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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炎黄的子孙，
理所当然地要把所学到的知识，
全部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李四光（1889—1971），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蒙古族，地质学家、教育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元勋，2009年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李四光1910年7月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12年，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1928年1月，任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1年4月，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9月，任中国科协主席;1969年4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1971年4月29日逝世。
孙中山鼓励他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李四光留日期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宣传的革命主张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的影响一天天地扩大。他经常出入留学生会馆，参加集会，听演讲。1904年12月，宋教仁来到弘文学院学习，李四光经他介绍，结识了革命党人马君武。与宋教仁、马君武的接触，使他受到了更多的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1905年夏，有一天，李四光正在小饭馆吃晚饭，一位朋友走过来低声告诉他，孙中山已经到了东京，决定明天在赤坂区开会。李四光听了非常高兴。第二天，他们一起坐电车来到赤坂区，在一间日式的小房子里参加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与会众人陆续自书誓词，李四光的自书誓词为：“联盟人湖北省黄州府黄冈县李四光，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宣誓结束后，孙中山亲切地摸着李四光的头说：“你年纪这样小就要参加革命，这很好。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并亲自传授他一些联络手势和暗号。从此，年仅16岁的李四光就成了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之一，也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会员。
工科进士成了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
1910年7月，李四光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与湖北籍同学一行七人回到了武昌。这一年的冬天，李四光和同乡相约同到雄楚楼聚会，谈论当时的形势和个人未来的打算，并在纸上各书所志。李四光写了“雄视三楚”四个大字，表达了要有一番作为的决心。
清政府一贯不承认国外的学位，当时所有留学生都要到北京去参加一个考试。6月，李四光接到清政府通知，到北京参加考试。考试成绩公布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授予“工科进士”的称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李四光非常兴奋，立即与其他同学一起南下。到武昌后不久，李四光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
这时武昌正处于反革命集团的直接军事威胁之下。10月底至11月初，北洋军阀袁世凯命令军队猛攻汉口。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来到武昌。革命军在黄兴指挥下英勇抵抗，经过激战，退保汉阳。汉口被北洋军放火烧了三天三夜。在战事吃紧的时候，李四光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输军火，支援前线。
民国建立后不久，李四光被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员。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后，认为兴办实业是“中国存亡的关键”，并通电各省督抚设立实业司。1912年2月7日，23岁的李四光被选为实业部部长。3月5日，实业部根据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指示改为实业司，李四光担任司长。
湖北当时的实业是比较发达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这里的时候，官办的汉冶萍钢铁公司、纱麻布丝四局等厂已先后建立。民族资本也有了发展。从1902年到1910年，武汉民办的纺织、水电、玻璃、碾米等工厂有20余所。但是全省的金融、交通等命脉却被英、日、德、美等帝国主义所控制。仅在武汉，外资兴办的各种企业即达180余家。武昌起义之后，内务、理财两部虽派员保护官办局厂的房屋和机件，但受战事影响，湖北实业受损嚴重。
摆在李四光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他首先派员接管前清劝业道所属各事业单位，被军队占驻的限期腾出，对贪赃枉法的官员严惩不贷;同时，号召官办、官商合办和商办企业开工生产。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在实业司各科下面设立了十多个附属单位。为了恢复汉口商业市场，李四光遵照孙中山指示的办法，派员清查、测量和登记被焚各家房屋地基的面积，然后同绅商就汉口商务、设立建筑公司、保护营业权、水陆联运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筹划，努力实现孙中山提出的“务使首义之区，变为模范之市”的期望。此时，李四光经常往返于南京和武汉之间，十分繁忙。
袁世凯上台之后，黎元洪在湖北开始打击和排挤革命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发展实业，造福人民，建设新湖北，已成为幻想。1912年7月，李四光以“鄂中财政奇绌，办事棘手”为由，迭次向黎元洪提出辞职。黎元洪表面上“温语慰留”，实际上已电告袁世凯予以批准。袁世凯下令：8月8日，湖北实业司司长李四光呈请辞职，“准免本官”。
李四光想到自己现在既然“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的秽气，计算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十年，准备一份力量”，当即向黎元洪提出了继续到国外留学的要求。这时，黎元洪对付湖北革命党人的办法是：感到威胁太大的就杀，能拉过来的就收买，两者都不好办的就设法送走。所以，对于李四光的要求，黎元洪马上答应了下来。
7月下旬，李四光怀着沉重的心情到教育部报到，办理出国手续，领取留学证书和出国费用，随即回到黄冈，向家人告别，并把自己节省下来的一点钱交给父母，以供弟妹们上学用。随后，李四光坐船从武汉到上海，买好了出国的船票。就这样，李四光第二次离开祖国，远涉重洋，去寻找“科学救国”的道路。 带学生野外实习时，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他都不放过
1920年秋，李四光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婉拒了老师帮忙介绍的工作回了国，先到阔别七年的老家湖北黄冈看望亲友，将家事作了一番安排，于次年到北京大学就职。
李四光来到北大地质系后，被安排讲授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加上实习，每周授课23小时。李四光讲课非常认真。讲课前，他总要参考大量书籍资料，编写提纲，准备挂图和实物标本等，一丝不苟。他对学生们的要求也很严格，特别注意基础知识和基本功的训练。考试时，他除了出几道题外，主要是发几块岩石标本，要求学生回答每块标本的名称、矿物成分、生成条件，与矿产的关系等，来测验学生掌握的实际知识。
野外观测是地质工作的基础。李四光常常带着学生到北京西山等地区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有时还不断提出问题，启发同学们的观察兴趣。一个山头、一条沟谷、一堆石子，他都不放过。岩石、矿物、化石都要采集标本，注明地点。每次从野外回来，每个人的背包都装得满满的。有一次李四光带学生在西山的杨家屯煤矿实习，晚上回到住地时，高年级学生杨钟健兴致勃勃地背回一块含有植物化石的大石头，李四光看了很高兴，风趣地对他说：“你这是‘戴月荷石归’。”
但是，由于学校经费不足，地质系学生的野外实习受到了限制。当时地质系的房屋也很少，设备十分简单。上实习课时，一、二年级学生30多人合在一起，围着仅有的三架显微镜，拥挤不堪;看薄片时，每人只能轮到两三分钟。学生们对这样的状况很不满意，迫切要求改变。为此，李四光几次找过蔡元培。蔡元培表示支持，答应要努力设法解决。1921年11月11日，蔡元培邀请李四光列席评议会，讨论地质旅行费的津贴问题，结果通过了“津贴地质旅行案”。同时，实验经费也有所增加。地质系师生均感到满意。
李四光对学生的体育活动也很关心。1922年4月，北京大学体育部计划开一次运动大会。李四光担任筹措运动会经费的募捐员。这届运动会开得很成功，蔡元培亲自担任大会主席，丁西林担任大会司令员，李四光还担任计时员。他在运动场上跑来跑去，劲头十足。
