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个杰出作家的生命状态，既存在于其个体的躯体中，又寄寓其文学创作中。老舍在历史浩劫中投湖自尽，“坦然赴死”，是他素有轻生之念，还是存在他骨子里的理想超度？本文从老舍悲剧人生结局及其文学创作窥探老舍的创作心理动因。
　　关键词： 老舍 文学创作 心理动因
　　一
　　哪吒通过剜肠剔骨的死亡，才重现莲花化身；宋江等梁山好汉经过死亡，才能回归星宿的位置；岳飞因为秦桧的陷害冤死，才回到他原本大鹏的本体；林黛玉焚稿斷情，通过死亡回归于灵河岸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在这些例子中，主人公都是以死亡作为再生的契机，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以死亡或出家结束原有的生命状态，始能回归于原来的神话生命，为了让人回到原始生命，必须让他们经过今生的死亡，死亡是通往隔离的过渡，是精神的再生，是由俗到圣、由死而再生的不可或缺的过程。
　　老舍投湖自尽于“文革”开始时，他走得这样的仓促，是他素来就有轻生之念吗？不是。老舍在《还想着它》中提到他在华侨中学开始教书不久，便病倒了，身上起了小红点。他自己说过“痧疹归心，不死才怪”，因此“有点怕死”，“可是，住了不到几天，我发烧，身上起了小红点。平日我是很勇敢的，一病可就有点怕死。身上有小红点哟，这玩艺，痧疹归心，不死才怪！把校医请来了，他给了我两包金鸡纳霜，告诉我离死还很远。吃了金鸡纳霜，睡在床上，既然离死还很远，死我也不怕了，于是依旧勇敢起来……”[1]
　　当死神来临时，老舍流露出对生的眷恋，对死显得那么惧怕，那他又何来勇气，自己主动投奔死神呢？或许我们能从其文学创作中找到蛛丝马迹。因为任何一名杰出的作家，其生命的状态都不仅存在于个体的躯体中，更寄寓在他的作品中。
　　二
　　由于某种原因，老舍作品中的人物大都具有殉道式的心理特征，他们或以死亡，或以出家结束原有的生命状态，并回归到属于他们的理想的生命、世界之中。
　　在《宗月大师》中，宗月大师是刘大叔出家后的变体。刘大叔在出家前是个十足的阔大爷——有着两个大院子的宅子，宅子后面有个后花园，宅子的前后左右全是他的房屋，如果把那些房子齐齐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除此之外，他还有几处店铺。但是，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怎样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让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诸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可是，他不管，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只剩了那个后花园，已一贫如洗了。假若在这时候，他不再随便花钱，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儿女受着饥寒，自己也受尽折磨；可是，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我，也忘了——给民众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们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他们心灵和肉体的死亡。刘大叔还是那么热心、那么真诚。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在历经这种生命的剧痛之后，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他也嫖也赌，但是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现在，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出家以后，刘大叔就做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过多久就被驱赶出来了——他是要做真和尚，所以不惜变卖庙产救济苦人。但庙里不容许这种方丈。一般来讲，方丈的责任是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寺庙里做方丈。他既没有钱，又要日日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坚持举办粥厂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
　　宗月大师热衷于关注社会群体生命状态，以殉道式的精神放弃了自己的家庭与财富，牺牲个体以济群体。以出家结束原有的生命状态，并回归到属于他的简单而淳朴的、救济苍生的理想的生命与世界之中。
　　在《微神》中，“我”暗恋的纯情女子，面对生活的艰难、生存技能的有限，背负不能承受的生活重任，而不得不抛弃道德，走上不归路。——由于“我”的懦弱远赴南洋，女子因隔离而心发了慌：尽管她想念着“我”，但还是接受了一个长得像“我”的青年。肉体的获得不完全是爱的满足，容貌的相似不能代替爱的真形，两人最终走向陌路。而这时候，她父亲破产，不得不把自己卖给一个阔公子，为了供给她的父亲买烟吃。她把爱藏在心中，拿肉体挣来的茶饭营养着它，深恐肉体死了，爱便不存在了。长久的，她丈夫感受不到她的爱，对她由讨厌变为公开辱骂、痛打。最终，逼得她承认自己是心另有所寄。于是，她被赶出来了。而她的父亲照样找她要钱，不得已，她选择了当妓女。虽沦为妓女，为着“我们”曾经有过的朦朦胧胧的一段恋情，一段美好又高洁的恋情，她心里永远爱“我”。假如“我”不回来，“我”就是她苟活于世的唯一缘由。可是，“我”偏偏回来了，而且回来得这样迟——她见了“我”，找不到自己，不知道拿什么给“我”，于是在打胎的时候自己下手杀了自己。她念及的是：“我”回来迟了，她别再死迟了——她再晚死一会儿，她便连住在“我”心中的希望也没有了。她不愿破坏自己在“我”心中的形象，而不惜自杀身亡。
　　这些人物的死亡，或出家，都表明老舍将笔触伸及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惰性中，不遗余力地想把民族血液中的沉淀物剔除掉，希望在惰性的传统文化心理中多增添一点亮色。而这最好的捷径，便是让作品的人物多一些刚烈的性格，甚至不惜恤身。“难道生活是那么美好，值得我们用镣铐去换取吗？”是其作品的主旋律。
　　三
　　老舍对民众社会心理的批判，透视国民的劣根性，反省传统文化的创作心理主要集中在他的毕生代表作《四世同堂》之中——说好话的磕头作揖的哲学，无法避免祈天佑的受辱；传统的礼节，不能消弭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老舍用事实告诉人们：逆来而顺受，自己只管自己过活的思想，是酿成如今苦难生活的根源之一。因此，作者希望有抗争的火星，嘹亮国人黑暗的心理、懦弱的精神。负载这种精神的使者需有不屈的牺牲精神。于是出现了祈天佑的不堪侮辱而自杀；棚匠刘师傅去家离城而从军；曾经沉湎于茶、酒、诗、画之中的钱默吟，在经历了血的教训之后，明白了“一朵花，长在树上，才有它的美丽；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了”，“假若北平是树，我便是花，尽管是一朵闲花。北平若是丢失了，我想我就不必活下去”[2]。他由隐士转变为战士，并且转变为敢于牺牲的斗士。
　　这些人物的殉道式牺牲精神，是老舍赋予他们的，他们的精神就是老舍先生的理想精神。他希望这种精神感召人们，冲破国人那封建守旧、迂腐颓唐，懒散苟且、糊涂懦弱的“本色”，力摒没有明晰的国家意识、缺乏健全人格的病态性格和畸形心理。
　　毋庸置疑，老舍的这种思想是有现实根源的。这是受其母思想的影响，使他具有“软中硬”的思想，对“一切人和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3]。他曾说：“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投水，他殉难！”
　　老舍在那场民族的浩劫中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实现了自己三番五次在书写中勾勒的理想，超越了世俗的精神，飞升到了自己的自由王国。
　　参考文献：
　　[1]老舍.还想着它[A].老舍自传[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2]老舍.四世同堂[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老舍.我的母亲[A].老舍文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