不利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在GDP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正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生产要素等资源分配模式、人力资源积累等多方面的改革，这些举措需要每个微观个体具有学习发展进步的欲望和动力，需要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具有改善生活现状的愿望和机会，而阶层固化会阻碍中低收入群体发展进步，不利于中国维持高速的经济发展。（2）固化的社会阶层影响整体就业水平，有数据表明，教育资源的获得与社会阶层具有一定的联系，家庭背景更好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进而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同时，整个社会对于高收入的向往也是结构性失业的一个原因，高校中报酬高、待遇好的专业人满为患，而待遇相对较低的冷门专业或职业教育却少有人问津。
政治层面：（1）社会阶层的固化影响政府施政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对于社会公正的追求是政府施政的起点和保证，而社会阶层固化是不公正的集中表现，如果政府不为改变现状采取积极措施，社会大众追求更好生活的希望破灭会导致对政府权威的不满和抵制。一旦社会大众产生了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政府施政的有效性也必然遭到质疑，整个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行。（2）社会阶层固化不利于改革的推行。现有的阶层和分配格局下存在着大量的既得利益者，“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受到旧有格局下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改革的推进遇到很大阻力。固化的社会阶层将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区分开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低收入群体要求改革，高收入群体拒绝改革，阶层越明晰，矛盾越激烈，而改革也将更加困难。
社会层面：（1）经济社会中的阶层障碍越是难以逾越，弱势群体生活的稳定性就越脆弱，其改善生活的希望越难以实现。根据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提出的“木桶原理”，整个社会中最脆弱的环节就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经济状况处于温饱的边缘，如果阶层流动受限使得这个群体通过正常渠道改变生活现状的希望破灭，他们可能会萌生从根本上颠覆整个社会的想法，届时经济社会将不能够正常运行，发展也将陷入停滞或倒退。（2）不同阶层间的责难和对立情绪会在难以逾越的阶层障碍前演化得更加尖锐。社会阶层间的流动起着缓解不同阶层间冲突的作用，较高的流动性能够增强不同阶层间的理解和认识，促进社会的融合。当阶层间的流动性降低，不同阶层对彼此的认识停留在简单的金钱层面上，同时低收入群体对自身生活的不满会部分转化为对高收入群体的嫉妒和反感，引发一系列冲突。
综上所述，社会阶层固化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故而深入剖析社会阶层固化的成因是必要的。这使得缩小贫富差距、增强社会阶层流动性、打破社会阶层的桎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也受到了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二、关于社会阶层固化及成因的理论回顾
1.社会阶层固化以及社会流动性问题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索罗金是社会流动领域研究公认的创始人，他认为社会流动研究是对社会结构的动态分析，是社会分层过程分析的重要领域。社会流动可以被理解为个人或社会对象或价值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任何转变。如果将个人社会位置的起点定义为个人的初始位置，将终点定义为个人的当前位置，比较先赋因素的影响和自致因素的影响，这种研究称为代内流动研究；如果关注的是父代的社会地位与子女的社会地位间的关系，这种研究称为代际流动研究，反映社会的流动性，流动性越高，社会结构越开放；反之，社会结构越封闭。
部分国外学者关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社会流动问题。帕金（Parkin）[1]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意识形态的影响要大于技术和经济的作用，在代际传递的过程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社会成员流动的影响要远远小于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奖酬体系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不同，由此导致两种社会形态之间不同的社会流动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中流动跨越幅度比较大，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流动多为处于临近阶层的流动。高坂健次[2]着重研究了日本的阶级和社会分层情况，他致力于分析收入差别和其他社会差别以及社会分层随时间的变化，同时讨论了新近的发展趋势和可能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有关的未来动向。
中国学者对于社会阶层固化的分析主要专注于社会阶层固化的形成、成因和影响分析。关于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形成过程，学者们主要关注中国社会阶层的特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李强[3]认为阶层结构分化已经在中国社会上不同阶层间引发了不安和对立的情绪。定向化发展的阶层结构成为了未来趋势的主流。中国中产阶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占比不大，且没有一致的利益需求。程启军[4]认为当前中国弱势群体跨越阶层界限的动力，即阶层间的流动性明显弱化，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在利益冲突的推动下，阶层间的矛盾有所激化。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认为社会阶层固化与社会流动性降低密不可分，在中国现有体制下社会阶层固化现状基本来自于资源（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的分配问题。因此，本文将主要回顾国内学者对社会阶层固化的成因及其影响的一系列研究。