對于毕业的青年学生的前途，李四光是十分关心的。杨钟健于1923年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准备去德国留学，他写信征求老师的意见。李四光认为当时中国还缺少研究古脊椎动物的专家，回信建议杨钟健最好选择学习脊椎古生物。杨钟健学成归国后，毕生从事中国古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成为我国最早在这方面作出了大量贡献的、并在国内外赢得了高声誉的科学家。后来，杨钟健感慨地说：“我一生的工作，和李先生的这一指示是分不开的。”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从这时起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李四光虽然仍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并曾兼任系主任，经常来往于北京和南京两地，但主要精力已转向地质研究所的工作。
地质研究所初建时，所址几经搬迁，不得安定。到了1933年秋，坐落在南京鸡鸣寺路的办公楼建成，地质研究所才算有了正式的所址。为了把地质研究所办成在学术上有权威的机关，李四光除吸收一批年轻的、有专长的地质学者来所工作外，还聘请所外有贡献的地质学家为本所的兼任研究员或特约研究员。李四光很重视地质学的基础工作，他根据需要和每个研究人员的专长，把他们分配到不同的专业岗位上。
李四光对研究人员的要求很严格。他把当时各机关通用的签到制改为工作日记制。研究人员每天上班的时候，要到所长秘书处领取卡片一张，填写到所时间;下班的时候，每人概要地写明一天工作情况，以及离所的时间，交给所长或秘书签名保存。积一个月，订成一本，以便随时考察每个人的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工作人员从野外调查回来，李四光总是先进行谈话，再仔细看他们的报告，逐个检查他们采回的标本，看鉴定是否正确，然后才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评价。在工作人员做出成绩时，李四光总是给以鼓励。他还争取一切机会，选送合适的人员去欧美考察或深造，以开阔眼界。
在地质研究所成立之初，百事待理的时候，李四光仍没放松对地壳基本问题的研究。除此之外，他也一直没有放松对蜓科和第四纪冰川的研究工作。
为了活跃全所学术研究的气氛，在李四光的倡导下，研究所于1930年3月8日创办了“地质研究所同人半月会”，每隔一周的星期六下午开会一次，演讲及讨论地质学上的各种问题。每次会上再从会员中公推一人为下届干事，负责筹备下届的会程并担任会议主席。
李四光还十分重视科研成果的交流。他及时地把地质研究所的科研成果汇纂成册，分为中文集和西文集付印出版。这些刊物质量较高，在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上，曾被评为全院杂志刊物的标准。
李四光十分气愤地同朋友讲起与汪精卫的谈话，并说：“此人可杀。”
1936年5月间，李四光从英国讲学回到南京之后，立即赴黄山、庐山考察第四纪冰川遗迹，并在庐山住了下来。
对于来往于庐山的国民党政府要人，李四光是从不搭理的。在他的住所上坡处住着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有一次李四光出门，正好碰上林森坐轿回来，为了避开他，李四光改变方向，爬坡回了家。当时妻子许淑彬的弟弟许保钧与他同行，感到十分奇怪，问他为什么不走大路，李四光说：“你没有看见那边来了一顶轿子吗？”
盛夏时节，国民党政府要人络绎不绝地到庐山避暑。蒋介石当时在庐山开办了政治培训班和军官培训班，一时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给地质调查工作增添了不少麻烦。有一天，李四光带着学生马振图在庐山东面的一个小山上考察冰川沉积，突然来了三个国民党兵拦住他们，蛮横地进行审问。马振图出示证件，他们也不理睬，反倒搜去了李四光的全部图稿和野外记录，并连推带喊地把师生俩带到了他们的队部。李四光坐在板凳上，脸色铁青，一口一口地猛吸着纸烟。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少将军官，继续对他们进行纠缠。马振图气愤地说：“这位是李四光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你们有什么理由拘留？如果你们不信，可以打电话问庐山管理局。”经过几小时的交涉，李四光师生才被释放，这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1937年初，准备建在鄱阳湖边的白石陈列馆即将动工。国民党的几艘军舰被日军军舰追逼，躲进了鄱阳湖，将其当成所谓的“军事要地”。南京国防部限地质研究所人员两天内搬走。当时李四光正在北京大学讲课，不在庐山。研究员许杰和李毓尧前去交涉，结果无效。待李四光回到庐山得知情况后，气得几天吃不下饭。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放后曾到庐山“休养”。这时，虽然仍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但表面上对于抗日和民主也不得不做出点样子来。1937年6月，蒋介石、汪精卫邀请全国各大学的教授及各界领袖到庐山谈话，交换“对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意见。谈话会的时间定于7月15日至8月15日。李四光也在被邀请之列，而且是首批。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李四光十分关心国民党此时是什么态度，这次庐山谈话会要解决什么问题。他早年在日本、后来在南京见过汪精卫几次面，就特地跑到汪精卫住处作了一次拜访，说：“现在再不打，别无出路了。”汪精卫却说了一通不能打的歪道理。李四光和他争论起来。汪精卫说：“你是书呆子，懂什么？！”李四光气愤地站起来说：“看谁看得对！”说完便起身告辞。
回家后，李四光去找在庐山的朋友李一平。李一平原在云南省主席龙云手下做事，因对蒋介石不满，到庐山来办了一所学校，名曰“交庐精舍”，专收乡邻子弟，免费入学。李四光的女儿当时就在这所学校念书，李四光因此与李一平有了往来。他十分气愤地同李一平讲起与汪精卫的谈话，并说：“此人可杀。”
7月16日，第一次谈话会在牯岭图书馆举行。这时李四光对蒋介石、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已经看透了，虽然当时身在庐山，他断然拒绝了邀请，没有出席这次谈话会。
鉴于李四光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声望，蒋介石想用高官厚禄来拉拢李四光为他做点事，但李四光坚持不与蒋介石政府合作。蒋介石多次表示要李四光出任教育部长或大学校长，要他代表政府去印度会谈，后来又提出要李四光担任驻英国大使等，都被李四光拒绝了。
为了摆脱蒋介石的控制，他將研究所迁往桂林
南京沦陷后，国内形势日益复杂，为了保住地质研究所，以及摆脱蒋介石的控制，李四光以广西文化落后、迁几个学术机关去有好处为由将研究所迁往桂林。
李四光到达桂林后不久，就接受聘请，担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的研究员。那时，他认识了一个叫范长江的新朋友。此人年轻热情，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当时，李四光并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只知道他热心从事抗日救亡的新闻报道活动，并且对他的文字才华、组织能力以及对抗日形势的分析都极为欣赏。范长江曾给李四光介绍过延安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军民团结、抗日自救的动人事迹;也介绍过西安事变时他在那里采访，亲眼目睹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如何从民族利益出发，为争取蒋介石抗日，耐心宣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道理，以及他促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自此，李四光对共产党和周恩来十分敬佩。
1942年3月24日，李四光去资兴县调查地质，应邀赴资兴县立中学演讲。在演讲中，李四光谈到：“现在正是在打仗的时候。各位青年同学，处在这个时代，会觉得有一种新的力量产生。抗战以前，我们的灯油是买美孚洋行的，还有许多东西是从外国进口的。抗战以来，这种情形改变了。敌人封锁我们的内地，外来的接济减少了，但我们有着决心奋斗，就不怕一切困难了。拿棉花来说，首先我们研究栽的办法，栽了以后，棉花生虫，我们就研究除虫的法子，等到有了棉花，我们再拿它做成布，有了棉布，便用不着洋布了。这就是抗战期间顶好的发明，这就是敌人给我们的教训。”他还谈到了要打破民族自卑感的问题，说：“我们从前在中学读书，读完了升大学，或者再出洋，弄一个博士回来。这些人有回国当教授的，有做官的，有做企业家的……这些留学生，固然有些确实吃苦卖力气的，而且是能干的，但是也有些和从前的翰林进士没有什么两样。”他说：“现在可不同了，我们绝不要看不起自己，我们有许多东西，要叫外国人学的……尤其是现在，这伟大的时代，正是你们的时代，你们将来可以造一个新的世界。”
在桂林期间，李四光每年几乎都要去重庆参加一次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会议结束时，蒋介石为了拉拢知识界，总要宴请与会人员。但李四光每次都借口有病或连夜离开，拒绝参加。有一次，李四光的座位被安排在蒋介石旁边，但他仍不出席。蒋介石问翁文灏（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怎么没有来？”翁文灏回答：“重感冒，发烧。”过了一会儿，蒋介石又问陶孟和（社会学家），陶孟和也说：“李先生病了。”李四光一直记得这件事，十分感激地说：“翁文灏曾救过我一命。”
1944年6月，日军从桂湘路直扑桂林，地质研究所又几经周折迁到重庆沙坪坝。1945年1月11日，李四光应邀在蔡元培诞辰纪念会上作了《从地质力学观点上看中国山脉之形成》的学术讲演。这次演讲稿，经过整理后，李四光正式命题为《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这是李四光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它包括了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到40年代中叶为止的研究成果，系统地讲述了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这对建立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具有里程碑意义。
