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我们党97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矢志奋斗，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勇前行，本栏目特约请部分党史专家学者就中共创立时期著名共产党人的初心进行钩沉和解读，以飨读者。
中华再造 今日为世界再造之初，中华再造之始。
——李大钊 《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15日）
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 吾族少年所当昭示其光华之理想、崇严之精神者，不在龂龂辩证白首中华之不死，而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华之再生；不在保持老大中華之苟延残喘，而在促进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
——李大钊 《新中华民族主义》（1917年2月19日）
民族可以复活 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庸讳言。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亦为吾人所肯认。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
——李大钊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6—7月）
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 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
——李大钊 《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
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 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李大钊 《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 《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
要靠自己努力打出一道光明来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李大钊 《真正的解放》（1919年7月13日）
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它的人给它的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它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李大钊 《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
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它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它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
——李大钊 《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
人民群众中蕴藏巨大力量 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它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它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它搏战，信它必可摧拉。
——李大钊 《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1919年10月12日）
战争的胜利者究竟是民众 我们认定这次战争的胜利者，究竟是民众；这次战争的失败者，究竟是败于民众的面前。这次战争，完全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动荡中的过程，也就是辛亥以还革命运动的持续，方将日进而未已，断断不可仅认作军阀自残的战争，没却自己的势力。固然有些私利的关系，因缘附凑于其间，但是真实胜利者，只是我们民众，其余的分子，不过是攀缘他的一种附属品。倘若这种附属品不自知此理，而僭夺民众的胜利以自豪，则其覆亡之速，比袁、段更甚。我们应该自凭其胜利而勇进，以建树未竟的事业。我们要这次战争的军前胜利者，自己了解他不过是一个效忠于民众大本营前的先驱，以后要始终听民众的指挥，为民众效命。 ——李大钊 《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1920年8月17日）
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 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
——李大钊 《自由与秩序》（1921年1月15日）
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 此次俄国革命，足以表示全世界人类共同的精神。它的办法，虽然不能认为终极的理想境界，但它是革命的组织，是改造必经的阶段，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
——李大钊 《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1921年3月21日）
专家解读：共产党人初心的早期表达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句话生动概括了李大钊在创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解放和发展道路等最初设想和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早期表达，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整个党。
——他的“民族解放”“民族再造”“民族复活”等思想，是我们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早期表达，是催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原因。
孙中山是第一个响亮喊出“振兴中华”口号的爱国者。早在1894年11月，他就组织成立兴中会，取“振兴中华”之意，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作为立会宗旨。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发动了辛亥革命。这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2000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但革命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中国面貌依然没有得到改变。
李大钊自幼就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后来回忆说，1907年，“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校六年，他深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亦日益腾高。”那时，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均是自费，李大钊由于家境贫困，所需学费只得靠夫人典当挪借，勉强得以维系。走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日本留学三年，他的最大收获是，“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1916年回国后，李大钊决心为挽救“神州陆沉”，为“再造中华”而努力奋斗。他把明朝因抗御强暴、反对权奸而惨遭杀害的杨继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诗句，改造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励己志。
李大钊从辛亥革命的结果认识到靠孙中山的国民党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法完成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因此，1916年5月，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鲜明地提出“再造神州”“中华再造”“再造中国”等思想。他指出：“今日为世界再造之初，中华再造之始。”要“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弃白首之我，迎青年之我；弃专制之我，迎立宪之我；俾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我不负此中国，中国即不负此河山”。
李大钊提出的适合中国的新体制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呢？1917年4月18日，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半年前，李大钊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要抗拒西洋、植独立自主之基的思想，强调这是“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为了动员全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1919年10月12日，李大钊《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任务，指出：“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它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它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它搏战，信它必可摧拉。”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悲惨时代，李大钊看出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和革命勇气。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李大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他迅速把目光转向俄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演说和文章。通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关系，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很快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
