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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和全舰官兵五百四十七人在上海吴淞口起义,25日早晨“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发布了《重庆军舰起义告全体同学书》和《重庆军舰起义告海员同志及技工同志书》,庄严宣布:“为了四万万人民的解放,为了促进幸福的新中国的迅速到来,为了下一代子孙的生存,我们必须反对四大家族,将他们交给我们的武器,把他们消灭掉!”
2月26日早晨七时“重庆号”巡洋舰到达解放区城市烟台,3月4日凌晨驶抵辽宁葫芦岛港,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3月15日,解放军东北军区正式任命“重庆号”巡洋舰原舰长邓兆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此时解放军海军还没有正式成立,就拥有了自己的巡洋舰。随后为了应对敌人空军的攻击,上级决定在舰上仅留下百余人准备护舰作战,其余大部分船员撤离避免损失。
3月17日、18日、19日三天,国民党连续派出美式B29型轰炸机,对停泊在葫芦岛港的“重庆号”巡洋舰进行轮番轰炸,护舰士兵用高射炮奋力抗击。在对空抗击的第三天,一架B29型轰炸机俯冲而下,2000磅的穿甲弹击伤该舰右舷尾部,战斗中有6名战士光荣捐躯,成为人民海军最早的一批烈士。
3月19日下午,党中央指示,为避免更大损失,拆除“重庆号”巡洋舰的一部分设备之后,全体人员撤离,主动沉舰。舰长邓兆祥带领船员在敌机轰炸间隙登上军舰,奋力抢拆舰上的罗经、雷达、通信和帆缆器材以及轻型舰炮、鱼雷发射管等武器装备。
1949年3月20日子夜,几名水兵奉命打开了“重庆号”巡洋舰前后机舱、弹药库的海底门,“重庆号”巡洋舰三个小时后向三号码头东侧倾倒,但是这艘大军舰直到次日下午才完全沉没。
1951年初,海军青岛基地工兵营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全营开赴辽宁葫芦岛,任务是打捞“重庆号”巡洋舰。 当时承担打捞工作任务的除了这个工兵营以外,还有海军某部潜水分队的多名潜水员和30多名苏联专家。工兵营到达葫芦岛的头几个月,天天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主要是学习打捞技术方面的知识。
1951年4月起,工兵营和潜水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开始打捞“重庆号”巡洋舰。“重庆号”巡洋舰沉在葫芦岛港内三号码头东侧,侧翻在水底下。打捞之前首先将舰体外移以与码头保持一定距离。然后在舰体上拉上钢丝绳,在岸上用搅拌机拉着钢丝绳一点一点把舰扶正,再派潜水员下到舰底部,关闭底部当年放水的舱门,最后放下抽水泵,将重庆舰内的海水抽出去,“重庆号”巡洋舰的舰体就慢慢浮上水面。
打捞的前期准备时间较长,真正打捞的时间很短,也就几个月。“重庆号”出水的时间是在1952年春天。它出水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都专程到现场观看,并嘉奖了参加打捞工作的全体官兵,奖品是每人一双胶鞋、一条毛巾。 当时在东北的很多军队和地方的代表团也先后组织到刚打捞出海的“重庆号”巡洋舰上参观。此时的“重庆号”巡洋舰是远东各国海军中最大的一艘军舰,人们期待着“重庆号”能够重新驰骋在海疆之上。
“重庆号”巡洋舰打捞出海后,紧接着就要做舰内清理工作。参加清理的官兵们在舰上除了找到许多武器和弹药,还找到了一些银元。邓兆祥的舰长室也没有损坏,里面的一个小写字台和一把转椅都还完好。
舰内清理工作结束后“重庆号”被拉到大连港进行修理(当时大连港还是苏军租用的海军基地)。我国政府本意是将“重庆号”修好后命名为“黄河”号,重新编入海军部队服役。当时“重庆号”部分起义人员已经被重新组织起来,编为了“黄河”部队,准备在“重庆号”修好后返回军舰工作。但苏联专家视察打捞出海的“重庆号”巡洋舰后,认为把“重庆号”机器零件损坏严重,更换修好需要的代价达到4亿卢布,超过了重新购买一艘新的巡洋舰,因此“重庆号”已经没有修理价值,建议把“重庆号”拆解。苏联专家提出这个意见的动机当时虽然被认为可疑,但是我国军工还没具备自己独立将“重庆号”修复的能力。无奈之下,最后只好按苏联专家的意见把“重庆号”拆解。这艘二战时曾经作为过英国海军蒙巴顿将军旗舰转战大西洋、地中海的一代名舰“重庆号”巡洋舰,最终失去了重新驰骋在海疆之上的机会。自1949年重庆号巡洋舰被炸沉后,中国海军半个多世纪都未再次拥有新的巡洋舰。
“重庆号”最后命运如下;舰上的火炮、仪器、雷达等一部分做为海军学校的教具,一部分交给苏联作为打捞费用,汽轮主机给了发电厂,剩下的空船壳于1959年11月拖到上海交给上海打捞局做为水上仓库,命名“黄河”;1964年又拨给天津渤海石油公司作为海上钻油平台的宿舍船并改名为“北京”。1974年,已经是英国海军元帅的蒙巴顿访华,此时他当年座下的旗舰的船壳正以宿舍船的形式停泊在渤海之上。