为人民留下完整的研究所
1946年11月，李四光离开重庆，到上海休养。经医生检查，他患有心脏病和肺结核。李四光感到确实需要静养一下了。可是，在战火纷飞的时候，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谈何容易。最使他苦恼的，是在周围反动势力的包围下，如同身陷囹圄，即使身体养好了，又能有何作为！为了冲出牢笼，寻找出路，他想到了去解放区。
南京地质研究所的同事，常有人来上海看望李四光。这一天来看望他的，是抗战开始后来到地质研究所工作的孙殿卿。李四光知道孙殿卿在北京大学时，朋友中有些进步人士，平日办事也可靠。李四光便和他谈了自己的心情，问孙殿卿是否能设法去找一找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董必武，问问西北地区是否需要地质工作者去做些工作，新疆天山山脉是否可以去考察，同时打听一下去解放区的路线。 孙殿卿通过一些可靠的朋友，几经辗转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说：“我们知道仲揆先生在上海，但不能去看望他，怕反而给他带来麻烦。”孙殿卿向董必武转达了李四光的心情和愿望，董必武说：“新疆是不能去了，我们在那里的人已经几乎被他们搞光;到解放区去，路上也很不方便。当前内战发展很快，蒋介石尽管在尽力挣扎，实际已处于崩溃的前夕。我们代表团在这里也停留不了多久。可告诉李先生保重身体要紧。最好就近找一妥善住处，暂避战乱。现在蒋介石已经疯狂，不可不注意。望多珍重，后会有期。”
1948年2月，李四光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并留在英国考察。解放战争进展神速，超出李四光的预料。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元旦后仓皇逃至广州，并令各机关南迁。地质研究所被通知搬迁到广州中山大学。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所从。1月13日，地质研究所的许杰、赵金科等秘密协商起草了一个反对搬迁誓约：“同人等为尊重学术工作之独立与自由，兼顾及以后生活之困难，现已意见一致，决定留住南京或上海，以此相约，立誓遵守。如有违背契约者，应与众共弃之，永远不许在地质界立足。”在这个誓约上签字的有11人。他们将这个情形写信告诉了远在国外的李四光。
从1月19日到2月9日，李四光分别给许杰、赵金科等写过三封信，打过一个电报，表明了自己对这次搬迁的态度。信中对许杰、赵金科等“愿留守本所，看护书籍、仪器，深为钦佩”。至于搬到广州中山大学的问题，李四光说，如果因为要同中山大学合作，“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为地质研究所及同人避乱，“似无多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信中还说道，现在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最可虑者，是同人的柴米等各项生活问题。他愿“将我个人名下所存的少许积资公开，作本所研究工作、个人救济之用，以箪食瓢饮，或尚可维持于一时，俟局面稍定，再从长计议可也”。
由于李四光的力阻和地质研究所留京同人的努力，这场反搬迁斗争胜利了。南京解放时，地质研究所没有受到一点儿损失，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周恩来：如果你们发现了李四光，请协助他回国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封信。这封信是郭沫若领头签署的，内容是请李四光早日返国。
李四光的心早就飞回来了。他在接到郭沫若的来信之后，马上订好了船票，办好了签证。但遗憾的是，那时由英国到远东的船很少，要等上半年才能起程。
李四光正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起程的日期时，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不然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发生得突然，李四光当机立断，决定马上回国。
李四光离开伦敦的消息，早已传到了北京中南海。正在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工作的周恩来更是关切李四光的安全。11月15日，周恩来给新华通讯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和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发去了一封电报：“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給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但是，11月27日，吴文焘给周恩来回电说李四光“尚无来捷消息”。
因情况变化，李四光没能取道东欧。他同妻子在巴塞尔会合，然后一起乘火车到了意大利首都罗马。12月25日，自意大利热那亚乘船回国。
台湾方面已经接到郑天锡从伦敦发去的报告：“李四光不辞而别，去向不明。”散布在海外各地的国民党特务，早已接到命令，对凡是要返回大陆“投共”的知名人士，一经发现，就要采取紧急措施。1950年1月至3月，李四光冲破重重障碍从国外辗转三个多月才到达香港。
周恩来一直关切李四光的旅途安全，他委托华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叶剑英派人去香港接应，叶剑英派黎雪去接应。黎雪对李四光说：“我奉总理的指示安排你回国，你在这儿安心休息等待。”1950年4月6日，经他安排，李四光夫妇从香港乘火车至九龙，安全地回到了祖国大陆。由于回国前已经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所以当李四光回到北京时，《人民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昨日抵京》。
摘掉“中国贫油”的帽子
关于中国石油资源的远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不少地质学家抱着悲观的看法。1915年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钻井队在陕北肤施（延安旧称）一带花了300万美元，打了7口探井，因收获不大离开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回去写出了《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提出了“中国贫油”的观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旧中国，有些学者附和这一观点。
但李四光根据他对中国地质的深入研究，对“中国贫油论”一直持反对的态度。早在1928年，他在《燃料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采。中国西北方出油的希望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1935年，他在英国讲学期间就暗示我国东部有可能找到石油。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提到华北平原可能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1953年，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将李四光请到中南海，征询他对中国石油资源的看法。毛泽东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面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李四光根据自己数十年来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称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该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地质勘探工作。他提出应当打开局限于西北一隅的勘探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找出几个希望大、面积广的可能含油地区。
1954年初，苏联派来石油代表团，帮助我国找油。他们在中国西北、西南等地看了之后，回到北京，提出希望听一听李四光的意见。李四光应邀到石油管理总局作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的前景》的报告。报告长达一天，结束后，参会的苏联专家表示赞成李四光的见解，并且认为他的报告“内容丰富而深刻”。有的专家说，在石油这方面，内容这样的丰富报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为了迅速扭转石油普查勘探工作的落后局面，1954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1955年起，除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继续加强对可能含油构造的细测和钻探外，并由地质部、科学院分别担任石油和天然气的普查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1956年3月26日，由地质部、石油工业部、中国科学院联合成立了以李四光为委员会主任的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作为全国石油地质的咨询机构。
李四光在指导石油普查工作中，不仅在战略上指出含油的远景区，而且在战术上对石油普查的方法、步骤以及普查过程中发生的实际问题，都很重视。他几乎对每个地区的石油普查工作都有过许多具体指导。经过三年的石油普查工作，在新疆、青海、四川、江苏、贵州、广西及华北、东北等有希望的含油地区，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并在多地探到了有工业价值的油流。