俄国十月革命是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取得成功的。“走俄国人的路”就要首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
——他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使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848年，第一次传入中国、见诸中文是1899年出现在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也就是说，在标志着古老中国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开的鸦片战争八年后，指导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这一科学理论就诞生了。为什么那时没有引起中国有志之士的重视呢？因为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因此，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担当，是从了解马克思主义入手的。
在留学日本回国后，李大钊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问题。他反复强调，谁要想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尽毕生之精力。他说：“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不过仅能就它已刊的著作中，把它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他教导人们：“研究马克思的学说，须得先把它的重要著作《资本论》有系统地研究起来。”1919年，他发表了《我的馬克思主义观》，公开宣称：“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在研究过程中，李大钊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理论。十月革命的实践，使他更加确信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他认为：“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
在传播过程中，李大钊注重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反思。后来，他概括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时说：“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他告诉人们：“社会党人的运动，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社会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进化；共产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革命。”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以夷制夷”的救国思路，李大钊给予彻底批判，他启发人们：“不可再蹈从前‘以夷制夷’的覆辙。‘以夷制夷’这句话里，不但含着许多失败、失望的痛史，并且实在可以表现民族的卑弱耻辱。无论以人制人，虎去狼来，受祸还是一样。就是幸而依人能求苟活，这种卑陋的生活，也终于自灭而已。试看从前的外交陈迹，那样不是这样失败的！”
李大钊还领导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公开论战。论战的实质是站在实用主义立场的改良主义的方法，还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的根本解决的方法之间的冲突。李大钊从世界史的关联性出发，指出了十月革命具有决定全世界未来动向的重大意义，分析了中国人在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正逐渐变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趋势，认为现在世界经济組织正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中国平民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受到的间接压迫，比各国工人阶级受到的直接压迫更沉重，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中，中国欲发展资本主义即使在理论上可能在实际上也行不通。再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来看，其他国家都已处在“社会主义阵营”地位，中国已没有时间按部就班地先从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不孤立地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的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李大钊提出的中国革命的纲领，在当时的中国先进分子中引起了共鸣。陈独秀曾在《社会主义批评》一文中断言：中国的将来只有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完全崩溃之前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困难是能够战胜也是必须战胜的。这样，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成为大势所趋。
——他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较早地发现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结合才能使科学理论正确指导实践。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定捍卫者，但从不盲从。在他的认知世界里，具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宇宙间充满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斗争推动着事物的变化。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相信社会是前进的，新事物肯定会比旧事物优胜。他在对西方代议政治表示怀疑的同时，就确信取而代之者必定是更为优胜的制度。这种优胜的制度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
当时，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偏于纸上空谈”。通过系统研究，李大钊比较早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指出：“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至于马氏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体系，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
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再次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这一重要论断为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国这片土地上，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根据。此后，李大钊指导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人，早上到北大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聚在一起讨论革命问题，并就“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问题进行辩论。这些学习活动，加深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强烈要求。这为后来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打下了基础。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新觉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辩证关系。后来，我们党不断纠正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共产国际指示上存在的机械教条错误，逐步走出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历史地看，李大钊的早期探索和理论贡献功不可没。 ——他提出“战争的胜利者究竟是民众”和“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等思想，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把人民疾苦放在第一位是李大钊早期思想的主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绝大功绩，就是指明“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在他看来，“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做民众运动的先驱者”，“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强调在经济上帮助人民。1919年8月17日，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解决群众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强调在政治上帮助群众。1921年1月15日，他在《自由与秩序》一文中，深刻阐述了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的关系。“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份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
强调重视发挥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1920年8月17日，他在《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一文中，断定“这次战争的胜利者，究竟是民众；这次战争的失败者，究竟是败于民众的面前”。他不仅重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直接从事工人运动，而且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生力军作用，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他说过，革命者要关心水深火热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要“去引导他们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