2.社会阶层固化的成因研究
有关社会阶层固化成因的分析包含着十分广泛的内容。蔡志强[5]认为所有制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初期的倾斜性政策、中国既有的教育体制、多元化的价值主体是社会阶层固化的主要原因。周作宇[6]认为教育在提升社会阶层间流动性和加速社会分层中具有突出的作用。游河[7]认为教育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机制，鉴于中国目前教育体制下阶层差距越来越大，对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产生了阻碍，故采取积极措施应对这一现象并改革教育制度是必要的。有些学者认为制度因素是社会阶层固化的主要成因。王文龙[8]认为社会阶层固化是一种反发展趋势的不良现象，其与逆淘汰现象一起作为制度缺陷的产物在中国普遍存在，造成了资源的低效利用和不公平竞争。
学者们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探寻社会阶层固化的影响。周颖[9]认为固化的社会阶层是中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阻碍。固化的社会阶层使得正常的社会机制转变成生锈的齿轮，不仅难以运转，且容易对整个体系造成破坏。苏叶兰和詹莎[10]从高等教育公平性的角度评价社会阶层固化的影响，认为固化的社会阶层从多个方面影响教育的公平性，包括影响高等教育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及结果公平。李煜[11]提出了代际教育不平等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包含被访者教育经历、父母情况等相关资料的问卷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在恢复高考之后，改革初期的教育不平等主要由家庭教育背景引起；社会分化加剧后，随着教育的市场化和阶层构成的变化，管理阶层的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其子女的大学升学优势。郭丛斌和闵维方[12]运用对应分析法研究中国不同职业阶层子女的受教育机会获得，他们认为子女受教育机会受到上一辈职业的较大影响，高等教育资源主要由优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而劣势社会阶层的子女主要接受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同时，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等因素的影响之后，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接受教育的情况也有较大影响。
综上而言，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是社会阶层固化，尤其是代际流动性降低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点基本是国内学者针对这一问题所达成的共识。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教育领域的资源分配不均问题。那么，本文认为当分析它的机理时，寻租理论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具有解释能力的视角。
3.寻租理论回顾
寻租现象首次被正式纳入经济学研究领域是Tullock在1967年的一篇论文里，他认为由于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而进行各种疏通活动，整个社会偏离竞争所致的福利损失被完全竞争假设下的古典模型估计得过小。用期望的收益作为寻租的成本去换取租金，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值得的。这整个活动的目的就是通过控制公共权力来争取更多的额外收入。他的文章明确地指出了寻租的基本原理，从而成为了公共选择学派的开山之作。继公共选择学派之后，国际贸易学派、供给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等也深入研究了寻租问题。排除方法论的不同，各个学派对寻租的认识是基本相近的：人们花费资源影响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决策，使得经济资源被不合理地浪费和无效率地分配。
本文关注的主要是涉及政府及公共物品分配的寻租理论，中国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贺卫和王浣尘[13]将政府的创租活动分成了三类：无意创租、被动创租和主动创租。陈国权和付旋[14]探讨了寻租导致的公共政策非公共化。他们认为“租”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副产品，而寻租现象的出现会导致政策公共性的破坏，进而造成新的制度非均衡。过勇和胡鞍钢[15]分析了行政垄断的成因、本质和形式，针对中国渐进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特有的腐败现象分类为规章制度制定过程中的腐败和规章制度执行过程中的腐败，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寻租者影响政策形成的环节不同。余明桂等[16]认为与地方政府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较无联系的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补贴，且该现象的严重程度与地方的制度环境有关。程杰和武拉平[17]的研究成果表明，经济发展能力和产出水平与资源投向保护的比例成反向关系；贫困村的经济越不发达，非生产性寻租就越多，这进一步导致其经济发展不能正常进行，即所谓“贫困陷阱”。
寻租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公共物品在分配时所出现的无效率和浪费的现象，而教育资源即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因而各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在这一领域大行其道，必然造成分配不均，进而通过代际的“马太效应”影响到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最终造成社会阶层固化。上文回顾了社会阶层问题现有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国内外学者针对这一领域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成果丰富，但采用制度经济学并使用严谨的经济学模型对社会阶层固化及其成因的研究尚显单薄。因此，本文将采用一个经济学模型（世代交叠模型）来对社会阶层固化的重要因素——教育领域的公共资源分配以及其中的寻租问题做出分析。
三、模型的建立及推论
1.模型的基本假设
本文考察一个世代交叠模型，经济中的家庭按照收入的不同可以区分为低收入集团L和高收入集团H，每个集团中家庭数分别为NL和NH。每个家庭都有子女，只有接受教育的人才有在社会中生存的能力，因而每个家庭都要让子女接受教育。