在国庆十周年即将来临的1959年9月24日，石油工业部在黑龙江省肇州县高台子构造松基三井，首次获得自喷工业油流。9月26日，地质部在吉林省扶余县雅达红构造扶二十七井，也获得了工业油流。我国东部找油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迎来了1960年大庆油田大会战的胜利。
进入中南海的一块石头
李四光不仅找油，而且找铀。他早就预见到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需要铀矿资源。1949年回国时，李四光从英国带回了一台伽马仪，为中国后来寻找铀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4年2月，李四光等人决定成立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负责筹备铀矿地质勘查工作。1954年10月，普委二办派出由地质、物探、测量等20多人组成的花山工作队，对广西富钟县花山区铀矿进行调查。在这里，他们采集到了中国第一块铀矿石。10月下旬，这块铀矿石被带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高兴，在详细地询问勘探情况后，表示要亲自看一看铀矿石。
1955年1月15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按时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并开宗明义地对李四光和钱三强（核物理学家）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发展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然后问李四光：“中国有没有造原子弹用的铀矿石？”
李四光说：“有！但是，一般的天然铀矿石，能作为原子弹原料的成分只含千分之几。因此要有丰富的铀矿资源和浓缩铀工厂。”说着李四光拿出从野外带回来的黑黄色铀矿石标本，边递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传看，边说明铀矿地质与我国的铀矿资源及国内铀矿勘察的情况。
周恩来补充道：“先请他们作点现场演示，有点感性认识再听情况汇报。”钱三强用自制的射线探测仪器对着桌上的铀矿石作了测量放射性演示。当仪器发出“嘎嘎”的响声时，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
钱三强接着讲解了原子弹和氢弹的基本原理，研制的必要条件，并介绍了几个主要国家发展原子能进展情况，还谈了中国自己的情况，他说：“中国的原子能科研工作，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后白手起家开始做，几年的努力，只能说是打了一点基础，最可贵的是集中了一批人，水平并不弱于别的国家，还有些人正在争取回来。”
会议热烈讨论后，毛泽东说：“今天听了好多情况。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鈾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床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他还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会后，毛泽东留大家吃饭，共设三席。李四光被安排坐在毛泽东右边，他用湖北家乡话同毛泽东交谈，无拘无束。谈话结束，毛泽东环顾另外两桌后举杯起身，大声地说：“来，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实践证实了李四光的预测，尤其南岭一带的一些铀矿床以规模大、品位高、易开采著称。遵循李四光的思路，覃慕陶、吴磊伯等科研人员经过艰苦工作，找到了211特大型铀矿床。到“二五”计划末期，中国已发现一系列铀矿床，铀产量已能保证中国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作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身患重病仍赶写地质提纲，妻子心痛地说：“你是在写遗嘱了吧”
1965年2月19日，李四光在北京医院门诊检查身体时，发现下腹有一搏动性肿块，随后经北京医院约请内外科专会诊，确定为左髂骨总动脉瘤。
从这以后，国务院决定减少李四光的工作、会议和外事活动，非特别需要并经过周恩来同意的，李四光可以不参加任何活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除特别重要的事情，一般也不去打扰他。周恩来在百忙中还特意请邓颖超几次来探望过李四光。
从发现动脉瘤之后，李四光预感到时间不多了，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地震预报的探索刚刚起步;地热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还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地质力学的总结工作，才写完第一篇《地质力学概论》……一想到这些，李四光的心情十分不安。他思索着如何加快步伐，抓紧进行这些未了的工作。
为了使地质力学的研究工作今后能够继续下去，并有所发展，6月29日，李四光特地修订了《地质力学的方法与实践》的提纲。那天，许淑彬见李四光紧张地工作了一天，也不知道他在赶写什么。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她才看见他写的是地质力学总结提纲，不禁心痛地说：“你是在写遗嘱了吧？”
李四光一直很重视地震地质和地震预报工作。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地震委员会，他亲自兼任主任委员。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当天下午，李四光出席了周恩来召开的救灾工作会议，并亲自组织了一个地震地质考察小队，连夜前往震区。
那时，他天天守在办公室里等待考察小队的消息，把每天的地应力变化绘制成曲线图，仔细分析研究，监视震情的演变。
为了研究邢台地震发展的趋势，周恩来几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李四光都出席了。有的会议是在深夜11时开始的，周恩来考虑到李四光的身体状况，请他不必出席，可以让其他出席会议的同志代为转告意见，但李四光坚持要亲自参加。 李四光总觉得中国的地震预报工作抓得太晚了一点，感到十分内疚，决心利用邢台地震这次机会将地震预报工作推进一大步。为此，他和年轻的地震地质工作者一起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
1967年10月20日，李四光在国家科委地震办公室研究地下水观测的会上指出：“应向滦县、迁安地区做些观测。如果这些地区活动的话，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几年后的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7.8級大地震。
为了指导全国的地震工作，李四光经常分析研究大量的观察资料，还多次跋山涉水，实地调查地震地质现象，视察地震工作。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
“请你们坦率地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少时间……”
自从1965年被确诊动脉瘤后，李四光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但他总是想到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情太少了，与党和人民给予他的荣誉相差太远，总希望在剩下的不多的时间里再努一把力，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祖国的繁荣多贡献一点力量。
1968年11月5日，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军代表和群众代表开会时说：“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入党晚了一些（1958年12月29日，李四光成为中共预备党员），政治上不是动动摇摇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们要学习他。”
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四光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地质部与国家计委合并，成立国家计委地质局后，李四光调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1971年4月20日，李四光会见了石油部六四一厂和国家计委地质局第二海洋石油地质考察队的负责人，不知疲倦地同他们谈渤海地质构造与找油的关系。这是他最后一次同基层干部谈话。
4月24日，李四光的体温突然上升到38摄氏度，住进了北京医院。28日下午，北京医院约请了阜外医院的心血管专家给李四光会诊。
李四光对医生说：“请你坦率地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少时间，让我好安排一下工作……”他还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二天清早一定要把全国地图集带到医院来。
然而到了29日上午8时30分，由于动脉瘤突然破裂，李四光感到肚子剧烈疼痛，接着就休克了。周恩来立即派来医务人员，准备施行手术抢救。
手术在进行着，很快就找到了动脉瘤破裂的地方。但是由于血管硬化，人造血管无法接上，只好进行包扎。
包扎结束时，李四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抢救，李四光的心跳仍没有恢复。1971年4月29日11时，这位卓越的科学家与世长辞。★
（责编/李希萌 责校/黄梦怡、陈小婷 来源/《李四光传》，陈群、段万倜等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国民党阻挠李四光回国，叶剑英接应》，马胜云/文，《人民政协报》2009年11月26日等）