强调在处理内部关系上关心群众。1919年7月6日，他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关系，他指出：“总结一句话：我信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
李大钊的群众观点和群众意识，反映了他对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党的历史使命。在选择社会主义、筹备建党时，他就把立足点、落脚点放在维护人民的利益、发挥群众的历史作用上，为后来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他提出的“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和靠努力“打出一片光明”等观点，彰显了党在创立时期就具有的勇往直前、奋斗不息的战斗精神。
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前赴后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使李大钊早就看到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才能实现。1919年7月13日，在《真正的解放》一文中，他明确指出：“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們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这就提出了怎样实现民族解放的问题。他认为，民族解放是等不来的，是祈求不来的，敌人也绝不会“恩典”我们。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打败敌人，“自己解放自己”。然而，从反抗敌人的压迫到彻底打败敌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间会遇到各种困难、挫折甚至流血牺牲，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既要坚信正义的事业最终会取得胜利，又要看到最终的胜利是一个由量变到质量的过程，积小胜为大胜的过程，只有不懈奋斗，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才能不断缩短这个过程，争取胜利早日来临。
面对血与火的考验，为了激励人们长期斗争、最后胜利的信心，1918年11月，他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指出：“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他还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例指出：“俄国这次大革命，不是独独代表俄国精神，是代表人类共同的精神。……他的办法，虽然不能认为终极的理想境界，但他是革命的组织，是改造必经的阶段，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在这里，李大钊借用婴儿降生前给母体带来的苦痛，说明革命必须历经艰难才能迎来胜利的曙光；用俄国十月革命的事实说明，胜利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人民的自由生活是用革命者的鲜血换来的。
为了激发人民的革命斗志，李大钊率先成为一名战士，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说：“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险奇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远是成功的代价。”李大钊在北方的革命活动，严重地动摇了反动政府的统治基础。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就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由通缉他，由于他及时住进苏联驻华大使馆而躲过一劫。1926年3月，他又参与领导有10万群众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并组织2000人到国务院请愿。反动军警在段祺瑞政府门前广场上滥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李大钊没有被屠刀所吓倒，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京的共产党员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为了消灭共产党，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一周前，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突袭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在监狱里，敌人用尽种种刑罚，李大钊宁死不屈。在绞架下，李大钊发表最后的演说。他说：“不能因为今天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育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李大钊用智慧和激情表达了共产党人的初心，用生命和热血践行了共产党人的使命，他那勇往直前、奋斗不息的伟大精神永远镌刻在党的旗帜上。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本文选自：党史文苑 2018年02期）
中华再造 今日为世界再造之初，中华再造之始。
——李大钊 《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15日）
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 吾族少年所当昭示其光华之理想、崇严之精神者，不在龂龂辩证白首中华之不死，而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华之再生；不在保持老大中華之苟延残喘，而在促进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
——李大钊 《新中华民族主义》（1917年2月19日）
民族可以复活 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庸讳言。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亦为吾人所肯认。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
——李大钊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6—7月）
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 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
——李大钊 《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
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 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李大钊 《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 《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
要靠自己努力打出一道光明来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李大钊 《真正的解放》（1919年7月13日）
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它的人给它的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它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李大钊 《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
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它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它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
——李大钊 《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
人民群众中蕴藏巨大力量 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它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它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它搏战，信它必可摧拉。
——李大钊 《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1919年10月12日）
战争的胜利者究竟是民众 我们认定这次战争的胜利者，究竟是民众；这次战争的失败者，究竟是败于民众的面前。这次战争，完全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动荡中的过程，也就是辛亥以还革命运动的持续，方将日进而未已，断断不可仅认作军阀自残的战争，没却自己的势力。固然有些私利的关系，因缘附凑于其间，但是真实胜利者，只是我们民众，其余的分子，不过是攀缘他的一种附属品。倘若这种附属品不自知此理，而僭夺民众的胜利以自豪，则其覆亡之速，比袁、段更甚。我们应该自凭其胜利而勇进，以建树未竟的事业。我们要这次战争的军前胜利者，自己了解他不过是一个效忠于民众大本营前的先驱，以后要始终听民众的指挥，为民众效命。 ——李大钊 《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1920年8月17日）
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 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
——李大钊 《自由与秩序》（1921年1月15日）
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 此次俄国革命，足以表示全世界人类共同的精神。它的办法，虽然不能认为终极的理想境界，但它是革命的组织，是改造必经的阶段，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
——李大钊 《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1921年3月21日）
