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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吴汉杀妻”有着不同版本的剧种演绎，扬州市扬剧研究所将此搬上舞台。“吴汉杀妻”的故事虽经各方剧团的改编在形式和内容上做了推陈出新，但是深入考察会发现其呈现的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并未改变。本文以历史剧《潼关恨》为范本，据以此来探讨其中的传统儒家文化传统的呈现。
【关键词】：吴汉杀妻;潼关恨;儒家文化
一、拥有儒家道德理想的男子
儒家传统教化理念下的男子大多有着道德理想主义的信念。《潼关恨》这部剧中的男主角吴汉便是一个具有典型道德理想主义的男子，他将道德完美奉为自己毕生的理想追求。为了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甚至不惜以“杀妻”作为代价来扶助刘秀匡扶汉室。传统的道德教化使得吴汉的身上具有儒家男子的典型性，他将追求完美的人生奉之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然而吴汉的道德理想却一层一层的遭遇了困境，他是权贵统治之下的忠君爱国的士子，是母亲膝下孝顺的儿子，同时也是妻子王兰英身边伟岸而威严的丈夫。当自己的崇高理想遭遇了现实的阻挠之后，这些看似微弱却极具存在感的戏剧冲突将整部剧推向高潮。
（一）忠义的士
《论语·顏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政治中君臣的关系可见一斑。《潼关恨》中这种君臣关系更是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而君臣关系的背后也为我们展现了吴汉这位忠义的士子形象。他奔赴沙场为了君王社稷而出生入死，当国家的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他必须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吴汉最终以社稷利益作为第一位。在《潼关恨》的最后吴汉只身与敌人进行战斗，经过演员李政成的演绎，吴汉英勇的形象让观众记忆深刻。“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实在可传而后传之，则不愧传奇之目。”[2]一部剧要让观众印象深刻必须使人物和故事情节奇特而深刻。吴汉因维护君主的利益而必须抛弃母亲与妻子，在这些冲突下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忠义的士子形象。
（二）孝顺的儿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重要的是孝道。“孝”强调子女对父母尊敬服从，扩展开来就成为家族系统中处理上下关系的道德规范。《潼关恨》中的吴母是一个偏执的老妪，她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反莽归刘。而吴汉如果要反莽归刘则必须杀死自己的妻子。吴汉的妻子王氏温柔善良，在政治上她并未有任何过错，只因自己是王莽的女儿。吴母坚持要杀死王氏，并非是因为简单的婆媳怨恨，而是因为王莽篡汉又杀死吴汉的父，国仇家恨必须报偿。出于对母亲的顺从，不能违抗母亲的命令，吴汉不得已弑妻。吴汉顺从母命而杀妻的行为是出于对母亲恭敬的孝道，如果不杀妻那么便没有完成母亲的心愿，这是对母亲的不孝顺。吴汉的孝顺的儿的形象深入人心，也令观众怨恨吴汉母亲这个固执己见的老妪。
（三）威严的夫
《潼关恨》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传统中国形象的丈夫形象。当吴汉的母亲要求他去杀妻的时候，吴汉有过犹豫，但是当母亲告知吴汉妻子的父亲是自己的杀父仇人以及国家要反莽归刘的事实后，为了“取信于天下”，吴汉不得不杀妻以报国仇家恨。三杀妻子的过程中，吴汉都有过犹豫，但是他始终在妻子面前展现的是一个威严的丈夫的形象。剧中的王兰英焚香夜祷，祈祷逝去的公公保佑婆婆健康、附马战功显赫，吴门儿孙绕膝。吴汉亲耳听到这些深情的祷语，他下不了手。“人间淑女千千万，哪有公主这般贤”。他的心理活动说明他还是有着同情之心的，但他却在公主面前固守镇定维护自己威严的夫形象。
二、儒家血缘关系中的女子
（一）既嫁从夫的妻
王兰英是王莽的女儿，即便贵为公主，她也是需要遵守“三从四德”。由于父亲政治地位的关系牵连到女儿也要面临死亡的威胁，而杀自己女儿的人竟然是她的丈夫。这种戏剧化的冲突情节无疑是悲怆的。婆婆逼迫她自尽，丈夫要杀她，弱小的王兰英在死亡面前孤立无援。事实上传统的儒家社会还有很多“王兰英”，她们嫁到夫家之后命运便由丈夫摆布。《潼关恨》最引人注目的情节是吴汉三杀自己的妻子，她的妻子虽有反抗但是这种反抗是不明显的。因此于观众看来王兰英个人的悲剧不光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更是她个人的性别与社会地位造成的，如果她跳出来反抗吴汉也许她的命运又是另一番书写。面对吴汉每一次挑衅与责难反倒是更能凸显王兰英的善良、贤德，留给观众一个封建社会里既嫁从夫的妻子形象。
（二）夫死从子的母
