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叫陳凤英，她有1/4的马来西亚血统，没有读过书，但人很好，十分朴实，几十年洗衣煮饭，帮我操持这个家。她几乎不出去购物，她穿的衣服、鞋子包括家里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买的。不过，我现在所有财产都记在她的名下，人家说这个公司是曹德旺的，但从法律关系上说是我妻子的。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呢？这是因为在我还没有富起来的时候，曾经对婚姻徘徊过。
　　我们的结合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前两个人连面都没见过，仅仅看过一张很小的黑白照片，所以我们没有经历过谈恋爱的过程。结婚那一年是1969年，当时家里非常穷，生活很苦。
　　刚一结婚，我就把她的嫁妆全部卖掉了，这些钱成为我做生意最初的本钱。有了这些钱我开始种植白木耳，然后拿到江西去卖，来回一趟可以赚七八百元钱。而她在家里伺候我生病的母亲，一年到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这就是我们的“新婚燕尔”，但她一句怨言也没有。
　　没有想到，才跑第四趟，货就被人家扣了，不但本钱赔了进去，还欠了村里人1000多元。很多人来向我要债，家里能卖的东西全都卖掉了，最后只剩下一小间房子，我对那些上门要债的人说：你们要是能拿走，也拿去。
　　当时我就对妻子说：我现在一无所有，只余下一个人，实在不行，你可以再嫁人。我丈母娘说：“胡说八道，你这么聪明，困难一定会渡过的，你放心回去吧，老婆孩子我给你养着。”
　　后来，我遇到了另一个女人，一个让我想把家都扔掉的女人。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好转，不像刚结婚时那样拮据。不过，虽然我做推销赚到一些钱，但也只是一个富裕起来的农民而已，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能被称得上事业的企业。就在那个时候，我在明溪（福建省明溪县）爱上了一个女人。她很年轻，大约二十四五岁，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我们都很投入，彼此觉得找到了一生的知音。
　　当时我写信给妻子，向她表明心迹。她不识字，信是我妹妹读给她听的。后来等我回到家，她也只是说：“我知道配不上你，知道你是会走掉的，你如果真要走，就把房子和3个孩子留下来给我。”我听了又觉得非常对不起妻子。
　　我面临着一个选择。一面是结发妻子，她为我默默奉献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永远无条件地信任我；另一面是红颜知己，我们有刻骨铭心的感情，有共同语言。我那时很苦闷，不知道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后来我就去做调查，了解别人的生活。
　　我选了100对有代表性的夫妻，有工人、医生、干部、老师，也有老板，我发现并不是我一个人对家庭不满意。让我感触比较深的是福州水表厂的一个朋友，他和太太两个人，一个是科长，一个是团干部，可谓郎才女貌，他们是谈了3年恋爱才结婚的，在我看来，应该幸福得不得了。然而，在我跟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以后，才知道双方都对家庭不太满意，两个人互相指责起来，不满情绪一点儿不比我的少。
　　当时我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家庭是绝对幸福的。于是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想通了——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受着不同的教育，就会形成各自不同的观念，谈恋爱时，可能是求同存异，一旦真正生活到一起，就会有很多问题。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要去考虑换家庭的事。想通之后，我就回到家乡专心去办玻璃厂了。
　　后来我慢慢悟到，两个人从素昧平生到成为一家人，这是缘分，应该好好珍惜、和睦相处，有困难的时候同舟共济，发达之后更要不离不弃。
　　我还有一个看法，就是男女之间还是要有真感情，像我和妻子，虽然直到现在我们也很少有时间交流感情，可她和我是患难夫妻，我们一起经过很多事情，这就是感情。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很少去刻意培养感情，像电视剧里那样，送让对方惊喜的礼物或者相约吃个烛光晚餐、在月光下说些缠绵悱恻的话，我们都没有过。我们的感情就像涓涓溪流一样，无声无息。
　　一想到妻子嫁给我时还是一个纯朴的少女，这么多年，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她都始终如一地信任我，我就觉得有义务要尽到自己的责任，所以把所有财产都放在她的名下，我要让她觉得安心，这辈子有依靠。我们虽然没有那些激情如火的海誓山盟，但毕竟是携手从青春走到白发，中间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都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一种血脉相连的感情，没有经历过的人体会不到。
　　许多人为了做事业，经常要处理家庭和工作的矛盾，可是对我来说，这个矛盾根本不存在。妻子从来不会要求我这个要求我那个，她不需要我去哄她。现在想一想，这种安静本分的感情难道不是一个专心做事的人最需要的感情吗？