专家解读：共产党人初心的早期表达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句话生动概括了李大钊在创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解放和发展道路等最初设想和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早期表达，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整个党。
——他的“民族解放”“民族再造”“民族复活”等思想，是我们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早期表达，是催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原因。
孙中山是第一个响亮喊出“振兴中华”口号的爱国者。早在1894年11月，他就组织成立兴中会，取“振兴中华”之意，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作为立会宗旨。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发动了辛亥革命。这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2000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但革命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中国面貌依然没有得到改变。
李大钊自幼就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后来回忆说，1907年，“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校六年，他深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亦日益腾高。”那时，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均是自费，李大钊由于家境贫困，所需学费只得靠夫人典当挪借，勉强得以维系。走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日本留学三年，他的最大收获是，“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1916年回国后，李大钊决心为挽救“神州陆沉”，为“再造中华”而努力奋斗。他把明朝因抗御强暴、反对权奸而惨遭杀害的杨继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诗句，改造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励己志。
李大钊从辛亥革命的结果认识到靠孙中山的国民党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法完成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因此，1916年5月，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鲜明地提出“再造神州”“中华再造”“再造中国”等思想。他指出：“今日为世界再造之初，中华再造之始。”要“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弃白首之我，迎青年之我；弃专制之我，迎立宪之我；俾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我不负此中国，中国即不负此河山”。
李大钊提出的适合中国的新体制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呢？1917年4月18日，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半年前，李大钊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要抗拒西洋、植独立自主之基的思想，强调这是“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为了动员全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1919年10月12日，李大钊《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任务，指出：“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它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它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它搏战，信它必可摧拉。”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悲惨时代，李大钊看出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和革命勇气。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李大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他迅速把目光转向俄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演说和文章。通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关系，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很快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
俄国十月革命是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取得成功的。“走俄国人的路”就要首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
——他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使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848年，第一次传入中国、见诸中文是1899年出现在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也就是说，在标志着古老中国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开的鸦片战争八年后，指导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这一科学理论就诞生了。为什么那时没有引起中国有志之士的重视呢？因为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因此，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担当，是从了解马克思主义入手的。
在留学日本回国后，李大钊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问题。他反复强调，谁要想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尽毕生之精力。他说：“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不过仅能就它已刊的著作中，把它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他教导人们：“研究马克思的学说，须得先把它的重要著作《资本论》有系统地研究起来。”1919年，他发表了《我的馬克思主义观》，公开宣称：“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在研究过程中，李大钊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理论。十月革命的实践，使他更加确信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他认为：“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
在传播过程中，李大钊注重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反思。后来，他概括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时说：“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他告诉人们：“社会党人的运动，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社会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进化；共产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革命。”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以夷制夷”的救国思路，李大钊给予彻底批判，他启发人们：“不可再蹈从前‘以夷制夷’的覆辙。‘以夷制夷’这句话里，不但含着许多失败、失望的痛史，并且实在可以表现民族的卑弱耻辱。无论以人制人，虎去狼来，受祸还是一样。就是幸而依人能求苟活，这种卑陋的生活，也终于自灭而已。试看从前的外交陈迹，那样不是这样失败的！”
李大钊还领导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公开论战。论战的实质是站在实用主义立场的改良主义的方法，还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的根本解决的方法之间的冲突。李大钊从世界史的关联性出发，指出了十月革命具有决定全世界未来动向的重大意义，分析了中国人在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正逐渐变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趋势，认为现在世界经济組织正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中国平民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受到的间接压迫，比各国工人阶级受到的直接压迫更沉重，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中，中国欲发展资本主义即使在理论上可能在实际上也行不通。再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来看，其他国家都已处在“社会主义阵营”地位，中国已没有时间按部就班地先从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不孤立地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的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李大钊提出的中国革命的纲领，在当时的中国先进分子中引起了共鸣。陈独秀曾在《社会主义批评》一文中断言：中国的将来只有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完全崩溃之前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困难是能够战胜也是必须战胜的。这样，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成为大势所趋。