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在吴汉的父亲死后，吴母便把整个家族的复兴的希望交给了儿子，“在礼崩乐坏，正常社会秩序被打破的情形下，复仇又每每作为对善被无情毁灭的一种正义抗争。孔子以直报怨的观点就是对这种正义抗争的一种支持。”[4]因而复仇之风逐渐盛行，而能否完成血亲的复仇也被作为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评判标准，“古代中国史传描述载录的众多行孝尽伦、行侠尽忠的复仇故事中，复仇与否，往往成了个体人格品位评定的重要风标。”[5]在吴母看来，杀了儿媳王兰英，一来可以报家仇，二来可以平国恨。吴母丈夫反莽归刘的愿望没有实现，于是她把希望寄托给儿子让他去实现，据以此来实现忠孝两全。吴母只念及自己与丈夫的夫妻情深，却视儿子与儿媳的婚姻幸福淡然，并认为牺牲儿媳的性命来谋取吴家的幸福这是合理的。在吴母这个封建伦理道德的信徒面前，吴汉不敢轻易反抗，因为在他身上有着孝道、忠君爱国的道德的束缚，他不能轻易摆脱任何一条约束。吴母一面逼着儿子弑妻，一面自尽而亡，她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吴汉反莽归刘扫清障碍，更重要的是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完成了“忠”“孝”的夙愿。
三、结语
《潼关恨》这部剧带有鲜明的儒家思想，因此对于传统剧目的欣赏应当带着辩证的思维来看：一，传统剧既为古人之作便不可避免的带上时代的烙印和阶级的局限;二，当现代理念的价值观与传统封建思想相违背的时候应放之于社会历史大环境中来看。透过历史剧来审视与思考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当古今价值观以及思想观念相碰撞的时候，观众应当带有一种客观、理性的思想来思辨儒家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古为镜，从而更好的投入到当今的生活。
注释：
[2] 李渔：《闲情偶寄》，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3页。
[4] 王立：《孔子与先秦儒家复仇观初探》，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
[5] 尹晓丽：《儒家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的品性构成》，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135页。
参考文献：
[1] 张学智：《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2] 李渔：《闲情偶寄》，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3] 尹晓丽：《儒家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的品性构成》，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4] 王立：《孔子与先秦儒家复仇观初探》，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
[5] 任一鸣：《抗争与超越---中国女性文学与美学衍论》，九州出版社，2004年。
【关键词】：吴汉杀妻;潼关恨;儒家文化
一、拥有儒家道德理想的男子
儒家传统教化理念下的男子大多有着道德理想主义的信念。《潼关恨》这部剧中的男主角吴汉便是一个具有典型道德理想主义的男子，他将道德完美奉为自己毕生的理想追求。为了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甚至不惜以“杀妻”作为代价来扶助刘秀匡扶汉室。传统的道德教化使得吴汉的身上具有儒家男子的典型性，他将追求完美的人生奉之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然而吴汉的道德理想却一层一层的遭遇了困境，他是权贵统治之下的忠君爱国的士子，是母亲膝下孝顺的儿子，同时也是妻子王兰英身边伟岸而威严的丈夫。当自己的崇高理想遭遇了现实的阻挠之后，这些看似微弱却极具存在感的戏剧冲突将整部剧推向高潮。
（一）忠义的士
《论语·顏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政治中君臣的关系可见一斑。《潼关恨》中这种君臣关系更是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而君臣关系的背后也为我们展现了吴汉这位忠义的士子形象。他奔赴沙场为了君王社稷而出生入死，当国家的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他必须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吴汉最终以社稷利益作为第一位。在《潼关恨》的最后吴汉只身与敌人进行战斗，经过演员李政成的演绎，吴汉英勇的形象让观众记忆深刻。“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实在可传而后传之，则不愧传奇之目。”[2]一部剧要让观众印象深刻必须使人物和故事情节奇特而深刻。吴汉因维护君主的利益而必须抛弃母亲与妻子，在这些冲突下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忠义的士子形象。
（二）孝顺的儿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重要的是孝道。“孝”强调子女对父母尊敬服从，扩展开来就成为家族系统中处理上下关系的道德规范。《潼关恨》中的吴母是一个偏执的老妪，她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反莽归刘。而吴汉如果要反莽归刘则必须杀死自己的妻子。吴汉的妻子王氏温柔善良，在政治上她并未有任何过错，只因自己是王莽的女儿。吴母坚持要杀死王氏，并非是因为简单的婆媳怨恨，而是因为王莽篡汉又杀死吴汉的父，国仇家恨必须报偿。出于对母亲的顺从，不能违抗母亲的命令，吴汉不得已弑妻。吴汉顺从母命而杀妻的行为是出于对母亲恭敬的孝道，如果不杀妻那么便没有完成母亲的心愿，这是对母亲的不孝顺。吴汉的孝顺的儿的形象深入人心，也令观众怨恨吴汉母亲这个固执己见的老妪。