经济中的政府征税并提供全部的教育资源。教育分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种，分别为eL和eH。基础教育的目的是普及基本的社会生活技能和常识，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增强某方面的专业技能。经济中原本有一定规模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但远未达到饱和。政府决定教育资源在两种教育阶段间的分配，且教育资源的分配是与各个收入集团挂钩的。低收入集团家庭的子女只接受基础教育，高收入集团家庭的子女接受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根据相关研究（如文东茅[18]认为家庭收入越高，为子女的教育投入越多，子女获得好的高考成绩的可能性越大；杨东平[19]认为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上占优），本文做出如下假定：低收入集团更多享受基础教育投入增多带来的好处，高收入集团则从高等教育投入增加中获益更多。由于每个集团从不同的教育资源中获得的收益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教育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的配置可视为一种“教育转移支付”。 集团k（k=L，H）中的代表性家庭i的效用取决于两个因素：家庭的消费Ck（i）和子女获得的教育资源A（k，eL，eH），效用是消费的凹函数，即物质消费与教育资源消费越多家庭效用越大。且由于边际效用递减，最后增加一单位物质消费或教育资源消费所带来的效用越来越少。因此，家庭效用函数构造如下：
这些特征可以解释如下：当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为零时，家庭满足感不会有额外的增加；对低收入集团而言，每单位基础教育投入的增加所带来的效用增量高于每单位高等教育投入增加带来的，对于高收入集团则正相反，政府每增加一单位高等教育投入带来的效用增量要大于增加一单位基础教育带来的；对于任意一个集团，教育投入的增加都使得家庭的效用增加，但随着投入的增加，每单位投入引起的效用增量越来越小。
家庭消费由收入Y和寻租投入B决定：Ck（i）=Yk（i）-Bk（i）。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有利于其自身素质的提升，也意味着取得更多收入的机会。如果通过寻租活动能够使教育资源分配向有利方向倾斜，家庭是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物质消费的。这里本文假设经济中家庭的家长是利他的，即子女接受教育的条件更好会提升家长的满足感。这一利他假设是符合经验研究结论的。
政府的效用函数为：
模型中政府的效用函数是综合考虑社会的总福利和自己的寻租收入形成的。即政府以寻租贡献为权重，考虑不同集团家庭的效用，同时顾及自己的寻租收入。在期望获得寻租收入的前提下，政府不能排除寻租的因素单独考虑社会效用，因为政府与家庭间的博弈是重复进行的，如果家庭增加了寻租投入但未获得期望的回报，则下一期家庭的寻租投入会减少，以此类推，家庭不会进行寻租活动，从而政府失去寻租收入，利益受损。
家庭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时序为：（1）
代表性家庭决定寻租投入Bk（i）及物质消费Ck（i）。（2）
政府决定教育资源配置方案（eL，eH）。（3）
参与人的支付实现，家庭进行消费。
本文假定政府掌握的资源总量是固定的：eL+eH=E。
2.模型的分析
命题1：在均衡时，政府将调整教育资源的配置，使得集团的边际效用与其寻租投入成反比。
为书写方便，定义α=NLBLNLBL+NHBH，则1-α=NHBHNLBL+NHBH。
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为式（6）。
构建拉格朗日函数，本文得到式（7）。
目标函数：maxeL，eHμG
约束条件：eL+eH=E （6）
NLA（L，eL，E-eL）eLNHA（H，eL，E-eL）eL=a-1a=-NHBHNLBL（7）
模型中政府掌握的教育资源总量E是固定的，eL和eH为相互竞争的关系，对其中任何一方投入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对另一方投入的减少。而对于低收入集团，eL的增加带来的好处大于eH增加所带来的，因而有：
A（L，eL，E-eL）eL>0，A（L，eL，E-eL）E-eL<0（8）
反之，对于高收入集团，eL的增加带来的好处小于eH增加所带来的，因而有：
A（H，eL，E-eL）eL<0，A（H，eL，E-eL）E-eL>0（9）
故式（7）为负值。
政府最大化其效用，将调整教育资源的配置直至各集团从每一单位基础教育投入增量中获得的边际效用与集团的寻租投入成反比。
推论1：随着集团寻租投入的增加，政府分配给该集团的教育资源也增加，该集团教育资源的边际效用变小。
由命题1可知，在各集团家庭数量和对方集团寻租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如某一集团的寻租投入增加，则政府会调整eL（也即eH）的大小，使得集团的边际效用与其寻租投入成反比。
因此，如果集团k增加寻租投入，政府的最佳选择是改变eL的供给使得A（k，eL，E-eL）eL比之前小。
当k=L时，BL增加，A（L，eL，E-eL）eL减少。根据上文所述的A（k，eL，eH）函数的性质可知，eL增加，A（L，eL，E-eL）eL才会减少。即BL的增加导致eL的增加。
当k=H时，BH增加，A（H，eL，E-eL）eL减少。同理，只有eL减少，E-eL增加，A（H，eL，E-eL）eL才会减少。即BH的增加导致eL的减少。
命题2：若受教育程度能够决定下一代的收入，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模型中不同集团的收入差距将扩大。
家庭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为：
目标函数：maxCkμk
约束条件：Ck+Bk=Yk，Ck≥C-（10）
考虑最简化的情况，假设不同集团家庭对教育资源A及物质消费Ck（i）带来的效用评价系数相同（即β与σ相同），且两集团的效用函数相同，由于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家庭会在非教育资源的消费之外尽可能将收入用于寻租投入，此时高收入集团的寻租投入要高于低收入集团。因为高收入集团拥有更多的财富和经济资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收入集团家庭可以承受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寻租活动，同时不会过多地降低生活质量。由推论1可知，政府会将更多的教育资源分配给高收入集团，从而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更高。而子女的收入又取决于受教育程度，故不同集团的收入差距随着每期博弈的进行而扩大。