理所当然地要把所学到的知识，
全部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李四光（1889—1971），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蒙古族，地质学家、教育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元勋，2009年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李四光1910年7月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12年，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1928年1月，任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1年4月，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9月，任中国科协主席;1969年4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1971年4月29日逝世。
孙中山鼓励他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李四光留日期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宣传的革命主张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的影响一天天地扩大。他经常出入留学生会馆，参加集会，听演讲。1904年12月，宋教仁来到弘文学院学习，李四光经他介绍，结识了革命党人马君武。与宋教仁、马君武的接触，使他受到了更多的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1905年夏，有一天，李四光正在小饭馆吃晚饭，一位朋友走过来低声告诉他，孙中山已经到了东京，决定明天在赤坂区开会。李四光听了非常高兴。第二天，他们一起坐电车来到赤坂区，在一间日式的小房子里参加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与会众人陆续自书誓词，李四光的自书誓词为：“联盟人湖北省黄州府黄冈县李四光，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宣誓结束后，孙中山亲切地摸着李四光的头说：“你年纪这样小就要参加革命，这很好。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并亲自传授他一些联络手势和暗号。从此，年仅16岁的李四光就成了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之一，也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会员。
工科进士成了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
1910年7月，李四光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与湖北籍同学一行七人回到了武昌。这一年的冬天，李四光和同乡相约同到雄楚楼聚会，谈论当时的形势和个人未来的打算，并在纸上各书所志。李四光写了“雄视三楚”四个大字，表达了要有一番作为的决心。
清政府一贯不承认国外的学位，当时所有留学生都要到北京去参加一个考试。6月，李四光接到清政府通知，到北京参加考试。考试成绩公布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授予“工科进士”的称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李四光非常兴奋，立即与其他同学一起南下。到武昌后不久，李四光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
这时武昌正处于反革命集团的直接军事威胁之下。10月底至11月初，北洋军阀袁世凯命令军队猛攻汉口。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来到武昌。革命军在黄兴指挥下英勇抵抗，经过激战，退保汉阳。汉口被北洋军放火烧了三天三夜。在战事吃紧的时候，李四光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输军火，支援前线。
民国建立后不久，李四光被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员。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后，认为兴办实业是“中国存亡的关键”，并通电各省督抚设立实业司。1912年2月7日，23岁的李四光被选为实业部部长。3月5日，实业部根据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指示改为实业司，李四光担任司长。
湖北当时的实业是比较发达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这里的时候，官办的汉冶萍钢铁公司、纱麻布丝四局等厂已先后建立。民族资本也有了发展。从1902年到1910年，武汉民办的纺织、水电、玻璃、碾米等工厂有20余所。但是全省的金融、交通等命脉却被英、日、德、美等帝国主义所控制。仅在武汉，外资兴办的各种企业即达180余家。武昌起义之后，内务、理财两部虽派员保护官办局厂的房屋和机件，但受战事影响，湖北实业受损嚴重。
摆在李四光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他首先派员接管前清劝业道所属各事业单位，被军队占驻的限期腾出，对贪赃枉法的官员严惩不贷;同时，号召官办、官商合办和商办企业开工生产。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在实业司各科下面设立了十多个附属单位。为了恢复汉口商业市场，李四光遵照孙中山指示的办法，派员清查、测量和登记被焚各家房屋地基的面积，然后同绅商就汉口商务、设立建筑公司、保护营业权、水陆联运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筹划，努力实现孙中山提出的“务使首义之区，变为模范之市”的期望。此时，李四光经常往返于南京和武汉之间，十分繁忙。
袁世凯上台之后，黎元洪在湖北开始打击和排挤革命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发展实业，造福人民，建设新湖北，已成为幻想。1912年7月，李四光以“鄂中财政奇绌，办事棘手”为由，迭次向黎元洪提出辞职。黎元洪表面上“温语慰留”，实际上已电告袁世凯予以批准。袁世凯下令：8月8日，湖北实业司司长李四光呈请辞职，“准免本官”。
李四光想到自己现在既然“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的秽气，计算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十年，准备一份力量”，当即向黎元洪提出了继续到国外留学的要求。这时，黎元洪对付湖北革命党人的办法是：感到威胁太大的就杀，能拉过来的就收买，两者都不好办的就设法送走。所以，对于李四光的要求，黎元洪马上答应了下来。
7月下旬，李四光怀着沉重的心情到教育部报到，办理出国手续，领取留学证书和出国费用，随即回到黄冈，向家人告别，并把自己节省下来的一点钱交给父母，以供弟妹们上学用。随后，李四光坐船从武汉到上海，买好了出国的船票。就这样，李四光第二次离开祖国，远涉重洋，去寻找“科学救国”的道路。 带学生野外实习时，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他都不放过
1920年秋，李四光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婉拒了老师帮忙介绍的工作回了国，先到阔别七年的老家湖北黄冈看望亲友，将家事作了一番安排，于次年到北京大学就职。
李四光来到北大地质系后，被安排讲授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加上实习，每周授课23小时。李四光讲课非常认真。讲课前，他总要参考大量书籍资料，编写提纲，准备挂图和实物标本等，一丝不苟。他对学生们的要求也很严格，特别注意基础知识和基本功的训练。考试时，他除了出几道题外，主要是发几块岩石标本，要求学生回答每块标本的名称、矿物成分、生成条件，与矿产的关系等，来测验学生掌握的实际知识。
野外观测是地质工作的基础。李四光常常带着学生到北京西山等地区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有时还不断提出问题，启发同学们的观察兴趣。一个山头、一条沟谷、一堆石子，他都不放过。岩石、矿物、化石都要采集标本，注明地点。每次从野外回来，每个人的背包都装得满满的。有一次李四光带学生在西山的杨家屯煤矿实习，晚上回到住地时，高年级学生杨钟健兴致勃勃地背回一块含有植物化石的大石头，李四光看了很高兴，风趣地对他说：“你这是‘戴月荷石归’。”
但是，由于学校经费不足，地质系学生的野外实习受到了限制。当时地质系的房屋也很少，设备十分简单。上实习课时，一、二年级学生30多人合在一起，围着仅有的三架显微镜，拥挤不堪;看薄片时，每人只能轮到两三分钟。学生们对这样的状况很不满意，迫切要求改变。为此，李四光几次找过蔡元培。蔡元培表示支持，答应要努力设法解决。1921年11月11日，蔡元培邀请李四光列席评议会，讨论地质旅行费的津贴问题，结果通过了“津贴地质旅行案”。同时，实验经费也有所增加。地质系师生均感到满意。
李四光对学生的体育活动也很关心。1922年4月，北京大学体育部计划开一次运动大会。李四光担任筹措运动会经费的募捐员。这届运动会开得很成功，蔡元培亲自担任大会主席，丁西林担任大会司令员，李四光还担任计时员。他在运动场上跑来跑去，劲头十足。
