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确实始终是社会热点—因为“热点”已经转移到民众之间的各种权利、生活方式、价值观的冲突了。在公共空间的“争夺”中，年轻人占领线上，大妈大爷们占领线下。
　　在高考前，发生了一点事情。为了给高考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各地政府都通过行政手段禁止各类噪声，包括要求各广场舞团队在高考期间停跳广场舞。绝大多数人还是听从劝告的，但据媒体报道，也有极少数大妈大爷装着好像这事不存在，和来劝阻的民警发生冲突。有人还抬出了“权利”这块金字招牌，说高考期间不让跳广场舞剥夺了他们锻炼身体的权利。
　　既然扯到权利，那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且预设了是要讲道理的。
　　按美国政治哲学家德沃金的说法，权利是一种“王牌”。他作了一个比喻：在打桥牌时，一旦人们亮出“王牌”，便可以压过其它牌。在他看来，当一个人享有某种权利时，不可以用别的理由—无论是什么理由，去剥夺他这种权利。一个可以用诸种理由轻易剥夺公民权利的社会是可怕的。
　　不听劝告的广场舞大妈大爷们不一定知道德沃金老师。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但逻辑还是有点相似。在他们看来，跳广场舞是他们的权利，他们没有义务为高考这个理由而牺牲这个权利。其他那些听从了劝告的人，估计也不会觉得这是自己的义务，而是因为自己的通情达理而放弃了这一权利。
　　但道理真是这样的吗？我发现预设已经错了，这件事无法套德沃金的理论。
　　毕竟，高考并不仅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它关系到国家选拔人才和社会公平，问题的要害在于它恰恰代表了一种权利—考生获得安静、不被干扰的权利。这种权利，因为事涉社会公平和国家选拔人才这种大事，被侵犯的后果较为严重，所以，才由国家出面来保障。这就是各地政府要求高考期间不能有噪声扰民的逻辑。
　　就此而言，说跳广场舞是权利的大妈大爷们，是他们锻炼身体的权利和别人（比如考生）安静休息不被打扰的权利发生了冲突。问题的本质因此是：哪一种权利能够压倒别的权利？
　　“权利”是一种政治和社会承诺。我们说你有这个权利那个权利，就已经预设了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公民和政府的关系：政府有兑现、满足、尊重，以及提供资源、条件来实现这种权利的义务。比如传说中公民的“知情权”，意味着政府要公开什么信息，公民要了解时也不要推三阻四。
　　第二个是公民与公民的关系：如果你有这个权利，那我就有尊重這个权利的义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是有人要帮他埋单的。按美国法理学家桑斯坦的说法，你在行使权利时，有人付出了成本。这个成本，要么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帮出，比如那些不听劝告探险时出事的“驴友”，政府组织营救，要浪费公共资源，要么是其他人帮你出，比如人家要容忍你带来的不适、骚扰，等等。
　　所以，当我们提出什么是自己的“权利”时，一方面是可以理直气壮的，但另一方面，不一定就很理所当然—假如这个“权利”对于其他公民来说，帮你付出的成本太高，或侵犯了他更优先的权利，它就应该受到某些抑制，或者不成立了。没有看到这些，拿起“权利”的招牌乱舞，只能归结为一种心理-人格上的特质：自私。
　　休息而不被打扰的权利，作为一种消极权利，道德上的分量更重，优先于跳广场舞、弹钢琴、唱歌等可能干扰这一权利的各种其他积极权利，这是一个常识。由于公共空间和公共资源的稀缺性，各种权利的冲突难以避免，而且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区分一下哪种权利更优先，更紧迫，更重要，还是有必要的。当然，这不意味着其它道德分量更低的权利只能被压倒，它也需要在社会支持中寻找最适合自己实现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