四、治理教育领域寻租问题的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寻租现象的存在会导致教育资源的配置向高收入阶层倾斜，扩大社会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且这种影响可以在代际间传递。中国文化教育领域正处于寻求变革和发展的阶段，教育回报率在不断提高，教育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也越发深远。教育领域的寻租行为不仅扭曲社会教育资源配置，更会对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阶层流动带来影响，最终造成社会阶层固化。 在教育方面，寻租问题导致的结果是严重的，不仅影响个人的一生，甚至影响到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教育是百年大计，如果教育资源配置被扭曲，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就业以及随之而来收入等方面就会受到影响，从而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因而教育领域的寻租问题应当引起管理层的重视。因此，根据本文关于教育资源分配的经济学模型及其推论，本文认为治理这一问题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
1.限制高收入集团的寻租途径
本文的经济学模型所没有涉及的高收入集团（也泛指具有更多不同类型资本的集团）寻租的具体途径，而限制这些途径便是治理教育领域寻租问题的重要手段。众所周知，教育资源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各种“关系”网络的影响。例如，教育系统的内部人员在教育资源的分配过程中近水楼台而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其子女从幼儿园至高等学校的就学过程中自然能够获得多种庇护。同样，医院、银行、政府等部门的人员在争取教育资源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类型资本的交换一样能够享受到相当多的收益。在微观的教育资源分配，如分班、高考加分、选拔学生干部、评选奖学金等过程中受教育者的先赋地位影响十分巨大。
治理教育问题的多种寻租行为其实质就是应当建立起教育系统的公平环境，尽量降低外界政治、经济、社会资本对于教育系统配置资源的影响。具体来说，含有相当弹性和黑箱操作性质的一系列如奥赛、优干、特长生、少数民族高考加分以及扩招、推荐名额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应当适当减少并加以严格的监督，让教育系统建立起一种“公平壁垒”，让受教育者寻租投入Bk的边际效益降低。另外，寻租问题并非教育领域独有的社会现象，那么治理这一问题除了在政策层面上进行规制管理外，还更应该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建立良好公平的环境，打断利益集团间的资本交换，祛除“拉关系”、“走后门”的不良风气才能辐射至教育领域，消除设租和寻租的空间。
2.加大基础教育投入，缩小地区间教育资源差距
由第二部分模型的假设来看，低收入集团主要从基础教育的投入中获益，而高收入集团更多地由高等教育投入中获益。在以这个假设为前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加强基础教育的投入非常有必要。加强基础教育投入的含义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中国东西部、城乡基础教育资源的差距十分巨大，因而在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加大投入，提高当地居民子女的就学率，提升学校的软硬件资源对于建立地区间的教育公平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现有教育资源仍然并非公平分配，而是集中在少数“重点学校”中。这固然是地方教育系统集中资源打造明星学校的高升学率、高成材率的举措，然而这种将教育资源集中到少数学校的举措天然成为了一种设租行为。多种多样的“择校费”、“赞助费”以及争先购买学区房的现象必然应运而生。可以想见，低收入集团的子女在择校时必然无法与高收入集团竞争。因此，加强基础教育投入的含义并不仅限于将弱者补强，同时也必须尽量减少资源的过度集中。
3.改革人才评价体系，缓解教育资源竞争压力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教育公平社会的实现还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个人向上流动的渠道并非仅局限于通过教育。中国选拔人才、提供工作的主要渠道是文凭，教育资源如此稀缺而人们又如此不吝于大力投入，是因为教育与文凭、谋职和收入关联过于紧密。当高等教育从以往的精英教育发展到如今的普遍教育时，高等学校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往往遇到另一次歧视待遇：非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在谋职时常常被优质岗位所拒绝，甚至有些单位招聘时非“211”、“985”院校的毕业生不要，这就造成了少数重点高等学校的一纸文凭成为了整个社会竞争的对象，因为高收入的职业与文凭高度关联。随着基础教育过程中的层层竞争，低收入集团的子女进入重点高等学校的可能大为降低。教育—文凭—工作的紧密链条导致教育资源成为了向上流动的金钥匙，自然会催生出大量的寻租行为。换而言之，如果中国建设成为更加开放、流动性更强的社会体系，青年们除了读书拿文凭找工作之外还有成功的机会，那么教育系统的资源公平问题就不会如此引人注目了。因此，改革目前单一的使用文凭的个人能力评价体系可以缓解教育资源的竞争压力，减少教育系统的寻租行为。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十分严重，这就使得解决教育领域的寻租问题刻不容缓。本文希望教育系统能够改革成为通过个人的能力、而非家世地位来决定命运的体系，为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开放而有活力的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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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淑丽）
〔关键词〕社会阶层固化；教育资源；寻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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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90年的18 667.82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568 845.21亿元以及2014年的636 463.00亿元。在经济逐步繁荣的同时，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开始初步形成并显现，贫富差距的增大在近二十年里愈演愈烈，直到现在广受诟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3—2014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在0.48上下，虽然整体上呈小幅下降的趋势，但仍高于国际公认的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0.4。如果将部分群体的隐形福利计算在内，中国实际的收入差距可能比基尼系数显示的更大。更为严重的是，所谓的“马太效应”使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趋势。中国现在社会阶层固化现象不仅减缓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而且为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稳定发展埋下了诸多隐患。