對于毕业的青年学生的前途，李四光是十分关心的。杨钟健于1923年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准备去德国留学，他写信征求老师的意见。李四光认为当时中国还缺少研究古脊椎动物的专家，回信建议杨钟健最好选择学习脊椎古生物。杨钟健学成归国后，毕生从事中国古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成为我国最早在这方面作出了大量贡献的、并在国内外赢得了高声誉的科学家。后来，杨钟健感慨地说：“我一生的工作，和李先生的这一指示是分不开的。”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从这时起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李四光虽然仍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并曾兼任系主任，经常来往于北京和南京两地，但主要精力已转向地质研究所的工作。
地质研究所初建时，所址几经搬迁，不得安定。到了1933年秋，坐落在南京鸡鸣寺路的办公楼建成，地质研究所才算有了正式的所址。为了把地质研究所办成在学术上有权威的机关，李四光除吸收一批年轻的、有专长的地质学者来所工作外，还聘请所外有贡献的地质学家为本所的兼任研究员或特约研究员。李四光很重视地质学的基础工作，他根据需要和每个研究人员的专长，把他们分配到不同的专业岗位上。
李四光对研究人员的要求很严格。他把当时各机关通用的签到制改为工作日记制。研究人员每天上班的时候，要到所长秘书处领取卡片一张，填写到所时间;下班的时候，每人概要地写明一天工作情况，以及离所的时间，交给所长或秘书签名保存。积一个月，订成一本，以便随时考察每个人的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工作人员从野外调查回来，李四光总是先进行谈话，再仔细看他们的报告，逐个检查他们采回的标本，看鉴定是否正确，然后才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评价。在工作人员做出成绩时，李四光总是给以鼓励。他还争取一切机会，选送合适的人员去欧美考察或深造，以开阔眼界。
在地质研究所成立之初，百事待理的时候，李四光仍没放松对地壳基本问题的研究。除此之外，他也一直没有放松对蜓科和第四纪冰川的研究工作。
为了活跃全所学术研究的气氛，在李四光的倡导下，研究所于1930年3月8日创办了“地质研究所同人半月会”，每隔一周的星期六下午开会一次，演讲及讨论地质学上的各种问题。每次会上再从会员中公推一人为下届干事，负责筹备下届的会程并担任会议主席。
李四光还十分重视科研成果的交流。他及时地把地质研究所的科研成果汇纂成册，分为中文集和西文集付印出版。这些刊物质量较高，在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上，曾被评为全院杂志刊物的标准。
李四光十分气愤地同朋友讲起与汪精卫的谈话，并说：“此人可杀。”
1936年5月间，李四光从英国讲学回到南京之后，立即赴黄山、庐山考察第四纪冰川遗迹，并在庐山住了下来。
对于来往于庐山的国民党政府要人，李四光是从不搭理的。在他的住所上坡处住着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有一次李四光出门，正好碰上林森坐轿回来，为了避开他，李四光改变方向，爬坡回了家。当时妻子许淑彬的弟弟许保钧与他同行，感到十分奇怪，问他为什么不走大路，李四光说：“你没有看见那边来了一顶轿子吗？”
盛夏时节，国民党政府要人络绎不绝地到庐山避暑。蒋介石当时在庐山开办了政治培训班和军官培训班，一时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给地质调查工作增添了不少麻烦。有一天，李四光带着学生马振图在庐山东面的一个小山上考察冰川沉积，突然来了三个国民党兵拦住他们，蛮横地进行审问。马振图出示证件，他们也不理睬，反倒搜去了李四光的全部图稿和野外记录，并连推带喊地把师生俩带到了他们的队部。李四光坐在板凳上，脸色铁青，一口一口地猛吸着纸烟。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少将军官，继续对他们进行纠缠。马振图气愤地说：“这位是李四光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你们有什么理由拘留？如果你们不信，可以打电话问庐山管理局。”经过几小时的交涉，李四光师生才被释放，这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1937年初，准备建在鄱阳湖边的白石陈列馆即将动工。国民党的几艘军舰被日军军舰追逼，躲进了鄱阳湖，将其当成所谓的“军事要地”。南京国防部限地质研究所人员两天内搬走。当时李四光正在北京大学讲课，不在庐山。研究员许杰和李毓尧前去交涉，结果无效。待李四光回到庐山得知情况后，气得几天吃不下饭。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放后曾到庐山“休养”。这时，虽然仍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但表面上对于抗日和民主也不得不做出点样子来。1937年6月，蒋介石、汪精卫邀请全国各大学的教授及各界领袖到庐山谈话，交换“对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意见。谈话会的时间定于7月15日至8月15日。李四光也在被邀请之列，而且是首批。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李四光十分关心国民党此时是什么态度，这次庐山谈话会要解决什么问题。他早年在日本、后来在南京见过汪精卫几次面，就特地跑到汪精卫住处作了一次拜访，说：“现在再不打，别无出路了。”汪精卫却说了一通不能打的歪道理。李四光和他争论起来。汪精卫说：“你是书呆子，懂什么？！”李四光气愤地站起来说：“看谁看得对！”说完便起身告辞。
回家后，李四光去找在庐山的朋友李一平。李一平原在云南省主席龙云手下做事，因对蒋介石不满，到庐山来办了一所学校，名曰“交庐精舍”，专收乡邻子弟，免费入学。李四光的女儿当时就在这所学校念书，李四光因此与李一平有了往来。他十分气愤地同李一平讲起与汪精卫的谈话，并说：“此人可杀。”
7月16日，第一次谈话会在牯岭图书馆举行。这时李四光对蒋介石、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已经看透了，虽然当时身在庐山，他断然拒绝了邀请，没有出席这次谈话会。
鉴于李四光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声望，蒋介石想用高官厚禄来拉拢李四光为他做点事，但李四光坚持不与蒋介石政府合作。蒋介石多次表示要李四光出任教育部长或大学校长，要他代表政府去印度会谈，后来又提出要李四光担任驻英国大使等，都被李四光拒绝了。
为了摆脱蒋介石的控制，他將研究所迁往桂林
南京沦陷后，国内形势日益复杂，为了保住地质研究所，以及摆脱蒋介石的控制，李四光以广西文化落后、迁几个学术机关去有好处为由将研究所迁往桂林。
李四光到达桂林后不久，就接受聘请，担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的研究员。那时，他认识了一个叫范长江的新朋友。此人年轻热情，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当时，李四光并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只知道他热心从事抗日救亡的新闻报道活动，并且对他的文字才华、组织能力以及对抗日形势的分析都极为欣赏。范长江曾给李四光介绍过延安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军民团结、抗日自救的动人事迹;也介绍过西安事变时他在那里采访，亲眼目睹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如何从民族利益出发，为争取蒋介石抗日，耐心宣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道理，以及他促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自此，李四光对共产党和周恩来十分敬佩。
1942年3月24日，李四光去资兴县调查地质，应邀赴资兴县立中学演讲。在演讲中，李四光谈到：“现在正是在打仗的时候。各位青年同学，处在这个时代，会觉得有一种新的力量产生。抗战以前，我们的灯油是买美孚洋行的，还有许多东西是从外国进口的。抗战以来，这种情形改变了。敌人封锁我们的内地，外来的接济减少了，但我们有着决心奋斗，就不怕一切困难了。拿棉花来说，首先我们研究栽的办法，栽了以后，棉花生虫，我们就研究除虫的法子，等到有了棉花，我们再拿它做成布，有了棉布，便用不着洋布了。这就是抗战期间顶好的发明，这就是敌人给我们的教训。”他还谈到了要打破民族自卑感的问题，说：“我们从前在中学读书，读完了升大学，或者再出洋，弄一个博士回来。这些人有回国当教授的，有做官的，有做企业家的……这些留学生，固然有些确实吃苦卖力气的，而且是能干的，但是也有些和从前的翰林进士没有什么两样。”他说：“现在可不同了，我们绝不要看不起自己，我们有许多东西，要叫外国人学的……尤其是现在，这伟大的时代，正是你们的时代，你们将来可以造一个新的世界。”
在桂林期间，李四光每年几乎都要去重庆参加一次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会议结束时，蒋介石为了拉拢知识界，总要宴请与会人员。但李四光每次都借口有病或连夜离开，拒绝参加。有一次，李四光的座位被安排在蒋介石旁边，但他仍不出席。蒋介石问翁文灏（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怎么没有来？”翁文灏回答：“重感冒，发烧。”过了一会儿，蒋介石又问陶孟和（社会学家），陶孟和也说：“李先生病了。”李四光一直记得这件事，十分感激地说：“翁文灏曾救过我一命。”
1944年6月，日军从桂湘路直扑桂林，地质研究所又几经周折迁到重庆沙坪坝。1945年1月11日，李四光应邀在蔡元培诞辰纪念会上作了《从地质力学观点上看中国山脉之形成》的学术讲演。这次演讲稿，经过整理后，李四光正式命题为《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这是李四光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它包括了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到40年代中叶为止的研究成果，系统地讲述了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这对建立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具有里程碑意义。
为人民留下完整的研究所
