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霜催授衣，开炉却新寒
　　授衣制度，古已有之。《诗经》有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大儒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九月霜降始寒，而蚕绩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御寒也。”
　　农历九月为授衣之时，因此也称“授衣月”。在唐代，国子监的太学生“每岁九月有授衣假”。这是让学生回家置办冬衣的假期，最长可达15天，类似于今天学校里的寒假。唐代官员也能享受“授衣假”。张籍有诗云：“初当授衣假，无吏挽门铃。”李颀也说：“归来授衣假，莫使故园芜。”
　　一般来说，农历十月天气才普遍转寒，算是真正地入冬。宋人觉得九月授衣时日偏早，于是改为“十月朔”（即十月初一）授冬衣。这一天，自宰执以下的文武百官，宋廷都会赐予锦缎，名曰“授衣”。十月朔也成为当时的法定假期，称为“授衣节”。宋代品级不同的官员，受赐锦缎的材质、花色也不相同，“其赐锦花色，依品从给赐”（宋吴自牧《梦粱录》）。《宋史·舆服志》记载，百官所得衣料可分为七等，最高档的锦缎是天下乐晕锦，其次为次晕锦、簇四盘雕细锦、黄师子大锦、翠毛细锦、云雁细锦等。亲随近臣还有额外的紫罗锦、旋襕、暖靴赏赐，可谓待遇优厚。为了体现“授衣”之意，百官上朝和日常起居，都需要“衣锦袄三日”。
　　授衣节当日，宋人还有祭祀祖先、烧送冥衣的习俗。这一习俗，是从唐玄宗下令以九月朔日“荐衣于陵寝”而来，是生者为亡者授衣御寒。《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九月下旬，汴京城内外“卖冥衣靴鞋席帽衣缎，以备十月朔日献烧”。《武林旧事》里的南宋临安，此时也是“遣使朝陵，如寒食仪，都人亦出郊拜墓，用绵球楮衣之类”，从皇室到百姓，都会祭祀祖先、献烧寒衣。此后，元、明、清各代亦沿袭宋时惯例。
　　十月初一最热闹的习俗还属宋人的暖炉会。《武林旧事》记载，从此日开始，宫中御炉每日开炉设火，到来年二月初一方才终止。各部司衙门也在此日设火，如果遇到岁寒之年，结束时间还会延长5日，类似如今北方冬季的供暖期。在民间，开炉当日亲友之间要互赠御寒所用的薪炭、缣绵及酒肉，父母还要给新出嫁的女儿附送火炉。由于开炉习俗在宋代影响很大，因此，十月初一又称“开炉节”。
　　对宋人而言，除了开炉取暖，人们更看重开炉节的宴饮娱乐。这一天，皇后殿有“排当”宴会，周彦质《宫词》曾描写开炉节的宫廷宴会现场：“开炉佳节乍寒朝，近侍班联衣锦朝。兽炭香新金鸭暖，珠帘龙幕按箫韶。”民间百姓也有置酒聚饮的节日习俗，是为暖炉会。百姓皆“新装暖阁，低垂绣帘”，或“炙脔肉于炉中，团坐饮啖”，或“老稚团圆，浅斟低唱”，以应开炉节序。
　　宋代开炉习俗的影响力遍及僧俗两界。《岁时杂记》记载，东京各大寺院于此日必开启寮房暖炉，并举办斋会。偈颂中有不少言及开炉，如释慧远《偈颂一百零二首》所云：“十月今朝又初一，丛林正值开炉日。”范成大《乙巳十月朔开炉三首·其三》中亦有句：“石湖今日开炉，俗家恰似精庐。”
　　开炉节自然离不开美酒，此日人们所饮之酒被称为“开炉酒”，宋代词人程垓《鹧鸪天》中便有“只因贪伴开炉酒”的词句。林洪《山家清供》中还记有“开炉饼”，这是开炉日人们食用的一种蜜饯饼。当冬季来临时，人们开炉置火，老少团聚，饮酒啖肉，暖意融融。
　　尽管只有一日的假期，但宋人授衣御寒、开炉宴饮与祭祀祖先、献烧寒衣并行不悖，将十月朔过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全民性节日。
　　阳生春又来，冬至大如年
　　如果说十月朔是冬季节令的肇端，那么冬至则是其高峰。数千年前，古代先民利用圭表，于正午时分观测到日影最长的一天，从而确定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认为，此一日“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
　　也是从冬至开始，白昼一天天变长，阳气逐渐生发，故而有“阴极而阳生”之说。“冬至三候”的物候变化就反映了这一特点。“第一候，蚯蚓结”，此时阴气仍盛，故而蚯蚓仍盘曲如绳结。“第二候，麋角解”，古人认为麋鹿属阴，冬至后阳气生发，麋鹿感阴气渐退而解角。“第三候，水泉动”，冰面之下的泉水感应到阳气之温热，潜流始动。由此可见，冬至是反映冬季节令物候变化的重要指标，也是阴阳循环转化的关键节点。所以，杜甫才会在诗中说“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也被古人视作吉日。
　　在岁历中，古人曾规定冬至前一天为“岁终”，冬至为“开元”之日，相当于今天的春节。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谓之除夜。”后来，冬至的“开元”地位让给了春节，但冬至一直被人们称为“亚岁”，是二十四节气中极重要的节气。
　　在汉代，冬至已经成为“冬节”。《后汉书》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君王不听政，朝廷休假三天，举行祝贺仪式，名为“贺冬”。