经济层面：（1）固化的社会阶层不利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在GDP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正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生产要素等资源分配模式、人力资源积累等多方面的改革，这些举措需要每个微观个体具有学习发展进步的欲望和动力，需要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具有改善生活现状的愿望和机会，而阶层固化会阻碍中低收入群体发展进步，不利于中国维持高速的经济发展。（2）固化的社会阶层影响整体就业水平，有数据表明，教育资源的获得与社会阶层具有一定的联系，家庭背景更好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进而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同时，整个社会对于高收入的向往也是结构性失业的一个原因，高校中报酬高、待遇好的专业人满为患，而待遇相对较低的冷门专业或职业教育却少有人问津。
政治层面：（1）社会阶层的固化影响政府施政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对于社会公正的追求是政府施政的起点和保证，而社会阶层固化是不公正的集中表现，如果政府不为改变现状采取积极措施，社会大众追求更好生活的希望破灭会导致对政府权威的不满和抵制。一旦社会大众产生了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政府施政的有效性也必然遭到质疑，整个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行。（2）社会阶层固化不利于改革的推行。现有的阶层和分配格局下存在着大量的既得利益者，“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受到旧有格局下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改革的推进遇到很大阻力。固化的社会阶层将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区分开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低收入群体要求改革，高收入群体拒绝改革，阶层越明晰，矛盾越激烈，而改革也将更加困难。
社会层面：（1）经济社会中的阶层障碍越是难以逾越，弱势群体生活的稳定性就越脆弱，其改善生活的希望越难以实现。根据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提出的“木桶原理”，整个社会中最脆弱的环节就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经济状况处于温饱的边缘，如果阶层流动受限使得这个群体通过正常渠道改变生活现状的希望破灭，他们可能会萌生从根本上颠覆整个社会的想法，届时经济社会将不能够正常运行，发展也将陷入停滞或倒退。（2）不同阶层间的责难和对立情绪会在难以逾越的阶层障碍前演化得更加尖锐。社会阶层间的流动起着缓解不同阶层间冲突的作用，较高的流动性能够增强不同阶层间的理解和认识，促进社会的融合。当阶层间的流动性降低，不同阶层对彼此的认识停留在简单的金钱层面上，同时低收入群体对自身生活的不满会部分转化为对高收入群体的嫉妒和反感，引发一系列冲突。
综上所述，社会阶层固化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故而深入剖析社会阶层固化的成因是必要的。这使得缩小贫富差距、增强社会阶层流动性、打破社会阶层的桎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也受到了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二、关于社会阶层固化及成因的理论回顾
1.社会阶层固化以及社会流动性问题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索罗金是社会流动领域研究公认的创始人，他认为社会流动研究是对社会结构的动态分析，是社会分层过程分析的重要领域。社会流动可以被理解为个人或社会对象或价值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任何转变。如果将个人社会位置的起点定义为个人的初始位置，将终点定义为个人的当前位置，比较先赋因素的影响和自致因素的影响，这种研究称为代内流动研究；如果关注的是父代的社会地位与子女的社会地位间的关系，这种研究称为代际流动研究，反映社会的流动性，流动性越高，社会结构越开放；反之，社会结构越封闭。
部分国外学者关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社会流动问题。帕金（Parkin）[1]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意识形态的影响要大于技术和经济的作用，在代际传递的过程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社会成员流动的影响要远远小于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奖酬体系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不同，由此导致两种社会形态之间不同的社会流动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中流动跨越幅度比较大，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流动多为处于临近阶层的流动。高坂健次[2]着重研究了日本的阶级和社会分层情况，他致力于分析收入差别和其他社会差别以及社会分层随时间的变化，同时讨论了新近的发展趋势和可能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有关的未来动向。