1946年11月，李四光离开重庆，到上海休养。经医生检查，他患有心脏病和肺结核。李四光感到确实需要静养一下了。可是，在战火纷飞的时候，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谈何容易。最使他苦恼的，是在周围反动势力的包围下，如同身陷囹圄，即使身体养好了，又能有何作为！为了冲出牢笼，寻找出路，他想到了去解放区。
南京地质研究所的同事，常有人来上海看望李四光。这一天来看望他的，是抗战开始后来到地质研究所工作的孙殿卿。李四光知道孙殿卿在北京大学时，朋友中有些进步人士，平日办事也可靠。李四光便和他谈了自己的心情，问孙殿卿是否能设法去找一找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董必武，问问西北地区是否需要地质工作者去做些工作，新疆天山山脉是否可以去考察，同时打听一下去解放区的路线。 孙殿卿通过一些可靠的朋友，几经辗转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说：“我们知道仲揆先生在上海，但不能去看望他，怕反而给他带来麻烦。”孙殿卿向董必武转达了李四光的心情和愿望，董必武说：“新疆是不能去了，我们在那里的人已经几乎被他们搞光;到解放区去，路上也很不方便。当前内战发展很快，蒋介石尽管在尽力挣扎，实际已处于崩溃的前夕。我们代表团在这里也停留不了多久。可告诉李先生保重身体要紧。最好就近找一妥善住处，暂避战乱。现在蒋介石已经疯狂，不可不注意。望多珍重，后会有期。”
1948年2月，李四光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并留在英国考察。解放战争进展神速，超出李四光的预料。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元旦后仓皇逃至广州，并令各机关南迁。地质研究所被通知搬迁到广州中山大学。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所从。1月13日，地质研究所的许杰、赵金科等秘密协商起草了一个反对搬迁誓约：“同人等为尊重学术工作之独立与自由，兼顾及以后生活之困难，现已意见一致，决定留住南京或上海，以此相约，立誓遵守。如有违背契约者，应与众共弃之，永远不许在地质界立足。”在这个誓约上签字的有11人。他们将这个情形写信告诉了远在国外的李四光。
从1月19日到2月9日，李四光分别给许杰、赵金科等写过三封信，打过一个电报，表明了自己对这次搬迁的态度。信中对许杰、赵金科等“愿留守本所，看护书籍、仪器，深为钦佩”。至于搬到广州中山大学的问题，李四光说，如果因为要同中山大学合作，“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为地质研究所及同人避乱，“似无多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信中还说道，现在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最可虑者，是同人的柴米等各项生活问题。他愿“将我个人名下所存的少许积资公开，作本所研究工作、个人救济之用，以箪食瓢饮，或尚可维持于一时，俟局面稍定，再从长计议可也”。
由于李四光的力阻和地质研究所留京同人的努力，这场反搬迁斗争胜利了。南京解放时，地质研究所没有受到一点儿损失，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周恩来：如果你们发现了李四光，请协助他回国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封信。这封信是郭沫若领头签署的，内容是请李四光早日返国。
李四光的心早就飞回来了。他在接到郭沫若的来信之后，马上订好了船票，办好了签证。但遗憾的是，那时由英国到远东的船很少，要等上半年才能起程。
李四光正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起程的日期时，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不然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发生得突然，李四光当机立断，决定马上回国。
李四光离开伦敦的消息，早已传到了北京中南海。正在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工作的周恩来更是关切李四光的安全。11月15日，周恩来给新华通讯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和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发去了一封电报：“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給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但是，11月27日，吴文焘给周恩来回电说李四光“尚无来捷消息”。
因情况变化，李四光没能取道东欧。他同妻子在巴塞尔会合，然后一起乘火车到了意大利首都罗马。12月25日，自意大利热那亚乘船回国。
台湾方面已经接到郑天锡从伦敦发去的报告：“李四光不辞而别，去向不明。”散布在海外各地的国民党特务，早已接到命令，对凡是要返回大陆“投共”的知名人士，一经发现，就要采取紧急措施。1950年1月至3月，李四光冲破重重障碍从国外辗转三个多月才到达香港。
周恩来一直关切李四光的旅途安全，他委托华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叶剑英派人去香港接应，叶剑英派黎雪去接应。黎雪对李四光说：“我奉总理的指示安排你回国，你在这儿安心休息等待。”1950年4月6日，经他安排，李四光夫妇从香港乘火车至九龙，安全地回到了祖国大陆。由于回国前已经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所以当李四光回到北京时，《人民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昨日抵京》。
摘掉“中国贫油”的帽子
关于中国石油资源的远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不少地质学家抱着悲观的看法。1915年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钻井队在陕北肤施（延安旧称）一带花了300万美元，打了7口探井，因收获不大离开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回去写出了《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提出了“中国贫油”的观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旧中国，有些学者附和这一观点。
但李四光根据他对中国地质的深入研究，对“中国贫油论”一直持反对的态度。早在1928年，他在《燃料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采。中国西北方出油的希望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1935年，他在英国讲学期间就暗示我国东部有可能找到石油。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提到华北平原可能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1953年，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将李四光请到中南海，征询他对中国石油资源的看法。毛泽东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面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李四光根据自己数十年来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称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该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地质勘探工作。他提出应当打开局限于西北一隅的勘探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找出几个希望大、面积广的可能含油地区。
1954年初，苏联派来石油代表团，帮助我国找油。他们在中国西北、西南等地看了之后，回到北京，提出希望听一听李四光的意见。李四光应邀到石油管理总局作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的前景》的报告。报告长达一天，结束后，参会的苏联专家表示赞成李四光的见解，并且认为他的报告“内容丰富而深刻”。有的专家说，在石油这方面，内容这样的丰富报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为了迅速扭转石油普查勘探工作的落后局面，1954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1955年起，除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继续加强对可能含油构造的细测和钻探外，并由地质部、科学院分别担任石油和天然气的普查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1956年3月26日，由地质部、石油工业部、中国科学院联合成立了以李四光为委员会主任的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作为全国石油地质的咨询机构。
李四光在指导石油普查工作中，不仅在战略上指出含油的远景区，而且在战术上对石油普查的方法、步骤以及普查过程中发生的实际问题，都很重视。他几乎对每个地区的石油普查工作都有过许多具体指导。经过三年的石油普查工作，在新疆、青海、四川、江苏、贵州、广西及华北、东北等有希望的含油地区，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并在多地探到了有工业价值的油流。