　　祭天祀祖，是冬至最为隆重的仪式。帝王们往往会亲自祭祀天地、社稷和宗庙，献上供品和香火，祈求上苍的护佑。在唐代，祭天仪式结束后，皇帝还要举行最高规格的大朝会，四夷万邦与文武百官共同见证“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
　　冬至之所以有这样受人尊崇的地位，是因为它契合了天人合一、阴阳消长的传统思想及儒家礼治观念。因此，冬至不仅作为唐代官方认可且极为重视的岁时节日，被写入行政法典《唐六典》，其独有的礼法仪式还被记录在礼典《开元礼》中。
　　到了宋代，民间百姓过冬至的热情甚至超过了春节。当时就流行“肥冬痩年”之说，人们宁愿穷着过年，也要把冬至节庆办得体面。《東京梦华录》记载：“十一月冬至，京师（汴梁）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祝往来，一如年节。”官方还允许百姓在固定时段里，以商品为彩头进行赌博游戏。至于女性们抛头露面，或“纵赏关赌”，或“入市店饮宴”，都已形成风气，“不相笑讶”。
　　南宋都城临安的市民，最为看重“一阳贺冬”。当日晨鸡啼鸣之时，太史局会观察天空中的云气，“以卜休祥”。城内家家车马均装饰一新，妇女孩童皆穿得光彩照人，有到岳祠、城隍庙进香的，有往来于街衢馈送节礼的。由于大家互相赠礼太勤，以至于出现赠出的礼物转了一圈又回到自家的趣事。朱熹的好友颜度便写过一首名为《冬至》的打油诗：“至节家家讲物仪，迎来送去费心机。脚钱尽处浑闲事，原物多时却再归。” 　　冬至吃馄饨的习俗，由来已久。北齐的颜之推曾说：“今之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者也。”在古人看来，吃馄饨有“破阴释阳”的寓意。《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南宋杭州冬至吃馄饨的习俗：“贵家求奇，一器凡十余色，谓之百味馄饨。”富贵人家为求新奇，会做上十余种不同口味的馄饨，放到一个器皿内，再取个阔气的名字—百味馄饨。
　　家家捣米做汤圆，知是明朝冬至天。”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百姓用汤圆在冬至节祭祖，企盼家人团圆、多子多福。清代顾禄《清嘉录》记载：“比户磨粉为团，以糖、肉、芽、果、红豆沙、萝卜丝为馅……名曰‘冬至团’。”在清代的苏州，冬至前一天，亲朋好友也会互相馈赠节日食品“冬至盘”，提盒担篮者挤满道路。
　　古人还有在冬至节进献鞋袜的风俗。三国时期的曹植《冬至献袜履颂表》中说：“伏见旧仪，国家冬至，献履贡袜，所以迎福践长……一阳嘉节，四方交泰，万物昭苏，亚岁迎祥，履长纳庆。”在清代，贡入宫廷的鞋袜上还绣有绵羊等吉庆纹样，寓意“阳生”。
　　作为节日，冬至大如年，人们包馄饨、吃汤圆，感受着节日的快乐;作为节气，冬至阳气渐生，阴阳的下一个循环就要开启，人们衷心祈愿未来的生活美满如意。
　　蜡祭酬神祖，佛粥更相馈
　　农历的最后一个月被称为“腊月”。所谓“ 腊”，本为岁终祭祀之意。《礼记·郊特牲》中说：“腊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其大意是说，人们将所收获的物品，于年终的祭祀仪式上敬飨祖先和神灵，以酬谢他们赐予的丰饶生活。
　　南北朝时期的南方地区，人们以十二月八日为腊日，也称“腊八”。《荆楚岁时记》记载，这一天“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沐浴转除罪障……其日，并以豚酒祭灶神”。此时的腊八，大体沿袭秦汉以来的风俗，主要是击鼓驱疫、酒肉祭神等。隨着佛教的传入，腊八祭神祀祖的习俗逐渐淡化，转而呈现出纪念佛祖成道的新内涵。
　　佛教典籍记载，释迦牟尼因见众生为“八苦”煎熬，毅然舍弃王位，专心思悟解脱众生之法。在苦行6年后，他终于在腊月八日独坐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悟道成佛。于是，腊八便成了佛祖成道纪念日。
　　在未成道前的苦行中，释迦牟尼每日仅食一米一麻。后人为了不忘佛祖所受的苦难，便效法“牧女献糜于佛陀”，在腊八日取香谷、果实等煮粥供佛。
　　关于“腊八粥”的最早记载，见于《东京梦华录》。腊八当日，北宋汴京城中“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除了向教徒分送，佛寺还将腊八粥散发给信众和穷苦百姓，称之为“佛粥”。陆游有诗云：“今朝佛粥更相馈，反觉江村节物新。”
　　宋代食用“腊八粥”的风气，也从寺院蔓延到民间。宋人王洋有诗云：“腊月八日梁宋俗，家家相传侑僧粥。栗桃枣柿杂甘香，菱椇芝栭俱不录。”粥中有栗子、核桃、红枣、柿饼、灵芝、木耳、菱、枣等，在寒冷的冬天喝上一碗，美味又暖和，真是一大福气。
　　除了食用腊八粥外，腊八节还有其他习俗。皇帝会在这一天举行朝会，赏赐百官肉食、钱帛，唐代的官员还能享受到澡豆、口脂、头膏等赏赐用品。宋代帝王还会赐予百官由御药院特制的腊药。受此影响，宋代医家也多制“虎头丹”“八神”等腊药，贮于绛囊，馈赠亲友。此外，制作腊八蒜、腊八豆腐、腊酒、藏冰等，也是腊八节的习俗。
　　“腊酒自盈樽，金炉兽炭温……明朝换新律，梅柳待阳春。”（唐代元稹《咏廿四气诗·大寒十二月中》）欢乐喜庆的气氛融化了冬末的寒意，旧的一年即将结束，春的序曲即将奏响，人们同越冬的草木一起，翘首期盼着新年的第一道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