（三）威严的夫
《潼关恨》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传统中国形象的丈夫形象。当吴汉的母亲要求他去杀妻的时候，吴汉有过犹豫，但是当母亲告知吴汉妻子的父亲是自己的杀父仇人以及国家要反莽归刘的事实后，为了“取信于天下”，吴汉不得不杀妻以报国仇家恨。三杀妻子的过程中，吴汉都有过犹豫，但是他始终在妻子面前展现的是一个威严的丈夫的形象。剧中的王兰英焚香夜祷，祈祷逝去的公公保佑婆婆健康、附马战功显赫，吴门儿孙绕膝。吴汉亲耳听到这些深情的祷语，他下不了手。“人间淑女千千万，哪有公主这般贤”。他的心理活动说明他还是有着同情之心的，但他却在公主面前固守镇定维护自己威严的夫形象。
二、儒家血缘关系中的女子
（一）既嫁从夫的妻
王兰英是王莽的女儿，即便贵为公主，她也是需要遵守“三从四德”。由于父亲政治地位的关系牵连到女儿也要面临死亡的威胁，而杀自己女儿的人竟然是她的丈夫。这种戏剧化的冲突情节无疑是悲怆的。婆婆逼迫她自尽，丈夫要杀她，弱小的王兰英在死亡面前孤立无援。事实上传统的儒家社会还有很多“王兰英”，她们嫁到夫家之后命运便由丈夫摆布。《潼关恨》最引人注目的情节是吴汉三杀自己的妻子，她的妻子虽有反抗但是这种反抗是不明显的。因此于观众看来王兰英个人的悲剧不光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更是她个人的性别与社会地位造成的，如果她跳出来反抗吴汉也许她的命运又是另一番书写。面对吴汉每一次挑衅与责难反倒是更能凸显王兰英的善良、贤德，留给观众一个封建社会里既嫁从夫的妻子形象。
（二）夫死从子的母
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在吴汉的父亲死后，吴母便把整个家族的复兴的希望交给了儿子，“在礼崩乐坏，正常社会秩序被打破的情形下，复仇又每每作为对善被无情毁灭的一种正义抗争。孔子以直报怨的观点就是对这种正义抗争的一种支持。”[4]因而复仇之风逐渐盛行，而能否完成血亲的复仇也被作为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评判标准，“古代中国史传描述载录的众多行孝尽伦、行侠尽忠的复仇故事中，复仇与否，往往成了个体人格品位评定的重要风标。”[5]在吴母看来，杀了儿媳王兰英，一来可以报家仇，二来可以平国恨。吴母丈夫反莽归刘的愿望没有实现，于是她把希望寄托给儿子让他去实现，据以此来实现忠孝两全。吴母只念及自己与丈夫的夫妻情深，却视儿子与儿媳的婚姻幸福淡然，并认为牺牲儿媳的性命来谋取吴家的幸福这是合理的。在吴母这个封建伦理道德的信徒面前，吴汉不敢轻易反抗，因为在他身上有着孝道、忠君爱国的道德的束缚，他不能轻易摆脱任何一条约束。吴母一面逼着儿子弑妻，一面自尽而亡，她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吴汉反莽归刘扫清障碍，更重要的是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完成了“忠”“孝”的夙愿。
三、结语
《潼关恨》这部剧带有鲜明的儒家思想，因此对于传统剧目的欣赏应当带着辩证的思维来看：一，传统剧既为古人之作便不可避免的带上时代的烙印和阶级的局限;二，当现代理念的价值观与传统封建思想相违背的时候应放之于社会历史大环境中来看。透过历史剧来审视与思考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当古今价值观以及思想观念相碰撞的时候，观众应当带有一种客观、理性的思想来思辨儒家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古为镜，从而更好的投入到当今的生活。
注释：
[2] 李渔：《闲情偶寄》，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3页。
[4] 王立：《孔子与先秦儒家复仇观初探》，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
[5] 尹晓丽：《儒家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的品性构成》，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135页。
参考文献：
[1] 张学智：《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2] 李渔：《闲情偶寄》，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3] 尹晓丽：《儒家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的品性构成》，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4] 王立：《孔子与先秦儒家复仇观初探》，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
[5] 任一鸣：《抗争与超越---中国女性文学与美学衍论》，九州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