“重庆号”的空船壳直到1990年代初期才被彻底解体。解体后的空船壳最终在炼钢炉里化作了钢水。“重庆号”巡洋舰的“重庆”二字舰牌在舰体拆卸后在青岛军用五号码头仓库中一直存放到1982年7月后,被捐赠给了中国军事博物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后人凭吊这艘一代名舰的最后纪念。
2月26日早晨七时“重庆号”巡洋舰到达解放区城市烟台,3月4日凌晨驶抵辽宁葫芦岛港,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3月15日,解放军东北军区正式任命“重庆号”巡洋舰原舰长邓兆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此时解放军海军还没有正式成立,就拥有了自己的巡洋舰。随后为了应对敌人空军的攻击,上级决定在舰上仅留下百余人准备护舰作战,其余大部分船员撤离避免损失。
3月17日、18日、19日三天,国民党连续派出美式B29型轰炸机,对停泊在葫芦岛港的“重庆号”巡洋舰进行轮番轰炸,护舰士兵用高射炮奋力抗击。在对空抗击的第三天,一架B29型轰炸机俯冲而下,2000磅的穿甲弹击伤该舰右舷尾部,战斗中有6名战士光荣捐躯,成为人民海军最早的一批烈士。
3月19日下午,党中央指示,为避免更大损失,拆除“重庆号”巡洋舰的一部分设备之后,全体人员撤离,主动沉舰。舰长邓兆祥带领船员在敌机轰炸间隙登上军舰,奋力抢拆舰上的罗经、雷达、通信和帆缆器材以及轻型舰炮、鱼雷发射管等武器装备。
1949年3月20日子夜,几名水兵奉命打开了“重庆号”巡洋舰前后机舱、弹药库的海底门,“重庆号”巡洋舰三个小时后向三号码头东侧倾倒,但是这艘大军舰直到次日下午才完全沉没。
1951年初,海军青岛基地工兵营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全营开赴辽宁葫芦岛,任务是打捞“重庆号”巡洋舰。 当时承担打捞工作任务的除了这个工兵营以外,还有海军某部潜水分队的多名潜水员和30多名苏联专家。工兵营到达葫芦岛的头几个月,天天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主要是学习打捞技术方面的知识。
1951年4月起,工兵营和潜水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开始打捞“重庆号”巡洋舰。“重庆号”巡洋舰沉在葫芦岛港内三号码头东侧,侧翻在水底下。打捞之前首先将舰体外移以与码头保持一定距离。然后在舰体上拉上钢丝绳,在岸上用搅拌机拉着钢丝绳一点一点把舰扶正,再派潜水员下到舰底部,关闭底部当年放水的舱门,最后放下抽水泵,将重庆舰内的海水抽出去,“重庆号”巡洋舰的舰体就慢慢浮上水面。
打捞的前期准备时间较长,真正打捞的时间很短,也就几个月。“重庆号”出水的时间是在1952年春天。它出水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都专程到现场观看,并嘉奖了参加打捞工作的全体官兵,奖品是每人一双胶鞋、一条毛巾。 当时在东北的很多军队和地方的代表团也先后组织到刚打捞出海的“重庆号”巡洋舰上参观。此时的“重庆号”巡洋舰是远东各国海军中最大的一艘军舰,人们期待着“重庆号”能够重新驰骋在海疆之上。
“重庆号”巡洋舰打捞出海后,紧接着就要做舰内清理工作。参加清理的官兵们在舰上除了找到许多武器和弹药,还找到了一些银元。邓兆祥的舰长室也没有损坏,里面的一个小写字台和一把转椅都还完好。
舰内清理工作结束后“重庆号”被拉到大连港进行修理(当时大连港还是苏军租用的海军基地)。我国政府本意是将“重庆号”修好后命名为“黄河”号,重新编入海军部队服役。当时“重庆号”部分起义人员已经被重新组织起来,编为了“黄河”部队,准备在“重庆号”修好后返回军舰工作。但苏联专家视察打捞出海的“重庆号”巡洋舰后,认为把“重庆号”机器零件损坏严重,更换修好需要的代价达到4亿卢布,超过了重新购买一艘新的巡洋舰,因此“重庆号”已经没有修理价值,建议把“重庆号”拆解。苏联专家提出这个意见的动机当时虽然被认为可疑,但是我国军工还没具备自己独立将“重庆号”修复的能力。无奈之下,最后只好按苏联专家的意见把“重庆号”拆解。这艘二战时曾经作为过英国海军蒙巴顿将军旗舰转战大西洋、地中海的一代名舰“重庆号”巡洋舰,最终失去了重新驰骋在海疆之上的机会。自1949年重庆号巡洋舰被炸沉后,中国海军半个多世纪都未再次拥有新的巡洋舰。
“重庆号”最后命运如下;舰上的火炮、仪器、雷达等一部分做为海军学校的教具,一部分交给苏联作为打捞费用,汽轮主机给了发电厂,剩下的空船壳于1959年11月拖到上海交给上海打捞局做为水上仓库,命名“黄河”;1964年又拨给天津渤海石油公司作为海上钻油平台的宿舍船并改名为“北京”。1974年,已经是英国海军元帅的蒙巴顿访华,此时他当年座下的旗舰的船壳正以宿舍船的形式停泊在渤海之上。
“重庆号”的空船壳直到1990年代初期才被彻底解体。解体后的空船壳最终在炼钢炉里化作了钢水。“重庆号”巡洋舰的“重庆”二字舰牌在舰体拆卸后在青岛军用五号码头仓库中一直存放到1982年7月后,被捐赠给了中国军事博物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后人凭吊这艘一代名舰的最后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