中国学者对于社会阶层固化的分析主要专注于社会阶层固化的形成、成因和影响分析。关于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形成过程，学者们主要关注中国社会阶层的特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李强[3]认为阶层结构分化已经在中国社会上不同阶层间引发了不安和对立的情绪。定向化发展的阶层结构成为了未来趋势的主流。中国中产阶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占比不大，且没有一致的利益需求。程启军[4]认为当前中国弱势群体跨越阶层界限的动力，即阶层间的流动性明显弱化，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在利益冲突的推动下，阶层间的矛盾有所激化。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认为社会阶层固化与社会流动性降低密不可分，在中国现有体制下社会阶层固化现状基本来自于资源（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的分配问题。因此，本文将主要回顾国内学者对社会阶层固化的成因及其影响的一系列研究。
2.社会阶层固化的成因研究
有关社会阶层固化成因的分析包含着十分广泛的内容。蔡志强[5]认为所有制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初期的倾斜性政策、中国既有的教育体制、多元化的价值主体是社会阶层固化的主要原因。周作宇[6]认为教育在提升社会阶层间流动性和加速社会分层中具有突出的作用。游河[7]认为教育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机制，鉴于中国目前教育体制下阶层差距越来越大，对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产生了阻碍，故采取积极措施应对这一现象并改革教育制度是必要的。有些学者认为制度因素是社会阶层固化的主要成因。王文龙[8]认为社会阶层固化是一种反发展趋势的不良现象，其与逆淘汰现象一起作为制度缺陷的产物在中国普遍存在，造成了资源的低效利用和不公平竞争。
学者们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探寻社会阶层固化的影响。周颖[9]认为固化的社会阶层是中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阻碍。固化的社会阶层使得正常的社会机制转变成生锈的齿轮，不仅难以运转，且容易对整个体系造成破坏。苏叶兰和詹莎[10]从高等教育公平性的角度评价社会阶层固化的影响，认为固化的社会阶层从多个方面影响教育的公平性，包括影响高等教育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及结果公平。李煜[11]提出了代际教育不平等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包含被访者教育经历、父母情况等相关资料的问卷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在恢复高考之后，改革初期的教育不平等主要由家庭教育背景引起；社会分化加剧后，随着教育的市场化和阶层构成的变化，管理阶层的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其子女的大学升学优势。郭丛斌和闵维方[12]运用对应分析法研究中国不同职业阶层子女的受教育机会获得，他们认为子女受教育机会受到上一辈职业的较大影响，高等教育资源主要由优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而劣势社会阶层的子女主要接受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同时，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等因素的影响之后，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接受教育的情况也有较大影响。
综上而言，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是社会阶层固化，尤其是代际流动性降低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点基本是国内学者针对这一问题所达成的共识。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教育领域的资源分配不均问题。那么，本文认为当分析它的机理时，寻租理论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具有解释能力的视角。
3.寻租理论回顾
寻租现象首次被正式纳入经济学研究领域是Tullock在1967年的一篇论文里，他认为由于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而进行各种疏通活动，整个社会偏离竞争所致的福利损失被完全竞争假设下的古典模型估计得过小。用期望的收益作为寻租的成本去换取租金，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值得的。这整个活动的目的就是通过控制公共权力来争取更多的额外收入。他的文章明确地指出了寻租的基本原理，从而成为了公共选择学派的开山之作。继公共选择学派之后，国际贸易学派、供给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等也深入研究了寻租问题。排除方法论的不同，各个学派对寻租的认识是基本相近的：人们花费资源影响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决策，使得经济资源被不合理地浪费和无效率地分配。
本文关注的主要是涉及政府及公共物品分配的寻租理论，中国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贺卫和王浣尘[13]将政府的创租活动分成了三类：无意创租、被动创租和主动创租。陈国权和付旋[14]探讨了寻租导致的公共政策非公共化。他们认为“租”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副产品，而寻租现象的出现会导致政策公共性的破坏，进而造成新的制度非均衡。过勇和胡鞍钢[15]分析了行政垄断的成因、本质和形式，针对中国渐进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特有的腐败现象分类为规章制度制定过程中的腐败和规章制度执行过程中的腐败，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寻租者影响政策形成的环节不同。余明桂等[16]认为与地方政府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较无联系的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补贴，且该现象的严重程度与地方的制度环境有关。程杰和武拉平[17]的研究成果表明，经济发展能力和产出水平与资源投向保护的比例成反向关系；贫困村的经济越不发达，非生产性寻租就越多，这进一步导致其经济发展不能正常进行，即所谓“贫困陷阱”。