——他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较早地发现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结合才能使科学理论正确指导实践。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定捍卫者，但从不盲从。在他的认知世界里，具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宇宙间充满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斗争推动着事物的变化。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相信社会是前进的，新事物肯定会比旧事物优胜。他在对西方代议政治表示怀疑的同时，就确信取而代之者必定是更为优胜的制度。这种优胜的制度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
当时，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偏于纸上空谈”。通过系统研究，李大钊比较早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指出：“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至于马氏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体系，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
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再次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这一重要论断为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国这片土地上，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根据。此后，李大钊指导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人，早上到北大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聚在一起讨论革命问题，并就“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问题进行辩论。这些学习活动，加深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强烈要求。这为后来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打下了基础。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新觉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辩证关系。后来，我们党不断纠正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共产国际指示上存在的机械教条错误，逐步走出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历史地看，李大钊的早期探索和理论贡献功不可没。 ——他提出“战争的胜利者究竟是民众”和“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等思想，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把人民疾苦放在第一位是李大钊早期思想的主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绝大功绩，就是指明“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在他看来，“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做民众运动的先驱者”，“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强调在经济上帮助人民。1919年8月17日，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解决群众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强调在政治上帮助群众。1921年1月15日，他在《自由与秩序》一文中，深刻阐述了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的关系。“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份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
强调重视发挥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1920年8月17日，他在《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一文中，断定“这次战争的胜利者，究竟是民众；这次战争的失败者，究竟是败于民众的面前”。他不仅重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直接从事工人运动，而且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生力军作用，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他说过，革命者要关心水深火热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要“去引导他们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
强调在处理内部关系上关心群众。1919年7月6日，他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关系，他指出：“总结一句话：我信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
李大钊的群众观点和群众意识，反映了他对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党的历史使命。在选择社会主义、筹备建党时，他就把立足点、落脚点放在维护人民的利益、发挥群众的历史作用上，为后来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他提出的“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和靠努力“打出一片光明”等观点，彰显了党在创立时期就具有的勇往直前、奋斗不息的战斗精神。
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前赴后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使李大钊早就看到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才能实现。1919年7月13日，在《真正的解放》一文中，他明确指出：“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們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这就提出了怎样实现民族解放的问题。他认为，民族解放是等不来的，是祈求不来的，敌人也绝不会“恩典”我们。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打败敌人，“自己解放自己”。然而，从反抗敌人的压迫到彻底打败敌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间会遇到各种困难、挫折甚至流血牺牲，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既要坚信正义的事业最终会取得胜利，又要看到最终的胜利是一个由量变到质量的过程，积小胜为大胜的过程，只有不懈奋斗，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才能不断缩短这个过程，争取胜利早日来临。
面对血与火的考验，为了激励人们长期斗争、最后胜利的信心，1918年11月，他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指出：“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他还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例指出：“俄国这次大革命，不是独独代表俄国精神，是代表人类共同的精神。……他的办法，虽然不能认为终极的理想境界，但他是革命的组织，是改造必经的阶段，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在这里，李大钊借用婴儿降生前给母体带来的苦痛，说明革命必须历经艰难才能迎来胜利的曙光；用俄国十月革命的事实说明，胜利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人民的自由生活是用革命者的鲜血换来的。
为了激发人民的革命斗志，李大钊率先成为一名战士，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说：“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险奇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远是成功的代价。”李大钊在北方的革命活动，严重地动摇了反动政府的统治基础。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就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由通缉他，由于他及时住进苏联驻华大使馆而躲过一劫。1926年3月，他又参与领导有10万群众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并组织2000人到国务院请愿。反动军警在段祺瑞政府门前广场上滥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李大钊没有被屠刀所吓倒，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京的共产党员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为了消灭共产党，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一周前，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突袭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在监狱里，敌人用尽种种刑罚，李大钊宁死不屈。在绞架下，李大钊发表最后的演说。他说：“不能因为今天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育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李大钊用智慧和激情表达了共产党人的初心，用生命和热血践行了共产党人的使命，他那勇往直前、奋斗不息的伟大精神永远镌刻在党的旗帜上。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本文选自：党史文苑 2018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