在国庆十周年即将来临的1959年9月24日，石油工业部在黑龙江省肇州县高台子构造松基三井，首次获得自喷工业油流。9月26日，地质部在吉林省扶余县雅达红构造扶二十七井，也获得了工业油流。我国东部找油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迎来了1960年大庆油田大会战的胜利。
进入中南海的一块石头
李四光不仅找油，而且找铀。他早就预见到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需要铀矿资源。1949年回国时，李四光从英国带回了一台伽马仪，为中国后来寻找铀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4年2月，李四光等人决定成立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负责筹备铀矿地质勘查工作。1954年10月，普委二办派出由地质、物探、测量等20多人组成的花山工作队，对广西富钟县花山区铀矿进行调查。在这里，他们采集到了中国第一块铀矿石。10月下旬，这块铀矿石被带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高兴，在详细地询问勘探情况后，表示要亲自看一看铀矿石。
1955年1月15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按时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并开宗明义地对李四光和钱三强（核物理学家）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发展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然后问李四光：“中国有没有造原子弹用的铀矿石？”
李四光说：“有！但是，一般的天然铀矿石，能作为原子弹原料的成分只含千分之几。因此要有丰富的铀矿资源和浓缩铀工厂。”说着李四光拿出从野外带回来的黑黄色铀矿石标本，边递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传看，边说明铀矿地质与我国的铀矿资源及国内铀矿勘察的情况。
周恩来补充道：“先请他们作点现场演示，有点感性认识再听情况汇报。”钱三强用自制的射线探测仪器对着桌上的铀矿石作了测量放射性演示。当仪器发出“嘎嘎”的响声时，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
钱三强接着讲解了原子弹和氢弹的基本原理，研制的必要条件，并介绍了几个主要国家发展原子能进展情况，还谈了中国自己的情况，他说：“中国的原子能科研工作，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后白手起家开始做，几年的努力，只能说是打了一点基础，最可贵的是集中了一批人，水平并不弱于别的国家，还有些人正在争取回来。”
会议热烈讨论后，毛泽东说：“今天听了好多情况。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鈾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床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他还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会后，毛泽东留大家吃饭，共设三席。李四光被安排坐在毛泽东右边，他用湖北家乡话同毛泽东交谈，无拘无束。谈话结束，毛泽东环顾另外两桌后举杯起身，大声地说：“来，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实践证实了李四光的预测，尤其南岭一带的一些铀矿床以规模大、品位高、易开采著称。遵循李四光的思路，覃慕陶、吴磊伯等科研人员经过艰苦工作，找到了211特大型铀矿床。到“二五”计划末期，中国已发现一系列铀矿床，铀产量已能保证中国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作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身患重病仍赶写地质提纲，妻子心痛地说：“你是在写遗嘱了吧”
1965年2月19日，李四光在北京医院门诊检查身体时，发现下腹有一搏动性肿块，随后经北京医院约请内外科专会诊，确定为左髂骨总动脉瘤。
从这以后，国务院决定减少李四光的工作、会议和外事活动，非特别需要并经过周恩来同意的，李四光可以不参加任何活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除特别重要的事情，一般也不去打扰他。周恩来在百忙中还特意请邓颖超几次来探望过李四光。
从发现动脉瘤之后，李四光预感到时间不多了，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地震预报的探索刚刚起步;地热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还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地质力学的总结工作，才写完第一篇《地质力学概论》……一想到这些，李四光的心情十分不安。他思索着如何加快步伐，抓紧进行这些未了的工作。
为了使地质力学的研究工作今后能够继续下去，并有所发展，6月29日，李四光特地修订了《地质力学的方法与实践》的提纲。那天，许淑彬见李四光紧张地工作了一天，也不知道他在赶写什么。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她才看见他写的是地质力学总结提纲，不禁心痛地说：“你是在写遗嘱了吧？”
李四光一直很重视地震地质和地震预报工作。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地震委员会，他亲自兼任主任委员。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当天下午，李四光出席了周恩来召开的救灾工作会议，并亲自组织了一个地震地质考察小队，连夜前往震区。
那时，他天天守在办公室里等待考察小队的消息，把每天的地应力变化绘制成曲线图，仔细分析研究，监视震情的演变。
为了研究邢台地震发展的趋势，周恩来几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李四光都出席了。有的会议是在深夜11时开始的，周恩来考虑到李四光的身体状况，请他不必出席，可以让其他出席会议的同志代为转告意见，但李四光坚持要亲自参加。 李四光总觉得中国的地震预报工作抓得太晚了一点，感到十分内疚，决心利用邢台地震这次机会将地震预报工作推进一大步。为此，他和年轻的地震地质工作者一起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
1967年10月20日，李四光在国家科委地震办公室研究地下水观测的会上指出：“应向滦县、迁安地区做些观测。如果这些地区活动的话，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几年后的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7.8級大地震。
为了指导全国的地震工作，李四光经常分析研究大量的观察资料，还多次跋山涉水，实地调查地震地质现象，视察地震工作。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
“请你们坦率地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少时间……”
自从1965年被确诊动脉瘤后，李四光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但他总是想到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情太少了，与党和人民给予他的荣誉相差太远，总希望在剩下的不多的时间里再努一把力，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祖国的繁荣多贡献一点力量。
1968年11月5日，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军代表和群众代表开会时说：“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入党晚了一些（1958年12月29日，李四光成为中共预备党员），政治上不是动动摇摇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们要学习他。”
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四光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地质部与国家计委合并，成立国家计委地质局后，李四光调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1971年4月20日，李四光会见了石油部六四一厂和国家计委地质局第二海洋石油地质考察队的负责人，不知疲倦地同他们谈渤海地质构造与找油的关系。这是他最后一次同基层干部谈话。
4月24日，李四光的体温突然上升到38摄氏度，住进了北京医院。28日下午，北京医院约请了阜外医院的心血管专家给李四光会诊。
李四光对医生说：“请你坦率地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少时间，让我好安排一下工作……”他还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二天清早一定要把全国地图集带到医院来。
然而到了29日上午8时30分，由于动脉瘤突然破裂，李四光感到肚子剧烈疼痛，接着就休克了。周恩来立即派来医务人员，准备施行手术抢救。
手术在进行着，很快就找到了动脉瘤破裂的地方。但是由于血管硬化，人造血管无法接上，只好进行包扎。
包扎结束时，李四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抢救，李四光的心跳仍没有恢复。1971年4月29日11时，这位卓越的科学家与世长辞。★
（责编/李希萌 责校/黄梦怡、陈小婷 来源/《李四光传》，陈群、段万倜等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国民党阻挠李四光回国，叶剑英接应》，马胜云/文，《人民政协报》2009年11月26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