寻租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公共物品在分配时所出现的无效率和浪费的现象，而教育资源即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因而各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在这一领域大行其道，必然造成分配不均，进而通过代际的“马太效应”影响到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最终造成社会阶层固化。上文回顾了社会阶层问题现有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国内外学者针对这一领域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成果丰富，但采用制度经济学并使用严谨的经济学模型对社会阶层固化及其成因的研究尚显单薄。因此，本文将采用一个经济学模型（世代交叠模型）来对社会阶层固化的重要因素——教育领域的公共资源分配以及其中的寻租问题做出分析。
三、模型的建立及推论
1.模型的基本假设
本文考察一个世代交叠模型，经济中的家庭按照收入的不同可以区分为低收入集团L和高收入集团H，每个集团中家庭数分别为NL和NH。每个家庭都有子女，只有接受教育的人才有在社会中生存的能力，因而每个家庭都要让子女接受教育。
经济中的政府征税并提供全部的教育资源。教育分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种，分别为eL和eH。基础教育的目的是普及基本的社会生活技能和常识，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增强某方面的专业技能。经济中原本有一定规模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但远未达到饱和。政府决定教育资源在两种教育阶段间的分配，且教育资源的分配是与各个收入集团挂钩的。低收入集团家庭的子女只接受基础教育，高收入集团家庭的子女接受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根据相关研究（如文东茅[18]认为家庭收入越高，为子女的教育投入越多，子女获得好的高考成绩的可能性越大；杨东平[19]认为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上占优），本文做出如下假定：低收入集团更多享受基础教育投入增多带来的好处，高收入集团则从高等教育投入增加中获益更多。由于每个集团从不同的教育资源中获得的收益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教育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的配置可视为一种“教育转移支付”。 集团k（k=L，H）中的代表性家庭i的效用取决于两个因素：家庭的消费Ck（i）和子女获得的教育资源A（k，eL，eH），效用是消费的凹函数，即物质消费与教育资源消费越多家庭效用越大。且由于边际效用递减，最后增加一单位物质消费或教育资源消费所带来的效用越来越少。因此，家庭效用函数构造如下：
这些特征可以解释如下：当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为零时，家庭满足感不会有额外的增加；对低收入集团而言，每单位基础教育投入的增加所带来的效用增量高于每单位高等教育投入增加带来的，对于高收入集团则正相反，政府每增加一单位高等教育投入带来的效用增量要大于增加一单位基础教育带来的；对于任意一个集团，教育投入的增加都使得家庭的效用增加，但随着投入的增加，每单位投入引起的效用增量越来越小。
家庭消费由收入Y和寻租投入B决定：Ck（i）=Yk（i）-Bk（i）。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有利于其自身素质的提升，也意味着取得更多收入的机会。如果通过寻租活动能够使教育资源分配向有利方向倾斜，家庭是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物质消费的。这里本文假设经济中家庭的家长是利他的，即子女接受教育的条件更好会提升家长的满足感。这一利他假设是符合经验研究结论的。
政府的效用函数为：
模型中政府的效用函数是综合考虑社会的总福利和自己的寻租收入形成的。即政府以寻租贡献为权重，考虑不同集团家庭的效用，同时顾及自己的寻租收入。在期望获得寻租收入的前提下，政府不能排除寻租的因素单独考虑社会效用，因为政府与家庭间的博弈是重复进行的，如果家庭增加了寻租投入但未获得期望的回报，则下一期家庭的寻租投入会减少，以此类推，家庭不会进行寻租活动，从而政府失去寻租收入，利益受损。
家庭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时序为：（1）
代表性家庭决定寻租投入Bk（i）及物质消费Ck（i）。（2）
政府决定教育资源配置方案（eL，eH）。（3）
参与人的支付实现，家庭进行消费。
本文假定政府掌握的资源总量是固定的：eL+eH=E。
2.模型的分析
命题1：在均衡时，政府将调整教育资源的配置，使得集团的边际效用与其寻租投入成反比。
为书写方便，定义α=NLBLNLBL+NHBH，则1-α=NHBHNLBL+NHBH。
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为式（6）。
构建拉格朗日函数，本文得到式（7）。
目标函数：maxeL，eHμG
约束条件：eL+eH=E （6）
NLA（L，eL，E-eL）eLNHA（H，eL，E-eL）eL=a-1a=-NHBHNLBL（7）
模型中政府掌握的教育资源总量E是固定的，eL和eH为相互竞争的关系，对其中任何一方投入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对另一方投入的减少。而对于低收入集团，eL的增加带来的好处大于eH增加所带来的，因而有：
A（L，eL，E-eL）eL>0，A（L，eL，E-eL）E-eL<0（8）
反之，对于高收入集团，eL的增加带来的好处小于eH增加所带来的，因而有：
A（H，eL，E-eL）eL<0，A（H，eL，E-eL）E-eL>0（9）
故式（7）为负值。
政府最大化其效用，将调整教育资源的配置直至各集团从每一单位基础教育投入增量中获得的边际效用与集团的寻租投入成反比。
推论1：随着集团寻租投入的增加，政府分配给该集团的教育资源也增加，该集团教育资源的边际效用变小。
由命题1可知，在各集团家庭数量和对方集团寻租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如某一集团的寻租投入增加，则政府会调整eL（也即eH）的大小，使得集团的边际效用与其寻租投入成反比。
因此，如果集团k增加寻租投入，政府的最佳选择是改变eL的供给使得A（k，eL，E-eL）eL比之前小。
当k=L时，BL增加，A（L，eL，E-eL）eL减少。根据上文所述的A（k，eL，eH）函数的性质可知，eL增加，A（L，eL，E-eL）eL才会减少。即BL的增加导致eL的增加。
当k=H时，BH增加，A（H，eL，E-eL）eL减少。同理，只有eL减少，E-eL增加，A（H，eL，E-eL）eL才会减少。即BH的增加导致eL的减少。
命题2：若受教育程度能够决定下一代的收入，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模型中不同集团的收入差距将扩大。
家庭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为：
目标函数：maxCkμk
约束条件：Ck+Bk=Yk，Ck≥C-（10）
考虑最简化的情况，假设不同集团家庭对教育资源A及物质消费Ck（i）带来的效用评价系数相同（即β与σ相同），且两集团的效用函数相同，由于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家庭会在非教育资源的消费之外尽可能将收入用于寻租投入，此时高收入集团的寻租投入要高于低收入集团。因为高收入集团拥有更多的财富和经济资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收入集团家庭可以承受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寻租活动，同时不会过多地降低生活质量。由推论1可知，政府会将更多的教育资源分配给高收入集团，从而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更高。而子女的收入又取决于受教育程度，故不同集团的收入差距随着每期博弈的进行而扩大。
四、治理教育领域寻租问题的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寻租现象的存在会导致教育资源的配置向高收入阶层倾斜，扩大社会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且这种影响可以在代际间传递。中国文化教育领域正处于寻求变革和发展的阶段，教育回报率在不断提高，教育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也越发深远。教育领域的寻租行为不仅扭曲社会教育资源配置，更会对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阶层流动带来影响，最终造成社会阶层固化。 在教育方面，寻租问题导致的结果是严重的，不仅影响个人的一生，甚至影响到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教育是百年大计，如果教育资源配置被扭曲，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就业以及随之而来收入等方面就会受到影响，从而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因而教育领域的寻租问题应当引起管理层的重视。因此，根据本文关于教育资源分配的经济学模型及其推论，本文认为治理这一问题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
1.限制高收入集团的寻租途径
本文的经济学模型所没有涉及的高收入集团（也泛指具有更多不同类型资本的集团）寻租的具体途径，而限制这些途径便是治理教育领域寻租问题的重要手段。众所周知，教育资源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各种“关系”网络的影响。例如，教育系统的内部人员在教育资源的分配过程中近水楼台而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其子女从幼儿园至高等学校的就学过程中自然能够获得多种庇护。同样，医院、银行、政府等部门的人员在争取教育资源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类型资本的交换一样能够享受到相当多的收益。在微观的教育资源分配，如分班、高考加分、选拔学生干部、评选奖学金等过程中受教育者的先赋地位影响十分巨大。
治理教育问题的多种寻租行为其实质就是应当建立起教育系统的公平环境，尽量降低外界政治、经济、社会资本对于教育系统配置资源的影响。具体来说，含有相当弹性和黑箱操作性质的一系列如奥赛、优干、特长生、少数民族高考加分以及扩招、推荐名额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应当适当减少并加以严格的监督，让教育系统建立起一种“公平壁垒”，让受教育者寻租投入Bk的边际效益降低。另外，寻租问题并非教育领域独有的社会现象，那么治理这一问题除了在政策层面上进行规制管理外，还更应该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建立良好公平的环境，打断利益集团间的资本交换，祛除“拉关系”、“走后门”的不良风气才能辐射至教育领域，消除设租和寻租的空间。
2.加大基础教育投入，缩小地区间教育资源差距
由第二部分模型的假设来看，低收入集团主要从基础教育的投入中获益，而高收入集团更多地由高等教育投入中获益。在以这个假设为前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加强基础教育的投入非常有必要。加强基础教育投入的含义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中国东西部、城乡基础教育资源的差距十分巨大，因而在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加大投入，提高当地居民子女的就学率，提升学校的软硬件资源对于建立地区间的教育公平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现有教育资源仍然并非公平分配，而是集中在少数“重点学校”中。这固然是地方教育系统集中资源打造明星学校的高升学率、高成材率的举措，然而这种将教育资源集中到少数学校的举措天然成为了一种设租行为。多种多样的“择校费”、“赞助费”以及争先购买学区房的现象必然应运而生。可以想见，低收入集团的子女在择校时必然无法与高收入集团竞争。因此，加强基础教育投入的含义并不仅限于将弱者补强，同时也必须尽量减少资源的过度集中。
3.改革人才评价体系，缓解教育资源竞争压力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教育公平社会的实现还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个人向上流动的渠道并非仅局限于通过教育。中国选拔人才、提供工作的主要渠道是文凭，教育资源如此稀缺而人们又如此不吝于大力投入，是因为教育与文凭、谋职和收入关联过于紧密。当高等教育从以往的精英教育发展到如今的普遍教育时，高等学校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往往遇到另一次歧视待遇：非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在谋职时常常被优质岗位所拒绝，甚至有些单位招聘时非“211”、“985”院校的毕业生不要，这就造成了少数重点高等学校的一纸文凭成为了整个社会竞争的对象，因为高收入的职业与文凭高度关联。随着基础教育过程中的层层竞争，低收入集团的子女进入重点高等学校的可能大为降低。教育—文凭—工作的紧密链条导致教育资源成为了向上流动的金钥匙，自然会催生出大量的寻租行为。换而言之，如果中国建设成为更加开放、流动性更强的社会体系，青年们除了读书拿文凭找工作之外还有成功的机会，那么教育系统的资源公平问题就不会如此引人注目了。因此，改革目前单一的使用文凭的个人能力评价体系可以缓解教育资源的竞争压力，减少教育系统的寻租行为。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十分严重，这就使得解决教育领域的寻租问题刻不容缓。本文希望教育系统能够改革成为通过个人的能力、而非家世地位来决定命运的体系，为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开放而有活力的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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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